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基本逻辑:一个理论假说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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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内外针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研究主要从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及城市群成因等角度进行,割裂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联系。依托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基本逻辑,指出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动力和外动力及该动力机制作用下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表现和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假说及相应的分析框架。为城市群空间组织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产业空间分异
  引 言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区域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和区域竞争力的核心,面临来自全球生产网络作用下的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和功能结构整合的新问题。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城市群的发展对于对引领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培育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力量、提升国家竞争实力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极为迫切。现有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化研究主要分两类:一类以空间经济学为基础,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及其分析框架,分析产业空间分异的某个方面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变的影响;另一类以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中的等级体系演变和复杂城市体系理论)为基础,注重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但理论和实践证明,城市群形成、发展及其地域系统的演变是系统的空间过程,不仅是城市区域在空间上的扩展和结构优化,也是城市功能不断增强与升级、经济空间结构不断重组和优化过程中的空间表现。因此,上述两类研究城市群空间问题的视角和内容都有一定局限。但都认识到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因及其表现,是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发挥城市群空间功能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试图以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为分析视角,对城市群的空间过程进行整体研究。把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城市群功能两方面进行结合,以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动力(产业空间分异)和外动力(制度因素)作为分析框架的基本出发点,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理论假说。
  一、产业空间分异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动力
  产业发展是推动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关键因素,而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主要表现即为产业空间分异,包括产业集聚、扩散和网络化。目前,从产业空间分异的角度研究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力机制的成果还比较薄弱。现有文献关于产业空间分异对城市群空间过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产业群与城市群的耦合性,产业结构与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功能的相关性,产业集聚与城市群形成发展的互动关系等方面。
  1.基于产业集聚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因
  产业集聚和产业专业化分工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动力,推动城市群空间规模扩大和空间结构不断优化,逐步提升城市群的功能。但目前的研究尽管认识到产业空间分异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变的内部动力,但大都是在集聚经济框架下展开的,没有涉及产业扩散和网络化,更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产业空间分异与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作用机理及一般规律。
  (1)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产业集聚是城市群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加强的根本动力。薛东前(2002)指出产业聚集和产业结构演变是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直接动力,而经济活动是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决定因素。罗洪群等(2008)认为区域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集聚并不断壮大,会使产业分工和联系加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业的集群与集聚推动了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界认为产业群与城市群空间组织具有明显的联动机制。产业群内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企业纵向分离,把部分生产环节或分公司转移至周边城市,形成更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布局。同时,周边城市因为大量企业的迁入导致职能转变,使城市群的空间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城市之间产业联系加强并按照产业功能连接在一起,通过城市功能分工结成了城市群,城市群的形成又进一步为产业群发展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为产业纵向横向的空间延伸奠定基础(邬丽萍,2012)。
  (2)产业集群与城市群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产业发展与城市群空间演化之间存在相互反馈的关系。夏维力和李博(2007)阐述了产业集群和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彼此的相互促进作用,表明产业集群与城市群存在同步协调发展的趋势,并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乔彬(2006)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分析了由聚集经济发展为城市群的内在机理,认为产业关联与聚集效应,产业技术扩散与转移效应是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力。各种产业效应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机制,城市聚集经济的演变反过来又会不断加强各种产业效应,形成城市空间不断演进的自我增强机制。马延吉(2010)认为区域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群是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区域产业集聚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推动了地区经济整体发展。
  以上文献均揭示了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某一产业在实现聚集的过程中带动了资本、技术、人口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并进一步推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集聚。大量的企业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而聚集在一地,企业中的雇员为了减少通勤成本而在附近定居,从而引起人口的集中。聚集在一起的人口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不断吸引其他相关的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进一步集聚,这是产业集聚作用下城市的量的聚集。建立在专业化分工以及价值链基础上的产业集聚有利于产业组织、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不断增强城市聚集效应的质的变化。并推动了市场规模和辐射半径的扩张,增强了城市持续演进的自增强动力机制,导致城市地域的外延和扩展,从内部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化。
  2.基于产业扩散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因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和安东尼基于C-P模型,综合"冰山成本"和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构建的城市系统空间模型,从企业转移的微观角度解释了城市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其基本假定如图1:一个一维空间内,存在一个线性经济体,人口和经济活动都沿线分布,经济体中存在农业部门(A)和工业部门(M),劳动力总数为N,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间转换。工业生产都集中在位于0处的城市中,农业区从-f延伸到f,f是为该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农耕带边界,超过f距离的农产品由于运输成本的原因会运向其他城市。不同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l)是不变的。消费者把总收入中的u部分消费在工业品上,1-u部分消费在农产品上。产品运输遵循冰山运输成本,即在运输过程中,产品每单位运输距离按固定比例减少,所以单位农产品和单位工业品经过r距离的运输后,只有 和 单位的产品到达目的地。其中, €%mA为单位农产品的运输成本, €%mM为单位工业品的运输成本。并且,假设总人口中劳动力所占比例不变,这样可以用劳动力规模N来表示人口规模。   图1 一维空间单中心城市体系
  原有城市的稳定性取决于在任何一个区位r上,厂商能支付给工人的最大实际工资€%rM(r) 和城市内部实际工资€%rM(0) 的对比关系;因为工人可以在工业和农业部门间流动,根据工资均等化条件,各地农民的实际工资 €%rA(r)等于城市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rM(0) 。因此有市场潜能函数:
  €%R(r)= (1)
  原有城市要保持稳定,那么必须满足条件 €%R(r)≤1,如果在距离城市r的地区 €%R(r)≥1,则企业选择区位能获利,产业开始从城市扩散,向r地区集聚,单一中心结构被破坏,新城市开始出现。
  藤田等根据一组固定参数: €%j=0.75,€%e=0.4,€%mA=0.8,€%mM=1, cA=0.5,计算出了不同人口规模的市场潜能曲线,如图2。
  图2 不同N值下的单一中心潜能曲线
  图2中,市场潜能函数的曲线随着人口规模N的增长向上移动。首先,城市的市场潜能€%R(0)=1 ,从城市开始,市场潜能曲线先下降后升,它一方面反映了因城市的前后向联系,工业选择接近城市区位的趋势,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远离竞争对手的趋势。其次,当人口规模充分小时,城市之外所有区位的潜能值都小于1,此时单一中心结构稳定(例如图中N=3的曲线),如果此时城市人口增长了(例如图中N=3的曲线上升为N=4的曲线),则该增长部分主要居住在原有城市,城市空间组织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最后,当人口规模达到4.36时,在距离城市1.1的地方企业选择该区位也能获利,单中心结构被破坏,产业扩散,或者说产业在一个新的地点集聚,这一过程持续进行下去,就形成了次于原来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这样城市群的空间等级体系就形成了。
  以上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城市空间系统模型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城市空间系统的稳定性,主要是通过企业和劳动力的动态调整维持。从中观层面来看,企业的转移对应产业扩散,产业扩散或者说产业在一个新的地点的集聚过程持续进行下去,就形成了次于原来中心大城市的中、小城市。据此改变了一个城市群的空间等级体系。
  二、制度因素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外动力
  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受内动力影响的同时,市场驱动力和政府调控力等外部的动力也发挥着作用。宁越敏等(1998)认为宏观政策机制、投资机制、市场机制和辐射机制是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的四大发展机制。张京祥(2000)将城市群的空间演化视作空间自组织,社会、经济演化,以及空间被组织的复合过程。叶玉瑶(2006)将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归结为三类,即自然生长力、市场驱动力以及政府调控力。张东升等(2012)通过梳理黄河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格局演变的历史脉络,认为不同时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同,主要包括区域经济驱动和政策驱动两方面。
  行政区划影响是政策调控机制的一个微观表现,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功能的影响较为显著。Agarwal(2007)等人建立就业中心增长模型,运用从1990到2000年的洛杉矶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在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徐梦洁,陈黎等(2011)认为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群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因而对区域城镇和经济体系乃至整个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据计算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000-2009年的三类分形维数,分析期间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群空间分布的向心性、均衡性和相关性的影响,从而判断行政区划调整的合理性。认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对城市群的演化发挥最直接的主导作用,偶尔也会起到抑制作用。
  王娟(2012)将政府主体分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两类,认为制度因素的影响可以按等级分为以下几类:中央政府的政策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宏观性,因而对城市群的演进将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具有持续性和多重性;省级或直辖市政府将城市群发展作为增加经济总量、促进自身区域崛起的战略而大力扶持;市县一级政府更多地是以挤入城市群行列获取上一级政府政策支持或优惠、抢抓发展机遇作为直接目标。刘静玉(2004)将政府对城市群发展的宏观调控行为分为引导性和强化性行为两种。引导性行为是指政府通过区位和政策环境,如相关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投资软硬环境的改善对城市发展施加影响。强化性行为是指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决定城镇的设立及其区位选择;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城市群的组成与管理;通过城市群内部同等级别的城镇政府部门或官方性质的机构组织和协调城市群的内部事务等。
  以上梳理表明,制度因素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影响作用是外在的,且有促进和抑制两个表现。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构建了我国城市群建设的基本框架。目前城镇体系的规划与重构、区域经济开发、主体功能区建设等都得益于我国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和实施。但是,由于各个城市群地理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其发挥的功能也各具特色,很难复制某一种模式。所以,这些政策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城市群的发展形成一些负面作用。如:通过城市范围和数量的扩张组合推进城市群发展,而不是在注重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培育城市群;不顾自身实际,盲目跟风,导致城市群建设相互攀比、重复建设的现象;不顾资源环境承载力争相提出高目标,并引发为城市群之间的资源环境剥夺行为。
  三、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表现与阶段性特征
  1.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基本表现
  城市群的空间组织演化过程包括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功能两方面,其表现主要集中在三层面。第一,交通运输设施和信息化的改善。刘勇(2009)认为交通技术与手段条件决定了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并对城市群空间组织结构及形态产生影响,Sinai Todd和Waldfogel Joel(2004)认为,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可以使空间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可达性最大化,这意味着区位优势会相应降低,从而影响城市群空间结构组织的演化;第二,健全的中心地等级体系。随着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功能的优化,中心地等级体系表现出以少数特大、大型核心城市与多数中小型城市及市镇相互构建而成的中心地等级体系,层次分明,各个规模等级中心地之间保持金字塔结构,城市的职能通过城市群网络有序地逐步扩散到整个中心地体系,产生较高的中心地体系能级效应;第三,完善的产业体系。依据不同城市的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等特征,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同空间分布类型的城市体系和经济结构也随之不断变化,决定了其内部各城市间相互交流的经济格局。林先扬等(2009)认为城市群有利于实现内部基础产业、高新产业、支柱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有效联合,形成城市群的产业链、技术扩散链和市场分工链。   (1)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阶段性特征
  目前,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研究多停留在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层面,忽视了城市群功能的演化。姚士谋、朱英明等(2001)将城市群地域结构演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散发展的单核心城市阶段、城市组团阶段、城市组群扩展阶段、城市群形成阶段。官卫华(2003)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影响,并根据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特征,将城市群空间发展大致分为城市区域、城市群、城市群组、大都市带等四个阶段。此外,有学者还将政治因素、自然地形、区域交通设施等因素考虑在内,划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阶段和规律。汤放华等(2010)认为城市群区域空间将出现三个趋势:区域一体化、信息化与知识化、生态文明趋势。事实上,城市群空间演化总体具有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中心地体系由不完善到完善、产业集聚与扩散交替复合作用、基础设施从不健全到健全、结构和功能不断提升等特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综合多个方面,将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过程归纳为以下五个阶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
  A.分散式发展阶段
  该发展阶段为城市群发展的初始阶段,城市群规模较小,城市化率较低,城市群整体发展缓慢。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城镇体系不完善,城市群表现出多个独立分散中心,没有形成能够带动城市群整体发展的极核;空间结构分散,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建立,城市间专业化生产联系程度低,存在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功能分工不明确。处于这一阶段的城市群多是省级层面规模较小的城市群。
  B.极核式发展阶段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规模开始扩大,城市化水平提升,城镇体系随之改变。由于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业构成、资源基础、区位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适合工业发展的中心地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经济快速增长,形成该城市群的"极核"。中心城市的工业集聚作用明显,但与其他城市未形成良好的产业联系,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建立。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极核,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主导作用,"极核功能"显著。极核式发展阶段往往可以分为两种:(1)单核心模式:城市群由一个增长极和多个分散的独立中心地组成,增长极的集聚功能显著;(2)双核心或多核心模式:城市群以两个或多个城市为中心。
  C.点轴式发展阶段
  该阶段是城市群成长中的重要阶段。城市群规模开始较快扩大,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随着"极核"的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业集聚度越来越强,集聚达到一定规模,诱发地价上涨、竞争压力增大等问题,企业为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主动转移,工业从中心城市向外扩散。工业扩散的过程也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城市经济联系增强的过程,产生越来越多的商品、人口、物资、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运输要求。为了实现这一需求,必然会发展连接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各种交通干线、通讯路线、动力供给路线等①,成为城市群发展的依托轴线,导致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呈现城市和交通干线的点轴状发展。此时城镇体系加快发展但仍不完善,中心城市的空间集聚功能强化且扩散功能也日益明显,城市之间开始加强分工协作关系,功能专业化程度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推进。
  D.圈层式发展阶段
  该阶段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城市群规模较大,城市化水平较高,城镇体系发育趋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向网络化方向发展。企业价值链中管理研发环节在中心城市集聚,生产、制造环节在中小城市集聚;企业组织部门中企业总部、研发部门主要在中心城市集聚,生产制造部门在中小城市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在中心城市集聚,一般制造业主要在外围城市集聚;中心城市主要承担总部管理与研发中心功能,而中小城市则主要承担生产制造功能。中心城市的工业发展在经历了集聚和扩散后,迫使中心城市以第三产业的集聚为主导,专业化生产功能向周边城市转移和扩散,各城市市场区域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外围城市之间开始形成密切的圈层联系,圈层式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功能专业化程度较高。
  E.网络化发展阶段
  随着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产业经历了集聚-扩散-再集聚-再扩散等一系列的空间过程。城市间的吸引力与竞争力不断抗衡,城市群内部的联系紧密,轴线扩展和圈层扩展并存。多个城市之间由于引力加强和辐射区域的临近,会出现互为影响区、互为经济腹地的空间分布形态,城市群体空间向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演化,在产业与城市的协调整合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产业空间网络化。在这一发展阶段,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在网络体系中高效运行,促进城市群网络化空间模式的形成;城市群规模大、城市化水平高,城镇体系发育健全,城市之间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和网络化特征明显。这是城市群空间组织在集聚力和扩散力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个均衡状态。因此,网络化发展阶段是城市群空间组织发展的最终阶段,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发展阶段。
  四、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理论假说的提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化是一个系统过程(结构和功能),推动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动力是产业空间分异(产业集聚、扩散和网络化),外动力是制度因素。城市群在这两个动力的合力作用下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中心地等级体系和产业体系趋于完善等特征,并根据其空间结构和功能特征划分为五个阶段。据此,我们提出一个初步的理论假说(表1):产业集聚促使城市群空间结构"点"状发展,城市群集聚功能强;产业扩撒促使城市群空间结构"线"状发展,城市群扩散功能强;产业网络化促使城市群空间结构"面"状发展,城市群功能一体化。以此为基础,依托空间经济学理论,我们以产业空间分异为视角,提出一个研究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分析框架,并集中在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随着城市群总人口规模的不断上升市场潜能曲线上升,当城市的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是市场潜能值等于1的时候,企业开始向外迁移,就会发生产业扩散,向中心城市以外的地区聚拢,导致该地区经济增长,功能提升,有可能是新城市的形成,也有可能是已有城市等级的提升,从整体上改变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功能。产业的集聚与扩散同时作用于城市群空间体系,低等级的产业先于高等级的产业溢出,当市场潜能值达到1时,工业从中心城市溢出,向次级城市扩散,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为服务业。
  第二,政策调控力作为一个调控系统的力,既可促进也可制约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发展,既存在力的大小,又存在力的方向性。如对城市土地实施的管理制度使城市群空间扩展受到阻碍,影响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化进程。因此,应分析不同阶段的制度对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效果。
  注释:
  ①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0.
  参考文献:
  [1]邬丽萍.城市群形成演化机制与发展战略--基于集聚经济三维框架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马延吉.辽中南城市群产业集聚发展与格局[J].经济地理,2010,30(8),1294-1298.
  [3] 藤田长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张东升,柴宝贵,丁爱芳等.黄河三角洲城镇空间格局的发展历程及驱动力分析,经济地理,2012,32(8):50- 56.
  [5]Agarwal Ajay, Giuliano Genevieve. Tes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hypothesis: a case study[C].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48th annual conference, 2007.
  作者简介:吴婷莉,女,1989,江苏苏州,应用经济学硕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区域现代化与都市区发展。崔大树,男,1961,陕西榆林,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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