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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群众报》，1940年3月25日创办于延安，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名。1948年1月10日，报纸改名为《群众日报》。1954年改为《陕西日报》。作为一份专为陕甘宁边区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阅读的通俗化、大众化报纸，深受边区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光辉篇章。
以下是笔者通过分析《边区群众报》创刊初期的样本（见表一），呈现《边区群众报》诞生的时代背景。
《边区群众报》创办初期5期周报新闻标题统计表（1941年7月20日～8月17日）（表一）说明：
《边区群众报》于1940年3月25日，创办初期是四开两版，十天一期的旬刊，第10期以后，改为四开四版的周报。统计表是从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查阅整理得到的，由于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料是从1941年5期周报开始的，如下：1941年：第六十二期 三十年七月二十日；第六十三期 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六十四期 三十年八月三日；第六十五期 三十年八月十日；第六十六期 三十年八月十七日。所以本文是基于以上5期创刊初期样本，来分析揭示《边区群众报》诞生的政治因素、边区自身因素以及毛泽东思想这一主观因素。笔者认为此分析法可以支持论证本文观点。
一、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呼声高涨，中国共产党也急需向外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1]达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2]的团结抗战局面。这一时期，“抗战”成为中国民众的中心任务，报刊成为宣传抗战、鼓舞抗战的号角。
表一第二版内容充分显示了严峻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国际方面，有令人振奋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部胜利，也有法西斯顽固统治国家的政府动态以及在战争中的失利，还有仍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战争状况；国内方面，有敌人占领区痛苦生活的呈现，也有亲日分子与亲德派的丑恶行为，还有我军对敌作战的情况。由表一分析得知，在陕甘宁边区，面对残酷的战争现实，军民十分渴望及时了解战争有关信息，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各地党组织也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群众性舆论工具进行广泛动员，这些客观的需要，催促着《边区群众报》的诞生。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提高党的宣传工作的质量问题》的文件。指出“三年来，党对整个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抓得不紧，工作不深入。……党的宣传教育在乡村中是极不活跃极不深入的，许多重要问题甚至党的决议，一传达到乡村就变得极其简单、抽象，甚至错。……在各种动员工作中亦缺乏耐心的说服，缺乏生动的具体材料，而只是一些简单的动员口号比如对于敌人的政治阴谋与军事进攻，顽固分子破坏边区的各种事实，以及这些问题与边区人民的利害关系等等，是说得及不详细极不清楚的，因而群众中的太平观念易于产生，动员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方式也易发生了”，[3]为了有效地解决存在的问题，文件最后指出：“边委计划在最短期内出版一通俗的小报，以便于乡村中识字一千左右的乡级干部、小学教师、识字组长以及不断以消灭文盲运动中出来的非文盲，有一个经常的读物来继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准”。[4]
在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需要能够广泛动员、团结抗战的舆论先锋，《边区群众报》诞生并做了这个先锋。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建设
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部分区域，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属黄土高原地貌，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自古以来是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进行边区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领导和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政治中心。然而，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社会经济上却异常的落后。
一方面，边区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发展严重滞后。根据表一第六十三期的第一版“绥德发起一两米运动”、“×阳决定救灾紧急办法”和第三版“努力救灾工作”、第四版“互助友爱 救济灾荒！”，第六十四期的第一版“靖边政府救灾办法好”，第六十五期的第一版“志丹县努力救灾”以及第六十六期的第一版“甘泉遭受了冰雹”、“努力救灾荒”，统计分析，五期周报，7次提到灾荒，1次还是提节约，可见边区农业的落后。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根据表一统计，有10次提到“运盐”，工业的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涉及。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反共活动日益表面化，对边区实行经济大封锁，1940年至1941年边区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5]
因此，改变边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巩固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地位，除需加快边区的社会经济建设之外，发挥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化教育普及提高的需要
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西北，由于历史地理条件限制，新思想、新文化对边区影响不是很大，绝大部分地区文盲大量存在，封建迷信、生活陋习随处可见。
据表一，透过“开办保育人员培训班”、“加强乡下的防疫卫生工作”，“反对买卖婚姻”、“大谦儿反对买卖婚姻 上陇东中学念书去了”，“改正干部的迷信”、“关老爷杀瘟疫鬼”，“预防牲畜不生病的方法”、“啥叫营养素”等内容分析，边区的文化教育十分滞后。
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曾这样描绘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状况：“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6] 由此可见，党和政府急需通过一份通俗报纸对边区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引导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改变愚昧落后。《边区群众报》正是作为这样一份通俗报纸出现在边区的。
三、毛泽东思想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
在边区流行这样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会走路；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这个生动形象的谜语说的就是《边区群众报》。它作为陕甘宁边区基层报刊的杰出代表，实事求是，目光向下，以通俗化、大众化而著称。
据表一观察，第一版中第六十三期“机关干部 帮助群众收麦”、 第六十四期“王司令下命令 欠群众的账限期还清”与第六十五期“ 朱总司令林主席布告 不准强拉运盐牲口”，还有第六十六期第二版工作经验栏目“怎样深入群众工作”，这些内容上充分反映了《边区群众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细腻心思。另外，在表一第四版大众文艺栏目与漫画栏目的有趣设置和精彩内容上看，《边区群众报》对大众文艺确实花了心思，也下了功夫。
据周文夫人郑育之回忆，“毛主席亲切地向周文询问了30年代左翼文坛和文言文、白话文、大众语等方面争论的情况。毛主席还谈了边区群众文化程度低，文盲多，应采取措施普及和提高文化的问题，鼓励周文筹建‘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一份适合群众需要的通俗化报纸，并提议报纸名就叫《边区群众报》。”[7]这段回忆说明《边区群众报》的诞生以及“目光向下，重在群众”办报思想与毛泽东密切关联。
出版一份大众化报纸是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初期思想的具体体现。1940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著中毛泽东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当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8]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9]“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0]
因此，受到毛泽东思想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边区群众报》必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先进理论的指导下诞生，始终坚持目光向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新华出版社，1983.40.
[2]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A].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355.
[3][4]见《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一1941年）[Z]，中央档案馆和陕西省档案馆编，1994.
[5]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A].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892.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66.
[7]杨锦章.周文对大众化报纸的杰出贡献[A].张大明编：钟情大众——周文纪念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摘自《中国文化（影印本）》，人民出版社影印，新华书店内部发行，1966.22-24.
[9][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851、853.
本文为2011年北京市创新人才资助计划：《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2011D005016000004）的阶段生成果。
以下是笔者通过分析《边区群众报》创刊初期的样本（见表一），呈现《边区群众报》诞生的时代背景。
《边区群众报》创办初期5期周报新闻标题统计表（1941年7月20日～8月17日）（表一）说明：
《边区群众报》于1940年3月25日，创办初期是四开两版，十天一期的旬刊，第10期以后，改为四开四版的周报。统计表是从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查阅整理得到的，由于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料是从1941年5期周报开始的，如下：1941年：第六十二期 三十年七月二十日；第六十三期 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六十四期 三十年八月三日；第六十五期 三十年八月十日；第六十六期 三十年八月十七日。所以本文是基于以上5期创刊初期样本，来分析揭示《边区群众报》诞生的政治因素、边区自身因素以及毛泽东思想这一主观因素。笔者认为此分析法可以支持论证本文观点。
一、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呼声高涨，中国共产党也急需向外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1]达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2]的团结抗战局面。这一时期，“抗战”成为中国民众的中心任务，报刊成为宣传抗战、鼓舞抗战的号角。
表一第二版内容充分显示了严峻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国际方面，有令人振奋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部胜利，也有法西斯顽固统治国家的政府动态以及在战争中的失利，还有仍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战争状况；国内方面，有敌人占领区痛苦生活的呈现，也有亲日分子与亲德派的丑恶行为，还有我军对敌作战的情况。由表一分析得知，在陕甘宁边区，面对残酷的战争现实，军民十分渴望及时了解战争有关信息，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各地党组织也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群众性舆论工具进行广泛动员，这些客观的需要，催促着《边区群众报》的诞生。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提高党的宣传工作的质量问题》的文件。指出“三年来，党对整个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抓得不紧，工作不深入。……党的宣传教育在乡村中是极不活跃极不深入的，许多重要问题甚至党的决议，一传达到乡村就变得极其简单、抽象，甚至错。……在各种动员工作中亦缺乏耐心的说服，缺乏生动的具体材料，而只是一些简单的动员口号比如对于敌人的政治阴谋与军事进攻，顽固分子破坏边区的各种事实，以及这些问题与边区人民的利害关系等等，是说得及不详细极不清楚的，因而群众中的太平观念易于产生，动员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方式也易发生了”，[3]为了有效地解决存在的问题，文件最后指出：“边委计划在最短期内出版一通俗的小报，以便于乡村中识字一千左右的乡级干部、小学教师、识字组长以及不断以消灭文盲运动中出来的非文盲，有一个经常的读物来继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准”。[4]
在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需要能够广泛动员、团结抗战的舆论先锋，《边区群众报》诞生并做了这个先锋。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建设
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部分区域，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属黄土高原地貌，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自古以来是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进行边区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领导和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政治中心。然而，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社会经济上却异常的落后。
一方面，边区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发展严重滞后。根据表一第六十三期的第一版“绥德发起一两米运动”、“×阳决定救灾紧急办法”和第三版“努力救灾工作”、第四版“互助友爱 救济灾荒！”，第六十四期的第一版“靖边政府救灾办法好”，第六十五期的第一版“志丹县努力救灾”以及第六十六期的第一版“甘泉遭受了冰雹”、“努力救灾荒”，统计分析，五期周报，7次提到灾荒，1次还是提节约，可见边区农业的落后。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根据表一统计，有10次提到“运盐”，工业的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涉及。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反共活动日益表面化，对边区实行经济大封锁，1940年至1941年边区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5]
因此，改变边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巩固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地位，除需加快边区的社会经济建设之外，发挥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化教育普及提高的需要
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西北，由于历史地理条件限制，新思想、新文化对边区影响不是很大，绝大部分地区文盲大量存在，封建迷信、生活陋习随处可见。
据表一，透过“开办保育人员培训班”、“加强乡下的防疫卫生工作”，“反对买卖婚姻”、“大谦儿反对买卖婚姻 上陇东中学念书去了”，“改正干部的迷信”、“关老爷杀瘟疫鬼”，“预防牲畜不生病的方法”、“啥叫营养素”等内容分析，边区的文化教育十分滞后。
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曾这样描绘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状况：“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6] 由此可见，党和政府急需通过一份通俗报纸对边区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引导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改变愚昧落后。《边区群众报》正是作为这样一份通俗报纸出现在边区的。
三、毛泽东思想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
在边区流行这样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会走路；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这个生动形象的谜语说的就是《边区群众报》。它作为陕甘宁边区基层报刊的杰出代表，实事求是，目光向下，以通俗化、大众化而著称。
据表一观察，第一版中第六十三期“机关干部 帮助群众收麦”、 第六十四期“王司令下命令 欠群众的账限期还清”与第六十五期“ 朱总司令林主席布告 不准强拉运盐牲口”，还有第六十六期第二版工作经验栏目“怎样深入群众工作”，这些内容上充分反映了《边区群众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细腻心思。另外，在表一第四版大众文艺栏目与漫画栏目的有趣设置和精彩内容上看，《边区群众报》对大众文艺确实花了心思，也下了功夫。
据周文夫人郑育之回忆，“毛主席亲切地向周文询问了30年代左翼文坛和文言文、白话文、大众语等方面争论的情况。毛主席还谈了边区群众文化程度低，文盲多，应采取措施普及和提高文化的问题，鼓励周文筹建‘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一份适合群众需要的通俗化报纸，并提议报纸名就叫《边区群众报》。”[7]这段回忆说明《边区群众报》的诞生以及“目光向下，重在群众”办报思想与毛泽东密切关联。
出版一份大众化报纸是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初期思想的具体体现。1940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著中毛泽东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当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8]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9]“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0]
因此，受到毛泽东思想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边区群众报》必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先进理论的指导下诞生，始终坚持目光向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新华出版社，1983.40.
[2]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A].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355.
[3][4]见《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一1941年）[Z]，中央档案馆和陕西省档案馆编，1994.
[5]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A].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892.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66.
[7]杨锦章.周文对大众化报纸的杰出贡献[A].张大明编：钟情大众——周文纪念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摘自《中国文化（影印本）》，人民出版社影印，新华书店内部发行，1966.22-24.
[9][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851、853.
本文为2011年北京市创新人才资助计划：《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2011D005016000004）的阶段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