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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被称为“怪学者”的辜鸿铭，被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拖在他背后的那条辫子，几乎当时的名人学者在回忆他的文章里都要谈到这个话题。
梁实秋在文中描绘，“先生喜争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辜鸿铭也颇以此自得，他曾经给“辫帅”张勋送过一幅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前联的“擎雨盖”是指清朝官帽，“傲霜枝”则是指他的辫子。其实，辜鸿铭在清朝时并不梳辫子，倒是辛亥革命爆发，人人都剪去了辫子，他却戴起了假发结的辫子，以后，头发养长了些，才有了一条枯黄细小的“傲霜枝”。胡适在《每周评论》写了一篇“随感录”提及此事，说辜鸿铭从小在西洋长大，并不梳辫子，倒在民国又梳起来了，以为这是“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胡适写了此文后，一次偶遇辜鸿铭，便拿出这张报纸给他看。辜鸿铭当即自辩道，他年幼时随苏格兰教士出洋，父亲告诫他两事，一是不可信仰基督教，二是不可剪辫。他从此谨遵父命，一直未敢剪辫。成为青年后，约会一位英国女友，那位英国姑娘顽皮地拿他辫子赏玩，辜鸿铭一时冲动，便剪了辫子赠送女友。这个故事颇有浪漫色彩，但虚实则难以考证。胡适称他的续辫有哗众取宠的成分，其以“守旧”来标榜自己，亦是另一种时尚，“当初是以‘立异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这些话很刺中辜鸿铭的要害，他恼羞成怒，声称要去法庭控告胡适，胡适笑而应之。可是，辜鸿铭也无非是虚张声势而已，自然是不了了之。
在20世纪的西方人眼里，辜鸿铭实在是当时他们心目中的时尚人物。因此，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无论是政界人物，还是作家学者，都争相一睹辜鸿铭风采。辜鸿铭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孔学，与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会晤来华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甚至还被印度的圣雄甘地赞誉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此时也将他背后的那根稀疏的辫子赋予了某种新意，他对来访的著名英国作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辫发，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在此之前，他在《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一书中，就已经表露出这种观点：“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不过，在那些深谙中国古代文化原典的士大夫们，尤其那些道学之士心目中，辜鸿铭所持守的“中国之文明”并非原汁原味，倒是充满了“二毛子”气息的。辜鸿铭以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来比喻丈夫与妻妾间的关系，简直拟为不伦，与“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训相去甚远；辜鸿铭竟自承其始祖原为罪犯，还说什么“这不足引以为羞，数典忘祖，方属可耻”云云，就更违反了“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孝道原则，置纲常礼教于何地？还有，辜鸿铭的书法也是多一笔少一笔，恐怕在科举时代连一个秀才的功名也难以觅到。所以，在他们眼中，辜鸿铭的价值绝非是“古典中国”之代表，其实倒是他通晓多国文字的“二毛子”之特长。正是因为大清王朝也“咸与维新”了，辜鸿铭此时才能在清末任显宦张之洞幕僚，替大清写英文文章在国外报纸宣扬王道，而且还在清朝倒台的前一年，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资格，被宣统皇帝赏赐文科进士第二名（即是榜眼）。辜鸿铭“货与帝王家”的恰是那些真正地道的“洋货”，绝非是他所自诩的什么“老大中华”的传统文化。他的学生罗家伦回忆，据说有一天，辜鸿铭把自己创作的英文诗叫学生们翻译，学生们的译文都不能使他满意，他便自拟了古诗体的译文：“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罗家伦随即评论说，英文诗写得很好，但译文并不高明，因为辜鸿铭研习国学毕竟是后天才用功的，虽然也有相当造诣，却并不自然。
辜鸿铭对“古典中国”确实是有着一种“骸骨的迷恋”，这使他几至于迷醉，几至于迷失，甚至癫狂。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文明的精华是“以礼来自我约束”。他赞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沉、博大、俭朴和灵敏四种美德，并且主张用中国的儒家思想来治疗西方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当西方学者批评中国人缺乏精确的习惯时，他反唇相讥，说是中国人过着心灵的、情感的生活，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执着于头脑的、知识的或科学的生活。他还以毛笔来作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譬如使用毛笔，若掌握不好，书写或绘画就很难，而一旦得心应手，却能创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得到这种效果的。所以，他认为毛笔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心灵符号。心灵是纤细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刻板僵硬。中国的水墨画与书法，恰恰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东方文化的那种雍容和高贵，它们也只有用心灵才能去体味。而中国的戏曲，比如昆曲艺术则更为雅致，犹如古汉语，蕴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优雅、高贵及忧郁。而掌握与理解这些中国艺术，又恰如辜鸿铭所说，“你必须拥有丰富的天资：你的心灵和大脑、心灵和智力得到同等发展”。对“中国之文明”的这一番绝妙深刻阐述，其实是辜鸿铭以其深厚的西方美学修养为根柢而发出的创论，这也未必是那些口称“子曰诗云”的饱学之士所能够想到的吧？辜鸿铭学贯中西，方能道出这一番惊人之论，且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让一批西方学者文人频频表示赞佩。而那些饱读诗书的道学君子们，面对日新月异之世界新潮流，则是只会喋喋不休地重复“夷夏之防”之类迂腐论调，或只会背诵一堆孔孟教条，哀叹“人心不古”而已；或只会打躬作揖，空谈义理，终日匡坐，如同泥塑。
辜鸿铭是一位有着渊博知识的学者，他既通中国文化，又晓西方学问，精通英、法、德、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多国语言，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曾经潜心研究西方文学、哲学。凌叔华撰文回忆说，她曾经在家中有幸目睹辜鸿铭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上千行诗歌竟是倒背如流，让人惊羡不已。辜鸿铭对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其实也是他后来“怪癖”的根源。他与那些只识一些西方文化皮毛的留学生不同，真正看清楚了西方社会工业化后，文明却走向堕落的“荒原现象”，还有那种“物化”的社会潮流必定会带来的情欲和腐化浪潮。他被当时的中国文化界看成是守旧派，而在西方世界却又是抱有文化批判意识的“先锋派”，这也是他被很多西方学者作家钦佩的缘由。他与极少数西方智者同样意识到，这种社会文化“荒原现象”，也是人类即将面临的又一困境，他于是转过身来，企图用东方文明的药方来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对那些西方艺术家来讲，也是正合心意。他们不愿意看到西方世界机器隆隆、灯红酒绿的社会文化的“荒原现象”，也不愿意看到古老的东方国家四维将裂、天柱欲折的文化颓墟，而是沉浸于无限美感、优雅和精致的东方文化幻梦中，只自顾自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内心的幻梦，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理解东方国家的人民的生存困境以及现代化要求。于是，他们也就口口声声地对辜鸿铭赞颂不已。
其实，那时的不少中国学者如梁启超、林语堂等也都有类似心态。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实质上对西方文明是怀有某种困惑及疑虑的矛盾心理，对中国传统文化则又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依恋之情。对辜鸿铭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他在潜意识中又很容易变态地走向偏执，甚至极端化。于是，他的种种奇谈怪论让中国知识界也啼笑皆非了。譬如，凡是封建的东西，他都认为是好的。他认为社会大乱，是因为取消了君主制度。民国的法律，没有人害怕；倘若是说“王法”，老百姓就都怕了，所以，少了一个“王”字就不行。他大骂现代人的文字不通，创造出“改良”的名词，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改“良”为娼吗？他还狂热地为中国女人裹小脚这种落后习俗而辩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人们不禁发出疑问，这些荒诞的话语怎么会出自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口中呢？
应该说，这又不难解释，辜鸿铭迷恋东方文明的精致、优雅和华美，却又干脆对东方文明里面存在着的腐朽、衰颓与堕落视而不见。不仅在那时，就是在以后，中国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代里，像辜鸿铭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在他们的精神上始终也拖着一根枯黄细小的辫子，只不过他们不像辜鸿铭那样心直口快、心口如一，而是会很圆滑地遮掩自己的真实思想而已。辜鸿铭是坦率天真的，而那些西方的作家学者们则更为天真，他们对中国知识界将辜鸿铭看成是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人物很不以为然，倒是把辜鸿铭身后的那条枯黄细小的辫子误读为前卫艺术家的披肩发、小抓髻、一撮毛，甚至把他的思想误读为现代派、先锋派艺术的源头。因为他们的文化实质都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沉沦充满了悲观与失望，因为他们都对“物化”的“精神荒原”表示厌恶与恐惧，所以，有那么多的西方著名作家学者追捧他，这实在让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感觉大惑不解、满腹疑问。一些激进的革命文化人甚至还想到，这是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用赞颂我们的落后，来阻止我们走向现代化？他们并不明白，只是一连串文化悖论的圆圈把那些西洋人还有东方的智者们转晕了而已。
这真是一连串的文化悖论，落后的成了先锋的，守旧的成了时尚的，起点成了终点，终点又成了新的起点。难道人类文化的实质，就真的如黑格尔所说，仅只是一连串圆圈吗？看来更可笑的是，人们或许在这个圆圈里还要接着转下去。
（本文编辑 谢宁）
梁实秋在文中描绘，“先生喜争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辜鸿铭也颇以此自得，他曾经给“辫帅”张勋送过一幅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前联的“擎雨盖”是指清朝官帽，“傲霜枝”则是指他的辫子。其实，辜鸿铭在清朝时并不梳辫子，倒是辛亥革命爆发，人人都剪去了辫子，他却戴起了假发结的辫子，以后，头发养长了些，才有了一条枯黄细小的“傲霜枝”。胡适在《每周评论》写了一篇“随感录”提及此事，说辜鸿铭从小在西洋长大，并不梳辫子，倒在民国又梳起来了，以为这是“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胡适写了此文后，一次偶遇辜鸿铭，便拿出这张报纸给他看。辜鸿铭当即自辩道，他年幼时随苏格兰教士出洋，父亲告诫他两事，一是不可信仰基督教，二是不可剪辫。他从此谨遵父命，一直未敢剪辫。成为青年后，约会一位英国女友，那位英国姑娘顽皮地拿他辫子赏玩，辜鸿铭一时冲动，便剪了辫子赠送女友。这个故事颇有浪漫色彩，但虚实则难以考证。胡适称他的续辫有哗众取宠的成分，其以“守旧”来标榜自己，亦是另一种时尚，“当初是以‘立异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这些话很刺中辜鸿铭的要害，他恼羞成怒，声称要去法庭控告胡适，胡适笑而应之。可是，辜鸿铭也无非是虚张声势而已，自然是不了了之。
在20世纪的西方人眼里，辜鸿铭实在是当时他们心目中的时尚人物。因此，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无论是政界人物，还是作家学者，都争相一睹辜鸿铭风采。辜鸿铭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孔学，与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会晤来华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甚至还被印度的圣雄甘地赞誉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此时也将他背后的那根稀疏的辫子赋予了某种新意，他对来访的著名英国作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辫发，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在此之前，他在《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一书中，就已经表露出这种观点：“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不过，在那些深谙中国古代文化原典的士大夫们，尤其那些道学之士心目中，辜鸿铭所持守的“中国之文明”并非原汁原味，倒是充满了“二毛子”气息的。辜鸿铭以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来比喻丈夫与妻妾间的关系，简直拟为不伦，与“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训相去甚远；辜鸿铭竟自承其始祖原为罪犯，还说什么“这不足引以为羞，数典忘祖，方属可耻”云云，就更违反了“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孝道原则，置纲常礼教于何地？还有，辜鸿铭的书法也是多一笔少一笔，恐怕在科举时代连一个秀才的功名也难以觅到。所以，在他们眼中，辜鸿铭的价值绝非是“古典中国”之代表，其实倒是他通晓多国文字的“二毛子”之特长。正是因为大清王朝也“咸与维新”了，辜鸿铭此时才能在清末任显宦张之洞幕僚，替大清写英文文章在国外报纸宣扬王道，而且还在清朝倒台的前一年，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资格，被宣统皇帝赏赐文科进士第二名（即是榜眼）。辜鸿铭“货与帝王家”的恰是那些真正地道的“洋货”，绝非是他所自诩的什么“老大中华”的传统文化。他的学生罗家伦回忆，据说有一天，辜鸿铭把自己创作的英文诗叫学生们翻译，学生们的译文都不能使他满意，他便自拟了古诗体的译文：“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罗家伦随即评论说，英文诗写得很好，但译文并不高明，因为辜鸿铭研习国学毕竟是后天才用功的，虽然也有相当造诣，却并不自然。
辜鸿铭对“古典中国”确实是有着一种“骸骨的迷恋”，这使他几至于迷醉，几至于迷失，甚至癫狂。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文明的精华是“以礼来自我约束”。他赞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沉、博大、俭朴和灵敏四种美德，并且主张用中国的儒家思想来治疗西方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当西方学者批评中国人缺乏精确的习惯时，他反唇相讥，说是中国人过着心灵的、情感的生活，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执着于头脑的、知识的或科学的生活。他还以毛笔来作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譬如使用毛笔，若掌握不好，书写或绘画就很难，而一旦得心应手，却能创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得到这种效果的。所以，他认为毛笔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心灵符号。心灵是纤细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刻板僵硬。中国的水墨画与书法，恰恰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东方文化的那种雍容和高贵，它们也只有用心灵才能去体味。而中国的戏曲，比如昆曲艺术则更为雅致，犹如古汉语，蕴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优雅、高贵及忧郁。而掌握与理解这些中国艺术，又恰如辜鸿铭所说，“你必须拥有丰富的天资：你的心灵和大脑、心灵和智力得到同等发展”。对“中国之文明”的这一番绝妙深刻阐述，其实是辜鸿铭以其深厚的西方美学修养为根柢而发出的创论，这也未必是那些口称“子曰诗云”的饱学之士所能够想到的吧？辜鸿铭学贯中西，方能道出这一番惊人之论，且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让一批西方学者文人频频表示赞佩。而那些饱读诗书的道学君子们，面对日新月异之世界新潮流，则是只会喋喋不休地重复“夷夏之防”之类迂腐论调，或只会背诵一堆孔孟教条，哀叹“人心不古”而已；或只会打躬作揖，空谈义理，终日匡坐，如同泥塑。
辜鸿铭是一位有着渊博知识的学者，他既通中国文化，又晓西方学问，精通英、法、德、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多国语言，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曾经潜心研究西方文学、哲学。凌叔华撰文回忆说，她曾经在家中有幸目睹辜鸿铭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上千行诗歌竟是倒背如流，让人惊羡不已。辜鸿铭对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其实也是他后来“怪癖”的根源。他与那些只识一些西方文化皮毛的留学生不同，真正看清楚了西方社会工业化后，文明却走向堕落的“荒原现象”，还有那种“物化”的社会潮流必定会带来的情欲和腐化浪潮。他被当时的中国文化界看成是守旧派，而在西方世界却又是抱有文化批判意识的“先锋派”，这也是他被很多西方学者作家钦佩的缘由。他与极少数西方智者同样意识到，这种社会文化“荒原现象”，也是人类即将面临的又一困境，他于是转过身来，企图用东方文明的药方来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对那些西方艺术家来讲，也是正合心意。他们不愿意看到西方世界机器隆隆、灯红酒绿的社会文化的“荒原现象”，也不愿意看到古老的东方国家四维将裂、天柱欲折的文化颓墟，而是沉浸于无限美感、优雅和精致的东方文化幻梦中，只自顾自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内心的幻梦，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理解东方国家的人民的生存困境以及现代化要求。于是，他们也就口口声声地对辜鸿铭赞颂不已。
其实，那时的不少中国学者如梁启超、林语堂等也都有类似心态。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实质上对西方文明是怀有某种困惑及疑虑的矛盾心理，对中国传统文化则又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依恋之情。对辜鸿铭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他在潜意识中又很容易变态地走向偏执，甚至极端化。于是，他的种种奇谈怪论让中国知识界也啼笑皆非了。譬如，凡是封建的东西，他都认为是好的。他认为社会大乱，是因为取消了君主制度。民国的法律，没有人害怕；倘若是说“王法”，老百姓就都怕了，所以，少了一个“王”字就不行。他大骂现代人的文字不通，创造出“改良”的名词，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改“良”为娼吗？他还狂热地为中国女人裹小脚这种落后习俗而辩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人们不禁发出疑问，这些荒诞的话语怎么会出自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口中呢？
应该说，这又不难解释，辜鸿铭迷恋东方文明的精致、优雅和华美，却又干脆对东方文明里面存在着的腐朽、衰颓与堕落视而不见。不仅在那时，就是在以后，中国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代里，像辜鸿铭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在他们的精神上始终也拖着一根枯黄细小的辫子，只不过他们不像辜鸿铭那样心直口快、心口如一，而是会很圆滑地遮掩自己的真实思想而已。辜鸿铭是坦率天真的，而那些西方的作家学者们则更为天真，他们对中国知识界将辜鸿铭看成是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人物很不以为然，倒是把辜鸿铭身后的那条枯黄细小的辫子误读为前卫艺术家的披肩发、小抓髻、一撮毛，甚至把他的思想误读为现代派、先锋派艺术的源头。因为他们的文化实质都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沉沦充满了悲观与失望，因为他们都对“物化”的“精神荒原”表示厌恶与恐惧，所以，有那么多的西方著名作家学者追捧他，这实在让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感觉大惑不解、满腹疑问。一些激进的革命文化人甚至还想到，这是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用赞颂我们的落后，来阻止我们走向现代化？他们并不明白，只是一连串文化悖论的圆圈把那些西洋人还有东方的智者们转晕了而已。
这真是一连串的文化悖论，落后的成了先锋的，守旧的成了时尚的，起点成了终点，终点又成了新的起点。难道人类文化的实质，就真的如黑格尔所说，仅只是一连串圆圈吗？看来更可笑的是，人们或许在这个圆圈里还要接着转下去。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