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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马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国务院参事，曾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采访并不容易，并非她不愿接受采访，相反，她很喜欢和记者打交道。
两次采访，两天的接触，不难发现，马力很受记者欢迎。“两会”河南团新闻联络员杨欣说：“马力是红人，如果不在房间，没有会议，大概就是在楼下咖啡厅接受采访。”
“全能代表”
马力在河南大厦（河南代表驻地）时，几乎走到哪里，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3月6日，马力在接受《民生周刊》第一次采访的过程中，不断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加入旁听。3月7日的专访从下午1点开始，2点半时，马力要参加河南团的小组讨论。本来很宽裕的时间，因为在场记者的不断提问，而使小组讨论推迟了半个小时。
马力永远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声音洪亮，且话语表述极具逻辑性。每表述一个观点，相关数据就从她口中快速迸出，让在场记者心服口服。最重要的是，记者关注的问题，她基本都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控烟、城镇化、养老、教育公平、医改等各式各样的话题，她都回答得如数家珍。
这和马力的工作经验密不可分。马力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和国务院参事，曾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常年的调查研究经验，练就了马力事事皆通的独特能力。
“真是个全能代表啊！”“记者见面会”结束后，一些记者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控烟代表”
关于控烟，马力今年带来了4份议案和建议。
早在2003年，我国政府就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8月批准了《公约》，并于2006年1月9日生效，成为中国烟草控制的一个里程碑。
2007年，国务院成立了八部委联合的“履约领导小组”，确立工信部为组长。作为《公约》缔约方，我国承诺在2011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办公场所实施100%禁烟。
承诺的期限早已过去，可承诺的结果却迟迟未来。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简直纹丝不动。”说最后四个字的时候，马力情绪激动，一字一顿，用力拍打着面前的桌子。
从2006年至今，全国“两会”一共有1700名代表、委员提出过关于控烟的建议。“哪个领域的建议是这么集中的？”马力反问记者，“光是去年一年，近600名人大代表、300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过立法议案或提案，这么多人提出要公共场所禁烟，但上面却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去年年中，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曾表示：“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兼任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工信部党组成员，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控烟。”
和杨功焕等所有控烟专家一样，马力也认为烟草行业的政企合一，是控烟不力的最大症结。
“烟草专卖局和烟草专卖总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生产、销售烟草的人同时又是控制烟草增长的人，这两个目标要同时实现，是不可能的。烟草专卖总公司要增加产量、税收、利润，这是他的考核标准；烟草专卖局要减少产量、遏制增值，这也是他的考核标准。烟草局当然是以利润提高为主，产量提高为主，上缴高税收为主。”马力认真分析了我国控烟难的根本所在。
“可政企分开没这么快，因为利字当头。”马力向记者坦言，鉴于症结转变难度大，她也希望从其他方面着手，提升我国的控烟成效。
针对短期内改变不了政企合一的现状，马力建议，应该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代工信部，对卷烟行业进行监督管理。“烟吸进人身体，经过一个大循环再排放出来，我认为这就应该具有食品的性质。因此，应该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监督管理。”为此，马力今年提交了《关于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卷烟进行监督管理的建议》，以表达呼声。
此外，马力认为，烟草行业的税收政策亟需调整。“我们现在调价、调税的政策是只调高档烟的价和税，可是高档烟的消费者本来就是一群对价格极其不敏感的人，而且他们消费的烟草数量占总额的部分很少，所以几乎没有起到遏制产量、控烟的作用。如果调整中低档烟的税率，第一能够阻挡很大一批新加入的烟民，第二能够阻挡大批青少年烟民。”
马力建议，烟草行业不应该实施从价税收，而应实施从量税收。“不是价高税就高，应该生产、销售越多，上税的比例就越大，这样才能遏制烟草的生产和销售。”
马力和卫生部想到一块去了。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年“两会”上表示，卫生部一直在建议对烟草税进行调整。“虽然烟草税前年调整过一次，但调整的只是高档香烟，对减少烟民数量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现在看来，中低档香烟调税势在必行。”
“质询代表”
今年，马力提交了《关于质询工业信息化部控烟履约不作为的建议》和《关于质询工信部拒绝国内烟包采用有效警示标识的建议》，其中指出了工信部作为履约小组组长，在控烟履约不作为的六大依据。这是她早就准备好的建议，“我就想问一问，作为控烟履约小组组长，工信部这六年在控烟上到底做了什么？”
质询一直是人大代表们极少碰触的权力。凤凰网在2010年的“自由谈”专题中这样写道：“一直以来，这项权利就从未被人大代表真正激活。”如果把1954年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质问”也算在内，那么质询制度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已经存在了58年。
2010年，是质询权“正身”的一年。同年3月9日，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首次在2006年监督法生效后提出，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针对此事，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全国人代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从未有过质询案。
虽然质询得到了“正身”，这两年勇于提出质询的代表却不多。马力的质询在其他代表眼里是“勇气之举”。河南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代表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质询的权力。“当然，她来自中央，质询的底气比我们更足。”
不过，只有当人大代表的质询进入了全国人大的正式会议议程，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质询案”。3月14日，《民生周刊》向马力确认，以上两条质询的建议都没有进入正式会议议程，因此只能算是“询问”。
“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这两份建议列为了今年的重点议案，将进行重点督办和全程追踪。”马力说，这也算是一种成功。如果有机会，她还会将质询继续下去。
两次采访，两天的接触，不难发现，马力很受记者欢迎。“两会”河南团新闻联络员杨欣说：“马力是红人，如果不在房间，没有会议，大概就是在楼下咖啡厅接受采访。”
“全能代表”
马力在河南大厦（河南代表驻地）时，几乎走到哪里，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3月6日，马力在接受《民生周刊》第一次采访的过程中，不断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加入旁听。3月7日的专访从下午1点开始，2点半时，马力要参加河南团的小组讨论。本来很宽裕的时间，因为在场记者的不断提问，而使小组讨论推迟了半个小时。
马力永远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声音洪亮，且话语表述极具逻辑性。每表述一个观点，相关数据就从她口中快速迸出，让在场记者心服口服。最重要的是，记者关注的问题，她基本都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控烟、城镇化、养老、教育公平、医改等各式各样的话题，她都回答得如数家珍。
这和马力的工作经验密不可分。马力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和国务院参事，曾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常年的调查研究经验，练就了马力事事皆通的独特能力。
“真是个全能代表啊！”“记者见面会”结束后，一些记者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控烟代表”
关于控烟，马力今年带来了4份议案和建议。
早在2003年，我国政府就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8月批准了《公约》，并于2006年1月9日生效，成为中国烟草控制的一个里程碑。
2007年，国务院成立了八部委联合的“履约领导小组”，确立工信部为组长。作为《公约》缔约方，我国承诺在2011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办公场所实施100%禁烟。
承诺的期限早已过去，可承诺的结果却迟迟未来。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简直纹丝不动。”说最后四个字的时候，马力情绪激动，一字一顿，用力拍打着面前的桌子。
从2006年至今，全国“两会”一共有1700名代表、委员提出过关于控烟的建议。“哪个领域的建议是这么集中的？”马力反问记者，“光是去年一年，近600名人大代表、300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过立法议案或提案，这么多人提出要公共场所禁烟，但上面却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去年年中，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曾表示：“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兼任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工信部党组成员，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控烟。”
和杨功焕等所有控烟专家一样，马力也认为烟草行业的政企合一，是控烟不力的最大症结。
“烟草专卖局和烟草专卖总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生产、销售烟草的人同时又是控制烟草增长的人，这两个目标要同时实现，是不可能的。烟草专卖总公司要增加产量、税收、利润，这是他的考核标准；烟草专卖局要减少产量、遏制增值，这也是他的考核标准。烟草局当然是以利润提高为主，产量提高为主，上缴高税收为主。”马力认真分析了我国控烟难的根本所在。
“可政企分开没这么快，因为利字当头。”马力向记者坦言，鉴于症结转变难度大，她也希望从其他方面着手，提升我国的控烟成效。
针对短期内改变不了政企合一的现状，马力建议，应该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代工信部，对卷烟行业进行监督管理。“烟吸进人身体，经过一个大循环再排放出来，我认为这就应该具有食品的性质。因此，应该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监督管理。”为此，马力今年提交了《关于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卷烟进行监督管理的建议》，以表达呼声。
此外，马力认为，烟草行业的税收政策亟需调整。“我们现在调价、调税的政策是只调高档烟的价和税，可是高档烟的消费者本来就是一群对价格极其不敏感的人，而且他们消费的烟草数量占总额的部分很少，所以几乎没有起到遏制产量、控烟的作用。如果调整中低档烟的税率，第一能够阻挡很大一批新加入的烟民，第二能够阻挡大批青少年烟民。”
马力建议，烟草行业不应该实施从价税收，而应实施从量税收。“不是价高税就高，应该生产、销售越多，上税的比例就越大，这样才能遏制烟草的生产和销售。”
马力和卫生部想到一块去了。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年“两会”上表示，卫生部一直在建议对烟草税进行调整。“虽然烟草税前年调整过一次，但调整的只是高档香烟，对减少烟民数量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现在看来，中低档香烟调税势在必行。”
“质询代表”
今年，马力提交了《关于质询工业信息化部控烟履约不作为的建议》和《关于质询工信部拒绝国内烟包采用有效警示标识的建议》，其中指出了工信部作为履约小组组长，在控烟履约不作为的六大依据。这是她早就准备好的建议，“我就想问一问，作为控烟履约小组组长，工信部这六年在控烟上到底做了什么？”
质询一直是人大代表们极少碰触的权力。凤凰网在2010年的“自由谈”专题中这样写道：“一直以来，这项权利就从未被人大代表真正激活。”如果把1954年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质问”也算在内，那么质询制度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已经存在了58年。
2010年，是质询权“正身”的一年。同年3月9日，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首次在2006年监督法生效后提出，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针对此事，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全国人代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从未有过质询案。
虽然质询得到了“正身”，这两年勇于提出质询的代表却不多。马力的质询在其他代表眼里是“勇气之举”。河南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代表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质询的权力。“当然，她来自中央，质询的底气比我们更足。”
不过，只有当人大代表的质询进入了全国人大的正式会议议程，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质询案”。3月14日，《民生周刊》向马力确认，以上两条质询的建议都没有进入正式会议议程，因此只能算是“询问”。
“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这两份建议列为了今年的重点议案，将进行重点督办和全程追踪。”马力说，这也算是一种成功。如果有机会，她还会将质询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