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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希望，东亚国家最好只专注于经济的发展，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修好经济关系，而让西方人来安排东亚的安全问题。然而在冷战后，东亚国家并没有朝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来，在所有因素中，最有能力，也最能威胁世界政治的就是中国了。如果西方世界要维持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宰地位，防止中国崛起后对西方世界过去的作为进行报复，那么西方世界应该共同努力来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力量。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的背景，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国际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能够真正“威胁”到西方。但是今天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西方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同时进行排斥中国的TPP经济谈判。
三种策略
1993年，《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夫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之崛起”的文章。它大致上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他们的“恐中”心理。
克里斯托夫的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为世界上最快，同时中国的军事预算的增加也是最快的。中国是世界上核武器成员国，和周边多数国家都有领土上的纠纷。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使中国的国力大增，使其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中国像今天那样发展下去，就会在下一个世纪超过美国。届时美国人就不再有任何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扩张了。
他说，中国下一次战争很可能在距大陆数千里的南海爆发（注：23年前的论断）。另一个战争源是台湾海峡。
可以看到，克里斯托夫等人的推理带有很大的主观猜测性，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但这种思维无疑是基于西方国际关系史中发展出来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着西方的对华政策。
道理很简单，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经济增长意味着活力，活力意味着不稳定。历史上，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对拉美国家来说简直是个噩梦。一战前德国的崛起，二战前日本的崛起及二战后苏联的崛起都在世界历史上创下了不可抹消的痕迹。那么现在中国的崛起是否会使历史重演呢？
很显然，如果中国民族主义重蹈西方民族主义的覆辙，中国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战争根源。或者说，如果我们用理解西方民族主义的思路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中国威胁论”的结论。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应当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呢？
强硬派现实主义的围堵论
东亚的和平与安全最终还是依赖于这一地区的两大国，即日本和中国。然而在西方人看来，日本是西方世界的盟友，所以真正的麻烦会来自中国。要避免新的战争，保护西方的利益，围堵不失为上策。
具体的做法可以包括：与中国的强邻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巩固美日关系，拉拢俄罗斯等。
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去平衡中国的力量以避免东亚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所有强硬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西方现在应当做的是千方百计地弱化中国政府，停止和中国的科学技术的交往，以免使西方的高级技术落入中国人之手。
牵制中国论
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现存世界体系，迫使中国接受现行国际关系原则，在西方设置的制度框架内活动。
（1）因为中国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获得贸易顺差，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如美国、欧盟就对中国拥有强有力的制衡手段。
（2）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会需要进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西方技术出口国就会有方法过问中国本身的技术出口问题。同贸易的例子一样，西方可以决定是否向中国出口先进的技术。
（3）西方现在同中国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是人权。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援助换取人权。西方的援助可以有很具体的目标，如帮助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某些社会团体。在东欧解体之前，欧洲国家曾这样做。
（4）西方国家很容易把“积极的条件性”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方面，包括环境污染、走私、移民和毒品贸易等。
分而治之论
西方对中国的“分而治之论”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之上的。这一政策在目前阶段可由下列策略组成：
（1）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地方文化及地方经济和政治情况作深入的了解，了解地方政治和军事精英们，以及他们与中央的关系。
（2）西方政府需要成立有关中国地方的咨询公司。他们也可在中国的地方建立自己的贸易公司。西方政府有能力用贸易和投资要求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接受西方自由价值观。
（3）西方政府可以开始把中国的地方政府视为一级比较独立的政府。从长远来看，开放的中国地方政府有利于西方的利益。
总之，由于内外力量的作用，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未来。重新回到高度集权的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外部力量尽管在影响中国的发展，但其能力总体是有限的。中国人的前途自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摘自《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来，在所有因素中，最有能力，也最能威胁世界政治的就是中国了。如果西方世界要维持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宰地位，防止中国崛起后对西方世界过去的作为进行报复，那么西方世界应该共同努力来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力量。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的背景，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国际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能够真正“威胁”到西方。但是今天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西方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同时进行排斥中国的TPP经济谈判。
三种策略
1993年，《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夫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之崛起”的文章。它大致上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他们的“恐中”心理。
克里斯托夫的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为世界上最快，同时中国的军事预算的增加也是最快的。中国是世界上核武器成员国，和周边多数国家都有领土上的纠纷。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使中国的国力大增，使其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中国像今天那样发展下去，就会在下一个世纪超过美国。届时美国人就不再有任何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扩张了。
他说，中国下一次战争很可能在距大陆数千里的南海爆发（注：23年前的论断）。另一个战争源是台湾海峡。
可以看到，克里斯托夫等人的推理带有很大的主观猜测性，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但这种思维无疑是基于西方国际关系史中发展出来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着西方的对华政策。
道理很简单，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经济增长意味着活力，活力意味着不稳定。历史上，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对拉美国家来说简直是个噩梦。一战前德国的崛起，二战前日本的崛起及二战后苏联的崛起都在世界历史上创下了不可抹消的痕迹。那么现在中国的崛起是否会使历史重演呢？
很显然，如果中国民族主义重蹈西方民族主义的覆辙，中国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战争根源。或者说，如果我们用理解西方民族主义的思路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中国威胁论”的结论。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应当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呢？
强硬派现实主义的围堵论
东亚的和平与安全最终还是依赖于这一地区的两大国，即日本和中国。然而在西方人看来，日本是西方世界的盟友，所以真正的麻烦会来自中国。要避免新的战争，保护西方的利益，围堵不失为上策。
具体的做法可以包括：与中国的强邻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巩固美日关系，拉拢俄罗斯等。
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去平衡中国的力量以避免东亚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所有强硬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西方现在应当做的是千方百计地弱化中国政府，停止和中国的科学技术的交往，以免使西方的高级技术落入中国人之手。
牵制中国论
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现存世界体系，迫使中国接受现行国际关系原则，在西方设置的制度框架内活动。
（1）因为中国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获得贸易顺差，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如美国、欧盟就对中国拥有强有力的制衡手段。
（2）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会需要进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西方技术出口国就会有方法过问中国本身的技术出口问题。同贸易的例子一样，西方可以决定是否向中国出口先进的技术。
（3）西方现在同中国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是人权。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援助换取人权。西方的援助可以有很具体的目标，如帮助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某些社会团体。在东欧解体之前，欧洲国家曾这样做。
（4）西方国家很容易把“积极的条件性”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方面，包括环境污染、走私、移民和毒品贸易等。
分而治之论
西方对中国的“分而治之论”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之上的。这一政策在目前阶段可由下列策略组成：
（1）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地方文化及地方经济和政治情况作深入的了解，了解地方政治和军事精英们，以及他们与中央的关系。
（2）西方政府需要成立有关中国地方的咨询公司。他们也可在中国的地方建立自己的贸易公司。西方政府有能力用贸易和投资要求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接受西方自由价值观。
（3）西方政府可以开始把中国的地方政府视为一级比较独立的政府。从长远来看，开放的中国地方政府有利于西方的利益。
总之，由于内外力量的作用，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未来。重新回到高度集权的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外部力量尽管在影响中国的发展，但其能力总体是有限的。中国人的前途自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摘自《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