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当代西方批判理论中,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朗西埃的“平等”学说共同致力于社会批判,但两者在批判方法、价值原则与政治路径上存在着分歧与争论。霍耐特主张以社会哲学方法分析病态社会,朗西埃则认为应当以歧义理性认识社会。霍耐特坚持平等从属于自由,从自由出发构建获得承认的社会条件;朗西埃则主张将平等作为正义的核心,通过实践平等来扰乱并中断治安秩序,在重构政治的过程中实现解放。两者关于“承认还是平等”的争论,再次凸显了“在感性生活与理性原则的偏离之中如何实现解放政治”的问题。
【机 构】
：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19JJD710001)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当代西方批判理论中,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朗西埃的“平等”学说共同致力于社会批判,但两者在批判方法、价值原则与政治路径上存在着分歧与争论。霍耐特主张以社会哲学方法分析病态社会,朗西埃则认为应当以歧义理性认识社会。霍耐特坚持平等从属于自由,从自由出发构建获得承认的社会条件;朗西埃则主张将平等作为正义的核心,通过实践平等来扰乱并中断治安秩序,在重构政治的过程中实现解放。两者关于“承认还是平等”的争论,再次凸显了“在感性生活与理性原则的偏离之中如何实现解放政治”的问题。
其他文献
近年来,经验科学领域的诸多理论创新给传统知识论领域的讨论提供了许多可贵的借鉴,也带来一些挑战。泰勒·伯吉就主张,新近流行的关于知觉经验的析取主义方案与相应的经验科学研究方法不相容。知识论析取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麦克道尔对此给予回应,他认为,伯吉混淆了经验科学与知识论对“解释相关”的不同理解,而自己的析取主义方案可以免于伯吉的诘难。本文通过对这一争论的细致梳理,试图论证麦克道尔对伯吉的回应是不成功的,但知识论析取主义可以基于对知觉经验的构成性理解,与以具身认知为范式的经验科学研究相容。这场争论为我们理解经验科学
当今的科学研究在合作规模、复杂性和频率等方面均迅速增长,合作成为推动科学创新的重要因素。与传统的个体知识形成、知识获取的单独模式和静态科学发展观相比,科学合作的社会结构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认知劳动的分工,科学家之间的社会交互影响着其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集体知识的形成。从认知劳动分工这一新视角出发,结合经验分析与计算机模拟、演化计算等实证方法,从关注个体知识转向考察科学合作的动态社会结构,有助于理解科学合作中的认识论特征,如科学家为什么会合作,合作中认知分异领域分歧和共识的形成与担保,集体理性与集体知识、荣誉分配、
一民粹主义与贤能主义朱慧玲(以下简称“朱”):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十年前,我们曾就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以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间的异同作了深入探讨。参见桑德尔、朱慧玲:《共同体主义、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区别》,《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11—223页。十年来,您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进一步启发和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哲学讨论。我注意到,您近年来一直在思考和谈论民粹主义(populism)和贤能主义(meritocracy)这里将meritocracy翻
在1936年的弗莱堡“谢林讲座”中,海德格尔通过“躲藏”在谢林身后,对自己关于存在的追问进行了一种姿态转换,转而以一种“去主体性”的方式,在与存在的源初关系中重新理解人。这同时也是谢林哲学中的一个主导问题,并在1821年的“埃尔朗根讲座”中得到了专题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谢林阐释其实是与谢林在思想上的一种“会合”,他们共有的论题都在于:对作为自由或者存在的本原之诠释,只能基于本原的“自身实行”,而这需要一种“泰然任之”和“绽出”的姿态转变。
当人面对困境或厄运(如死亡、疾病、贫困)的时候,塞涅卡似乎是在劝人们想开点,通过理性让自己能够接受一切不好的安排,并且认为这就是灵魂理性化的过程。那么,这是否仅仅把坏的遭遇或境遇合理化了呢?哲学真的是一种治疗么?或者只不过是我们为自己提供的一种安慰剂?本文基于对塞涅卡理论的粗略分析,认为塞涅卡的理论中既包括“合理化”,又包括“理性化”。对于普通人而言,“合理化”是他们克服情感与欲望的手段,是他们达到“理性化”的过程;对于智慧之人而言,他们不会因为自己面对什么样的环境而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们能够凭借自身理性而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中指出，日趋严重的大停滞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已经造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严重危机。然而，由于皮凯蒂不懂得资本的本质乃社会关系，将资本与财富相混淆，把资本积累混同于财富积累，抛开生产而仅仅关注分配，并缺乏对垄断资本是如何造成不公正因素的关注，因此他解决问题的方案只是“乌托邦”，从而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只是恶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然而，《21世纪的资本》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贡献相比，的确难以企及。
作为汉晋“毂梁学”集大成者的范宁的《毂梁传集解》，对两汉灾异说进行了广泛的应用与理性发展。首先是征引与保留了大量灾异说《春秋》的经传注解与相关著述，其次是其本人自注对《毂梁春秋》经传也多有神学性发挥，更为重要的是，范宁深受魏晋玄、佛思潮的影响，并进而对汉代以来的灾异说经进行了理论反思。
在唯物史观语境下,阐释学既不是一个区别于私人阐释才可能的公共阐释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基于文本而挖掘作者意图的语义阐释学问题。从理论效应看,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不仅批判了西方解释学在切入生活与历史世界时所表现出的外部性与主观性,而且在一种倒转的意义上为西方解释学找到了谈论语言、理解和阐释活动的社会地平。从现实效应看,近现代中国社会依次展开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代表了唯物史观解释和改变世界的现实样本,这对于建构中国阐释学具有鲜明的镜鉴意义。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的科学性质和实践能力,在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展开
从语言与精神的关系以及语言在庄子思想中的地位来看,语言可被视为一种精神练习,或者说是一种精神修炼术。因为语言不但是人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精神的延伸。在《庄子》中,最能表现庄子哲学精神的非“游”莫属。“游”不仅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庄学气质与精神,更表现为一种游移不定、变化无形、天马行空式的写作风格,而梦境、醉酒以及神话,则是展现庄子之“游”的最佳载体。正是这些特殊场景的出现,加强了庄子颠覆传统与活化语言的文学力道,同时也展现了庄子从苦难与无奈的世界中挣扎的努力,即他试图以一种“游”的态度来消解现实世界的苦难
《世说新语·文学》中殷仲堪与慧远关于"《易》以感为体"的对话,可以称为一个典型的思想史事件。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玄学与佛学的交涉,而且通过分析殷仲堪和慧远各自对《易》与"感应"的理解,并追溯"感应"的诠释史,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中这个十分关键的概念是如何丰富起来的。慧远释"感应"有三层含义:作为因果报应的感,作为神识应物的感,以及圣佛度化众人的感。这三种感应都可以在易学中找到相应的资源,而他的阐发也丰富了易学的内涵,进而启发了理学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