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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九十年代诗歌”只有自觉纳入到九十年代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总体性”“场域”之中，在部分与整体的互相关照下，才会呈现出诗歌从内部到外部的形象完整性，研究实践才可能认清“九十年代诗歌”的真实来路。
关键词：“日常性” “叙事性” “90年代诗歌”
一.“日常性”：转变与断裂
1993年2月5号，欧阳江河写下了《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①一文，对九十年代初的诗歌写作进行了整体的把握和描摹，更重要的是在于，它说出了一种差别和变化：“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欧阳江河站立的位置是1993年，它所针对的是整个八十年代，不仅仅是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而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语境”。但至少，九十年代确实不一样了。而当代诗歌一个饶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写作与写作的命名是同时展开的，诗人既在写作，又在寻找追认“写作”。关于这种变化，不是欧阳江河一个人的自觉，而是更多诗人的共同感受，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变化的真实性、可以被言说的有效性。有关“叙事性”到底是首先由谁提出的，可能已无法考求。但“叙事性”是如何被建构的，却是清晰明了。1997年，程光炜发表了《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90年代诗歌：叙事策略及其他》、《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叙事性”作为“九十年代诗歌”美学转向的具体性，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角度提出了“叙事性”所对应的“文化态度、眼光、心情、知识的转变，或者说人生态度的转变。”②但我认为，“叙事性”远远不是知识“型构”的问题，或者说，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继续追问下去，这种知识“型构”是如何被塑造的，“型构”与“叙事性”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对应、以及怎样的对应，这样一来，问题就被引向了另外的多面。那就是，写作面貌的转变首先对应的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写作方式实际上又是写作观念的引申，而“要改变世界，必须先改变建造世界的方式，亦即改变世界观，以及群体借以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性运作。”当然，写作不只是写作自身的问题，写作至始至终都是“人”的问题，是“人”置身其间的生存空间的作用，写作是生存性问题。九十年代的知识“型构”所对应的究竟是怎样的文化现实、生存现实，以及现实是如何通过“叙事性”的“认识性装置”进行审美机制的转化和生成的，这些都是程光炜没有涉及的，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
九十年代是一个“转变”，而“转变”首先意味着某种“断裂”，也就是欧阳江河所说的“中断”。倘若从新诗百年的审美现代性诉求的角度进行考量，那么，九十年代首先是一次审美的“断裂”。从写作主题来看，九十年代诗歌倾向于关注个人、日常生活，这表现在“个人化写作”的写作观念的提出，而事实上，写作本就是“个人化”的事情，这只是一种纠偏或者说回归常态，它所针对的是八十年代诗歌作为集体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从诗歌话语形式来看，九十年代诗歌自觉规避了八十年代高蹈宏大的话语形式，这表现在语词、句式、结构形式的选择。这在孙文波主编的《反对》、《九十年代》，陈东东主编的《倾向》、《南方诗志》以及北京的《偏移》等民刊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态势。而审美的转变不单单是写作形式的转变，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态度”的转变。九十年代诗歌的语词更多地与生活相关，诗歌物象极大地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语词之中能切身感觉到一种具体性，感知到一种存在性。诗歌的本质就是词与物的关系，诗人的写作就是不断在词与词之间变居。词是一个空间，只有真实地去经历、体验，才能在空间之中把握词的意味，让词本身的生命感呈现出来。而八十年代诗歌的词与物是断裂的。八十年代诗歌是裹挟在“政治无意识”之中的，诗歌话语系统也是封闭在政治话语系统之中的，因而诗歌语词难以规避政治话语的抽象性、符号性，在发声机制上也体现为宏大、高蹈的浪漫抒情风格。而九十年代个人、语词都从这一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化机制中解放出来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生成了，而“想象一種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③欧阳江河也认为：“语境关注的是具体文本，当它与我们对自身处境和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形成一种新的语言策略，为我们的诗歌写作带来新的可能和至关重要的活力。长时间徘徊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寻找活力比寻找新的价值神话的庇护更有益处，活力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扩大了的词汇（扩大到非诗性质的词汇）及生活（我指的是世俗生活，诗意的反面）。”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是话语机制的“断裂”。而新的话语机制产生于新的生活形式，只有生活内容、主题、生活空间改变了，想象生活的方式才会改变，生活的逻辑、生活的生产运行机制才会改变，而作为机制一部分的生活话语形式才会改变。而九十年代生活与一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那就是“日常性”。
二.“日常性”与“叙事性”的历史关联
那么，“日常性”是如何从九十年代的生活地表下浮现出来的？“日常性”又是如何与“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发生关联的？前面提到九十年代的审美“断裂”，实际上，九十年代的“断裂”是“总体性”的。在这里，有一点要申明的是“断裂”并不是革命性的全盘否定，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种本质性的调整和反拨。相比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市场机制逐渐确立，而市场意味着自由流通、自由运转，在这一机制下，个人首先获得了主体性地位。席美尔认为：“在货币经济中，个体性是一种主导性的经验模式，而且，它本质上是含糊不定的。”④而个人主体性的获得首先意味着个人从旧有的文化生产机制中的退离，进而在新的文化空间中对自身位置的重新考量和判定。失去了体制的框定，市场语境下的个人只能回归生活本身，回归到“柴米油盐”，这不是姿态品质的“倒退”“降格”。没有生活，何来个人，某种程度上，是生活塑造了个人。九十年代的生活就像九十年代的商品经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而这就是“日常性”。布朗肖认为：“无论它的其他方面是什么样子的，日常都有这样一个本质的特征：它不容许任何约束力的存在。它四处逃逸。”“日常”不仅是一种生活景观，更是生活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日常性” “叙事性” “90年代诗歌”
一.“日常性”：转变与断裂
1993年2月5号，欧阳江河写下了《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①一文，对九十年代初的诗歌写作进行了整体的把握和描摹，更重要的是在于，它说出了一种差别和变化：“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欧阳江河站立的位置是1993年，它所针对的是整个八十年代，不仅仅是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而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语境”。但至少，九十年代确实不一样了。而当代诗歌一个饶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写作与写作的命名是同时展开的，诗人既在写作，又在寻找追认“写作”。关于这种变化，不是欧阳江河一个人的自觉，而是更多诗人的共同感受，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变化的真实性、可以被言说的有效性。有关“叙事性”到底是首先由谁提出的，可能已无法考求。但“叙事性”是如何被建构的，却是清晰明了。1997年，程光炜发表了《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90年代诗歌：叙事策略及其他》、《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叙事性”作为“九十年代诗歌”美学转向的具体性，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角度提出了“叙事性”所对应的“文化态度、眼光、心情、知识的转变，或者说人生态度的转变。”②但我认为，“叙事性”远远不是知识“型构”的问题，或者说，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继续追问下去，这种知识“型构”是如何被塑造的，“型构”与“叙事性”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对应、以及怎样的对应，这样一来，问题就被引向了另外的多面。那就是，写作面貌的转变首先对应的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写作方式实际上又是写作观念的引申，而“要改变世界，必须先改变建造世界的方式，亦即改变世界观，以及群体借以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性运作。”当然，写作不只是写作自身的问题，写作至始至终都是“人”的问题，是“人”置身其间的生存空间的作用，写作是生存性问题。九十年代的知识“型构”所对应的究竟是怎样的文化现实、生存现实，以及现实是如何通过“叙事性”的“认识性装置”进行审美机制的转化和生成的，这些都是程光炜没有涉及的，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
九十年代是一个“转变”，而“转变”首先意味着某种“断裂”，也就是欧阳江河所说的“中断”。倘若从新诗百年的审美现代性诉求的角度进行考量，那么，九十年代首先是一次审美的“断裂”。从写作主题来看，九十年代诗歌倾向于关注个人、日常生活，这表现在“个人化写作”的写作观念的提出，而事实上，写作本就是“个人化”的事情，这只是一种纠偏或者说回归常态，它所针对的是八十年代诗歌作为集体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从诗歌话语形式来看，九十年代诗歌自觉规避了八十年代高蹈宏大的话语形式，这表现在语词、句式、结构形式的选择。这在孙文波主编的《反对》、《九十年代》，陈东东主编的《倾向》、《南方诗志》以及北京的《偏移》等民刊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态势。而审美的转变不单单是写作形式的转变，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态度”的转变。九十年代诗歌的语词更多地与生活相关，诗歌物象极大地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语词之中能切身感觉到一种具体性，感知到一种存在性。诗歌的本质就是词与物的关系，诗人的写作就是不断在词与词之间变居。词是一个空间，只有真实地去经历、体验，才能在空间之中把握词的意味，让词本身的生命感呈现出来。而八十年代诗歌的词与物是断裂的。八十年代诗歌是裹挟在“政治无意识”之中的，诗歌话语系统也是封闭在政治话语系统之中的，因而诗歌语词难以规避政治话语的抽象性、符号性，在发声机制上也体现为宏大、高蹈的浪漫抒情风格。而九十年代个人、语词都从这一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化机制中解放出来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生成了，而“想象一種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③欧阳江河也认为：“语境关注的是具体文本，当它与我们对自身处境和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形成一种新的语言策略，为我们的诗歌写作带来新的可能和至关重要的活力。长时间徘徊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寻找活力比寻找新的价值神话的庇护更有益处，活力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扩大了的词汇（扩大到非诗性质的词汇）及生活（我指的是世俗生活，诗意的反面）。”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是话语机制的“断裂”。而新的话语机制产生于新的生活形式，只有生活内容、主题、生活空间改变了，想象生活的方式才会改变，生活的逻辑、生活的生产运行机制才会改变，而作为机制一部分的生活话语形式才会改变。而九十年代生活与一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那就是“日常性”。
二.“日常性”与“叙事性”的历史关联
那么，“日常性”是如何从九十年代的生活地表下浮现出来的？“日常性”又是如何与“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发生关联的？前面提到九十年代的审美“断裂”，实际上，九十年代的“断裂”是“总体性”的。在这里，有一点要申明的是“断裂”并不是革命性的全盘否定，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种本质性的调整和反拨。相比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市场机制逐渐确立，而市场意味着自由流通、自由运转，在这一机制下，个人首先获得了主体性地位。席美尔认为：“在货币经济中，个体性是一种主导性的经验模式，而且，它本质上是含糊不定的。”④而个人主体性的获得首先意味着个人从旧有的文化生产机制中的退离，进而在新的文化空间中对自身位置的重新考量和判定。失去了体制的框定，市场语境下的个人只能回归生活本身，回归到“柴米油盐”，这不是姿态品质的“倒退”“降格”。没有生活，何来个人，某种程度上，是生活塑造了个人。九十年代的生活就像九十年代的商品经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而这就是“日常性”。布朗肖认为：“无论它的其他方面是什么样子的，日常都有这样一个本质的特征：它不容许任何约束力的存在。它四处逃逸。”“日常”不仅是一种生活景观，更是生活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