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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有意进军中超的数据公司是隶属于默多克新闻集团的OPTA,早在2004年,OPTA就和北京求之易数据有限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2008年以后,没有外国“亲戚”的国内体育数据公司都倒了。求之易总经理韩庆山解释说:“所有的公司肯定要依附于本地的联赛,中超不行,最大的收入来源没有,因为没有可能说让一个中国的公司去做英超的数据。”
但他对中超市场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欧洲教练一旦刺激了需求的萌芽,市场潜力将会很大。他的团队刚签下国家队和足协杯的官方数据合约,正在争取另一个为报道中超的媒体提供数据服务的大单。 麦斯的iPad里装有Stats Zone、Board、Scout Mobile等方便在球场记录球队与球员表现的APP,当AMISCO的报告与他的记录产生重大冲突时,他更看重自己的观察,因为知识和经验值得信仰。
“数字是提供支持的,就好像我和埃里克森的关系,它不能代表一切,你无法‘挟数字以令教练’。”麦斯说自己坐在计算机前和数字打交道的时间只占全部工作的50%,“我没办法成为数据狂人,我享受场上的时间。现在我平衡得不错。”
电影《点球成金》里,老球探格雷迪指着布拉德·皮特扮演的总经理比利的鼻子骂:你不可能用计算机组建一支球队,这是不真诚的行为,棒球不只是一堆数字。
而如果你举出电影中的火力交锋点刺激麦斯,试图让他在经验和数字之间挑边,只会落得“失望”而归,这个把天秤座文在背上的大个子给出的答案既标准又无趣:均衡——50%的经验判断加上50%的数据分析。
数据在足球世界至多只能拥有50%的话语权,这也是龙建浩的观点。他即将开始在美国麻省大学体育管理科学专业的硕士课程,这所学校输出了3位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经理人。
尽管《点球成金》在他和他的同学心目中是专业“圣经”一般的存在,但必须承认,比起强调团队配合的足球,棒球要“个人”和“静态”得多,当22个人在场上随意跑动,偶然性大大增加了。
更何况,数据也会骗人。比如一位球员在整个赛季的传球成功率高达95%,这是数据直接传递的信息,但具体到某场比赛,他仅有两次的传球失误中有一次直接导致了对方的得分,这是数据无法体现、但球探恰恰需要关注的信息,如果这样的致命失误经常发生,成功率再高也无意义。反观棒球,当一个球员的击球成功率高达95%时,结论是惟一的:买。
周末,麦斯会把数据贴在更衣室的墙上,跑动距离、速度、冲刺速度、一对一突破次数……麦斯说,换他当主教练的话,这张表格会比现在更长,但埃里克森希望不要太复杂,毕竟球员需要时间去消化。事实上,刚开始球员经过数据墙根本不作停留,踢完了就回家睡觉,现在他们会盯着自己传的那几脚烂球,思考下一场有没有可能改进。
甚至连球迷们都准备好了。陈中捷说,麦斯是虎扑最受欢迎和认可的专栏作家,他作为老外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足球的轻视,也不会像国内的足球专家那样顾忌朋友的面子。
这位体育主编指出,中文媒体对于中国足球的报道大多喧嚣且流于表面,过于关注非议,忽视了足球本身的内容。“球迷觉得麦斯在谈论足球本身,足球在他的言词间是理性的、有趣的、智慧的,这帮助他们更好地认知足球。英文有个词叫insight(洞察力),麦斯带给球迷的就是这种感觉。”
一位有20年观球经验的球迷说,自己比赛结束后不愿再去看主观分析,只看数据分析,收获类似于老师在课后帮你总结。
麦斯是对的,中国球迷早已不满足于买杯汽水、买桶爆米花、看10个进球,然后回家。
在中国,耐心是稀缺资源
人物周刊:中国球员和欧洲球员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麦斯:中国球员不适应被提问,这种习惯从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养成了,没有人会问他“你怎么想”。在欧洲,我们很重视球员的想法,我们会就每一个具体的情况询问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会如何处理,而中国教练只是告诉球员如何做,这就是区别所在。如果这样的训练方式持续十年,球员的思维就不再活跃。让球员学会自主思考是很重要的,因为比赛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在打。
人物周刊:有没有欣赏的中国教练?
麦斯:贵州仁和的朱炯,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华的年轻教练之一,他的执教理念很先进。我见过很多本土教练非常封闭,他们总是保守秘密,不愿意说太多,但朱炯相信开放才能带来进步,他总是不忌讳谈自己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我很欣赏他。江苏队的高洪波也很有意思。
人物周刊:数据分析师可以帮俱乐部省钱吗?
麦斯:当然,尤其当别的俱乐部忽略数据的价值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些便宜又好用的球员。如果说十年前还存在隐秘的天才的话,现在“一球成名”的故事越来越少了,因为球探会去看10岁、12岁球员的比赛,早早地挖掘他们,但在中国我想机会要大得多,因为球探体系不怎么完备,如果你走遍整个中国,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天才。我就是那个淘金者。
人物周刊:足球圈有可能发生一场“点球成金”式的数据革命吗?
麦斯:前几年在丹麦有一家小俱乐部获得了联赛冠军,全国人民都惊呆了,因为这是家预算在所有12支队伍里排名倒数的俱乐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是球探,手上拿着那家俱乐部的名单,你只会摇头,因为根本挑不出有兴趣的对象。
这支球队因何强大?靠的是截然不同的管理思路。他们的总经理告诉我,球员不是明星,工作人员才是。他们有8名教练负责训练,每个位置都有专门的教练,球员要听工作人员的指挥,而不是工作人员围着球员转。
这个故事告诉我“革命”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时间,好像那家俱乐部,在一飞冲天之前蛰伏了5年。问题是,在中国,耐心是稀缺资源。中国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们存在短视的问题,他们想要的是“QUICK FIX”(权宜之计),使建设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的教练承受着比丹麦教练大得多的压力。在欧洲,固然没有人喜欢失败,但我们会考量两件事,结果和表现。对我而言它们完全是两码事,但在这里是一样的,输了就是表现不好。基本上我不会纠结于一场比赛的结果,我关注的是球队的表现,当表现差的时候,即使赢了,我也不会开心,因为下场输球的风险很大。
人物周刊:你预测20年内中国足球会进入世界前十?
麦斯:我什么时候说的?(笑)我关注的是潜力,这个国家这么大,就好像德国有八千万人口,是欧洲的大国。获得世界杯,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什么足球人口超过50%的丹麦得不到?因为我们一共才五百万人。
人物周刊:你在这里有切磋的对手吗?
麦斯:我只能在互联网上和欧洲的同行交流。不过如果中国的俱乐部明白我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就可以省下不少钱。他们是这么买球员的,“他状态似乎很好,买吧”,半年后,“他状态不好,换人”,全是下赌注,我称它为“盲选”。每次我看到他们这样买球员,都想告诉他们,这样永远不会成功。
人物周刊:你想家吗?
麦斯:很少。我有个侄女,她快5岁了,她生日的时候,我想去一万公里外的生日派对,但这是不可能的。只有这些特殊的小日子,我会想念在家里的时光。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下一年发生什么事,无论我要去哪,我都不会回丹麦。那不是我。
人物周刊:你觉得外国人适应中国的关键是什么?
麦斯:“关系”(说中文)。在中国,没有取得信任之前,别人任何事都不会帮你做,而一旦你被信任了,被接纳了,别人愿意为你做任何事。这也是我来中国前收到的最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