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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确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只是促使危机爆发的外因所在，而不是内因，即最根本的原因。马克思经典著作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要克服制度缺陷，唯有借助宏观调控。
[关键词]金融危机 马克思 资本论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何在?
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确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它只是促使危机爆发的外因所在，而不是内因。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学者希望能够从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遗产中寻求到科学的答案。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证。恩格斯指出：“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利润，采用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市场也随之扩大；另一方面，由于群众购买力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的增长，又对生产和市场的扩大起到了限制作用。这两方面因素的对立，也就是供求之间的对立。在它们的作用下，一方面使生产扩大，另一方面又破坏着再生产的条件，使扩大再生产发生中断，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呈现现出扩张和萎缩的交替性。那么，供求之间的对立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对资本主义而言，恩格斯用了“矛盾”二字，“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这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①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危机最根本原因的论述就止于此。于是，直到今天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到这一问题时都用的是“矛盾”观点。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产品和劳动的“私人交换”必然导致的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这个规律决定，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社会的总劳动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总必须保持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比例关系，这样才能使社会各部门、各行业的社会成员的产品、劳动和活动能够顺畅而不受阻碍地交换，才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如果这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就必然遭到破坏。“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③ 那么，为什么“私人交换”必然导致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呢?首先，参与“私人交换”的每个企业和个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不可能顾及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的均衡。恩格斯曾经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贫富之间的鲜明地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产生的资本浪费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其次，参与“私人交换”的每个企业和个人掌握和运用有关信息的能力必然存在着差异，存在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在“私人交换”过程中，掌握和运用有关信息能力的强者必然会把越来越多的物化劳动(货币)和活劳动(劳动力)聚集到自己的掌控之下；而掌握和运用有关信息能力的弱者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在产品和劳动的私人交换中理应换得的份额。也就说，那样的私人交换必然是形式上买卖双方认可的公平交易，而实质上是不等价交换。这样的不等价交换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造成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的严重失衡，导致交换流程断裂，引发经济危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交换制度导致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的破坏性失衡，进而引发所谓“需求不足”或“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破产、裁员和失业剧增，造成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的爆发强制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比例关系得到一定的修正，供求关系暂时趋于平衡，经济逐渐得以恢复。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社会总劳动的分布比例又重新出现严重失衡，必然导致再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如此往复，资本主义再生产就会呈现出扩张和萎缩交替出现的重复性。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现象。例如在2001年以网络、通讯、半导体为代表的“新经济”泡沫破灭后，2006年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一个巨型泡沫，进而引发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两次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前一次危机过后，随着经济的恢复，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发展逐渐脱离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并与其他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比例关系失衡。为了解决这些行业特别是房地产业的过剩问题便过度依赖透支消费，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出现失调。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解决，但在私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下，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政府反而放松甚至解除了对金融等部门的管制。当虚拟经济的泡沫最终破裂时，实体经济的问题也彻底显现出来，危机便再次爆发。
如何预防和缓解经济危机
有人说，奥巴马新政能够颠覆“新自由主义”，能够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产品和劳动的“私人交换”导致的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是酿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所谓“新政”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比例关系暂时得到修正，以此缓解糟糕的经济形势。一旦经济出现好转，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又会重新甚嚣尘上。同时，在利益关系驱动下，社会总劳动的分布比例又会重新出现失衡，导致再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 那么，在私人交换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不能被废除或取代的条件下，能不能采取某些措施来预防或缓解危机的烈度和痛苦呢?那就是监测社会劳动总量在各行业、部门分布比例的失衡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矫正。
对于如何衡量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和失衡程度，马克思对此已给出了关键的提示：“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各行各业产品在市场交换中实现的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吻合或背离程度，就是衡量社会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失衡程度的一个适当尺度。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有全局性影响的商品交换都是在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基本吻合的情况下实现，就可以肯定即使该经济体处于高速发展之中，也一定会相对平稳地发展，而不致大起大落，发生剧烈的震荡。反之，如果对整个经济体有重大影响的商品交易都是在市场价格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决定的交换价值条件下进行的，那就可以判定该经济体的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已经严重失衡，必然要爆发经济危机。一旦危机爆发，就不仅要借助于市场的调控力量，更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政府一方面要通过采取货币、财政、税收等政策，调整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大和鼓励市场上所需要产品的开发、投资和生产，扶植那些利润率水平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和部门；限制和压缩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大企业、大行业借助某些“超市场”力量所攫取的巨额超额利润。同时，从长期稳定发展来说，还要通过立法等手段，要求各职能部门公布客观、準确的供求信息，迫使企业经营者公开其产品的销售量、库存量、利润等一些所谓的“商业秘密”，利用这些资料扶植信息部门建立供、产、销信息网，衡量监测全社会各行业、部门的利润率水平，指导企业和个人按照公布的信息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经营，从而使整个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尽可能地实现按比例均衡分布。
[关键词]金融危机 马克思 资本论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何在?
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确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它只是促使危机爆发的外因所在，而不是内因。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学者希望能够从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遗产中寻求到科学的答案。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证。恩格斯指出：“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利润，采用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市场也随之扩大；另一方面，由于群众购买力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的增长，又对生产和市场的扩大起到了限制作用。这两方面因素的对立，也就是供求之间的对立。在它们的作用下，一方面使生产扩大，另一方面又破坏着再生产的条件，使扩大再生产发生中断，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呈现现出扩张和萎缩的交替性。那么，供求之间的对立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对资本主义而言，恩格斯用了“矛盾”二字，“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这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①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危机最根本原因的论述就止于此。于是，直到今天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到这一问题时都用的是“矛盾”观点。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产品和劳动的“私人交换”必然导致的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这个规律决定，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社会的总劳动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总必须保持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比例关系，这样才能使社会各部门、各行业的社会成员的产品、劳动和活动能够顺畅而不受阻碍地交换，才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如果这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就必然遭到破坏。“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③ 那么，为什么“私人交换”必然导致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呢?首先，参与“私人交换”的每个企业和个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不可能顾及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的均衡。恩格斯曾经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贫富之间的鲜明地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产生的资本浪费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其次，参与“私人交换”的每个企业和个人掌握和运用有关信息的能力必然存在着差异，存在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在“私人交换”过程中，掌握和运用有关信息能力的强者必然会把越来越多的物化劳动(货币)和活劳动(劳动力)聚集到自己的掌控之下；而掌握和运用有关信息能力的弱者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在产品和劳动的私人交换中理应换得的份额。也就说，那样的私人交换必然是形式上买卖双方认可的公平交易，而实质上是不等价交换。这样的不等价交换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造成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的严重失衡，导致交换流程断裂，引发经济危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交换制度导致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的破坏性失衡，进而引发所谓“需求不足”或“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破产、裁员和失业剧增，造成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的爆发强制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比例关系得到一定的修正，供求关系暂时趋于平衡，经济逐渐得以恢复。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社会总劳动的分布比例又重新出现严重失衡，必然导致再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如此往复，资本主义再生产就会呈现出扩张和萎缩交替出现的重复性。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现象。例如在2001年以网络、通讯、半导体为代表的“新经济”泡沫破灭后，2006年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一个巨型泡沫，进而引发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两次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前一次危机过后，随着经济的恢复，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发展逐渐脱离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并与其他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比例关系失衡。为了解决这些行业特别是房地产业的过剩问题便过度依赖透支消费，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出现失调。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解决，但在私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下，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政府反而放松甚至解除了对金融等部门的管制。当虚拟经济的泡沫最终破裂时，实体经济的问题也彻底显现出来，危机便再次爆发。
如何预防和缓解经济危机
有人说，奥巴马新政能够颠覆“新自由主义”，能够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产品和劳动的“私人交换”导致的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是酿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所谓“新政”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比例关系暂时得到修正，以此缓解糟糕的经济形势。一旦经济出现好转，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又会重新甚嚣尘上。同时，在利益关系驱动下，社会总劳动的分布比例又会重新出现失衡，导致再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 那么，在私人交换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不能被废除或取代的条件下，能不能采取某些措施来预防或缓解危机的烈度和痛苦呢?那就是监测社会劳动总量在各行业、部门分布比例的失衡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矫正。
对于如何衡量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和失衡程度，马克思对此已给出了关键的提示：“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各行各业产品在市场交换中实现的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吻合或背离程度，就是衡量社会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失衡程度的一个适当尺度。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有全局性影响的商品交换都是在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基本吻合的情况下实现，就可以肯定即使该经济体处于高速发展之中，也一定会相对平稳地发展，而不致大起大落，发生剧烈的震荡。反之，如果对整个经济体有重大影响的商品交易都是在市场价格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决定的交换价值条件下进行的，那就可以判定该经济体的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已经严重失衡，必然要爆发经济危机。一旦危机爆发，就不仅要借助于市场的调控力量，更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政府一方面要通过采取货币、财政、税收等政策，调整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大和鼓励市场上所需要产品的开发、投资和生产，扶植那些利润率水平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和部门；限制和压缩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大企业、大行业借助某些“超市场”力量所攫取的巨额超额利润。同时，从长期稳定发展来说，还要通过立法等手段，要求各职能部门公布客观、準确的供求信息，迫使企业经营者公开其产品的销售量、库存量、利润等一些所谓的“商业秘密”，利用这些资料扶植信息部门建立供、产、销信息网，衡量监测全社会各行业、部门的利润率水平，指导企业和个人按照公布的信息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经营，从而使整个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尽可能地实现按比例均衡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