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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教授在给《六江纪事2009—2012》的序言中如此形容“江河十年行”项目：“这是一支行走的团队，这是一群坚持以行走方式关注中国生态环境的理想主义者。”
想要把“美”告诉更多人
“我从没见过那么美的高原，也是第一次见到被猎杀的野牦牛，那种从视觉上到心理上的冲撞感，让我想要把我看到的美告诉更多的人，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1993年，汪永晨第一次去三江源，她见到了生命中的一个“结”，之后的二十余年，她化身为行者，与环保组织和各大媒体一起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中国的江河，用手中的文字与照片为人们慢慢解开这个“结”。
从贡嘎山中的高山神湖木格措，到三江并流的怒江，从2006年开始，“江河十年行”沿着横断山脉在中国江河间领略到了中国西南景观的无穷魅力。不管是生物种类还是民族风情，其中的丰富都让人叹为观止。相较之这种大美的映衬，水电开发后的惨淡景象与之形成令人心痛的鲜明对比。
“我还是认为应该寻找美，在寻找发现美的过程中把发生的和看到的故事与大家分享。让后人有一种借鉴，为后人留一份大自然的礼物。这么多年，‘江河十年行’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这份初心。”汪永晨说。
“江河十年行”的成功自然离不开科学家、环保组织与主流媒体的支持。汪永晨说：“除了各大媒体和NGO对‘江河十年行’的关注与支持外，我们也需要钱。这十年间也有一些真正关注江河的企业家跟随我们前行。‘江河十年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AA制，对于我们来说十年能走下来在当今的中国也算是一个小奇迹。”2012年，团队行走到最后阶段甚至连过路费都交不起，当时随行的一个律师看到那种窘境便帮着出了一些钱，解决了燃眉之急。“直到最后一年，2015年差不多能够收支平衡，前几年就只能靠硬撑。”
由于“江河十年行”行走期间的所有账目都要公示，所以参与行走的很多记者白天如苦行僧般行走采访，到了晚上，又要写稿和清算账目，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汪永晨说，“江河十年行”将来办展览的时候要找他们一一发言。
“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从没想到过要中途放弃。除了钱上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那些来自人的支持更为重要。每次行走报名的人都很多，但是名额有限。因为我们是AA制，所以人一定要满额才能够支撑一场行走。中间有人临时去不了，或者是临近出发突然来了很多记者，所以有时候换车等人这些事就很麻烦。但幸运的是，‘江河十年行’每一年出发都能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
汪永晨在她的文章中写到：“一路行走，不断有更多的记者、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国务院参事和热爱环境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大家共同怀着对自然的热爱与责任，以及对于弱视群体的关注，走在记录十年江河的征程上。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加入媒体报道，这是‘江河十年行’的特色。”
思维上的“坝”
“江河十年行”的行動让当地的居民和社会更关注江河流域的生态和民生，也因此与不少想通过修坝发展经济的人产生了思想上的矛盾。因此，“江河十年行”的队伍时常被视为异类，他们在行走记录中也时常会遇到不理解甚至是来自当地居民的质疑。对于“江河十年行”的参与者来说，这些年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与那些固有思维的人沟通，很多人因为信息结构单一或者偏执，总是听不进去记者说什么。
2014年，怒江的一个村长斥责汪永晨：“你们能为怒江做什么？”说到这儿，汪永晨不免无奈，这种无奈最难受的不是双方观点上的矛盾，而是她太理解对方的苦楚与不得已。“这让我们经常感到困难。所以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记录，努力去影响政府决策，因为对我们来说影响决策比影响人的固有观念要相对容易些。”是的，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固有思维就是我们的自身，在潜移默化中，思维就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而人要从不假思索的固有思维里挣脱出来，为了更好地生存，这才是活着。
金沙江要修白鹤滩水电站，“江河十年行”团队去往地质学家杨勇发现的一个镇子采访，镇子在小江和金沙江的一个汇合点。因为那里要修大坝，当地的矿产就会面临被淹，所以当地展开“抢救式”的开采，镇子里众多的小作坊和尾矿池布满整个江边。杨勇告诉汪永晨，所谓“抢救式”开采，是指在水库蓄水之前，将水位线下的矿石抢挖出来。随着白鹤滩水库的蓄水，将有更多的污染源进入金沙江，水治理又面临进一步的挑战。小江还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因为那里在地质上是断裂带，因此泥石流频发，才有博物馆之称。
2014年“江河十年行”拍到一张照片，照片里那些像水泥一样的水缓缓流进金沙江里，让所有参与者都为之瞠目结舌。拍这张照片时，汪永晨在下坡时因为山路太陡而摔了下来，腿部受伤。当时因为要赶路，她就没有太在意。三年过去了，汪永晨的腿依旧肿着。“直到现在我走路还有些瘸，还很疼，整个人行动受到很大影响。医生告诉我这个需要四五年的时间修养，所以现在只能熬着。”这次摔倒对于汪永晨来说是个不小的问题，因为她还要为中国环保事业继续奔走，而接下来的行走，她不仅要忍受自然条件的艰苦，也要忍受身体上的疼痛。
“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顶住，就是因为我们在看到了大美的后面还有大险。我的朋友就说，一件事情如果有人说他要做到，你可以不信，但是汪永晨说她要做到你就得相信，因为这家伙死磕。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的性格吧，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就要把它做好。”她说。
水电开发对民生的影响
汉源县万工乡是中国的花椒之乡，也是汪永晨在“江河十年行”行走中，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因为大渡河峡谷中修瀑布沟水库，产生了很多移民，在那里，让她看到了水电开发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汪永晨说，“‘江河十年行’曾经到万工看到的居民都非常富有，家家户户都有很多的粮食和酒肉，但是因为要修水库，居民的居住点安置在一个小山坡上，那个山坡连庄稼都种不了。一年零六天以后，一场大的滑坡泥石流把新房冲垮，死了几十个人，移民后新盖的小楼和新购置的家用电器毁于泥石流，临时安排的地方又着火被烧，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好。” “江河十年行”甚至在2010年还曾遇到过“特殊待遇”，团队在汉源准备进万工时被当地有关部门拦下。近十天里，一路有人紧跟“保护”，处处都有热情“招待”。在汉源时，他们更是用接待过领导的车把他们一行人带到一个彝族山寨“歇息”。那一次，“江河十年行”团队并没有进到万工。
“2011年我们悄悄溜进万工，真的被当时的景象震撼到。所有的房屋都被自然灾害摧毁倒塌，那些做锌锭生意的人家几百万的货物都被压在废墟下，但是政府不管。有的孩子家人去世后眼神呆滞，似乎已经习惯了泥石流吞噬他的生活中的一切。2013年我们准备再进去之前，那个村里一个中年男人因为自焚被送进医院。”
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影响，更令人感到不安的，就是他们精神生活上的改变。“2011年，‘江河十年行’找了一位人类学家一起去做都江堰附近水电工程的移民调查，当我们走到那里，都江堰周围的那些村民就明显感受到一种紧张。我们去任何一家采访，当地人都强烈要求迅速关门。有位老人家去世了，我们要去看看他，村里的人都不愿意带我们去，他们邻里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冷漠到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作为媒体人以及城市生活中的人未曾感受过的一种“冷”。
“我们行走这十年就是把这些真实的故事一篇篇写出来告诉更多的人。”除了关注环保之外，就是关注人情。汪永晨说，做一个记者要与这些人建立情感上的交流，在心灵上产生的碰撞那一刻，是她做媒体人最大的满足。“‘江河十年行’项目结束后，有很多人还会经常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去了。行走的这十年间，每次去我都会给受访人家带新衣服，看着他们穿上新衣服的那一刻心里特别高兴。”说到这里，汪永晨笑了，脸上微微泛着光。
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初见成效
在网络发声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每一个使用新媒体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在传播与反馈的过程中对社会产生影响从而引起社会舆论，这就是“民意”。
2003年6月，“江河十年行”为留下都江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使用至今的无坝水利工程请命，引起国内外180家媒体对此关注并报道。两个月后，四川省政府2003年第16次常务会议上，时任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就说：“省政府对这个事情（都江堰杨柳湖水电站）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能上。”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保卫都江堰”行动告一段落。这让汪永晨看到了中国公民的意见对江河开发公共决策产生的影响，给了汪永晨发起“江河十年行”的决心和力量。
现在已经是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的曾繁旭认为，“江河十年行”促进了弱势群体的表达。汪永晨曾经做过一个事情，就是把他们记录到的怒江边一百多户民众的采访录音放到网上，把采访资料公开，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和她一样原生态的真实感。这无疑是一种帮助当地村民行使他们发言权的行为。
曾繁旭说，“从某种意义讲，‘江河十年行’的工作，给了底层民众参与切身相关议题的权利，增加了他们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谈判的力量，通过媒体平台将他们的声音带到北京，带到更多的地方，也让其他民众了解江河议题的各个方面，这也是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
叫停大坝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不管是“保卫都江堰”还是为木格措的百姓留下他们的“神湖”，从“怒江”再到“重庆小南海”保护长江特有鱼类等等，一个个事实让世界看到在今天的中国，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为弱势民意发声，用媒体的力量守护自己的家园，并且积极影响了政府的公共决策。在我国决策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中，媒体的反馈与互动对社会监督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金沙江支流小江在2013年通过媒体报道后有了改变。但是金沙江边因民沟的污染却至今十分嚣张。在‘江河十年行’的记者们拿着拍到的证据找到相关企业和当地环保部门后，终于让违法者受到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和撤职的处理。”汪永晨说，对违法者的处罚也是“江河十年行”努力出的结果。
除了对政府公共决策的积极影响，另一个让“江河十年行”的努力没有白费的，就是环评报告的公示。
2005年8月份，绿家园和几家民间组织二次向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环保局发出：“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同时在北京、上海等十个大城市的记者中开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模拟听证会。2007年，金沙江阿海水电开发的环评报告在网上公示。他们立刻与专家、学者一起对其中他们认为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国家环保部一位官员在给他们的回信中说：“感谢发给我你们对项目环评文件的评议意见——这是我见到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对一个建设项目方案的最全面的意见。其实，无论你们的意见是否准确，作为公众，你们展示了对于环境的高度关注——我认为是一批知识分子对于环境的良心。当然，这也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家有关规定赋予你们的合法权利。”
正是因为“江河十年行”团队亲自深入到每一家每一户去体验民情，用科学客观的角度为民意发声，才使得国家环保部看到他们的良心与关怀。汪永晨说：“关于环评报告的公示，因为我们开始呼吁，然后被政府关注，在国家环评过程中，虽然也有民间组织的加入，但这一加入人情的原因往往大于制度化的因素。”
他們不会因为走的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
“我们不是反坝派”
20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国内水电开发的规模和生态及舆论影响不断扩大。那些越建越高的大坝和越来越大的水库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其中就有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对于“江河十年行”的队伍来说，扣上“反坝派”这个帽子着实有点委屈。
“我们不是要反对一切建坝。我至今一共去了17次怒江，在去第10次的时候赶上5次大的泥石流和滑坡，其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泥石流，那次与我们同行的有《时代周刊》驻中国、香港无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重量级主流媒体的记者。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媒体团队，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第一线的最真实的情况。所以这个更奠定了我们反对在这样地质脆弱的地方修大坝，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江河十年行”团队所做的多方面的采访与事实记录，是为了让持有一方观点的人能够在他人的生活中拥有更多的视角，也能够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树立科学的建坝态度。
郭于华教授在《六江纪事2009—2012》的序言中写到：“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跑马圈水’大干快上，一些大型水电项目（如怒江）将坝址选在位于山体结构破碎、地质灾害频发的区段（可见书中徐道一、孙文鹏先生的论证，及温家宝前总理三次叫停怒江建坝），危害显而易见；建坝对当地生态、地质、气候造成的多重负面影响被忽视不见；因建坝导致的水电移民生计有困难、补偿不到位、发展无前景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水电过剩、本地消纳带来的高耗能高污染矿产等企业对当地水资源和居民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眼见得这水质恶化、江河寸断的前景，行走者们无法不心痛、焦虑、悲伤甚至愤怒。”她曾参加了“江河十年行”2010年的行走记录，她笔下的感叹，正是“江河十年行”带给她的。
汪永晨说遗憾是肯定存在的，就像在2015年12月，和他们一起走在大渡河边的水利水电专家刘树坤告诉她的，2007年他在走“江河十年行”时，已经看到了一些生态平衡被破坏的苗头，担心会形成很大的问题。“今天一路走过来，河道里水停了，有一点水，有一点落差，都在建水电站。这是把一条条河都‘杀’死呀，是在‘杀’河取电！这样的开发能维持多久，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决策者们想过吗？”这些话让“江河十年行”的项目参与者都感到无奈，那些越来越糟糕的事实成为了汪永晨及其团队最大的遗憾。她说她不知道那些画中的风景，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否看到；那些中国的骄傲，这个世界还能否看到。
另外一个小遗憾，就是关于采访素材的问题。“‘江河十年行’结束了，我们拥有了海量的素材，这些素材都是难得珍贵的记录。每年都会有各大媒体的记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可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这些记者的东西并不能及时汇总起来，这些资料如果全部收集起来用新媒体给大家展示‘江河十年行’的项目，那个传播效果一定非常好。这些年的观察和记录不能浪费，我们想把这些资料拿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也同时引起大家的思考。”
什么才是好日子？
人都有对温饱与幸福的渴求，有的人生活在此处，有的人生活在彼处，这些看似偶然的命运，总会因为很多身不由己的外力而改变，也会因为命中注定的相遇而改变。“‘江河十年行’用十年的时间行走、记录，把这些故事讲出来，让看到文章的人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找到自己对‘什么是好日子’这个思考的答案。我们并没有给生活下定论，关于好日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是汪永晨想要通过“江河十年行”项目的记录带给所有人的一个最终的思考。那些让她牵挂的每一个姓名和每一张脸都使她对生活的“后来面目”进行了反思，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时间还有多久呢？在“江河十年行”项目里，汪永晨是唯一坚持走了十年的环保人，她与江河周围十户人家的交流，让她一次次感觉到人对好日子的期盼，哪怕是谨小慎微的眼神和支离破碎的家园。
十年间，“江河十年行”项目的参与者来来回回走着同一条路，不断造访那些越来越熟悉的面孔，带着相机与五味杂陈的心。有人认为这些照片“关怀”了他们，有人认为这些照片就是当下中国西部江河的一部断代史。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与猜测，他们都用最淳樸的心愿为中国江河的生态环保事业尽一份心力，身体力行地记录着属于中国江河人家的美丽与哀愁。他们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选择了与辛苦死磕”。就像他们记录下来的那些民间生活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不拔高，更不需要虚浮的怜悯。面对自然与生活，我们都有共同的脆弱，所以彼此都在相知中互相成就。对于媒体从业者来说，采访是生命中的往来，我们如何认识他人，就会如何认识自己。就像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在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想要把“美”告诉更多人
“我从没见过那么美的高原，也是第一次见到被猎杀的野牦牛，那种从视觉上到心理上的冲撞感，让我想要把我看到的美告诉更多的人，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1993年，汪永晨第一次去三江源，她见到了生命中的一个“结”，之后的二十余年，她化身为行者，与环保组织和各大媒体一起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中国的江河，用手中的文字与照片为人们慢慢解开这个“结”。
从贡嘎山中的高山神湖木格措，到三江并流的怒江，从2006年开始，“江河十年行”沿着横断山脉在中国江河间领略到了中国西南景观的无穷魅力。不管是生物种类还是民族风情，其中的丰富都让人叹为观止。相较之这种大美的映衬，水电开发后的惨淡景象与之形成令人心痛的鲜明对比。
“我还是认为应该寻找美，在寻找发现美的过程中把发生的和看到的故事与大家分享。让后人有一种借鉴，为后人留一份大自然的礼物。这么多年，‘江河十年行’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这份初心。”汪永晨说。
“江河十年行”的成功自然离不开科学家、环保组织与主流媒体的支持。汪永晨说：“除了各大媒体和NGO对‘江河十年行’的关注与支持外，我们也需要钱。这十年间也有一些真正关注江河的企业家跟随我们前行。‘江河十年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AA制，对于我们来说十年能走下来在当今的中国也算是一个小奇迹。”2012年，团队行走到最后阶段甚至连过路费都交不起，当时随行的一个律师看到那种窘境便帮着出了一些钱，解决了燃眉之急。“直到最后一年，2015年差不多能够收支平衡，前几年就只能靠硬撑。”
由于“江河十年行”行走期间的所有账目都要公示，所以参与行走的很多记者白天如苦行僧般行走采访，到了晚上，又要写稿和清算账目，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汪永晨说，“江河十年行”将来办展览的时候要找他们一一发言。
“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从没想到过要中途放弃。除了钱上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那些来自人的支持更为重要。每次行走报名的人都很多，但是名额有限。因为我们是AA制，所以人一定要满额才能够支撑一场行走。中间有人临时去不了，或者是临近出发突然来了很多记者，所以有时候换车等人这些事就很麻烦。但幸运的是，‘江河十年行’每一年出发都能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
汪永晨在她的文章中写到：“一路行走，不断有更多的记者、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国务院参事和热爱环境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大家共同怀着对自然的热爱与责任，以及对于弱视群体的关注，走在记录十年江河的征程上。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加入媒体报道，这是‘江河十年行’的特色。”
思维上的“坝”
“江河十年行”的行動让当地的居民和社会更关注江河流域的生态和民生，也因此与不少想通过修坝发展经济的人产生了思想上的矛盾。因此，“江河十年行”的队伍时常被视为异类，他们在行走记录中也时常会遇到不理解甚至是来自当地居民的质疑。对于“江河十年行”的参与者来说，这些年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与那些固有思维的人沟通，很多人因为信息结构单一或者偏执，总是听不进去记者说什么。
2014年，怒江的一个村长斥责汪永晨：“你们能为怒江做什么？”说到这儿，汪永晨不免无奈，这种无奈最难受的不是双方观点上的矛盾，而是她太理解对方的苦楚与不得已。“这让我们经常感到困难。所以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记录，努力去影响政府决策，因为对我们来说影响决策比影响人的固有观念要相对容易些。”是的，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固有思维就是我们的自身，在潜移默化中，思维就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而人要从不假思索的固有思维里挣脱出来，为了更好地生存，这才是活着。
金沙江要修白鹤滩水电站，“江河十年行”团队去往地质学家杨勇发现的一个镇子采访，镇子在小江和金沙江的一个汇合点。因为那里要修大坝，当地的矿产就会面临被淹，所以当地展开“抢救式”的开采，镇子里众多的小作坊和尾矿池布满整个江边。杨勇告诉汪永晨，所谓“抢救式”开采，是指在水库蓄水之前，将水位线下的矿石抢挖出来。随着白鹤滩水库的蓄水，将有更多的污染源进入金沙江，水治理又面临进一步的挑战。小江还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因为那里在地质上是断裂带，因此泥石流频发，才有博物馆之称。
2014年“江河十年行”拍到一张照片，照片里那些像水泥一样的水缓缓流进金沙江里，让所有参与者都为之瞠目结舌。拍这张照片时，汪永晨在下坡时因为山路太陡而摔了下来，腿部受伤。当时因为要赶路，她就没有太在意。三年过去了，汪永晨的腿依旧肿着。“直到现在我走路还有些瘸，还很疼，整个人行动受到很大影响。医生告诉我这个需要四五年的时间修养，所以现在只能熬着。”这次摔倒对于汪永晨来说是个不小的问题，因为她还要为中国环保事业继续奔走，而接下来的行走，她不仅要忍受自然条件的艰苦，也要忍受身体上的疼痛。
“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顶住，就是因为我们在看到了大美的后面还有大险。我的朋友就说，一件事情如果有人说他要做到，你可以不信，但是汪永晨说她要做到你就得相信，因为这家伙死磕。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的性格吧，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就要把它做好。”她说。
水电开发对民生的影响
汉源县万工乡是中国的花椒之乡，也是汪永晨在“江河十年行”行走中，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因为大渡河峡谷中修瀑布沟水库，产生了很多移民，在那里，让她看到了水电开发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汪永晨说，“‘江河十年行’曾经到万工看到的居民都非常富有，家家户户都有很多的粮食和酒肉，但是因为要修水库，居民的居住点安置在一个小山坡上，那个山坡连庄稼都种不了。一年零六天以后，一场大的滑坡泥石流把新房冲垮，死了几十个人，移民后新盖的小楼和新购置的家用电器毁于泥石流，临时安排的地方又着火被烧，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好。” “江河十年行”甚至在2010年还曾遇到过“特殊待遇”，团队在汉源准备进万工时被当地有关部门拦下。近十天里，一路有人紧跟“保护”，处处都有热情“招待”。在汉源时，他们更是用接待过领导的车把他们一行人带到一个彝族山寨“歇息”。那一次，“江河十年行”团队并没有进到万工。
“2011年我们悄悄溜进万工，真的被当时的景象震撼到。所有的房屋都被自然灾害摧毁倒塌，那些做锌锭生意的人家几百万的货物都被压在废墟下，但是政府不管。有的孩子家人去世后眼神呆滞，似乎已经习惯了泥石流吞噬他的生活中的一切。2013年我们准备再进去之前，那个村里一个中年男人因为自焚被送进医院。”
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影响，更令人感到不安的，就是他们精神生活上的改变。“2011年，‘江河十年行’找了一位人类学家一起去做都江堰附近水电工程的移民调查，当我们走到那里，都江堰周围的那些村民就明显感受到一种紧张。我们去任何一家采访，当地人都强烈要求迅速关门。有位老人家去世了，我们要去看看他，村里的人都不愿意带我们去，他们邻里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冷漠到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作为媒体人以及城市生活中的人未曾感受过的一种“冷”。
“我们行走这十年就是把这些真实的故事一篇篇写出来告诉更多的人。”除了关注环保之外，就是关注人情。汪永晨说，做一个记者要与这些人建立情感上的交流，在心灵上产生的碰撞那一刻，是她做媒体人最大的满足。“‘江河十年行’项目结束后，有很多人还会经常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去了。行走的这十年间，每次去我都会给受访人家带新衣服，看着他们穿上新衣服的那一刻心里特别高兴。”说到这里，汪永晨笑了，脸上微微泛着光。
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初见成效
在网络发声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每一个使用新媒体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在传播与反馈的过程中对社会产生影响从而引起社会舆论，这就是“民意”。
2003年6月，“江河十年行”为留下都江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使用至今的无坝水利工程请命，引起国内外180家媒体对此关注并报道。两个月后，四川省政府2003年第16次常务会议上，时任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就说：“省政府对这个事情（都江堰杨柳湖水电站）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能上。”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保卫都江堰”行动告一段落。这让汪永晨看到了中国公民的意见对江河开发公共决策产生的影响，给了汪永晨发起“江河十年行”的决心和力量。
现在已经是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的曾繁旭认为，“江河十年行”促进了弱势群体的表达。汪永晨曾经做过一个事情，就是把他们记录到的怒江边一百多户民众的采访录音放到网上，把采访资料公开，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和她一样原生态的真实感。这无疑是一种帮助当地村民行使他们发言权的行为。
曾繁旭说，“从某种意义讲，‘江河十年行’的工作，给了底层民众参与切身相关议题的权利，增加了他们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谈判的力量，通过媒体平台将他们的声音带到北京，带到更多的地方，也让其他民众了解江河议题的各个方面，这也是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
叫停大坝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不管是“保卫都江堰”还是为木格措的百姓留下他们的“神湖”，从“怒江”再到“重庆小南海”保护长江特有鱼类等等，一个个事实让世界看到在今天的中国，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为弱势民意发声，用媒体的力量守护自己的家园，并且积极影响了政府的公共决策。在我国决策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中，媒体的反馈与互动对社会监督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金沙江支流小江在2013年通过媒体报道后有了改变。但是金沙江边因民沟的污染却至今十分嚣张。在‘江河十年行’的记者们拿着拍到的证据找到相关企业和当地环保部门后，终于让违法者受到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和撤职的处理。”汪永晨说，对违法者的处罚也是“江河十年行”努力出的结果。
除了对政府公共决策的积极影响，另一个让“江河十年行”的努力没有白费的，就是环评报告的公示。
2005年8月份，绿家园和几家民间组织二次向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环保局发出：“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同时在北京、上海等十个大城市的记者中开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模拟听证会。2007年，金沙江阿海水电开发的环评报告在网上公示。他们立刻与专家、学者一起对其中他们认为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国家环保部一位官员在给他们的回信中说：“感谢发给我你们对项目环评文件的评议意见——这是我见到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对一个建设项目方案的最全面的意见。其实，无论你们的意见是否准确，作为公众，你们展示了对于环境的高度关注——我认为是一批知识分子对于环境的良心。当然，这也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家有关规定赋予你们的合法权利。”
正是因为“江河十年行”团队亲自深入到每一家每一户去体验民情，用科学客观的角度为民意发声，才使得国家环保部看到他们的良心与关怀。汪永晨说：“关于环评报告的公示，因为我们开始呼吁，然后被政府关注，在国家环评过程中，虽然也有民间组织的加入，但这一加入人情的原因往往大于制度化的因素。”
他們不会因为走的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
“我们不是反坝派”
20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国内水电开发的规模和生态及舆论影响不断扩大。那些越建越高的大坝和越来越大的水库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其中就有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对于“江河十年行”的队伍来说，扣上“反坝派”这个帽子着实有点委屈。
“我们不是要反对一切建坝。我至今一共去了17次怒江，在去第10次的时候赶上5次大的泥石流和滑坡，其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泥石流，那次与我们同行的有《时代周刊》驻中国、香港无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重量级主流媒体的记者。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媒体团队，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第一线的最真实的情况。所以这个更奠定了我们反对在这样地质脆弱的地方修大坝，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江河十年行”团队所做的多方面的采访与事实记录，是为了让持有一方观点的人能够在他人的生活中拥有更多的视角，也能够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树立科学的建坝态度。
郭于华教授在《六江纪事2009—2012》的序言中写到：“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跑马圈水’大干快上，一些大型水电项目（如怒江）将坝址选在位于山体结构破碎、地质灾害频发的区段（可见书中徐道一、孙文鹏先生的论证，及温家宝前总理三次叫停怒江建坝），危害显而易见；建坝对当地生态、地质、气候造成的多重负面影响被忽视不见；因建坝导致的水电移民生计有困难、补偿不到位、发展无前景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水电过剩、本地消纳带来的高耗能高污染矿产等企业对当地水资源和居民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眼见得这水质恶化、江河寸断的前景，行走者们无法不心痛、焦虑、悲伤甚至愤怒。”她曾参加了“江河十年行”2010年的行走记录，她笔下的感叹，正是“江河十年行”带给她的。
汪永晨说遗憾是肯定存在的，就像在2015年12月，和他们一起走在大渡河边的水利水电专家刘树坤告诉她的，2007年他在走“江河十年行”时，已经看到了一些生态平衡被破坏的苗头，担心会形成很大的问题。“今天一路走过来，河道里水停了，有一点水，有一点落差，都在建水电站。这是把一条条河都‘杀’死呀，是在‘杀’河取电！这样的开发能维持多久，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决策者们想过吗？”这些话让“江河十年行”的项目参与者都感到无奈，那些越来越糟糕的事实成为了汪永晨及其团队最大的遗憾。她说她不知道那些画中的风景，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否看到；那些中国的骄傲，这个世界还能否看到。
另外一个小遗憾，就是关于采访素材的问题。“‘江河十年行’结束了，我们拥有了海量的素材，这些素材都是难得珍贵的记录。每年都会有各大媒体的记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可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这些记者的东西并不能及时汇总起来，这些资料如果全部收集起来用新媒体给大家展示‘江河十年行’的项目，那个传播效果一定非常好。这些年的观察和记录不能浪费，我们想把这些资料拿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也同时引起大家的思考。”
什么才是好日子？
人都有对温饱与幸福的渴求，有的人生活在此处，有的人生活在彼处，这些看似偶然的命运，总会因为很多身不由己的外力而改变，也会因为命中注定的相遇而改变。“‘江河十年行’用十年的时间行走、记录，把这些故事讲出来，让看到文章的人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找到自己对‘什么是好日子’这个思考的答案。我们并没有给生活下定论，关于好日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是汪永晨想要通过“江河十年行”项目的记录带给所有人的一个最终的思考。那些让她牵挂的每一个姓名和每一张脸都使她对生活的“后来面目”进行了反思，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时间还有多久呢？在“江河十年行”项目里，汪永晨是唯一坚持走了十年的环保人，她与江河周围十户人家的交流，让她一次次感觉到人对好日子的期盼，哪怕是谨小慎微的眼神和支离破碎的家园。
十年间，“江河十年行”项目的参与者来来回回走着同一条路，不断造访那些越来越熟悉的面孔，带着相机与五味杂陈的心。有人认为这些照片“关怀”了他们，有人认为这些照片就是当下中国西部江河的一部断代史。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与猜测，他们都用最淳樸的心愿为中国江河的生态环保事业尽一份心力，身体力行地记录着属于中国江河人家的美丽与哀愁。他们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选择了与辛苦死磕”。就像他们记录下来的那些民间生活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不拔高，更不需要虚浮的怜悯。面对自然与生活，我们都有共同的脆弱，所以彼此都在相知中互相成就。对于媒体从业者来说，采访是生命中的往来，我们如何认识他人，就会如何认识自己。就像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在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