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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毛泽东横空出世。“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任何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
毛泽东是语言和行动的巨人，尤其擅长政治修辞，堪称语言大家。1965年9月，毛泽东在给胡乔木改词时，批写道：“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这里所说的“新词”，主要指新的词语。对于词语，他有一种求新的欲望、创新的本事、制造的技巧。他将许多深奥的政治语言，意识形态的大词，官场的专业术语，与中国古代的、民族的、农民的语言结合起来，揉搓一番，幽深者曲折以明之，微妙者譬喻以形之，“横空盘硬语”，捏出一个又一个新词：敲打世界的词，引人上进的词，清洗思想的词，直指人心的词，自我游戏与游戏人间的词。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毛泽东是新词语、新概念的创造者，他的许多词语具有原创性，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点江山”“只争朝夕”“朝气蓬勃”“三个世界”等等。毛泽东是语言的统帅，常常出其不意地率领一群词语占领理论要塞，抵达思想制高点，从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种以十分简朴、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极其复杂的思想、让词语真正地为其思想服务的非凡能力。这方面，国民党人不行，中共党内的许多人也望尘莫及。
毛泽东在变化与创造中为语言招魂，为时代立心。“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等，字字句句，若网得纲，为共产党人立心。他倡导“孺子牛”，藐视“纸老虎”，号召“打老虎”。毛泽东的这些词语，影响了一大片人，影响了一个时代，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因枝以振叶，沿波而讨源。毛泽东的语言根源之一，是底层与民间。李后主敢于以俚语入歌，毛泽东更是善于将民间语言、民族语言、中国语言拿来表述他的政治思想。黑格尔曾说：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这话说得何其自信。毛泽东亦有这样的自信跟能耐，他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说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话。像“愚公移山”“治病救人”“夹着尾巴做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等，信手拈来，挥洒成譬，有从书本学来的，更多是从民间学来的，不过他巧妙地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思想，构成新的气象。毛泽东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的语言扎根于民间，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让从西方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使用中国的民间话语，深入浅出地与中国老百姓对话，从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难怪文学翻译家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感叹：“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
语言是抵达意义的工具。大多数人往往使用大家都在使用的陈词滥调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固然能使人听懂，但人们不一定听得进、记得住，更不会转化为世界观方法论，因为大家对陈词滥调已经麻木了。
毛泽东不用套语老调，他善于通过创造能够产生震撼力的新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狄德罗说：“一句不恰当的话、一个奇怪的词儿，有时比十个漂亮句子使我学到更多的东西。”这句话中可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不要让语言太顺溜。过于顺溜的话，容易一个耳朵进来另一个耳朵出去，停不下来，过眼或者过耳就忘得干干净净。毛泽东在政治言说中，不仅使用“奇怪的词儿”，还会说会写“漂亮句子”，自然形成刺激，方便入耳入脑入心，可以长久地在人们的思想里停留。比如，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纠正错误也没有办法。”这些话，活泼泼的，大词与小词搭配，就连与毛泽东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颠覆了一些词。他与一些词语搏斗。“斗争哲学”，原来是国民党骂共产党的话，不少共产党人很反感这个词，毛泽东把它拿来用了，作为自己的哲学，用得淋漓尽致。这就好比一只对方射过来的利箭，他潇洒地接过来，为我所用，顺手投向对方，置对方于死地。
毛泽东救活了一些词。像“实事求是”“愚公移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旧词新用，借尸还魂，起死回生。他在对许多已经固定或死亡、毫无生气的词语的扬弃中，使之获得活力。一些陈词滥调，在他的笔下或口中复活如初。
毛泽东挪用了一些词。禅家说，“百草头上祖师意”。在毛泽东那里，许多描写自然现象的词语，像“毒草”“鱼水”“东风、西风”“百花齐放”等，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以前的词义被大大拓展延伸，甚至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毛泽东的语言是诗性的语言。中国人是很欣赏和强调语言中的诗性的，因为诗性是汉语独特的光彩。但诗性语言往往是缺乏逻辑的、模糊的、非理性的，有的人认为这是语言之病。对于政治人物必须严谨地表达政治思想来说，这一点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毛泽东不以为然，不以为病——语言上的病与不病，见仁见智。毕竟，诗性的语言往往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毛泽东的许多词语具有耐磨损性。他创造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打磨，也就是说可以在时间中长期穿行的词。比如“八九点钟的太阳”“半边天”等。
毛泽东的词语，许多曾经流行的，现在已经从政治中、从日常生活中逐渐退场了，慢慢消失了，这也正常。词语也需要清场，不然词典受不了。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词。词语的流失也就是某种思想的流失，或者暂时消失。当然，没准哪一天它会死而复生，如同一棵老树枯萎了，过了若干年，忽然又冒出了新绿。
毛泽东的词语仍在敲打和影响着我们——在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上，在周围人们的言说中。今生与他及他的词语相遇，是命里缘分。如今，我们或者自觉地使用着他创造的词语、他的语言；或者很小心地避开与躲着，却仍在不可避免地使用他的词语他的语言……“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当今中国，遍地都是毛氏词语犁过的田地，谁都绕不过去。他的词語已经进入我们的阅读，进入我们的生活，溶于中国文化的血脉，成为旺盛的汉语生命力的一部分。有论者称：“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升华成一种文风、一种语态，被过去及今天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窃慕、模仿、袭蹈。用毛的口吻说话、用毛的风格措辞、用毛的逻辑论说，成为不少人的语言潜意识，成为他们所陶醉、愉悦的语言境界——这是许多文学‘大师’都没能做到的，在这一点上，也只有鲁迅堪与比肩。”诚哉斯言。
（摘自《书屋》）
毛泽东是语言和行动的巨人，尤其擅长政治修辞，堪称语言大家。1965年9月，毛泽东在给胡乔木改词时，批写道：“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这里所说的“新词”，主要指新的词语。对于词语，他有一种求新的欲望、创新的本事、制造的技巧。他将许多深奥的政治语言，意识形态的大词，官场的专业术语，与中国古代的、民族的、农民的语言结合起来，揉搓一番，幽深者曲折以明之，微妙者譬喻以形之，“横空盘硬语”，捏出一个又一个新词：敲打世界的词，引人上进的词，清洗思想的词，直指人心的词，自我游戏与游戏人间的词。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毛泽东是新词语、新概念的创造者，他的许多词语具有原创性，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点江山”“只争朝夕”“朝气蓬勃”“三个世界”等等。毛泽东是语言的统帅，常常出其不意地率领一群词语占领理论要塞，抵达思想制高点，从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种以十分简朴、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极其复杂的思想、让词语真正地为其思想服务的非凡能力。这方面，国民党人不行，中共党内的许多人也望尘莫及。
毛泽东在变化与创造中为语言招魂，为时代立心。“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等，字字句句，若网得纲，为共产党人立心。他倡导“孺子牛”，藐视“纸老虎”，号召“打老虎”。毛泽东的这些词语，影响了一大片人，影响了一个时代，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因枝以振叶，沿波而讨源。毛泽东的语言根源之一，是底层与民间。李后主敢于以俚语入歌，毛泽东更是善于将民间语言、民族语言、中国语言拿来表述他的政治思想。黑格尔曾说：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这话说得何其自信。毛泽东亦有这样的自信跟能耐，他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说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话。像“愚公移山”“治病救人”“夹着尾巴做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等，信手拈来，挥洒成譬，有从书本学来的，更多是从民间学来的，不过他巧妙地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思想，构成新的气象。毛泽东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的语言扎根于民间，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让从西方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使用中国的民间话语，深入浅出地与中国老百姓对话，从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难怪文学翻译家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感叹：“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
语言是抵达意义的工具。大多数人往往使用大家都在使用的陈词滥调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固然能使人听懂，但人们不一定听得进、记得住，更不会转化为世界观方法论，因为大家对陈词滥调已经麻木了。
毛泽东不用套语老调，他善于通过创造能够产生震撼力的新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狄德罗说：“一句不恰当的话、一个奇怪的词儿，有时比十个漂亮句子使我学到更多的东西。”这句话中可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不要让语言太顺溜。过于顺溜的话，容易一个耳朵进来另一个耳朵出去，停不下来，过眼或者过耳就忘得干干净净。毛泽东在政治言说中，不仅使用“奇怪的词儿”，还会说会写“漂亮句子”，自然形成刺激，方便入耳入脑入心，可以长久地在人们的思想里停留。比如，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纠正错误也没有办法。”这些话，活泼泼的，大词与小词搭配，就连与毛泽东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颠覆了一些词。他与一些词语搏斗。“斗争哲学”，原来是国民党骂共产党的话，不少共产党人很反感这个词，毛泽东把它拿来用了，作为自己的哲学，用得淋漓尽致。这就好比一只对方射过来的利箭，他潇洒地接过来，为我所用，顺手投向对方，置对方于死地。
毛泽东救活了一些词。像“实事求是”“愚公移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旧词新用，借尸还魂，起死回生。他在对许多已经固定或死亡、毫无生气的词语的扬弃中，使之获得活力。一些陈词滥调，在他的笔下或口中复活如初。
毛泽东挪用了一些词。禅家说，“百草头上祖师意”。在毛泽东那里，许多描写自然现象的词语，像“毒草”“鱼水”“东风、西风”“百花齐放”等，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以前的词义被大大拓展延伸，甚至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毛泽东的语言是诗性的语言。中国人是很欣赏和强调语言中的诗性的，因为诗性是汉语独特的光彩。但诗性语言往往是缺乏逻辑的、模糊的、非理性的，有的人认为这是语言之病。对于政治人物必须严谨地表达政治思想来说，这一点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毛泽东不以为然，不以为病——语言上的病与不病，见仁见智。毕竟，诗性的语言往往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毛泽东的许多词语具有耐磨损性。他创造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打磨，也就是说可以在时间中长期穿行的词。比如“八九点钟的太阳”“半边天”等。
毛泽东的词语，许多曾经流行的，现在已经从政治中、从日常生活中逐渐退场了，慢慢消失了，这也正常。词语也需要清场，不然词典受不了。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词。词语的流失也就是某种思想的流失，或者暂时消失。当然，没准哪一天它会死而复生，如同一棵老树枯萎了，过了若干年，忽然又冒出了新绿。
毛泽东的词语仍在敲打和影响着我们——在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上，在周围人们的言说中。今生与他及他的词语相遇，是命里缘分。如今，我们或者自觉地使用着他创造的词语、他的语言；或者很小心地避开与躲着，却仍在不可避免地使用他的词语他的语言……“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当今中国，遍地都是毛氏词语犁过的田地，谁都绕不过去。他的词語已经进入我们的阅读，进入我们的生活，溶于中国文化的血脉，成为旺盛的汉语生命力的一部分。有论者称：“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升华成一种文风、一种语态，被过去及今天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窃慕、模仿、袭蹈。用毛的口吻说话、用毛的风格措辞、用毛的逻辑论说，成为不少人的语言潜意识，成为他们所陶醉、愉悦的语言境界——这是许多文学‘大师’都没能做到的，在这一点上，也只有鲁迅堪与比肩。”诚哉斯言。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