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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盛世的代价？
从唐代开始，人们就习惯于汉唐并称，因为这是古代中国最强盛的两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历史相似性，往往会引发人们的注意。
秦汉与隋唐，就这样长期引发学者们的重视与思考。完成统一的秦朝与隋朝同样短命，而秦朝与隋朝同样开创了大统一的新时代。
继起的汉朝与唐朝，接受了前朝的教训，又吸收前朝的优长，于是汉唐盛世比翼齐飞。不过，看上去，唐朝政变多发，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
古代世界，政变属于政治斗争的极端方式，其激烈程度仅次于战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战争多发，即使是一国之内，而理解这种历史现象的背景，政治多元是主因。与此相似，在西方历史上，使用战争手段争夺王权是十分常见的。
秦汉以后的中国，如西晋那样的“八王之乱”则比较少见，分析原因，秦朝以后建立的中央集权一元化政治体制，是必须承认的。秦朝反思战国，总结战争的历史教训，认为诸侯众多是战乱频仍的原因，于是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期减少地方与中央的战争对抗。
后来的朝代，无不继承发扬了这个政治要义，朝廷都在力所能及地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国长期实行政治一元化体制的时代，西方还挣扎在与中国春秋战国相似的泥淖里，他们还在寻找政治体制通往和平的道路，政治斗争的烈度长期保持高位不退。政治斗争烈度的减少，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比西方同时期，中国政治文明多有可取之处。
中国古代最高烈度的斗争较少，次级烈度的政变却史不绝书。唐朝的兴盛，举世尽知，但政变却比较频繁，这是盛世唐朝的一道阴影。唐朝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安史之乱后，朝廷面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及朝廷内部的党争等等难题，日益焦头烂额，最终不可挽救地走向衰亡。比较而言，谈及盛世的唐朝，光荣只能属于唐朝前期。
唐高祖开创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就拿出了贞观之治的卓越成绩。
唐高宗李治名气不大，前有明君唐太宗，后有唯一女皇武则天，让高宗显得无比平凡。但正是唐高宗时代，唐朝的版图最辽阔，而他在位的时候，载入史册的良吏也最多，足见高宗时期是唐朝前期重要的上升期。
武则天成功地取代唐朝，建立武周政权，虽然只有一代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政治创造性确实空前绝后。武周取代李唐，虽然是和平完成的，但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政治上层的斗争之残酷是可以想象的。这种斗争毕竟不涉及社会层面，社会经济的上升趋势依旧强劲。
神龙政变终结了武周政权，随后在中宗、睿宗时代，不得不收拾残局，政治难以保持稳定，政变进入频发期。
直到唐玄宗以皇帝的身份发动政变，铲除太平公主势力，迫使睿宗交出最高权力，唐朝终于进入政治安定时期，所有前期积累的历史能量开花结果，史称“开元之治”。
唐朝前期的历史上升，为什么总是伴随着政变呢？这是一个偶然遭遇的乱流，还是盛世的代价呢？
政治斗争通常都是围绕最高权力进行的，那么最高权力是什么？最高权力是最充分的资源和最强大的力量。任何政治体制下，对于最高权力的争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政治体制也影响或决定了政治斗争的方式。如果以和平的方式展开政治斗争，最后达到获取最高权力的目标，这便是宫廷阴谋，属于政治斗争各种方式之一。
晋王杨广通过宫廷阴谋获得成功，取代原太子杨勇，最后成为隋炀帝。他没有采用政变的方式，但和平地达到目的。秦王李世民未尝不希望走隋炀帝的夺权道路，因为不成功，只好铤而走险，采取政变方式夺取最高权力。
陈寅恪曾经解释唐朝的政变，认为唐朝实行府兵制，而府兵制的兵力部署是内重外轻，举全国之力，不足以与中央对抗，所以唐朝较少地方反叛成功，而多中央政变。
就此而论，古代中国的各个时期，主要是秦汉之后，内重外轻的布局是常态。地方反叛成功，如唐朝的安史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都可以看作是特殊情况。
历史事实表明，政变不是盛世特产，盛世唐朝多政变，只是一个巧合。政变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常见阴影，政治斗争不成功，最后选择政变。政变，乱世更常见。各派政治势力都有掌控最高权力的意愿，也有相应的组织力量，政变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选择。
以唐朝为例，从武则天下台到唐玄宗全面执政，先后发生在中央的政变，9年之间多达4次，政局不稳定，最高权力因而多次易手。这当然不是盛世特征，只能是政治乱象。虽盛世，有些时期也难免如此。
02
玄武门之变开出的政治恶例
开元元年的政变之后，李隆基完全执政，在姚崇等人的辅佐下开始拨乱反正，唐朝终于步入正轨，各项建设成绩斐然，这便是开元之治。
比较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有着十分相似的背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然后开创贞观之治。李隆基连续发动政变，最后全面掌权，然后开创开元之治。如此一来，似乎血腥政变之后，良好政局的出现或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另外一种偶然，良好的政局与政变没有必然联系。
政变，是围绕最高政治权力展开的，而君主制度下，权力继承问题常常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对此，殷周之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兄终弟及到父死子继，进步之处就在于稳定继承制度以减少政治动荡。代际继承比同辈继承的优点在于权力传递数量少，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确立，则使得拥有资格的继承人相对稳定。
意外情况的发生是正常的，但都有补救办法，而避免公开的争夺则是政治稳定的核心。此后的历史，都是在这个制度的总体框架下进行，上下左右，都在皇帝、太子、亲王以及朝中大臣的政治应对之间。
西晋武帝过于坚持长子继承制，太子虽然弱智，依然坚持不改。西晋诸王分封在外，且都拥有军队，而惠帝即位之后，一切都在贾皇后的操纵之下。“八王之乱”的发生，与晋武帝的政治安排是大有关系的。
隋朝统一中国，如果不是隋文帝换太子，隋朝可能不会这么快就灭亡。这是隋文帝的政治失误，至少李渊是这样认识的。
在唐朝开国之际，唐高祖坚决维护太子，努力压制秦王府。但是，李世民的秦王府常年征伐在外，是建立唐朝的軍功集团，拥有军事力量和军事能力，一味压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至少是玄武门政变发生的部分原因。
玄武门政变的成功，为唐朝开出了一道政治恶例。把政变当作解决政治问题的可选方案，甚至合法的继承人也如此这般，除了政治的幼稚之外，有效法玄武门事变的一面，这是不能否定的。
正因为如此，唐朝的皇帝不信任太子，这导致皇帝与太子之间，经常处于相互提防的状态，于是换太子、杀太子是皇帝对太子斗争的最后政治解决方案，太子方面，如果不能默默忍受，谨言慎行，便是发动政变，掀起政治的惊涛骇浪。
唐朝前期的所有政变中，真正的派系斗争只有秦王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和唐玄宗发动的唐隆政变。其他的政变，都可以看作是政治问题，或者皇帝安排不当，或者政变选择失误。
武则天明知道武氏无人，不能撑起武周的天下，但回归李唐拖拖拉拉，给政变者造成理据。睿宗无力废黜太子李隆基，但对太子又心存疑虑，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是因为他虽然身为皇帝，但也不能保证自身安全。至于李贤的谋反，李重俊的政变失败，只能归因于政治幼稚病。
盛世的代价？
从唐代开始，人们就习惯于汉唐并称，因为这是古代中国最强盛的两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历史相似性，往往会引发人们的注意。
秦汉与隋唐，就这样长期引发学者们的重视与思考。完成统一的秦朝与隋朝同样短命，而秦朝与隋朝同样开创了大统一的新时代。
继起的汉朝与唐朝，接受了前朝的教训，又吸收前朝的优长，于是汉唐盛世比翼齐飞。不过，看上去，唐朝政变多发，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
古代世界，政变属于政治斗争的极端方式，其激烈程度仅次于战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战争多发，即使是一国之内，而理解这种历史现象的背景，政治多元是主因。与此相似，在西方历史上，使用战争手段争夺王权是十分常见的。
秦汉以后的中国，如西晋那样的“八王之乱”则比较少见，分析原因，秦朝以后建立的中央集权一元化政治体制，是必须承认的。秦朝反思战国，总结战争的历史教训，认为诸侯众多是战乱频仍的原因，于是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期减少地方与中央的战争对抗。
后来的朝代，无不继承发扬了这个政治要义，朝廷都在力所能及地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国长期实行政治一元化体制的时代，西方还挣扎在与中国春秋战国相似的泥淖里，他们还在寻找政治体制通往和平的道路，政治斗争的烈度长期保持高位不退。政治斗争烈度的减少，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比西方同时期，中国政治文明多有可取之处。
中国古代最高烈度的斗争较少，次级烈度的政变却史不绝书。唐朝的兴盛，举世尽知，但政变却比较频繁，这是盛世唐朝的一道阴影。唐朝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安史之乱后，朝廷面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及朝廷内部的党争等等难题，日益焦头烂额，最终不可挽救地走向衰亡。比较而言，谈及盛世的唐朝，光荣只能属于唐朝前期。
唐高祖开创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就拿出了贞观之治的卓越成绩。
唐高宗李治名气不大，前有明君唐太宗，后有唯一女皇武则天，让高宗显得无比平凡。但正是唐高宗时代，唐朝的版图最辽阔，而他在位的时候，载入史册的良吏也最多，足见高宗时期是唐朝前期重要的上升期。
武则天成功地取代唐朝，建立武周政权，虽然只有一代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政治创造性确实空前绝后。武周取代李唐，虽然是和平完成的，但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政治上层的斗争之残酷是可以想象的。这种斗争毕竟不涉及社会层面，社会经济的上升趋势依旧强劲。
神龙政变终结了武周政权，随后在中宗、睿宗时代，不得不收拾残局，政治难以保持稳定，政变进入频发期。
直到唐玄宗以皇帝的身份发动政变，铲除太平公主势力，迫使睿宗交出最高权力，唐朝终于进入政治安定时期，所有前期积累的历史能量开花结果，史称“开元之治”。
唐朝前期的历史上升，为什么总是伴随着政变呢？这是一个偶然遭遇的乱流，还是盛世的代价呢？
政治斗争通常都是围绕最高权力进行的，那么最高权力是什么？最高权力是最充分的资源和最强大的力量。任何政治体制下，对于最高权力的争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政治体制也影响或决定了政治斗争的方式。如果以和平的方式展开政治斗争，最后达到获取最高权力的目标，这便是宫廷阴谋，属于政治斗争各种方式之一。
晋王杨广通过宫廷阴谋获得成功，取代原太子杨勇，最后成为隋炀帝。他没有采用政变的方式，但和平地达到目的。秦王李世民未尝不希望走隋炀帝的夺权道路，因为不成功，只好铤而走险，采取政变方式夺取最高权力。
陈寅恪曾经解释唐朝的政变，认为唐朝实行府兵制，而府兵制的兵力部署是内重外轻，举全国之力，不足以与中央对抗，所以唐朝较少地方反叛成功，而多中央政变。
就此而论，古代中国的各个时期，主要是秦汉之后，内重外轻的布局是常态。地方反叛成功，如唐朝的安史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都可以看作是特殊情况。
历史事实表明，政变不是盛世特产，盛世唐朝多政变，只是一个巧合。政变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常见阴影，政治斗争不成功，最后选择政变。政变，乱世更常见。各派政治势力都有掌控最高权力的意愿，也有相应的组织力量，政变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选择。
以唐朝为例，从武则天下台到唐玄宗全面执政，先后发生在中央的政变，9年之间多达4次，政局不稳定，最高权力因而多次易手。这当然不是盛世特征，只能是政治乱象。虽盛世，有些时期也难免如此。
02
玄武门之变开出的政治恶例
开元元年的政变之后，李隆基完全执政，在姚崇等人的辅佐下开始拨乱反正，唐朝终于步入正轨，各项建设成绩斐然，这便是开元之治。
比较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有着十分相似的背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然后开创贞观之治。李隆基连续发动政变，最后全面掌权，然后开创开元之治。如此一来，似乎血腥政变之后，良好政局的出现或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另外一种偶然，良好的政局与政变没有必然联系。
政变，是围绕最高政治权力展开的，而君主制度下，权力继承问题常常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对此，殷周之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兄终弟及到父死子继，进步之处就在于稳定继承制度以减少政治动荡。代际继承比同辈继承的优点在于权力传递数量少，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确立，则使得拥有资格的继承人相对稳定。
意外情况的发生是正常的，但都有补救办法，而避免公开的争夺则是政治稳定的核心。此后的历史，都是在这个制度的总体框架下进行，上下左右，都在皇帝、太子、亲王以及朝中大臣的政治应对之间。
西晋武帝过于坚持长子继承制，太子虽然弱智，依然坚持不改。西晋诸王分封在外，且都拥有军队，而惠帝即位之后，一切都在贾皇后的操纵之下。“八王之乱”的发生，与晋武帝的政治安排是大有关系的。
隋朝统一中国，如果不是隋文帝换太子，隋朝可能不会这么快就灭亡。这是隋文帝的政治失误，至少李渊是这样认识的。
在唐朝开国之际，唐高祖坚决维护太子，努力压制秦王府。但是，李世民的秦王府常年征伐在外，是建立唐朝的軍功集团，拥有军事力量和军事能力，一味压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至少是玄武门政变发生的部分原因。
玄武门政变的成功，为唐朝开出了一道政治恶例。把政变当作解决政治问题的可选方案，甚至合法的继承人也如此这般，除了政治的幼稚之外，有效法玄武门事变的一面，这是不能否定的。
正因为如此，唐朝的皇帝不信任太子，这导致皇帝与太子之间，经常处于相互提防的状态，于是换太子、杀太子是皇帝对太子斗争的最后政治解决方案，太子方面，如果不能默默忍受，谨言慎行，便是发动政变，掀起政治的惊涛骇浪。
唐朝前期的所有政变中，真正的派系斗争只有秦王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和唐玄宗发动的唐隆政变。其他的政变，都可以看作是政治问题，或者皇帝安排不当，或者政变选择失误。
武则天明知道武氏无人，不能撑起武周的天下，但回归李唐拖拖拉拉，给政变者造成理据。睿宗无力废黜太子李隆基，但对太子又心存疑虑，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是因为他虽然身为皇帝，但也不能保证自身安全。至于李贤的谋反，李重俊的政变失败，只能归因于政治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