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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普通的香港巷鼠，教会一对忙于事业的年轻夫妇，如何耐心地去爱，为未来的生活留出足够的空白。
和一只巷鼠的缘分
我们发现那只巷鼠的时候，它倒在一条小巷子里，闭着眼，浑身湿透，显然快要活不成了。它挣扎着站起来，接着身体朝一边歪了过去，然后再次倒下。我们观察了它一会儿，决定不能就这么任它死去，于是把它捡起来带回了家。
科林轻轻地将它放在厨房的白色灶台上。经历了外面的苦雨和黑夜之后，明亮安静的厨房感觉像是个手术室。我第一次看到科林如此有耐心地对待程序之外的东西，似乎有一条线把他们连接起来，让科林对它的痛苦感同身受。他找出了一个知更鸟蛋蓝的蒂芙尼盒子，把碎纸机里的纸屑铺了厚厚软软的一层。“这是蒂芙尼的窝。”科林说。
我们管它叫蒂芙尼，后来又叫它蒂芙尼先生，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叫它T先生。那天晚上，当我躺在卧室以逃避这小生灵劫数难逃的死讯时，科林每隔一个小时就给它喂几滴牛奶和功能饮料。
蝴蝶的翅膀挥了一下
T先生来到我们的世界时，我们的生活正处在过渡时期。我和科林甜蜜得容不下第三个人，但是我知道圈住二人世界的蛋壳有多脆弱。
三个月后我们将举行婚礼，我一停下工作就会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婚姻吗？万一我发现那种生活不适合我怎么办？
我给自己安排了每周七天的工作量，熬夜是家常便饭，甚至有几个晚上我连吃饭都没空。科林并没有感到奇怪，或者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我们同居三年多，他知道我作为外事记者，得在世界各地周游不停。婚礼、布置新房，所有的事我都扔给他，反正他只要有台电脑，在哪里都能工作。
可这样的安排并没有让我好过点。那些完成了婚礼的朋友向我描述筹备婚礼的甜蜜，“亲爱的，你知道吗，即使是买家具这样的事情，都是个不小的承诺。”我没买过家具，试图不去想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但现在，有一个小东西闯入我们的生活，它是活的，不像家具，冷冰冰的，不需要考虑它的感受。T先生成了我和科林绕不过去的话题。
能一起做的事
第二天早上，当科林和我发现T先生还在奇迹般地呼吸时，我们郑重决定，一旦康复就把它放了。它已经幸存了下来，可它是野生动物，应该像它的同类那样生活，更甭说我们俩都看过了啮齿类动物会携带的一长串致命疾病清单，我不想被传染上。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几周里，随着它力气的恢复，我们禁不住要为T先生每一个小小的重大时刻庆贺不已：一周之后它在科林的掌心里睁开眼来的那一刻；它不再害怕我们家光亮地砖的那一晚；它把自行车当成攀爬梯的那一天……当它爬上踏板和车轮时，黑黑的小虾米眼里闪烁着激动之情。
我越来越爱和科林一起讨论这些，从T先生开始，话题即便延展到婚礼、新房，我都不再那么排斥。“幸好我们还没搬家。”我庆幸地给科林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选的那幅卧室窗帘，还有那个小柜子。”
科林的表情懒洋洋，很得意。他容忍小家伙偷走我们的信件、钢笔和整块的披萨切片，并拖到沙发底下，后来又自己在沙发里啃出了一条通道——显然它是打算在这儿长期安营扎寨了。就像他总是容忍我喜怒无定的恐婚症。
那些巷鼠教会我们的事
尽管我没说，可科林知道我已经不排斥让T先生留在我们家。那天，我们鼓起很大的勇气，给牛津大学一位专门研究鼠类行为的教授打了电话，询问他T先生如果长期被家养，会不会丧失野性。教授的回答让我们很高兴，“家养老鼠被放回到森林之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像野生老鼠一样活动。”
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跟T先生在一起了，T先生的魅力我们完全抵挡不住。我从来不知道两个人的生活还有这么多乐趣。比如和科林一起学习相关知识，了解它需要如何被照看。大多数蔬菜是不吃的——胡萝卜、青豆、青椒——除非蘸了奶油；它吃豌豆，但必须去了壳；花椰菜只吃花不吃茎；蓝莓必须切成两半；它的最爱是蘑菇酱、寿司和炒鸡蛋；几滴啤酒总是很受欢迎。它太可爱了，让人不忍让它离去。
科林再次展示了他的手工活技艺。他用木头和铁丝网给T先生做了个五层楼的窝，还吩咐我用它破坏了的沙发垫子做装饰。可T先生执拗地重新设计了它的家，撕碎垫子，把碎片填进铁丝网的缝隙里。它有时会依偎在我的手掌下，从我的拇指和食指间探出鼻子来。要是我想离开，它就会用粘乎乎的粉红色爪子抓住我的手指。
很久以前，我和科林讨论过什么时候要孩子最合适。可现在我明白，从来没有所谓的“最合适”，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
学会当父母
我成功度过了那段恐婚期，高高兴兴走进婚礼殿堂。之后科林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当成了父母：他是理性而慷慨的父亲，我则是婆婆妈妈有些神经质的母亲。
科林试图从T先生的角度看世界，当意识到它有多么喜欢保留隐私时，他给T先生的家装了个木头门；当看到T先生下坡滑倒时，他就给添了粘性的砂纸。与此同时，我则太关心T先生的身体健康。它每次打瞌睡，或是没能爬上咖啡桌，我都担心会是什么晚期疾病的前兆。
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开始围着T先生的需要转了——和所有围着孩子转的父母没什么区别。我喜欢这样。我辞去了外事记者工作，只为了能每天和科林、T先生一起共进晚餐。我们连外出吃饭也取消了，每晚呆在客厅里，看着T先生郑重其事地把苹果和袜子拖进它的房间，露出骄傲的微笑。有几个晚上，我们在沙发上一直呆到凌晨两三点，等着看夜行动物T先生起床后悄悄地走下楼梯。
我们也不再一起外出旅行，好留人在家与它做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请人帮忙照看，留下的注意事项手册都快有3厘米那么厚了。在派对上，朋友们谈起孩子的轶事时，我们则会讲T先生的新把戏和它最近的喜好：木质刀具和叉子、上浆的酒店纸巾、三文鱼寿司。我往Facebook上传了T先生的照片：吃青豆，小爪子沾满西红柿酱，或者睡觉时胡子像绸带一样围在脸上的样子。
安静地接受告别
我们一直在与T先生来日不多的事实作斗争。老鼠活不到一周岁，即便是家养的，也活不过三岁。刚满两岁后不久，T先生一向迅捷的步伐就变成了慢跑，继而变得步履蹒跚，而且白天睡觉的时间更长了。但它决心要继续活下去。
当它如我常常担心的那样长了个肿瘤的时候——这肿瘤跟它的脑袋一般大小——我们找来一位显微外科医生切除了肿瘤，T先生当天就飞快地跑过了我们的客厅。当它脊柱出了问题导致后腿瘫痪的时候，它适应着用前爪拖着自己上下坡道。
一天晚上T先生开始呼吸困难，它安静地躺在科林的掌心里死了。我们将它火化，并把它的部分骨灰撒在了公寓楼后面的公园里，剩下的骨灰装进了骨灰盒里，放在客厅中一张它的照片旁。
它去世不久以后，科林和我有了儿子，我们给他起名叫路易斯·T。
几年之前，我们一天里连抽出一个小时都不容易——可是T先生教会了我们该如何为将来我们想要的生活留出空间，教我们更富同情心，更有耐心。它教会我们去无条件地爱。发现T先生的时候我们正处在生活中的一个节点，介于约会与婚姻、为人夫妻与为人父母之间。如果那天晚上在我们巷子里倒下的是一只猫或一条狗的话，就没有故事可言了——我们会把这个动物送进收养所。
因为知道没人会为T先生那样做，我们将它领进了家里，而这样做改变了一切。
和一只巷鼠的缘分
我们发现那只巷鼠的时候，它倒在一条小巷子里，闭着眼，浑身湿透，显然快要活不成了。它挣扎着站起来，接着身体朝一边歪了过去，然后再次倒下。我们观察了它一会儿，决定不能就这么任它死去，于是把它捡起来带回了家。
科林轻轻地将它放在厨房的白色灶台上。经历了外面的苦雨和黑夜之后，明亮安静的厨房感觉像是个手术室。我第一次看到科林如此有耐心地对待程序之外的东西，似乎有一条线把他们连接起来，让科林对它的痛苦感同身受。他找出了一个知更鸟蛋蓝的蒂芙尼盒子，把碎纸机里的纸屑铺了厚厚软软的一层。“这是蒂芙尼的窝。”科林说。
我们管它叫蒂芙尼，后来又叫它蒂芙尼先生，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叫它T先生。那天晚上，当我躺在卧室以逃避这小生灵劫数难逃的死讯时，科林每隔一个小时就给它喂几滴牛奶和功能饮料。
蝴蝶的翅膀挥了一下
T先生来到我们的世界时，我们的生活正处在过渡时期。我和科林甜蜜得容不下第三个人，但是我知道圈住二人世界的蛋壳有多脆弱。
三个月后我们将举行婚礼，我一停下工作就会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婚姻吗？万一我发现那种生活不适合我怎么办？
我给自己安排了每周七天的工作量，熬夜是家常便饭，甚至有几个晚上我连吃饭都没空。科林并没有感到奇怪，或者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我们同居三年多，他知道我作为外事记者，得在世界各地周游不停。婚礼、布置新房，所有的事我都扔给他，反正他只要有台电脑，在哪里都能工作。
可这样的安排并没有让我好过点。那些完成了婚礼的朋友向我描述筹备婚礼的甜蜜，“亲爱的，你知道吗，即使是买家具这样的事情，都是个不小的承诺。”我没买过家具，试图不去想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但现在，有一个小东西闯入我们的生活，它是活的，不像家具，冷冰冰的，不需要考虑它的感受。T先生成了我和科林绕不过去的话题。
能一起做的事
第二天早上，当科林和我发现T先生还在奇迹般地呼吸时，我们郑重决定，一旦康复就把它放了。它已经幸存了下来，可它是野生动物，应该像它的同类那样生活，更甭说我们俩都看过了啮齿类动物会携带的一长串致命疾病清单，我不想被传染上。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几周里，随着它力气的恢复，我们禁不住要为T先生每一个小小的重大时刻庆贺不已：一周之后它在科林的掌心里睁开眼来的那一刻；它不再害怕我们家光亮地砖的那一晚；它把自行车当成攀爬梯的那一天……当它爬上踏板和车轮时，黑黑的小虾米眼里闪烁着激动之情。
我越来越爱和科林一起讨论这些，从T先生开始，话题即便延展到婚礼、新房，我都不再那么排斥。“幸好我们还没搬家。”我庆幸地给科林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选的那幅卧室窗帘，还有那个小柜子。”
科林的表情懒洋洋，很得意。他容忍小家伙偷走我们的信件、钢笔和整块的披萨切片，并拖到沙发底下，后来又自己在沙发里啃出了一条通道——显然它是打算在这儿长期安营扎寨了。就像他总是容忍我喜怒无定的恐婚症。
那些巷鼠教会我们的事
尽管我没说，可科林知道我已经不排斥让T先生留在我们家。那天，我们鼓起很大的勇气，给牛津大学一位专门研究鼠类行为的教授打了电话，询问他T先生如果长期被家养，会不会丧失野性。教授的回答让我们很高兴，“家养老鼠被放回到森林之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像野生老鼠一样活动。”
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跟T先生在一起了，T先生的魅力我们完全抵挡不住。我从来不知道两个人的生活还有这么多乐趣。比如和科林一起学习相关知识，了解它需要如何被照看。大多数蔬菜是不吃的——胡萝卜、青豆、青椒——除非蘸了奶油；它吃豌豆，但必须去了壳；花椰菜只吃花不吃茎；蓝莓必须切成两半；它的最爱是蘑菇酱、寿司和炒鸡蛋；几滴啤酒总是很受欢迎。它太可爱了，让人不忍让它离去。
科林再次展示了他的手工活技艺。他用木头和铁丝网给T先生做了个五层楼的窝，还吩咐我用它破坏了的沙发垫子做装饰。可T先生执拗地重新设计了它的家，撕碎垫子，把碎片填进铁丝网的缝隙里。它有时会依偎在我的手掌下，从我的拇指和食指间探出鼻子来。要是我想离开，它就会用粘乎乎的粉红色爪子抓住我的手指。
很久以前，我和科林讨论过什么时候要孩子最合适。可现在我明白，从来没有所谓的“最合适”，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
学会当父母
我成功度过了那段恐婚期，高高兴兴走进婚礼殿堂。之后科林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当成了父母：他是理性而慷慨的父亲，我则是婆婆妈妈有些神经质的母亲。
科林试图从T先生的角度看世界，当意识到它有多么喜欢保留隐私时，他给T先生的家装了个木头门；当看到T先生下坡滑倒时，他就给添了粘性的砂纸。与此同时，我则太关心T先生的身体健康。它每次打瞌睡，或是没能爬上咖啡桌，我都担心会是什么晚期疾病的前兆。
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开始围着T先生的需要转了——和所有围着孩子转的父母没什么区别。我喜欢这样。我辞去了外事记者工作，只为了能每天和科林、T先生一起共进晚餐。我们连外出吃饭也取消了，每晚呆在客厅里，看着T先生郑重其事地把苹果和袜子拖进它的房间，露出骄傲的微笑。有几个晚上，我们在沙发上一直呆到凌晨两三点，等着看夜行动物T先生起床后悄悄地走下楼梯。
我们也不再一起外出旅行，好留人在家与它做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请人帮忙照看，留下的注意事项手册都快有3厘米那么厚了。在派对上，朋友们谈起孩子的轶事时，我们则会讲T先生的新把戏和它最近的喜好：木质刀具和叉子、上浆的酒店纸巾、三文鱼寿司。我往Facebook上传了T先生的照片：吃青豆，小爪子沾满西红柿酱，或者睡觉时胡子像绸带一样围在脸上的样子。
安静地接受告别
我们一直在与T先生来日不多的事实作斗争。老鼠活不到一周岁，即便是家养的，也活不过三岁。刚满两岁后不久，T先生一向迅捷的步伐就变成了慢跑，继而变得步履蹒跚，而且白天睡觉的时间更长了。但它决心要继续活下去。
当它如我常常担心的那样长了个肿瘤的时候——这肿瘤跟它的脑袋一般大小——我们找来一位显微外科医生切除了肿瘤，T先生当天就飞快地跑过了我们的客厅。当它脊柱出了问题导致后腿瘫痪的时候，它适应着用前爪拖着自己上下坡道。
一天晚上T先生开始呼吸困难，它安静地躺在科林的掌心里死了。我们将它火化，并把它的部分骨灰撒在了公寓楼后面的公园里，剩下的骨灰装进了骨灰盒里，放在客厅中一张它的照片旁。
它去世不久以后，科林和我有了儿子，我们给他起名叫路易斯·T。
几年之前，我们一天里连抽出一个小时都不容易——可是T先生教会了我们该如何为将来我们想要的生活留出空间，教我们更富同情心，更有耐心。它教会我们去无条件地爱。发现T先生的时候我们正处在生活中的一个节点，介于约会与婚姻、为人夫妻与为人父母之间。如果那天晚上在我们巷子里倒下的是一只猫或一条狗的话，就没有故事可言了——我们会把这个动物送进收养所。
因为知道没人会为T先生那样做，我们将它领进了家里，而这样做改变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