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史记·刺客列传》中塑造的刺客形象是《史记》乃至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文学、戏剧等方面长久受后世关注。《刺客列传》有详有略地塑造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激越的刺客形象，他们在春秋战国这样的动荡时代中相继登场，“刺”出了一道道悲凉沧桑的历史印记，体现了一种与当时时代相契合的雄壮的人格魅力和文化精神。
关键词：史记；刺客形象；人格魅力；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01
《史记·刺客列传》在《史记》属于类传，按行事或属性相同相似的集中编排，使刺客这一群体的形象鲜明突出，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刺客列传》中描述了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王僚、豫让伏击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等故事。本文对《史记·刺客列传》的刺客形象进行分析，来展现动荡变革时代中这类刺客群体的粗犷刚健的气质、姿态和力量。主要有如下四方面：
一、对抗强权的英雄形象
《刺客列传》中刺客的行为虽是采取暗中的暴力手段，并非光明正大的战争，但从动机看，有很大程度上可以展现出反抗强权的特质。当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国土动荡的情况下，一个弱小国家有人敢于用不寻常的胆识和不畏惧的果敢去反抗强敌，这样的形象无疑是英雄。曹沫劫持齐桓公非常典型，齐强鲁弱的情势下，齐鲁会盟时，曹沫挺身而出要回失地，抗击齐国强权，挽回鲁国应有的主权。而荆轲刺秦王中，在秦国强盛的情况下，燕国已经岌岌可危、风雨飘摇，荆轲一搏尽管事败身死，但仍能看到冲击强暴之势的壮阔与悲烈，流芳千古堪称英雄。豫让、聂政等刺客的动机虽然是为私仇而非国家之愤，但作为弱者，在不太平的年代，他们面对强权敢于争取，也有一定的反强暴意义，体现了铮铮铁骨的英雄形象。
二、舍生不退的勇士形象
《刺客列传》中的刺客在行刺前，并非是头脑一热、鲁莽无虑，而是清醒地对事情的代价有一定认识，但即便生命岌岌可危，他们不曾畏惧退缩。聂政行刺前，严仲子说韩相侠累宗族盛多、兵卫甚众，之前派出的行刺者都失败了，可见刺杀侠累是必死之事。然而聂政却没有犹疑，他不要随从单人上路，也是抱着哪怕必死也要一泄心仇的强大信念。而聂政在行刺成功但自身难逃时选择自残身体，也体现其决心。荆轲刺秦王，在临行前一身白衣在易水河畔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有勇士出征前的绝唱之意。最后刺秦王未成，视死如归。除聂政自残外，豫让也是如此。豫让行刺失败，则“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这种不惜自己生命的行为也能体现他们舍生不退、牺牲一切的勇气，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勇士形象的体现。
三、知恩必报的士人形象
《刺客列传》的刺客主要展现了一些当时社会比较推崇的品质，这便是知遇之恩、以死相酬。“士为知己者死”便出自豫让之口，这也是刺客典型特征。刺客，是带人行刺之人，如果这个人能够视刺客为知己，那么刺客就会倾尽全力、不惧生死地来报答其知遇之恩。公子光对待专诸，在文中这样写道“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光之身，子之身也”，为报答公子光的恩情，专诸刺杀王僚，公子光能够自立为王。豫让在范氏、中行氏、智伯的门下都先后为事，只有智伯对豫让极为尊敬宠待，因而他毅然为智伯报仇。在文中赵襄子责问豫让缘故时，豫让回答道“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更展现了刺客对真正知己的报答。聂政虽然仅作为一名市井屠户，但是仲子以诸侯卿相身份赏识他，聂政便愿意誓死相报。可以看出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为知己而死”是刺客们心中的信仰，也能反映出这种知遇之恩应该是秦汉时期社会上非常推崇奉行的观念。
四、重义诚信的君子形象
重视诚意、一诺千金，《刺客列传》中的诚信与义精神可谓十分鲜明，这是他们别样的闪光点。燕国太子丹请求荆轲刺杀秦王，荆轲答应后信守承诺，既然要做就要全力以赴，他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和计划，劝说樊於期献出头颅、得燕督亢的地图、淬炼的匕首后再出发刺秦。仲子屡次重金给聂政，聂政都坚决回绝。直到母亲去世，聂政答应为仲子报仇，仲子要为聂政备下车马壮士，也是被聂政拒绝。虽然行刺的胜算微乎其微，但他们坚守“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这也是他们的行事原则。豫让是重义的代表，他辗转到智伯门下得到极大的优渥尊宠，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时，豫让为报仇自残形体，朋友劝他做赵襄子的近臣，得到信任再伺机刺杀，豫让则认为这损伤大义，有愧于后世天下为人臣者，就算成功几率大也不可为。屡次刺杀未果，为达到“忠臣有死名之义”，豫让请求赵襄子解衣，刺衣以报智伯后自杀。可见刺客也重义重誉。这些重义诚信的精神品格，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君子形象的一些特质。
文末有言，“自曹沫至荆轲五人，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反映了司马迁对于刺客这一群体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文化精神的赞赏。这些刺客展示出磅礴激切的阳刚之美和情真意切的诚挚之美，体现与时代相契合的雄壮的人格魅力和文化精神。至此，我们更能进一步联想到司马迁在书中融入的“身世之感”，也许《刺客列传》中这些刺客形象的精妙塑造让司马迁悲凉经历有了可倾诉的场所，让司马迁厚重的思想有了可彰显的平台。同时这也让读者对动荡时代下的仁人志士感动、敬仰。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李海群.《史记·刺客列传》与先秦的侠义精神[J].名作欣赏，2013年11期.
关键词：史记；刺客形象；人格魅力；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01
《史记·刺客列传》在《史记》属于类传，按行事或属性相同相似的集中编排，使刺客这一群体的形象鲜明突出，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刺客列传》中描述了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王僚、豫让伏击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等故事。本文对《史记·刺客列传》的刺客形象进行分析，来展现动荡变革时代中这类刺客群体的粗犷刚健的气质、姿态和力量。主要有如下四方面：
一、对抗强权的英雄形象
《刺客列传》中刺客的行为虽是采取暗中的暴力手段，并非光明正大的战争，但从动机看，有很大程度上可以展现出反抗强权的特质。当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国土动荡的情况下，一个弱小国家有人敢于用不寻常的胆识和不畏惧的果敢去反抗强敌，这样的形象无疑是英雄。曹沫劫持齐桓公非常典型，齐强鲁弱的情势下，齐鲁会盟时，曹沫挺身而出要回失地，抗击齐国强权，挽回鲁国应有的主权。而荆轲刺秦王中，在秦国强盛的情况下，燕国已经岌岌可危、风雨飘摇，荆轲一搏尽管事败身死，但仍能看到冲击强暴之势的壮阔与悲烈，流芳千古堪称英雄。豫让、聂政等刺客的动机虽然是为私仇而非国家之愤，但作为弱者，在不太平的年代，他们面对强权敢于争取，也有一定的反强暴意义，体现了铮铮铁骨的英雄形象。
二、舍生不退的勇士形象
《刺客列传》中的刺客在行刺前，并非是头脑一热、鲁莽无虑，而是清醒地对事情的代价有一定认识，但即便生命岌岌可危，他们不曾畏惧退缩。聂政行刺前，严仲子说韩相侠累宗族盛多、兵卫甚众，之前派出的行刺者都失败了，可见刺杀侠累是必死之事。然而聂政却没有犹疑，他不要随从单人上路，也是抱着哪怕必死也要一泄心仇的强大信念。而聂政在行刺成功但自身难逃时选择自残身体，也体现其决心。荆轲刺秦王，在临行前一身白衣在易水河畔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有勇士出征前的绝唱之意。最后刺秦王未成，视死如归。除聂政自残外，豫让也是如此。豫让行刺失败，则“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这种不惜自己生命的行为也能体现他们舍生不退、牺牲一切的勇气，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勇士形象的体现。
三、知恩必报的士人形象
《刺客列传》的刺客主要展现了一些当时社会比较推崇的品质，这便是知遇之恩、以死相酬。“士为知己者死”便出自豫让之口，这也是刺客典型特征。刺客，是带人行刺之人，如果这个人能够视刺客为知己，那么刺客就会倾尽全力、不惧生死地来报答其知遇之恩。公子光对待专诸，在文中这样写道“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光之身，子之身也”，为报答公子光的恩情，专诸刺杀王僚，公子光能够自立为王。豫让在范氏、中行氏、智伯的门下都先后为事，只有智伯对豫让极为尊敬宠待，因而他毅然为智伯报仇。在文中赵襄子责问豫让缘故时，豫让回答道“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更展现了刺客对真正知己的报答。聂政虽然仅作为一名市井屠户，但是仲子以诸侯卿相身份赏识他，聂政便愿意誓死相报。可以看出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为知己而死”是刺客们心中的信仰，也能反映出这种知遇之恩应该是秦汉时期社会上非常推崇奉行的观念。
四、重义诚信的君子形象
重视诚意、一诺千金，《刺客列传》中的诚信与义精神可谓十分鲜明，这是他们别样的闪光点。燕国太子丹请求荆轲刺杀秦王，荆轲答应后信守承诺，既然要做就要全力以赴，他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和计划，劝说樊於期献出头颅、得燕督亢的地图、淬炼的匕首后再出发刺秦。仲子屡次重金给聂政，聂政都坚决回绝。直到母亲去世，聂政答应为仲子报仇，仲子要为聂政备下车马壮士，也是被聂政拒绝。虽然行刺的胜算微乎其微，但他们坚守“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这也是他们的行事原则。豫让是重义的代表，他辗转到智伯门下得到极大的优渥尊宠，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时，豫让为报仇自残形体，朋友劝他做赵襄子的近臣，得到信任再伺机刺杀，豫让则认为这损伤大义，有愧于后世天下为人臣者，就算成功几率大也不可为。屡次刺杀未果，为达到“忠臣有死名之义”，豫让请求赵襄子解衣，刺衣以报智伯后自杀。可见刺客也重义重誉。这些重义诚信的精神品格，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君子形象的一些特质。
文末有言，“自曹沫至荆轲五人，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反映了司马迁对于刺客这一群体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文化精神的赞赏。这些刺客展示出磅礴激切的阳刚之美和情真意切的诚挚之美，体现与时代相契合的雄壮的人格魅力和文化精神。至此，我们更能进一步联想到司马迁在书中融入的“身世之感”，也许《刺客列传》中这些刺客形象的精妙塑造让司马迁悲凉经历有了可倾诉的场所，让司马迁厚重的思想有了可彰显的平台。同时这也让读者对动荡时代下的仁人志士感动、敬仰。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李海群.《史记·刺客列传》与先秦的侠义精神[J].名作欣赏，201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