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二十年前，我着手为季羡林先生撰文，散文加传记，陆陆续续写了五本。期间，目光屡屡扫过弭菊田先生，并在心里暗暗把他俩作比较。
你看，两位年龄相仿，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弭菊田出生于1914年，同代;求学的第一站俱为济南，次站俱为北平;且是姻亲，季羡林的堂妹季惠林，嫁给了弭菊田。
人生漫长，可关键处只有几步。我们就来看这几步。
2001年，季羡林先生留影。 
弭菊田先生与女儿弭金冬。
老季家曾经“陡然上升”，后来又“陡然下降”，降到什么程度？当季羡林出生时，已经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用季羡林自己的话，便是：“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落在如此贫穷洼地的季羡林，儿童时期整个就是一个野孩子。据弭菊田先生的回忆：有一年，季羡林的婶母和堂妹从济南回临清，“那时候的季公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但其父毫无送他上学的意思。季公每日追逐嬉闹，上树爬墙，作为妹妹头一次见到的这位哥哥，竟是光屁股下河湾洗澡的泥猴。婶母看到如此顽劣的侄儿深为焦虑，怕他长此下去难以成人，便与哥哥商量，把他带到济南上学。”（实质是过继，或兼祧——笔者）
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季羡林就不会是后来的季羡林，他的命运，可以拿同期的两个小伙伴作参照：一个是杨狗，一个是哑巴小。当年，三个小娃儿见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快活郎当，形影不离。后来怎么样了呢？杨狗终生務农，老实巴交，一字不识。哑巴小呢，落草当了山大王，练得蹿房越脊，如履平地，本领煞是了得，可惜那是一条不归路，最后一个失手，叫官府捉住，砍了头。季羡林的出路，纵然成不了铤而走险的绿林好汉，也必然是像杨狗那样，当一辈子农民，整日价面朝黄土背朝天。
弭家是济南的大户，旧址在老济南普利门、迎仙桥附近，俗称“弭家场”。弭菊田的祖父弭宗奭，是清末举人，当过肥城县“教谕”，总归是郁郁不得志，遂效古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退而承继祖业，悬壶济世。父亲弭宝实，也是中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岁，父亲猝逝，六岁，祖父作古，八岁，祖母亡故，家底虽然殷实，奈何顶梁柱崩摧，大厦岌岌可危，全凭了母亲武安之一人，撑持偌大家业。
所幸母亲教子有方，执意让弭菊田姐弟三人读书上进，先设家馆，延师教习，稍长，送进学堂。菊田的外祖父武福恭，也是清末举人，艺术修养极高，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他在栽培外孙身上，倾注了无量心血。菊田由是爱上了丹青，念到高一，断然辍学，改读北平的美术专科学校。结果呢，如季羡林老来所感慨：“按照他的家庭环境，在旧社会，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商店的老板，或者政府机关的一个小公务员，如果再往下滑一步，他可能成为一个靠吃祖宗遗产过活的浪荡公子。这类的人物，我们亲眼看到的难道还不够多吗！然而菊田却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了书法，学了国画，学了治印，学了刻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成了有成就的艺术家。”
1935年初秋，季羡林得着去德国留学两年的机会。后来鉴于日寇侵华，济南沦陷，以及“二战”，他在德国不得不整整滞留了十年。
若问，季羡林留德十年，究竟学到了什么？
撇开梵文，笔者认为，他学到的是德意志这个民族的“意志”。
季羡林是1935年冬天到达哥廷根大学，1941年冬天完成主要博士课程考试，前后整整花了六年。其间，因为实在拖
得太长，又因为战争、疾病等因素，季羡林希望早点结束课程，完成考试，好打道回国。他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那个标准的日耳曼学者，丝毫不予通融。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帮忙解决，学问上的事，半点也不能马虎。就这样，一直坚持到1942年春，终于完成最后一科考试，季羡林以为万事大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谁知瓦尔德施米特告诉他，论文还没有尽善尽美，存在许多瑕疵，要继续打磨！如是，季羡林又陷入无休无止的修改，直到1945年10月离开哥廷根的前两天，还在为论文的事操心。从这件事上，季羡林深刻体会到了德国学者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梵文是主系，主系还包括巴利文，进而又扩展到吐火罗文。副系起初选了阿拉伯文，后来改成俄文，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若问，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对季羡林又有什么用？副系在博士生涯中究竟又有多大作用？那不管。这是制度。这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宽度和厚度。
季羡林归国后成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最后又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绝对和在德国的严格学术训练有关。
季羡林赴德前，曾劝弭菊田去法国留学，因为法国有罗丹、米勒、莫奈、雷诺阿、塞尚、高更，而且巴黎美术学院是世界第一流的学府。季羡林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弭菊田如果去了巴黎，说不定就会成为另一个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抑或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菊田的女儿金冬回忆：“爸爸又爱油画，其实何尝不想去法国深造呢！按照当时的家庭条件根本不成问题（季羡林赴德，弭家便资助了一百块大洋——笔者），但爸爸一想到奶奶年轻时守寡，中年后两个女儿相继去世，身边只有他一根独苗，倘若走了奶奶肯定会伤心的。为了守在奶奶的膝下，爸爸毅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在北平美专，弭菊田既学油画，又学国画。后拜著名山水画家胡佩衡先生名下，成为入室弟子转攻山水。毕业时，适逢“七七卢沟桥事变”，华北大片国土，包括山东尽皆沦于敌手。国难当头，初时，弭菊田选择闭门简出，终日沉浸在艺海。后期，为了谋生，先后到数所中学与艺校任教。就美术来说，他主攻山水，兼研花鸟、人物，初追宋元，诸如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元代黄公望、倪云林，进而扩及明代沈周、文徴明、唐寅、仇英，其间，尤对唐寅着力甚多，后又潜心于清人王石谷、恽南田。熔各家之长于一炉，并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一格。诚如著名画家关友声先生所概括，他是“北宗笔墨合南宗，妙继荆关马夏踪，点染云烟初落纸，浑如成竹在心胸。”
就多能来说，弭菊田还旁及书法、篆刻、竹雕、木刻、摄影、音乐、诗赋。仅以音乐为例，他自幼精通韵律，凡管弦乐器皆能吹拉弹奏。1943年开始研习古琴，初拜田英辉先生为师，田英辉传指不传谱，教他弹奏《梅花三弄》，教过“一弄”、“二弄”之后，弭菊田就无师自通地悟出了“三弄”，令田师大为惊叹。金陵派古琴名家詹澄秋认为弭生颖悟，主动收之为徒。弭菊田进步神速，不久便能娴熟弹奏《高山流水》《平沙落雁》《石上流泉》《阳春白雪》《阳关三叠》《汉宫秋月》等30多个古典曲目。1945年，他弹奏的《高山流水》和《平沙落雁》，便由济南广播电台公开向社会播放。
专业根底的夯实，大抵在青年。中年而后，更多是人品、人格的考验。
1949年，江山易帜，百废俱兴。季羡林敞开双臂，热情拥抱新政权;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尽管努力争取进步，但也有自己的底线。1954年批判胡适，作为胡适的属下，他想不通，因此就以沉默相对。这一点不容易！大不容易！记得看过一则资料：某次批胡座谈，与胡适有牵连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表态。沈尹默起而揭发，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博士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他边写边抄，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沈的姿态，现在流为美谈。季羡林呢，他连这个“姿态”也不摆，干脆一言不发。
回头再说弭菊田。建国后，他也努力争取进步，积极追随时代潮流。1956年公私合营，他把祖传三百多间房屋统统交出，只留下几间北屋居住。1957年反右，他在五中教美术，两月之内，眼见十几名老师被打成右派。学校的人事干部找他谈话，说准备发展他入党，鼓励他在这场斗争中积极揭发批判。弭菊田不愿上纲上线，落井下石，因此极力躲避批判大会，即使勉强列席，也是三缄其口，啥也不讲。日后他听说内兄季羡林在北大反右时也是置身事外，既未整人，也未被整，看似偶然，实则两人的宅心仁厚是相通的。
当然，弭菊田的组织问题由是被搁置，一搁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中，季羡林在北大被抄家，蹲“牛棚”，释放出来后，给的差使是当三十五斋的门房。即使当门房，他也不让光阴虚度，悄悄地翻译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在济南，弭菊田也逃不脱被抄家的厄运。红卫兵认定他家是从前的大户，家里必定藏有金银财宝，于是翻箱倒柜，搬床掀橱，锨镐齐挥，挖地三尺。最终没有翻出金銀，但翻出了另一种财宝：文物古董。结果，被当成“四旧”，统统扔到院里，堆成小山，点起一把火，焚烧。
大批古代典籍、名家字画，以及他本人的书画作品、写生资料、照片、文稿、篆刻、竹雕、木刻，还有他视如生命的六把古琴，一把是明益王监造的“益王琴”，珍贵无比，存世者凤毛麟角，一把是清末民初名琴师王心葵监制的“正和式琴”……均在大火中顷刻化为灰烬。
弭菊田后来又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之余，夜深人静，他仍在昏暗的灯光下偷偷写字绘画。
这是有条件的。首先得长寿;其次是时来运转，否极泰生;再其次是砥励前行，厚积薄发。
众所周知，季羡林活了98岁。在他晚年，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78～1991年，即从67岁至80岁，十四年间，季羡林共发表文章420多篇，年均30篇挂零，出版著译十多部，年均一部有余，折合字数，约在550万左右，年均近40万。这个工作量，搁在毛头小伙子身上，也得是个拼命三郎，何况他已越过古稀，直逼耄耋。
八十而后，季羡林又着手一生最重要的规划：其一是自传体写作，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留德十年、牛棚岁月等等;其二是学术攻关，包括对吐火罗文A残卷的翻译、考释，以及《糖史》的写作。王昌龄有诗云：“至今八十如四十”，季羡林正是以这种姿态，进入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冲刺。
弭菊田享年八十有六，比起季羡林，少了12岁，但是，比起与他齐名的济南国画四魁中的另外三魁，即关友声（64岁）、黑伯龙（74岁）、岳祥书（66岁），又分别多活了十多二十岁。这多活的岁月，正是弭菊田的黄金时代。比尔·盖茨说：“也许，人的生命是一场正在焚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做的，也必须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从这场‘火灾’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文革年间，弭家大院的烈火连续烧了七天，市文联的领导好说歹说，才征得红卫兵的允许，从火堆里抢救出部分文物、古籍，装了一地排车。弭菊田在桑榆晚年，又从生命的“火灾”中抢救出些什么东西呢？
衰年爆发。1978年8月，应青岛市政府之邀，创作出长五米、宽三米的巨幅《山海奇观》，无论构图之雄、之壮，还是笔墨之精、之妙，均允称画坛奇哉大观！时任青岛市委书记刘众前称之为“青岛市第一佳作”，副省长高启云更赞曰：“在全国也是首创！”
诗添画韵。弭菊田工书法，早年即曾获全国比赛大奖，这可说是国画家的基本功。难得还能作古典诗，往往是画成诗亦就，并即兴题之。如《题黄山雪霁图》：“散花坞里雪初霁，晓色银光一望收。忆得新词晴日句，红装素裹更风流。”《题黄山人字瀑》：“惊湍泻玉复喷银，石壁攲斜水势分。造物标题原有意，黄山胜景属人民。”1981年与魏启后等先生访日，参观日本画圣雪舟故居，归来赋诗作画，诗曰：“东渡扶桑访雪舟，园庭依旧四百秋。芰荷岸柳风雨细，万顷烟波寄淹留。”1982年组织济南画院的吴泽浩、张登堂等画家以《台湾思乡诗集》创作80余幅诗意画，相继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福州、杭州等地展出，受到广泛赞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亲自为画集题字，作品被山东友谊出版社以《台湾思乡诗集画集》出版，一时间画坛引起轰动。
弭菊田还擅治印。他常用的印章，如“弭氏”“菊翁”“菊田逸客”“菊田泼墨”“但吹芋”“染于苍”“雪泥鸿爪”“衰年变法”，都为自己创作。
弭菊田还擅著文。他记述画坛前辈，如阚角如、贺天健、李苦禅、张大千、程公博、王继子等人的随笔，都是弥足珍贵的精品。笔者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对少年季羡林绘声绘色的回忆：
初到济南，叔父因与任（晓麓）家有旧交，想让季公入任家私塾上学。然而私塾学长害怕这个从农村来的野性不改、顽劣成习的孩子败坏了学风，执意不收。叔父无奈，只好把他送到山东省立第五师范附属小学（如今黑虎泉西路小学）。其时的季公野性依旧，淘气顽皮的吓人，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那时上学用毛笔书写，季公每次在校与人打架归来，墨汁涂得到处都是，脸上手上身上常常忠实地记录着他们打架的“战况”，因此，每次进门，婶母立即喝问：“为什么又跟人打架？”季公深感纳闷，悄声地问妹妹：“我打架婶母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妹妹听后大笑：“你自己照镜子看看脸上！”看后季公自己也禁不住笑起来。
茶余饭后，婶母命他兄妹二人坐桌旁写毛笔字，写着写着，季公就不耐烦了，让妹妹在他脸上画上眼镜、添上胡须，再胡乱勾勒上些图案，然后他再给妹妹画上一通，互相瞧着对方的脸谱哈哈大笑，那毛笔字也就抛到一旁了。所以至今季公的书法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这种文章，只有他才有资格写，也才有可能写，换了别个，是万万不行的。
文革后，弭菊田担任济南画院院长、省市人大代表等职，画作频频获奖，这都是势所必然，水到渠成。在笔者看来，他人生更为辉煌的一笔，是画有传人。女儿弭金冬，得其言传身教，也主攻山水，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蔚然形成众口相传的“弭家山水”。古有“米家山水”，今有“弭家山水”，米弭同音，是画坛不可多得的美谈。借用比尔·盖茨的话，也许，这是弭菊田从生命的“火灾”中抢救出的最为宝贵的遗产。
你看，两位年龄相仿，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弭菊田出生于1914年，同代;求学的第一站俱为济南，次站俱为北平;且是姻亲，季羡林的堂妹季惠林，嫁给了弭菊田。
人生漫长，可关键处只有几步。我们就来看这几步。
第一步，童年
老季家曾经“陡然上升”，后来又“陡然下降”，降到什么程度？当季羡林出生时，已经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用季羡林自己的话，便是：“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落在如此贫穷洼地的季羡林，儿童时期整个就是一个野孩子。据弭菊田先生的回忆：有一年，季羡林的婶母和堂妹从济南回临清，“那时候的季公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但其父毫无送他上学的意思。季公每日追逐嬉闹，上树爬墙，作为妹妹头一次见到的这位哥哥，竟是光屁股下河湾洗澡的泥猴。婶母看到如此顽劣的侄儿深为焦虑，怕他长此下去难以成人，便与哥哥商量，把他带到济南上学。”（实质是过继，或兼祧——笔者）
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季羡林就不会是后来的季羡林，他的命运，可以拿同期的两个小伙伴作参照：一个是杨狗，一个是哑巴小。当年，三个小娃儿见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快活郎当，形影不离。后来怎么样了呢？杨狗终生務农，老实巴交，一字不识。哑巴小呢，落草当了山大王，练得蹿房越脊，如履平地，本领煞是了得，可惜那是一条不归路，最后一个失手，叫官府捉住，砍了头。季羡林的出路，纵然成不了铤而走险的绿林好汉，也必然是像杨狗那样，当一辈子农民，整日价面朝黄土背朝天。
弭家是济南的大户，旧址在老济南普利门、迎仙桥附近，俗称“弭家场”。弭菊田的祖父弭宗奭，是清末举人，当过肥城县“教谕”，总归是郁郁不得志，遂效古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退而承继祖业，悬壶济世。父亲弭宝实，也是中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岁，父亲猝逝，六岁，祖父作古，八岁，祖母亡故，家底虽然殷实，奈何顶梁柱崩摧，大厦岌岌可危，全凭了母亲武安之一人，撑持偌大家业。
所幸母亲教子有方，执意让弭菊田姐弟三人读书上进，先设家馆，延师教习，稍长，送进学堂。菊田的外祖父武福恭，也是清末举人，艺术修养极高，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他在栽培外孙身上，倾注了无量心血。菊田由是爱上了丹青，念到高一，断然辍学，改读北平的美术专科学校。结果呢，如季羡林老来所感慨：“按照他的家庭环境，在旧社会，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商店的老板，或者政府机关的一个小公务员，如果再往下滑一步，他可能成为一个靠吃祖宗遗产过活的浪荡公子。这类的人物，我们亲眼看到的难道还不够多吗！然而菊田却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了书法，学了国画，学了治印，学了刻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成了有成就的艺术家。”
第二步，学术根底
1935年初秋，季羡林得着去德国留学两年的机会。后来鉴于日寇侵华，济南沦陷，以及“二战”，他在德国不得不整整滞留了十年。
若问，季羡林留德十年，究竟学到了什么？
撇开梵文，笔者认为，他学到的是德意志这个民族的“意志”。
季羡林是1935年冬天到达哥廷根大学，1941年冬天完成主要博士课程考试，前后整整花了六年。其间，因为实在拖
得太长，又因为战争、疾病等因素，季羡林希望早点结束课程，完成考试，好打道回国。他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那个标准的日耳曼学者，丝毫不予通融。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帮忙解决，学问上的事，半点也不能马虎。就这样，一直坚持到1942年春，终于完成最后一科考试，季羡林以为万事大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谁知瓦尔德施米特告诉他，论文还没有尽善尽美，存在许多瑕疵，要继续打磨！如是，季羡林又陷入无休无止的修改，直到1945年10月离开哥廷根的前两天，还在为论文的事操心。从这件事上，季羡林深刻体会到了德国学者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梵文是主系，主系还包括巴利文，进而又扩展到吐火罗文。副系起初选了阿拉伯文，后来改成俄文，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若问，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对季羡林又有什么用？副系在博士生涯中究竟又有多大作用？那不管。这是制度。这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宽度和厚度。
季羡林归国后成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最后又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绝对和在德国的严格学术训练有关。
季羡林赴德前，曾劝弭菊田去法国留学，因为法国有罗丹、米勒、莫奈、雷诺阿、塞尚、高更，而且巴黎美术学院是世界第一流的学府。季羡林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弭菊田如果去了巴黎，说不定就会成为另一个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抑或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菊田的女儿金冬回忆：“爸爸又爱油画，其实何尝不想去法国深造呢！按照当时的家庭条件根本不成问题（季羡林赴德，弭家便资助了一百块大洋——笔者），但爸爸一想到奶奶年轻时守寡，中年后两个女儿相继去世，身边只有他一根独苗，倘若走了奶奶肯定会伤心的。为了守在奶奶的膝下，爸爸毅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在北平美专，弭菊田既学油画，又学国画。后拜著名山水画家胡佩衡先生名下，成为入室弟子转攻山水。毕业时，适逢“七七卢沟桥事变”，华北大片国土，包括山东尽皆沦于敌手。国难当头，初时，弭菊田选择闭门简出，终日沉浸在艺海。后期，为了谋生，先后到数所中学与艺校任教。就美术来说，他主攻山水，兼研花鸟、人物，初追宋元，诸如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元代黄公望、倪云林，进而扩及明代沈周、文徴明、唐寅、仇英，其间，尤对唐寅着力甚多，后又潜心于清人王石谷、恽南田。熔各家之长于一炉，并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一格。诚如著名画家关友声先生所概括，他是“北宗笔墨合南宗，妙继荆关马夏踪，点染云烟初落纸，浑如成竹在心胸。”
就多能来说，弭菊田还旁及书法、篆刻、竹雕、木刻、摄影、音乐、诗赋。仅以音乐为例，他自幼精通韵律，凡管弦乐器皆能吹拉弹奏。1943年开始研习古琴，初拜田英辉先生为师，田英辉传指不传谱，教他弹奏《梅花三弄》，教过“一弄”、“二弄”之后，弭菊田就无师自通地悟出了“三弄”，令田师大为惊叹。金陵派古琴名家詹澄秋认为弭生颖悟，主动收之为徒。弭菊田进步神速，不久便能娴熟弹奏《高山流水》《平沙落雁》《石上流泉》《阳春白雪》《阳关三叠》《汉宫秋月》等30多个古典曲目。1945年，他弹奏的《高山流水》和《平沙落雁》，便由济南广播电台公开向社会播放。
第三步，人格的锤炼、升华
专业根底的夯实，大抵在青年。中年而后，更多是人品、人格的考验。
1949年，江山易帜，百废俱兴。季羡林敞开双臂，热情拥抱新政权;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尽管努力争取进步，但也有自己的底线。1954年批判胡适，作为胡适的属下，他想不通，因此就以沉默相对。这一点不容易！大不容易！记得看过一则资料：某次批胡座谈，与胡适有牵连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表态。沈尹默起而揭发，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博士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他边写边抄，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沈的姿态，现在流为美谈。季羡林呢，他连这个“姿态”也不摆，干脆一言不发。
回头再说弭菊田。建国后，他也努力争取进步，积极追随时代潮流。1956年公私合营，他把祖传三百多间房屋统统交出，只留下几间北屋居住。1957年反右，他在五中教美术，两月之内，眼见十几名老师被打成右派。学校的人事干部找他谈话，说准备发展他入党，鼓励他在这场斗争中积极揭发批判。弭菊田不愿上纲上线，落井下石，因此极力躲避批判大会，即使勉强列席，也是三缄其口，啥也不讲。日后他听说内兄季羡林在北大反右时也是置身事外，既未整人，也未被整，看似偶然，实则两人的宅心仁厚是相通的。
当然，弭菊田的组织问题由是被搁置，一搁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中，季羡林在北大被抄家，蹲“牛棚”，释放出来后，给的差使是当三十五斋的门房。即使当门房，他也不让光阴虚度，悄悄地翻译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在济南，弭菊田也逃不脱被抄家的厄运。红卫兵认定他家是从前的大户，家里必定藏有金银财宝，于是翻箱倒柜，搬床掀橱，锨镐齐挥，挖地三尺。最终没有翻出金銀，但翻出了另一种财宝：文物古董。结果，被当成“四旧”，统统扔到院里，堆成小山，点起一把火，焚烧。
大批古代典籍、名家字画，以及他本人的书画作品、写生资料、照片、文稿、篆刻、竹雕、木刻，还有他视如生命的六把古琴，一把是明益王监造的“益王琴”，珍贵无比，存世者凤毛麟角，一把是清末民初名琴师王心葵监制的“正和式琴”……均在大火中顷刻化为灰烬。
弭菊田后来又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之余，夜深人静，他仍在昏暗的灯光下偷偷写字绘画。
第四步，大器晚成
这是有条件的。首先得长寿;其次是时来运转，否极泰生;再其次是砥励前行，厚积薄发。
众所周知，季羡林活了98岁。在他晚年，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78～1991年，即从67岁至80岁，十四年间，季羡林共发表文章420多篇，年均30篇挂零，出版著译十多部，年均一部有余，折合字数，约在550万左右，年均近40万。这个工作量，搁在毛头小伙子身上，也得是个拼命三郎，何况他已越过古稀，直逼耄耋。
八十而后，季羡林又着手一生最重要的规划：其一是自传体写作，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留德十年、牛棚岁月等等;其二是学术攻关，包括对吐火罗文A残卷的翻译、考释，以及《糖史》的写作。王昌龄有诗云：“至今八十如四十”，季羡林正是以这种姿态，进入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冲刺。
弭菊田享年八十有六，比起季羡林，少了12岁，但是，比起与他齐名的济南国画四魁中的另外三魁，即关友声（64岁）、黑伯龙（74岁）、岳祥书（66岁），又分别多活了十多二十岁。这多活的岁月，正是弭菊田的黄金时代。比尔·盖茨说：“也许，人的生命是一场正在焚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做的，也必须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从这场‘火灾’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文革年间，弭家大院的烈火连续烧了七天，市文联的领导好说歹说，才征得红卫兵的允许，从火堆里抢救出部分文物、古籍，装了一地排车。弭菊田在桑榆晚年，又从生命的“火灾”中抢救出些什么东西呢？
衰年爆发。1978年8月，应青岛市政府之邀，创作出长五米、宽三米的巨幅《山海奇观》，无论构图之雄、之壮，还是笔墨之精、之妙，均允称画坛奇哉大观！时任青岛市委书记刘众前称之为“青岛市第一佳作”，副省长高启云更赞曰：“在全国也是首创！”
诗添画韵。弭菊田工书法，早年即曾获全国比赛大奖，这可说是国画家的基本功。难得还能作古典诗，往往是画成诗亦就，并即兴题之。如《题黄山雪霁图》：“散花坞里雪初霁，晓色银光一望收。忆得新词晴日句，红装素裹更风流。”《题黄山人字瀑》：“惊湍泻玉复喷银，石壁攲斜水势分。造物标题原有意，黄山胜景属人民。”1981年与魏启后等先生访日，参观日本画圣雪舟故居，归来赋诗作画，诗曰：“东渡扶桑访雪舟，园庭依旧四百秋。芰荷岸柳风雨细，万顷烟波寄淹留。”1982年组织济南画院的吴泽浩、张登堂等画家以《台湾思乡诗集》创作80余幅诗意画，相继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福州、杭州等地展出，受到广泛赞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亲自为画集题字，作品被山东友谊出版社以《台湾思乡诗集画集》出版，一时间画坛引起轰动。
弭菊田还擅治印。他常用的印章，如“弭氏”“菊翁”“菊田逸客”“菊田泼墨”“但吹芋”“染于苍”“雪泥鸿爪”“衰年变法”，都为自己创作。
弭菊田还擅著文。他记述画坛前辈，如阚角如、贺天健、李苦禅、张大千、程公博、王继子等人的随笔，都是弥足珍贵的精品。笔者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对少年季羡林绘声绘色的回忆：
初到济南，叔父因与任（晓麓）家有旧交，想让季公入任家私塾上学。然而私塾学长害怕这个从农村来的野性不改、顽劣成习的孩子败坏了学风，执意不收。叔父无奈，只好把他送到山东省立第五师范附属小学（如今黑虎泉西路小学）。其时的季公野性依旧，淘气顽皮的吓人，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那时上学用毛笔书写，季公每次在校与人打架归来，墨汁涂得到处都是，脸上手上身上常常忠实地记录着他们打架的“战况”，因此，每次进门，婶母立即喝问：“为什么又跟人打架？”季公深感纳闷，悄声地问妹妹：“我打架婶母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妹妹听后大笑：“你自己照镜子看看脸上！”看后季公自己也禁不住笑起来。
茶余饭后，婶母命他兄妹二人坐桌旁写毛笔字，写着写着，季公就不耐烦了，让妹妹在他脸上画上眼镜、添上胡须，再胡乱勾勒上些图案，然后他再给妹妹画上一通，互相瞧着对方的脸谱哈哈大笑，那毛笔字也就抛到一旁了。所以至今季公的书法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这种文章，只有他才有资格写，也才有可能写，换了别个，是万万不行的。
文革后，弭菊田担任济南画院院长、省市人大代表等职，画作频频获奖，这都是势所必然，水到渠成。在笔者看来，他人生更为辉煌的一笔，是画有传人。女儿弭金冬，得其言传身教，也主攻山水，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蔚然形成众口相传的“弭家山水”。古有“米家山水”，今有“弭家山水”，米弭同音，是画坛不可多得的美谈。借用比尔·盖茨的话，也许，这是弭菊田从生命的“火灾”中抢救出的最为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