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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永乖隔
今年是先师许绍早先生80冥寿,他离开诸弟子,已有13个年头了。
1978年我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入学后同学们私下传说最多的本系名师,除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英雄赞歌》闻名的老诗人公木,便是许先生了。关于他的故事颇有一些传奇色彩。譬如说他是王力先生得意的高足,一毕业便被王先生召到北大进修。他还是讲师时,王先生来信,信封上赫然是“许绍早教授”。想来自是他老人家认可许先生而暗讽职称评定。
这些传闻,没有谁向先生求证过。不过,王力先生主编《汉语史稿》时,的确曾特意借调许先生担任其助手,并让他负责中、下册近半篇幅的撰写。这些都确凿地记在了王先生的《跋》里。
曾见詹伯慧先生回忆,1946年抗战结束,王力先生从西南联大回北方去,路过广州。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习惯是,但凡有人才从广东过都会极力挽留。他请王力先生担任中大文学院的院长,王先生开出的条件是要办语言学系。校长一口答应。许先生是1948年考入该系的,而詹先生正是他的同窗。
许先生给77级开选修课时我读大三,旁听方才得见传说中的先生,面容清癯,略显瘦削。限于我的粗浅学识,先生的讲授有些地方听得懵懂,但也常常有醍醐灌顶的惊喜收获。譬如讲“古无轻唇音”,先生举“赵各庄”其实就是“赵家庄”的例子,过耳不忘。
临毕业时,我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考试。许先生那年不招生,最后报的是杭州大学姜亮夫、蒋礼鸿诸先生的训诂学。本校当时不在本科阶段开设相关的课程,复习中自然遇到许多困难,老师们一致推荐去请教许先生。据说先生每天下午必睡足午觉后才肯接待访客,但我贸然登门说明来意,先生却说随时可以去,两点之后即可。之后的求教总是这样:久思不解的问题,先生几句话便能中的,顿时点透;三言两语,纠结之处,涣然冰释。
后来收到杭州大学“你已达到我校录取标准,名额已满,不予录取”的通知,几经周折,回到家乡一所财经类大学任教。两年后考取先生的研究生,成为入室弟子。
许先生长于语法研究的定量分析,作为后辈,私下以为,他对师祖王力先生纵横捭阖、开宗立派的学术风格,并不很接近,反和重视细节入手的吕叔湘先生颇有切合。也是传闻,说许先生到吕先生家去不必预先打招呼,享推门而入之礼遇。
先生一生著述不丰,且多为讨论具体语法现象的单篇论文。即便只是这些单篇,也由于他对发表所持的谨慎态度,留连于反复修订,数目无多。正因为此,学界一直关注的他的《近代汉语史》,尤其是其中语法史的专项研究,终未形成体系性专书。这自然是先生乃至学界的遗憾,也使得他的声名与学术造诣的不相匹配,只有行内人才知晓。这种精审的治学态度,和时下某些未必有所持论却高头讲章源源罗列的“学术风向”恰成对照。
大约也是因此,弟子们提起先生,都不免敬畏。师妹武振玉如今已是博士生导师,那时去先生家请教,时常拉上我这不成器的师兄作陪。其实先生对她并不严厉,但学生心中的景仰,的确会造成某种不安。仔细想来,先生的风范其实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君子气象。
那时前届师兄徐正考留校刚结婚,住房就是研究生宿舍的一个单间。有次先生去看他,谈得晚了,赶上午饭。弟子们都知道先生从不在学生家吃饭,但那天正考兄几番坚持,先生情绪也好,破例留了下来。正考太太和师兄弟几个临时抓弄了几个菜,书桌上大盆小碗,大家围坐,倒是先生谈笑风生,令弟子们真切体验到了他的亲切。
另一与学问上的严谨相映成趣的是,先生在家竟是主持厨灶的妇男——其中或有师母身体不好的原因。于是时常见先生手提篮子前往菜市,课间闲谈时,于米面肉蛋价格之浮动,如数家珍。
某年暑假,祖籍广东阳江的先生返粤探亲。许家本是广东世家,亲友们的款待,自是常情。回来后谈起广州饮食,先生慨叹已经不能适应那边的生活,并且特意举例:那边是要吃活鱼的!某亲戚买下一条草鱼,养在盆中,后来发现不够活泛,竟要另买。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方,的确有些天方夜谈的意思。
硕士毕业后,接到先生的第一封来信,抬头竟然称我为“吾弟”,惶恐万分,心中只好将此“弟”理解为“弟子”,方才释然。
大约在1996年,得便回到母校,特意拉上正考兄,到先生家拜见。之前正考兄特意叮嘱,先生近来身体不大好,不要坐太长时间。可进门后,先生拉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因为怕耽误先生休息,没有和先生、师母交谈多久就起身告辞,先生颇为不舍。这和他老人家的一贯风格大为不同。当时心中也感到意外,却未想到自己如此匆匆而去,与先生竟成永诀。想起此事至今每每叹息。
过去看古人诗,读到“存亡永乖隔”,总觉说得太平淡了。然而,对故去者的挂念,最平淡的,其实才最是割舍不下。我对先师的怀念,于此正可谓心有戚戚焉。
今年是先师许绍早先生80冥寿,他离开诸弟子,已有13个年头了。
1978年我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入学后同学们私下传说最多的本系名师,除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英雄赞歌》闻名的老诗人公木,便是许先生了。关于他的故事颇有一些传奇色彩。譬如说他是王力先生得意的高足,一毕业便被王先生召到北大进修。他还是讲师时,王先生来信,信封上赫然是“许绍早教授”。想来自是他老人家认可许先生而暗讽职称评定。
这些传闻,没有谁向先生求证过。不过,王力先生主编《汉语史稿》时,的确曾特意借调许先生担任其助手,并让他负责中、下册近半篇幅的撰写。这些都确凿地记在了王先生的《跋》里。
曾见詹伯慧先生回忆,1946年抗战结束,王力先生从西南联大回北方去,路过广州。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习惯是,但凡有人才从广东过都会极力挽留。他请王力先生担任中大文学院的院长,王先生开出的条件是要办语言学系。校长一口答应。许先生是1948年考入该系的,而詹先生正是他的同窗。
许先生给77级开选修课时我读大三,旁听方才得见传说中的先生,面容清癯,略显瘦削。限于我的粗浅学识,先生的讲授有些地方听得懵懂,但也常常有醍醐灌顶的惊喜收获。譬如讲“古无轻唇音”,先生举“赵各庄”其实就是“赵家庄”的例子,过耳不忘。
临毕业时,我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考试。许先生那年不招生,最后报的是杭州大学姜亮夫、蒋礼鸿诸先生的训诂学。本校当时不在本科阶段开设相关的课程,复习中自然遇到许多困难,老师们一致推荐去请教许先生。据说先生每天下午必睡足午觉后才肯接待访客,但我贸然登门说明来意,先生却说随时可以去,两点之后即可。之后的求教总是这样:久思不解的问题,先生几句话便能中的,顿时点透;三言两语,纠结之处,涣然冰释。
后来收到杭州大学“你已达到我校录取标准,名额已满,不予录取”的通知,几经周折,回到家乡一所财经类大学任教。两年后考取先生的研究生,成为入室弟子。
许先生长于语法研究的定量分析,作为后辈,私下以为,他对师祖王力先生纵横捭阖、开宗立派的学术风格,并不很接近,反和重视细节入手的吕叔湘先生颇有切合。也是传闻,说许先生到吕先生家去不必预先打招呼,享推门而入之礼遇。
先生一生著述不丰,且多为讨论具体语法现象的单篇论文。即便只是这些单篇,也由于他对发表所持的谨慎态度,留连于反复修订,数目无多。正因为此,学界一直关注的他的《近代汉语史》,尤其是其中语法史的专项研究,终未形成体系性专书。这自然是先生乃至学界的遗憾,也使得他的声名与学术造诣的不相匹配,只有行内人才知晓。这种精审的治学态度,和时下某些未必有所持论却高头讲章源源罗列的“学术风向”恰成对照。
大约也是因此,弟子们提起先生,都不免敬畏。师妹武振玉如今已是博士生导师,那时去先生家请教,时常拉上我这不成器的师兄作陪。其实先生对她并不严厉,但学生心中的景仰,的确会造成某种不安。仔细想来,先生的风范其实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君子气象。
那时前届师兄徐正考留校刚结婚,住房就是研究生宿舍的一个单间。有次先生去看他,谈得晚了,赶上午饭。弟子们都知道先生从不在学生家吃饭,但那天正考兄几番坚持,先生情绪也好,破例留了下来。正考太太和师兄弟几个临时抓弄了几个菜,书桌上大盆小碗,大家围坐,倒是先生谈笑风生,令弟子们真切体验到了他的亲切。
另一与学问上的严谨相映成趣的是,先生在家竟是主持厨灶的妇男——其中或有师母身体不好的原因。于是时常见先生手提篮子前往菜市,课间闲谈时,于米面肉蛋价格之浮动,如数家珍。
某年暑假,祖籍广东阳江的先生返粤探亲。许家本是广东世家,亲友们的款待,自是常情。回来后谈起广州饮食,先生慨叹已经不能适应那边的生活,并且特意举例:那边是要吃活鱼的!某亲戚买下一条草鱼,养在盆中,后来发现不够活泛,竟要另买。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方,的确有些天方夜谈的意思。
硕士毕业后,接到先生的第一封来信,抬头竟然称我为“吾弟”,惶恐万分,心中只好将此“弟”理解为“弟子”,方才释然。
大约在1996年,得便回到母校,特意拉上正考兄,到先生家拜见。之前正考兄特意叮嘱,先生近来身体不大好,不要坐太长时间。可进门后,先生拉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因为怕耽误先生休息,没有和先生、师母交谈多久就起身告辞,先生颇为不舍。这和他老人家的一贯风格大为不同。当时心中也感到意外,却未想到自己如此匆匆而去,与先生竟成永诀。想起此事至今每每叹息。
过去看古人诗,读到“存亡永乖隔”,总觉说得太平淡了。然而,对故去者的挂念,最平淡的,其实才最是割舍不下。我对先师的怀念,于此正可谓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