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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为一则《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腥风血雨。
不少人认为，这样会导致大量外国人口涌入，使得本就稀少的适龄女性加速外流。为此，有人甚至发起了“中国女孩只嫁中国男孩”的话题。
然而中国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保护，到底有多少来自于中国男性？人们所担忧的，究竟是女性的人身安危，还是男性的婚育难度？
别忘了，在此之前，被称为“剩女”的中国适龄女性，可没少受中国男性的羞辱。
最近，由以色列导演希拉·梅达利亚、Shosh Shlam等执导，历时4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剩女》（又称《中国剩女》）受到了廣泛关注。
四五年前起意拍摄的作品，到今天依旧未能过时。相关链接的评论区里，感同身受者大有人在。这是创作者的幸事，却也是我们的不幸。
在眼下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单身者依旧要为是否结婚、何时结婚而纠结苦恼，确实是不太说得通的一件事。
有观点亦指出，“剩女”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倒退。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泾渭分明。
如果不曾生于一个物质条件优越、观念开明的环境，那么不管是下定决心坚持单身，还是身体力行贯彻到底，都要经历一场难于登天的漫长跋涉。
13年过去了
单身女性依然备受羞辱
“剩女”一词，在2007年被列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的171个汉语新词中。自此，媒体对27岁以上单身女性的羞辱，就未曾停止。
然而心态上的分水岭比这还要更早到来。社会舆论上的压力，让不少女性在25岁时就开始为婚姻焦虑。
对婚姻抱有期待的姑娘们，因忙于工作而无法接触到更多适龄男性，加之个人标准的进一步筛选，使得她们遇到理想对象的机会少之又少。
《剩女》一片中，三个受访者的年龄分别是34、28、30 。在世俗的眼光中，除了最后一位在一年内光速完婚生子，其他两位在人生大事的进程上显然已经落后。
其中，律师邱华梅（音）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单身女性可能遇到的困难。
在婚介所眼中，邱华梅不够美、年纪大、不愿意生育，就是有原罪的。而她所有的择偶条件，都因为她自身的水准“过低”而“站不住脚”，哪怕她已经是一位相对成功的律师。
她对另一半的要求，甚至没有包括任何物质条件，仅仅只是“受过良好教育，尊重女性，愿意承担家务”。
即便如此，也被红娘一句一句驳了回去，最终得出“选择婚姻就不可以选择不生孩子”的结论。
或许在急于提高婚配转化率的机构眼中，大龄单身女性就是打折销售的物品，只要选择了婚姻，就不配拥有任何生而为人的尊严。
来自父母乃至家族的既有观念，也让她遭受到无时无刻的精神打压。
她的姐妹怂恿孩子喊她“光棍姨”，母亲觉得她找对象过于挑剔，父亲甚至将婚姻法的存在理解为每个人必须结婚的法律依据。
最后一句是不是很讽刺？但女性所经受的责备实在太过雷同，以至于我们在看到前面的场景时，都因习以为常而感到麻木。
一旦邱华梅据理力争，他们就搬出那套亲情绑架论，说自己养育她、支持她读书的辛苦，说家人因她不结婚所遭受的舆论压力，最后再上一通糖衣炮弹，柔声细语地表示这都是为了她将来的人生考虑。
多么熟悉的说辞。一套组合拳下来，即便是高知如律师，也止不住地抹泪。
邱华梅不是没有努力过。和许多大龄青年一样，她也曾去相亲联谊，但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
对方要么不愿意恋爱，要么嫌弃她的出身，要么口口声声“不是大男子主义”、但还掩饰不住对家庭话语权的独占欲。
连去相亲角观望，都要被男方的长辈揶揄“律师太厉害”，被对方明晃晃的拒绝态度伤了自尊。
正如邱华梅对医生所哭诉的那样，“敌人太多，最好的办法是一边战斗一边撤退”。无法破局的她，选择出国留学，用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式，消解自己不结婚的“不合理”。
在导演的口中，纪录片之外的邱华梅得到了一个圆满结局：不仅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得以在德国定居，还如愿结了婚，实现了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
然而，这个振奋人心的“后续汇报”中，依然暗藏着许多普通女性无法企及的幸运。
邱华梅胜利的前提，是即便出身于小乡村，依然能获得全家孤注一掷投入的资源。
而她的四个姐妹，不仅得不到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还只能囿于传统观念所要求的、早早踏入嫁人生子的人生轨迹中，成为与父权一起欺侮她的帮凶。
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广袤土地上，有多少女性能成为邱华梅，又有多少人只能成为邱华梅的姐妹？
连“战斗”，都是要先“被挑选”才有资格做的事。
即便有了斗争的资本，也未必能逃脱亲情与旧俗的束缚。
要么像28岁的徐敏（音）一样，因为过分顺从母亲而错过一段段姻缘;要么像30多岁的教授盖奇（音）一样，和比自己小、不算太高、农村出身的另一半结婚，并迅速生了孩子“糊弄一下他”。
整个社会，都在利用女性的柔情、善良、包容，逼迫她们牺牲自己的正当诉求，为传统观念的权威性乃至社会的稳定性做出牺牲、付出血肉。
类似的悲剧，曾经发生在邱华梅的母亲、徐敏的母亲、盖奇的母亲身上，也正发生在她们的女儿身上。
“剩”下来的中国女性
究竟挑剔什么
按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来看，剩男可能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不少人认为，这样会导致大量外国人口涌入，使得本就稀少的适龄女性加速外流。为此，有人甚至发起了“中国女孩只嫁中国男孩”的话题。
然而中国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保护，到底有多少来自于中国男性？人们所担忧的，究竟是女性的人身安危，还是男性的婚育难度？
别忘了，在此之前，被称为“剩女”的中国适龄女性，可没少受中国男性的羞辱。
最近，由以色列导演希拉·梅达利亚、Shosh Shlam等执导，历时4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剩女》（又称《中国剩女》）受到了廣泛关注。
四五年前起意拍摄的作品，到今天依旧未能过时。相关链接的评论区里，感同身受者大有人在。这是创作者的幸事，却也是我们的不幸。
在眼下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单身者依旧要为是否结婚、何时结婚而纠结苦恼，确实是不太说得通的一件事。
有观点亦指出，“剩女”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倒退。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泾渭分明。
如果不曾生于一个物质条件优越、观念开明的环境，那么不管是下定决心坚持单身，还是身体力行贯彻到底，都要经历一场难于登天的漫长跋涉。
13年过去了
单身女性依然备受羞辱
“剩女”一词，在2007年被列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的171个汉语新词中。自此，媒体对27岁以上单身女性的羞辱，就未曾停止。
然而心态上的分水岭比这还要更早到来。社会舆论上的压力，让不少女性在25岁时就开始为婚姻焦虑。
对婚姻抱有期待的姑娘们，因忙于工作而无法接触到更多适龄男性，加之个人标准的进一步筛选，使得她们遇到理想对象的机会少之又少。
《剩女》一片中，三个受访者的年龄分别是34、28、30 。在世俗的眼光中，除了最后一位在一年内光速完婚生子，其他两位在人生大事的进程上显然已经落后。
其中，律师邱华梅（音）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单身女性可能遇到的困难。
在婚介所眼中，邱华梅不够美、年纪大、不愿意生育，就是有原罪的。而她所有的择偶条件，都因为她自身的水准“过低”而“站不住脚”，哪怕她已经是一位相对成功的律师。
她对另一半的要求，甚至没有包括任何物质条件，仅仅只是“受过良好教育，尊重女性，愿意承担家务”。
即便如此，也被红娘一句一句驳了回去，最终得出“选择婚姻就不可以选择不生孩子”的结论。
或许在急于提高婚配转化率的机构眼中，大龄单身女性就是打折销售的物品，只要选择了婚姻，就不配拥有任何生而为人的尊严。
来自父母乃至家族的既有观念，也让她遭受到无时无刻的精神打压。
她的姐妹怂恿孩子喊她“光棍姨”，母亲觉得她找对象过于挑剔，父亲甚至将婚姻法的存在理解为每个人必须结婚的法律依据。
最后一句是不是很讽刺？但女性所经受的责备实在太过雷同，以至于我们在看到前面的场景时，都因习以为常而感到麻木。
一旦邱华梅据理力争，他们就搬出那套亲情绑架论，说自己养育她、支持她读书的辛苦，说家人因她不结婚所遭受的舆论压力，最后再上一通糖衣炮弹，柔声细语地表示这都是为了她将来的人生考虑。
多么熟悉的说辞。一套组合拳下来，即便是高知如律师，也止不住地抹泪。
邱华梅不是没有努力过。和许多大龄青年一样，她也曾去相亲联谊，但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
对方要么不愿意恋爱，要么嫌弃她的出身，要么口口声声“不是大男子主义”、但还掩饰不住对家庭话语权的独占欲。
连去相亲角观望，都要被男方的长辈揶揄“律师太厉害”，被对方明晃晃的拒绝态度伤了自尊。
正如邱华梅对医生所哭诉的那样，“敌人太多，最好的办法是一边战斗一边撤退”。无法破局的她，选择出国留学，用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式，消解自己不结婚的“不合理”。
在导演的口中，纪录片之外的邱华梅得到了一个圆满结局：不仅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得以在德国定居，还如愿结了婚，实现了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
然而，这个振奋人心的“后续汇报”中，依然暗藏着许多普通女性无法企及的幸运。
邱华梅胜利的前提，是即便出身于小乡村，依然能获得全家孤注一掷投入的资源。
而她的四个姐妹，不仅得不到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还只能囿于传统观念所要求的、早早踏入嫁人生子的人生轨迹中，成为与父权一起欺侮她的帮凶。
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广袤土地上，有多少女性能成为邱华梅，又有多少人只能成为邱华梅的姐妹？
连“战斗”，都是要先“被挑选”才有资格做的事。
即便有了斗争的资本，也未必能逃脱亲情与旧俗的束缚。
要么像28岁的徐敏（音）一样，因为过分顺从母亲而错过一段段姻缘;要么像30多岁的教授盖奇（音）一样，和比自己小、不算太高、农村出身的另一半结婚，并迅速生了孩子“糊弄一下他”。
整个社会，都在利用女性的柔情、善良、包容，逼迫她们牺牲自己的正当诉求，为传统观念的权威性乃至社会的稳定性做出牺牲、付出血肉。
类似的悲剧，曾经发生在邱华梅的母亲、徐敏的母亲、盖奇的母亲身上，也正发生在她们的女儿身上。
“剩”下来的中国女性
究竟挑剔什么
按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来看，剩男可能是更为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