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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二○○五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按照每人每日平均消费（或收入）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自一九九○年以来已经下降一半，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不过，就消除贫穷的目标而言，中国依然任重道远，更何况贫困标准的变化还会带来不同的统计结果。世界银行根据二○○五年的平价购买力重新换算国际贫困标准，计算结果为每人每日平均消费（或收入）一点二五美元。据此估算，同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26%，城镇贫困发生率为2.2%。就贫困人口的分布来看，全国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西部山区；在山区居民当中，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历经二十多年的农村扶贫行动，西部山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少数民族人口，当属贫困程度深重的长期贫困群体。聚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贫困农牧民，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从长期的、程度深重的贫困现象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穷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遭遇的困难，最终都显现为加深贫困的负面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以至于个人或家庭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把这种呈现为“逆向反馈机制”的动态过程称为“贫困陷阱”（Partha Dasgupta，2007，Poverty Traps: Exploring the Complexity of Causation. 2020 Focus Brief on the World’s Poor and Hungry People. Washington, DC: IFPRI. http://www.ifpri.org/2020Chinaconference/pdf/beijingbrief_Dasgupta.pdf）。他认为，以往的减贫政策之所以对长期性贫困失灵，正是因为对引致不同群体陷入贫困的路径缺乏具体分析，未能采取适宜的战略措施，帮助这些群体找到走出贫困陷阱的突破口。例如，为忍饥挨饿的贫困儿童提供教室，甚至再加上优质教师，也未见得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创造。只有实施相互补充的援助政策，即将营养干预、健康照料和教育服务等措施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人力资源投资的目标。
若要缓解藏区农牧人口的高贫困率现象乃至逐渐消除那里的贫穷，需要弄清：一，当地贫困人口最迫切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是什么？他们最需要得到哪些帮助？二，现有的扶贫和地区发展政策对那里的贫困人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三，在实施减贫和发展计划中，这些地区已经发生哪些有助于穷人突破贫困陷阱和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制度创新？
在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形势下，贫困农牧户突破贫困陷阱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生产经营和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入的能力。然而他们的居住区位一般远离城镇，基础设施薄弱，可供交易的农林牧产品的市场风险大。仅仅依赖市场机制，这一群体实则难以排除进入市场的障碍。因此，需要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市场组织建设。藏区市场规模很小，农牧民出售的农林牧产品均处于相关产业链的底端，价格波动剧烈。单个农牧民市场谈判能力低下，销售收入不稳定。传统手工业吸纳的劳动力极为有限，进入零售、餐饮和食宿等服务业的农牧民也数量不多。在服务业当中，除了外来人口建立的小型商贸企业以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本地市场参与者，是寺院兴办的企业。寺院的比较优势在于，相对严密的组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僧人，以及与本地消费者相对密切的联系。当前，增强农牧民市场谈判能力的一个办法，是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合作社也是小农获得规模经济并与大企业竞争的组织资源。农牧藏区传统的互助方式，可以作为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销售和信贷合作组织的基础。
在青藏高原，一些生长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菌类，成为居住在产地附近的农牧家庭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在云南迪庆的高海拔林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野生产品是松茸；在青海玉树和果洛的部分草场，高品质的虫草早已声名远扬。季节性的采集和销售活动因而在这些地域占据重要地位。在产业链当中，松茸和虫草产地的农牧民都处在收益最低的层面。而且，过量采集对两类资源的可持续性均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虫草采挖季节，每年吸引数十万外来采挖者，车碾足踏加上破坏性采挖，对高原草场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因此，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制定有利于资源保护的制度而非参与其中分利；另一方面，需要帮助农牧民寻找新的增收途径从而减轻对采集业的依赖。
青藏高原生态脆弱，这是发展任何一种新产业都不得不考虑的环境约束。近几十年来，由于自然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在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源头地区，草地大面积退化乃至沙化，冰川、雪山、湖泊、湿地面积不断缩小甚至干涸，水源涵养能力急剧减退。为了保护江河源头的生态，中央和青海省政府投资七十五亿元，在该地区实施移民和环境保护项目。问题是，多数移民在失去原有的牧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尚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在迁入地的市场竞争中，相对于原住民，他们在草场、牲畜和社会组织资源方面处于劣势；相对于外来的商贸人员，他们缺少资金和经营能力。所幸目前还有按户发放的生态移民生活补助金，否则移民户极易陷入贫穷。这种状况，为仍在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留下一串问号：是否应当尽可能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移民？是否尽可能使迁出地牧民参与移民决策，例如选择迁入地点、迁移时间和迁移方式？是否尽可能在迁入地创造适宜于移民参与的新增经济活动？是否能在培训成年移民的同时，重点培养移民家庭第二代成员的能力，特别是就业能力等等。事实上，贫困人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欠缺就业和创业能力。即使拥有少许资产，往往也因为缺少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而难以摆脱贫穷。因此，改善人力资源，投资于贫困人口的健康、教育和培训，提高这一群体的体质和智力，不仅有助于缓解现时的贫困，而且有助于防范和减少未来的贫困。
扶贫计划，援助的对象是有劳动能力的穷人；社会救助措施，扶持的对象是不具备劳动能力和失能的贫困人口（例如鳏寡老人和重度残疾人），以及突遭不幸并难以凭借自身能力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人群。国内外现有的经验表明，为了保证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性，其设计必须针对目标人群：受益者资格一方面取决于所遭受的灾难打击，另一方面与其面临的社会排斥相联系。当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已在藏区普遍推行，而且深受农牧民拥护。原来享有“五保”待遇的鳏寡老人和重度残疾人，如今纳入了低保制度的救助行列。低保户一般凭借低保金，满足基本的食品需求；依靠医疗救助，部分地解决就医困难。社区其他成员的照料和捐赠，帮助失能的低保人员（包括五保人员）维持日常行动能力和获得社会交往。寺院提供的救助，使当地公认的贫困人群在得到物质援助的同时获得精神抚慰。不过，他们当中的失能者依然需要制度化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逐步满足这种需求，正是社会救济政策进一步改善的方向。更值得注意的是，低保制度的覆盖面和救助水平，取决于地方财政能力和财政资源在不同用途的分配。农牧藏区所在的省和县财政能力薄弱，教育经费和行政经费占了财政支出的“大头”，能够用于其他社会支出特别是社会救助的资源极为有限。因此，由中央政府承担更大的救助责任，才有可能保障所有符合救助条件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
青藏高原灾害频仍，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时常面临干旱、洪涝、冰雹、泥石流、雪灾等灾害袭击。在农区，灾害造成粮食歉收、绝收或短时的生活困难，但是依靠政府的救助和农民的非农就业收入补充，一般不影响第二年的生产能力。但在牧区，一次雪灾就会使部分牧业户沦为“无畜户”或“少畜户”，从而丧失再生产能力。可以說，严重的雪灾足以使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使原有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防范雪灾并实施有效的灾后救助与重建，对于预防和减少牧区贫困可谓举足轻重。
在冬春两季，如何解决雪后牲畜食物匮乏，以及雪后降温对畜体的伤害，是防灾体系是否有效、雪灾防范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藏区部落制时代，牧民通过强化草场共有属性和严格实行轮牧制度，维护冬季草场的繁茂，以便在中度以下的降雪和低温条件下，依然能保有饲草维持牲畜存活。然而一旦降雪降温严重，传统的防范技术便明显失效。结果是，牲畜大量死亡和人口数量减少，使得此后的人口和牲畜的总量，与草场的茂盛程度达到一种平衡。这种通过周而复始的自然淘汰来实现的平衡，显然十分残酷。自一九八四年始的家庭承包制，通过明晰牧业户的产权，既刺激了牧民扩大畜群、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又激发了他们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意愿。可是由于人口大幅增长、草原牲畜超载、草场退化，加之全球气候变暖、降雪频率增加等因素，牧民面临的雪灾风险仍然呈上升趋势。雪灾防范，目前依然是个未解的难题。
在当今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不可能坐视草原牧业经由自然淘汰实现资源和人口平衡。因此，政府通过制定规则、继续推广雪灾防范技术和投资于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牧民防灾减灾。在少数半农半牧区，还实现了牲畜圈养对畜群放牧的替代。这不仅提高了抗灾能力，而且还意味着传统草原牧业方式的转变。可是，高海拔地区的牧业却不具备这种转变的条件，雪灾对牧民的打击依然沉重。灾害发生期间，政府的救灾行动以优先保障人员安全为原则，几近于杜绝了人员死亡的现象。但救灾饲料供给不足，牲畜安全难保，这就留下灾民家庭经济重建的困难。在灾后恢复时期，虽然政府设有专项扶持项目，但由于发放的母畜总量微小，不足以支持受灾户发展最低规模的畜群。相对富裕的牧民还可以动用平日储蓄重建家庭经济，低收入户和贫困户的经济则难以恢复。如此看来，必须转变政府的牧区救灾和重建思路，才可能缓解因灾致贫的现象。例如，借鉴世界银行在蒙古实施项目的经验，在牧区试行牲畜保险。
进一步讲，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农牧业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转向其他行业，才能找到逐渐增加收入的门路。留下的农牧人口在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将会主动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作为回应。农牧人口因此而逐渐减少，收入则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增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这种趋势，逐步减少草原牧民和牲畜，保证草原休养生息，恢复资源和人口平衡，才是从根本上降低雪灾危害程度的办法。这种做法，通常也是农牧区扶贫计划的重要内容。对于高海拔牧区的居民，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牧民将不得不承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变迁。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一种社会经济转型，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对相关的政府、民间组织、社区、住户和个人，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因此，为了保证游牧业人口平稳地实现这种转型，需要对转型涉及的地区进行长期的物质和制度基础设施投资，帮助转型人群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此相关，还需要精准地针对转型人群的需求，发展卫生、教育、培训、文化信息等事业。
当前，中央政府和發达省市投向藏区的资金迅速增加。青海玉树州的震后重建工程中仅住房建设一项，预算资金就达九十六亿元。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又确定了一批中央支持西藏的重点建设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地区性的发展计划，还包括了中央财政对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四省藏区的公共投资。我们的研究表明，此类公共投资固然可以带来特定领域“硬件”装备水平的迅速提高，甚至跨越某些技术应用阶段，例如在未通电话的地方引入移动通讯设备，在未通路的地方修建高速公路等等，但是“软件”的匹配，即制度和管理能力的建设却依然滞后。受援地区农牧人口对“硬件”的消费，仍遭遇诸多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障碍。至于改善人力资源和摆脱贫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人力资源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促进演进比跨越的可行性更强。
笔者两度走访印度贫困家庭和扶贫机构时了解到，一个失地农民带领全家进入城市，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摆脱贫穷并融入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汉族“农民工”进城谋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已广为人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农牧民若做出同样的就业选择，还将面临更多的障碍，例如由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乡村迁移人口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城镇原有居民对迁移者或多或少的歧视、迁移劳动者就业中遭遇的劳资矛盾等等，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冲突。这些问题若涉及不同的族群，则很容易演化为民族冲突。因此，采取渐进式的转型策略，为参与转型过程的不同人群留下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以便相互适应、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转型的可持续性实质上优于跨越式的行政推进。这一点，既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所印证，也是我们从最近十年的藏区发展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
（《如何突破贫困陷阱——滇、青、甘农牧藏区案例研究》，王洛林、朱玲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二○一○年版，22.00元）
从长期的、程度深重的贫困现象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穷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遭遇的困难，最终都显现为加深贫困的负面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以至于个人或家庭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把这种呈现为“逆向反馈机制”的动态过程称为“贫困陷阱”（Partha Dasgupta，2007，Poverty Traps: Exploring the Complexity of Causation. 2020 Focus Brief on the World’s Poor and Hungry People. Washington, DC: IFPRI. http://www.ifpri.org/2020Chinaconference/pdf/beijingbrief_Dasgupta.pdf）。他认为，以往的减贫政策之所以对长期性贫困失灵，正是因为对引致不同群体陷入贫困的路径缺乏具体分析，未能采取适宜的战略措施，帮助这些群体找到走出贫困陷阱的突破口。例如，为忍饥挨饿的贫困儿童提供教室，甚至再加上优质教师，也未见得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创造。只有实施相互补充的援助政策，即将营养干预、健康照料和教育服务等措施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人力资源投资的目标。
若要缓解藏区农牧人口的高贫困率现象乃至逐渐消除那里的贫穷，需要弄清：一，当地贫困人口最迫切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是什么？他们最需要得到哪些帮助？二，现有的扶贫和地区发展政策对那里的贫困人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三，在实施减贫和发展计划中，这些地区已经发生哪些有助于穷人突破贫困陷阱和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制度创新？
在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形势下，贫困农牧户突破贫困陷阱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生产经营和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入的能力。然而他们的居住区位一般远离城镇，基础设施薄弱，可供交易的农林牧产品的市场风险大。仅仅依赖市场机制，这一群体实则难以排除进入市场的障碍。因此，需要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市场组织建设。藏区市场规模很小，农牧民出售的农林牧产品均处于相关产业链的底端，价格波动剧烈。单个农牧民市场谈判能力低下，销售收入不稳定。传统手工业吸纳的劳动力极为有限，进入零售、餐饮和食宿等服务业的农牧民也数量不多。在服务业当中，除了外来人口建立的小型商贸企业以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本地市场参与者，是寺院兴办的企业。寺院的比较优势在于，相对严密的组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僧人，以及与本地消费者相对密切的联系。当前，增强农牧民市场谈判能力的一个办法，是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合作社也是小农获得规模经济并与大企业竞争的组织资源。农牧藏区传统的互助方式，可以作为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销售和信贷合作组织的基础。
在青藏高原，一些生长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菌类，成为居住在产地附近的农牧家庭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在云南迪庆的高海拔林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野生产品是松茸；在青海玉树和果洛的部分草场，高品质的虫草早已声名远扬。季节性的采集和销售活动因而在这些地域占据重要地位。在产业链当中，松茸和虫草产地的农牧民都处在收益最低的层面。而且，过量采集对两类资源的可持续性均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虫草采挖季节，每年吸引数十万外来采挖者，车碾足踏加上破坏性采挖，对高原草场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因此，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制定有利于资源保护的制度而非参与其中分利；另一方面，需要帮助农牧民寻找新的增收途径从而减轻对采集业的依赖。
青藏高原生态脆弱，这是发展任何一种新产业都不得不考虑的环境约束。近几十年来，由于自然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在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源头地区，草地大面积退化乃至沙化，冰川、雪山、湖泊、湿地面积不断缩小甚至干涸，水源涵养能力急剧减退。为了保护江河源头的生态，中央和青海省政府投资七十五亿元，在该地区实施移民和环境保护项目。问题是，多数移民在失去原有的牧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尚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在迁入地的市场竞争中，相对于原住民，他们在草场、牲畜和社会组织资源方面处于劣势；相对于外来的商贸人员，他们缺少资金和经营能力。所幸目前还有按户发放的生态移民生活补助金，否则移民户极易陷入贫穷。这种状况，为仍在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留下一串问号：是否应当尽可能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移民？是否尽可能使迁出地牧民参与移民决策，例如选择迁入地点、迁移时间和迁移方式？是否尽可能在迁入地创造适宜于移民参与的新增经济活动？是否能在培训成年移民的同时，重点培养移民家庭第二代成员的能力，特别是就业能力等等。事实上，贫困人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欠缺就业和创业能力。即使拥有少许资产，往往也因为缺少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而难以摆脱贫穷。因此，改善人力资源，投资于贫困人口的健康、教育和培训，提高这一群体的体质和智力，不仅有助于缓解现时的贫困，而且有助于防范和减少未来的贫困。
扶贫计划，援助的对象是有劳动能力的穷人；社会救助措施，扶持的对象是不具备劳动能力和失能的贫困人口（例如鳏寡老人和重度残疾人），以及突遭不幸并难以凭借自身能力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人群。国内外现有的经验表明，为了保证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性，其设计必须针对目标人群：受益者资格一方面取决于所遭受的灾难打击，另一方面与其面临的社会排斥相联系。当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已在藏区普遍推行，而且深受农牧民拥护。原来享有“五保”待遇的鳏寡老人和重度残疾人，如今纳入了低保制度的救助行列。低保户一般凭借低保金，满足基本的食品需求；依靠医疗救助，部分地解决就医困难。社区其他成员的照料和捐赠，帮助失能的低保人员（包括五保人员）维持日常行动能力和获得社会交往。寺院提供的救助，使当地公认的贫困人群在得到物质援助的同时获得精神抚慰。不过，他们当中的失能者依然需要制度化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逐步满足这种需求，正是社会救济政策进一步改善的方向。更值得注意的是，低保制度的覆盖面和救助水平，取决于地方财政能力和财政资源在不同用途的分配。农牧藏区所在的省和县财政能力薄弱，教育经费和行政经费占了财政支出的“大头”，能够用于其他社会支出特别是社会救助的资源极为有限。因此，由中央政府承担更大的救助责任，才有可能保障所有符合救助条件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
青藏高原灾害频仍，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时常面临干旱、洪涝、冰雹、泥石流、雪灾等灾害袭击。在农区，灾害造成粮食歉收、绝收或短时的生活困难，但是依靠政府的救助和农民的非农就业收入补充，一般不影响第二年的生产能力。但在牧区，一次雪灾就会使部分牧业户沦为“无畜户”或“少畜户”，从而丧失再生产能力。可以說，严重的雪灾足以使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使原有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防范雪灾并实施有效的灾后救助与重建，对于预防和减少牧区贫困可谓举足轻重。
在冬春两季，如何解决雪后牲畜食物匮乏，以及雪后降温对畜体的伤害，是防灾体系是否有效、雪灾防范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藏区部落制时代，牧民通过强化草场共有属性和严格实行轮牧制度，维护冬季草场的繁茂，以便在中度以下的降雪和低温条件下，依然能保有饲草维持牲畜存活。然而一旦降雪降温严重，传统的防范技术便明显失效。结果是，牲畜大量死亡和人口数量减少，使得此后的人口和牲畜的总量，与草场的茂盛程度达到一种平衡。这种通过周而复始的自然淘汰来实现的平衡，显然十分残酷。自一九八四年始的家庭承包制，通过明晰牧业户的产权，既刺激了牧民扩大畜群、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又激发了他们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意愿。可是由于人口大幅增长、草原牲畜超载、草场退化，加之全球气候变暖、降雪频率增加等因素，牧民面临的雪灾风险仍然呈上升趋势。雪灾防范，目前依然是个未解的难题。
在当今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不可能坐视草原牧业经由自然淘汰实现资源和人口平衡。因此，政府通过制定规则、继续推广雪灾防范技术和投资于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牧民防灾减灾。在少数半农半牧区，还实现了牲畜圈养对畜群放牧的替代。这不仅提高了抗灾能力，而且还意味着传统草原牧业方式的转变。可是，高海拔地区的牧业却不具备这种转变的条件，雪灾对牧民的打击依然沉重。灾害发生期间，政府的救灾行动以优先保障人员安全为原则，几近于杜绝了人员死亡的现象。但救灾饲料供给不足，牲畜安全难保，这就留下灾民家庭经济重建的困难。在灾后恢复时期，虽然政府设有专项扶持项目，但由于发放的母畜总量微小，不足以支持受灾户发展最低规模的畜群。相对富裕的牧民还可以动用平日储蓄重建家庭经济，低收入户和贫困户的经济则难以恢复。如此看来，必须转变政府的牧区救灾和重建思路，才可能缓解因灾致贫的现象。例如，借鉴世界银行在蒙古实施项目的经验，在牧区试行牲畜保险。
进一步讲，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农牧业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转向其他行业，才能找到逐渐增加收入的门路。留下的农牧人口在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将会主动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作为回应。农牧人口因此而逐渐减少，收入则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增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这种趋势，逐步减少草原牧民和牲畜，保证草原休养生息，恢复资源和人口平衡，才是从根本上降低雪灾危害程度的办法。这种做法，通常也是农牧区扶贫计划的重要内容。对于高海拔牧区的居民，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牧民将不得不承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变迁。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一种社会经济转型，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对相关的政府、民间组织、社区、住户和个人，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因此，为了保证游牧业人口平稳地实现这种转型，需要对转型涉及的地区进行长期的物质和制度基础设施投资，帮助转型人群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此相关，还需要精准地针对转型人群的需求，发展卫生、教育、培训、文化信息等事业。
当前，中央政府和發达省市投向藏区的资金迅速增加。青海玉树州的震后重建工程中仅住房建设一项，预算资金就达九十六亿元。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又确定了一批中央支持西藏的重点建设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地区性的发展计划，还包括了中央财政对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四省藏区的公共投资。我们的研究表明，此类公共投资固然可以带来特定领域“硬件”装备水平的迅速提高，甚至跨越某些技术应用阶段，例如在未通电话的地方引入移动通讯设备，在未通路的地方修建高速公路等等，但是“软件”的匹配，即制度和管理能力的建设却依然滞后。受援地区农牧人口对“硬件”的消费，仍遭遇诸多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障碍。至于改善人力资源和摆脱贫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人力资源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促进演进比跨越的可行性更强。
笔者两度走访印度贫困家庭和扶贫机构时了解到，一个失地农民带领全家进入城市，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摆脱贫穷并融入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汉族“农民工”进城谋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已广为人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农牧民若做出同样的就业选择，还将面临更多的障碍，例如由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乡村迁移人口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城镇原有居民对迁移者或多或少的歧视、迁移劳动者就业中遭遇的劳资矛盾等等，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冲突。这些问题若涉及不同的族群，则很容易演化为民族冲突。因此，采取渐进式的转型策略，为参与转型过程的不同人群留下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以便相互适应、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转型的可持续性实质上优于跨越式的行政推进。这一点，既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所印证，也是我们从最近十年的藏区发展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
（《如何突破贫困陷阱——滇、青、甘农牧藏区案例研究》，王洛林、朱玲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二○一○年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