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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乍起 身陷困境
“文革”初期，记得是正在批“三家村”的时候，尽管有些头面人物还没有被指名道姓，可是在文学艺术界里，已经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一个中央部长在北京召开学术界人士座谈会，让他们对“文革”表态。会上，有个极有权威的人士发言，大意是说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错的，应当烧掉。丰先生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地说：“自己写的东西，白纸黑字，可以赖账不认吗？说得轻巧，如果他的作品真能烧掉不算，那么请将我的作品，托他带去一起烧掉了吧。”又说：“看来他定能过关无事了。其他烧不掉的人，定是遭临祸殃。”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老舍之死的消息，不知从哪里传到丰先生的耳边，他见到我时，便问我：“老舍被他们（指造反派）逼死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从小道中听说的。丰先生难过地说：“老舍是好人，爱国爱民，才气横溢，为人正直，他受不了这班坏人（指造反派）的诬害，受不了残酷的斗争，逼得跳河自尽，以死明志。”稍停，他又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们都不能有转死的念头。不要去死，死了，就看不到坏人的下场了。”说话之间，充满悲愤、惋惜之情。
黑云压城城欲摧。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和丰先生都在各自的单位里受到不同程度的大字报批判和大抄家的洗礼，继而揪斗，乃至“逼供信”等时尚项目，都光临到我们头上。那时，先生为了保护我，与我约法，他说：“从现在起，你没有我的通知，决不能再来我家。我已被监视，免得你受牵累，等到雨过天晴之后，我会差人去告诉你的。切记，切记。”在这自身难保的关头，丰先生首先想到我的安危。我在先生慈祥、恳切的言语中，忍着眼泪，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的叮咛。就这样，我和丰先生停止往来，整整长达两年之久。
我从1966年被揪斗以来，七斗八斗，毕竟是个微不足道的所谓“徒子徒孙”之辈，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便于1969年春节获得优先“解放”。我被宣布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我那受苦受难的恩师丰先生。彼此相见，犹如隔世重逢。丰先生见我这突然而来的不速之客，悲喜交集之余，有些惊恐，他说：“你怎么这样大胆，我有约在先：没有我的通知，不可以来看我。你知道吗，我还没有‘解放’，你怎么就来了？”我说：“我昨天已被‘解放’了，我是‘革命群众’了。是‘革命群众’，岂不可以自由了嘛！”
经过互问安危，我才知道丰先生因患病，已经获准长病假在家治疗。我听说先生有病，心中难过。又是丰先生泰然自若地说：“这个世道，倒是‘有病便是福’，有病比无病好。若是没病，就得报到上班，去接受批斗，接受再教育。”年逾古稀，须发苍苍的老翁，遭此奇耻大辱，怎不令人泪下。
谈话之际，我把历年来先生送给我的三百多件书画如何被抄，如何被批，如何被逼毁去的经过，沉痛地向先生诉说始末。最后我说：“我不争气，没能把先生赠给我的书画保住，我对不起先生。”丰先生听完我的话，连连摇手说：“不要难过，如此大劫大难，谁有本事逃得过。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我不死，手还在，我会再画给你的。”话音是那样铿锵有力，态度仍是那样坚定自信。果然，从那时起，丰先生不顾“四人帮”残酷的禁令，冒着大不韪的风险，又提起那尘封三年之久的画笔，重新追思画题，毅然继续画他心爱的“子恺漫画”。
就这样，我每次再去见丰先生时，他总是将一只已封好的信封交给我，嘱我回家拆看。这好比锦囊妙计。我回家拆开看时，并不是什么“妙计”，而是久违了的丰先生亲笔绘制的画。我喜出望外。丰先生不让我当面拆看的原因有二：一是当场拆了，怕被人知道，“泄露天机”；二是看了画，就会议论画画的事，影响我们的谈心。从1969年至1972年，丰先生给我画了近百幅。这些画都是先生从清晨四点至六点，瞒过周围的耳目，独自早起画成的。我最后一次接到的信封，封袋与画面一样大，是先生亲手用牛皮纸糊制而成的。封面上用炭条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大字，后面写着“交治均藏，子恺画”。封袋里除了最后一张画之外，还多了一幅亲笔书写的《敝帚自珍》序言。丰先生告诉我：“《敝帚自珍》共画四套，你和新枚是对我的作品最忠实的保存者，你俩各有一份，好好保藏。”《敝帚自珍·序言》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和痛楚之情。
丰先生当时住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这幢西班牙式的住宅，虽算不上豪华，但除石门湾被毁的缘缘堂之外，是丰先生一家所有住过的房子中最佳、最理想的居所。它有比较幽静的环境，有明亮的日月楼，有宽敞的客厅、卧室和楼梯、过道。但是，当我重到日月楼时，已经面目全非，房子已被瓜分，所谓被冲击了。三四户人家共居一幢，丰先生一家被挤压在楼上。当时丰家人口还很多。由阳台改建的不足四平方的小间里，放着一张一米五长的小床，一只写字台，一只茶几，两只木椅。丰先生就只能蛰居在这斗室里生活及写作。我目睹此状，心中非常难过。丰先生看出我的心意，反而安慰我说：“不要难过，我现在过着‘顶天立地’的生活，不亦乐乎。”我听了，起初惊惑不解，后来恍然大悟。原来丰先生身高一米六十五以上，睡在这只有一米五长的小床上，只能曲躬而卧，若一不小心，上下伸展，头足碰壁，岂不成了“顶天立地”了吗？
我敬爱的丰子恺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那险恶的环境里，还创造出伟大的奇迹。他凭着艺术家的高度责任心，就借这日月楼小小的天地，不畏“四人帮”的高压禁令，继续含辛茹苦地进行墨耘笔耕。据我所知，数年之中，他相继完成绘画、随笔、译著有：第六集《护生画集》计一百幅；《敝帚自珍》共四套，计三百余幅；《缘缘堂续笔》二十三篇；翻译出《大乘起信论新释》一部，以及日本文学作品《旅宿》《落洼物语》《伊势物语》等多种文学艺术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先生常常将拟就的腹稿和故事的背景讲给我听，以后每完成一篇或一幅，大多让我带回家去阅读，给我先睹为快。“四人帮”垮台后，上述作品全部重见天日，得到出版，和读者见面，这是“四人帮”之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刚获“解放” 又挨批斗
1973年1月，我们总算盼来了丰先生的所谓“解放”（其实尾巴拖得很长），大家都很高兴。丰先生说：“既然是解放，总可以自由了。”他对我说：“我们可以去杭州了。”其实去杭州的事，早在数年前，先生已与我相约，说：“我一旦解放，你陪我去游杭州。”杭州是他求学之地，是他认识老师李叔同、夏丏尊、马一浮的地方，早年曾多次定居于西子湖畔；杭州又有众多的亲戚朋友。这近在咫尺之间的杭州，是先生常来常往之地，不想这“文革”割断了去杭州这条路达八年之久。这回，我们决定于清明时节去杭州。其实去杭州对丰先生来说，并不在乎游西湖，主要是去探望胞姐丰满和在患难中关心过他的甥女丰宁欣。 “文革”岁月，给丰先生增添不少衰老。当时七十六岁的丰先生，已是数年不下楼了。丰一吟为了我们去杭，做了一个准备工作。她安排一次先游上海城隍庙的活动，以便试试和练练丰先生的脚劲。我们搀扶着丰先生，游豫园、九曲桥，参观商店市场，在春风松月楼午餐。饭后，又破例地上了湖心亭茶楼喝茶，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上茶馆。对于数年不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丰先生，感慨颇多。
1973年3月下旬，我们终于来到久别的西子湖畔，下榻在先生胞姐丰满的家里。老年姐弟白头相见，彼此反而相对无言，都在默默祝祷，庆幸劫后余生。丰满家在杭州大学附近的道古桥，是个开门见山、风景优美的好住处。打开南窗，遥见宝石山、保俶塔、阳台伸展在绿阴丛中，不偏不倚，刚好映入窗框之中，犹如一幅立体的图画、天然的大盆景。丰先生在新环境中，换了新的空气。主人待客之情，似不必多费笔墨。我和丰先生每天安排上午出游，下午休息。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到1974年，被“解放”了的丰先生，又被揪去批斗了。上海的“四人帮”党羽，说上海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回潮了，他们决定要“反回潮”，要“反击”。据传说，事情是从中央的某一个领导人身上开始的，他布置上海一些有名望的画家为广交会作画，并安排在锦江饭店作画和招待他们。此事与“四人帮”的意旨不合。“四人帮”为了借机整倒这个领导人，使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术，把锦江饭店画出来的画，一律称之为黑画。把参加作这些画的人，诬蔑为向党反攻。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揪出策划这次活动的后台。我和丰先生知道这个消息，庆幸没有参加这次优待。丰先生说：“这回我可挨不到了。”谁知话音刚落，不到三天，莫名的祸殃又泼头而来。
那天我去丰先生家，不见先生。师母告诉我：“丰先生又被叫去了。来的人很凶，又要批斗什么了。”我听了愕然，不知所云，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原来，按“四人帮”惯例，凡是要批斗，先从头头开始。丰先生是画院院长，美协主席，没有这个活靶子，这场戏怎么能唱呢？可是丰先生没有参加锦江饭店的活动，也没有公开发表或参加过画展，“四人帮”的爪牙找不到丰先生的把柄，正在叫苦发愁之际，忽然不知从何处弄到一本册页，内中有丰先生的一幅画，画题是“沽酒客来风亦醉，卖花人去路还香”。这本来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好画，无可非议。可是弄到“四人帮”爪牙之手，犹如白骨精得到了唐三藏，群魔欣喜若狂，认为要定丰子恺的罪证，可以就从这幅画上做文章。他们惯用江湖测字相术的特异功能，独独选中了画题的后一句，即“卖花人去路还香”，绞尽脑汁地歪曲成：“卖花人”就是“卖画人”，“去”就是“被打倒”，“路还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斗过的、被打倒了的画家，还不臭，还很香”，连接起来，就成了“被文革批判过的、被打倒了的画家，至今仍不臭，还很香”。就这样把字一测，不就构成了“翘尾巴”“反攻复辟”的“翻案铁证”了吗？天哪！如此滑稽可笑、幼稚低级的逻辑，竟会长时期被“四人帮”奉为至宝，用做加害于善良的知识分子的罪恶武器。
后来，上海的“四人帮”爪牙，又虚张声势，假天蟾舞台开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批判会，把丰先生推向首位，加以批判。当时，我和丰师母都很着急。我在长乐村弄口等候丰先生回来，一直等到午后一时，才见丰先生坐着一辆机动三轮车回来，由孙女南颍搀扶着，走下车来。扶进家里后，我急急地问先生事态如何？丰先生说：“好了，没事了，我们吃酒吧。”我又问：“他们怎样批判你？”丰先生说：“谁管他们胡说什么，我只管我闭目养神。”我又说：“你没听他们讲些什么，怎么知道好了，没有事了呢？”丰先生说：“散会后，主持会议的人问我‘对你的批判对不对？’我说‘对’。他们要的，我都给了，不就没事了吗？”后来这场有惊无险的运动，果然不了了之。这是因为那时的“四人帮”已经不得人心，成为强弩之末了。
不久，丰先生的健康情况急转直下。先是手指麻木，当初还以为是风湿性关节毛病。有位新相识的洪医生，特地为先生配制了几瓶去风祛邪的传统中药。丰先生吃了几次，嫌其腥气难咽。那时，我也正患肩周炎，久久不愈，丰先生也为我牵挂担忧，他说：“洪医生配来的药，给你吃，拿去试试，可能有效。”我劝他自己吃要紧。而丰先生泰然自若地说：“我这不是病，是过去写得太多了，现在罚我不让握笔，是对我的一种报应。”丰先生的幽默，本意是给我宽心安慰，而我听了，反而更觉忧伤难忍。
从此，从手指麻木到上肢麻木，乃至手臂伸展困难。书写时，起初感到手腕不听使唤，提笔手要发抖，毛笔就此不能使用，只能用钢笔写字。后来连钢笔也握不准，只能用整只手掌，捏住笔杆移动。这位一生与笔墨相依的人，如今人祸加上病魔，使他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此中滋味，不言而喻。
病魔缠身 告别人生
1975年8月29日的下午，丰先生的甥女沈国驰（她是医生），把我从丰先生的斗室里叫出去，轻轻对我说：“姨夫（指丰先生）每天低温不退，不是好兆头，又坚持不肯去看医生，怎么办？”她要我去劝说丰先生，立刻去医院检查治疗。在此以前，每逢先生不愿做的事，总是由我去劝说后，才勉强应允的。这回，我又连求带劝地说：“我们不是还要看看那班坏人怎么下场吗？为了这个，我们也得把身体养好。”我的劝说总算又成功了。不过，我的内疚却深深留存在我的心中，直至如今：就是那次被我劝出家门后，丰先生就再也没有回到他始终不愿离开的家里来，也终于没能亲眼见到这班坏人的下场。
当天下午，我们将丰先生送到大华医院，一直检查到五点多。当晚，住在大华医院充作观察室的走廊里，第二天，送到淮海医院去办理转诊手续，转到华山医院。经华山医院确诊，先生患的是晚期肺癌。使我始终想不通的是，当时虽然也高唱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口号，竟然对这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连个正式病房也不让他住，而是要家人接他回去。家人当然没有接回去，病人始终留在百病杂居的观察室。不过，住在观察室里，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优点，它对来访者、陪客都不限人数，不限时间，使得家人亲友都可随时自由进出。张乐平先生就是趁一次自己看门诊的时候，溜进观察室去探望丰先生的。我也得以能每天下午去守望丰先生。 丰先生的病情日见恶化，但起初思维还很清楚。后来发展到连说话也语不成音，我问他有什么难过，哪里痛苦，丰先生总是以摇头或打手势的方式表示没有。我理解，生病哪有不痛苦之理，丰先生是不愿让自己的痛苦来增加别人的忧虑。一天，他忽然想要吸烟，我把点好的一支烟给他吸，他不要，他要我把未点火的烟放在他的嘴唇上，然后要我点火，由他自己吸旺。可他怎么也吸不旺这支烟，只得苦笑作罢。而我只有暗暗伤心。
丰先生的病情继续恶化。那天上午我值班，医生通知要给病人做同位素扫描。那时先生已不会行动，我和院工用担架把先生抬到楼上扫描室。因同位素扫描有放射性的危害，只允许病人一人坐在扫描室里进行治疗，连医生自己也只能在隔开很远的玻璃房里进行操作。那时的先生根本就坐不起，我只得请求医生，让我蹲在先生的座椅后面，双手把先生拦腰抱住，这样先生就不会倒下来。医生淡淡地说：“你自愿，也只好如此了。”扫描完毕，我问先生有什么感觉，先生只是微微摇头，一句话也未说。
家人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湖州有位中医，对医治癌症有独到医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家人决定由我持病历卡去湖州求医。到了湖州，经过几番周折，我终于跟那位中医接上了头。
正在与医生诉说病情的时候，忽然接到上海来的电话，催我迅速把药送去上海。猜测先生病情更趋恶化，上海一定很急。我自己更如热锅上的蚂蚁，九点多等医生开好方子，十一点钟，排队配好草药，十二点钟在朋友家草草吃好中饭，朋友陪我上长途班车。下午一点开车，到上海长乐村丰寓，已是六点多钟，真是节节扣紧。丰师母见我背着比枕头还大的两捆草药，只是叹息，说：“丰先生还能吃这么多的药吗？”
当即煎好一帖药，丰师母亲自和我一起送到华山医院。只见丰先生闭着眼，静静地睡在病床上。师母在先生耳边轻轻地说：“吃药吧！这药很好，是胡治均特为你去湖州求来的。吃了会好的。”只见先生微微睁开眼睛，吃力地看了看师母和我，又合上了眼睛。当师母将药匙送到丰先生的嘴边时，他稍张开一线嘴角，丰师母把汤药慢慢地送进去，在喂完第三匙后，先生再也不肯张嘴。
9月15日，虽说已经过了白露节气，但炎热的气温，比大暑天气更为难受。那天中午，我在青浦农村做完工作，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家里，吃了一点东西便上床午睡。刚合眼不久，骤然听得一声轰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拭着惺忪的睡眼，找到了轰响的地方。我眼前的情景，使我呆若木鸡，半晌说不出话来。原来是壁上挂的那只红木镜框，装着丰先生画给我的一张《庆千秋》的三尺大画，款上写着给我永念，我十分珍爱，所以长年悬挂在室中，现在已掉落在地上。牢固的红木镜框摔成四分五裂，而偌大的一块玻璃和整张画，却丝毫无损。我惊魂未定，纳闷良久，忽听门外有人敲门，一看，原来是从未到过我家的先生的次女丰宛音姐。她含泪对我说：“爸爸去了。”我呆视着来客，半句话也答不上来。
“我敬爱的恩师，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要相见，除非等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
（选摘自《文汇报》2006年11月17日）
“文革”初期，记得是正在批“三家村”的时候，尽管有些头面人物还没有被指名道姓，可是在文学艺术界里，已经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一个中央部长在北京召开学术界人士座谈会，让他们对“文革”表态。会上，有个极有权威的人士发言，大意是说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错的，应当烧掉。丰先生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地说：“自己写的东西，白纸黑字，可以赖账不认吗？说得轻巧，如果他的作品真能烧掉不算，那么请将我的作品，托他带去一起烧掉了吧。”又说：“看来他定能过关无事了。其他烧不掉的人，定是遭临祸殃。”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老舍之死的消息，不知从哪里传到丰先生的耳边，他见到我时，便问我：“老舍被他们（指造反派）逼死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从小道中听说的。丰先生难过地说：“老舍是好人，爱国爱民，才气横溢，为人正直，他受不了这班坏人（指造反派）的诬害，受不了残酷的斗争，逼得跳河自尽，以死明志。”稍停，他又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们都不能有转死的念头。不要去死，死了，就看不到坏人的下场了。”说话之间，充满悲愤、惋惜之情。
黑云压城城欲摧。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和丰先生都在各自的单位里受到不同程度的大字报批判和大抄家的洗礼，继而揪斗，乃至“逼供信”等时尚项目，都光临到我们头上。那时，先生为了保护我，与我约法，他说：“从现在起，你没有我的通知，决不能再来我家。我已被监视，免得你受牵累，等到雨过天晴之后，我会差人去告诉你的。切记，切记。”在这自身难保的关头，丰先生首先想到我的安危。我在先生慈祥、恳切的言语中，忍着眼泪，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的叮咛。就这样，我和丰先生停止往来，整整长达两年之久。
我从1966年被揪斗以来，七斗八斗，毕竟是个微不足道的所谓“徒子徒孙”之辈，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便于1969年春节获得优先“解放”。我被宣布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我那受苦受难的恩师丰先生。彼此相见，犹如隔世重逢。丰先生见我这突然而来的不速之客，悲喜交集之余，有些惊恐，他说：“你怎么这样大胆，我有约在先：没有我的通知，不可以来看我。你知道吗，我还没有‘解放’，你怎么就来了？”我说：“我昨天已被‘解放’了，我是‘革命群众’了。是‘革命群众’，岂不可以自由了嘛！”
经过互问安危，我才知道丰先生因患病，已经获准长病假在家治疗。我听说先生有病，心中难过。又是丰先生泰然自若地说：“这个世道，倒是‘有病便是福’，有病比无病好。若是没病，就得报到上班，去接受批斗，接受再教育。”年逾古稀，须发苍苍的老翁，遭此奇耻大辱，怎不令人泪下。
谈话之际，我把历年来先生送给我的三百多件书画如何被抄，如何被批，如何被逼毁去的经过，沉痛地向先生诉说始末。最后我说：“我不争气，没能把先生赠给我的书画保住，我对不起先生。”丰先生听完我的话，连连摇手说：“不要难过，如此大劫大难，谁有本事逃得过。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我不死，手还在，我会再画给你的。”话音是那样铿锵有力，态度仍是那样坚定自信。果然，从那时起，丰先生不顾“四人帮”残酷的禁令，冒着大不韪的风险，又提起那尘封三年之久的画笔，重新追思画题，毅然继续画他心爱的“子恺漫画”。
就这样，我每次再去见丰先生时，他总是将一只已封好的信封交给我，嘱我回家拆看。这好比锦囊妙计。我回家拆开看时，并不是什么“妙计”，而是久违了的丰先生亲笔绘制的画。我喜出望外。丰先生不让我当面拆看的原因有二：一是当场拆了，怕被人知道，“泄露天机”；二是看了画，就会议论画画的事，影响我们的谈心。从1969年至1972年，丰先生给我画了近百幅。这些画都是先生从清晨四点至六点，瞒过周围的耳目，独自早起画成的。我最后一次接到的信封，封袋与画面一样大，是先生亲手用牛皮纸糊制而成的。封面上用炭条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大字，后面写着“交治均藏，子恺画”。封袋里除了最后一张画之外，还多了一幅亲笔书写的《敝帚自珍》序言。丰先生告诉我：“《敝帚自珍》共画四套，你和新枚是对我的作品最忠实的保存者，你俩各有一份，好好保藏。”《敝帚自珍·序言》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和痛楚之情。
丰先生当时住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这幢西班牙式的住宅，虽算不上豪华，但除石门湾被毁的缘缘堂之外，是丰先生一家所有住过的房子中最佳、最理想的居所。它有比较幽静的环境，有明亮的日月楼，有宽敞的客厅、卧室和楼梯、过道。但是，当我重到日月楼时，已经面目全非，房子已被瓜分，所谓被冲击了。三四户人家共居一幢，丰先生一家被挤压在楼上。当时丰家人口还很多。由阳台改建的不足四平方的小间里，放着一张一米五长的小床，一只写字台，一只茶几，两只木椅。丰先生就只能蛰居在这斗室里生活及写作。我目睹此状，心中非常难过。丰先生看出我的心意，反而安慰我说：“不要难过，我现在过着‘顶天立地’的生活，不亦乐乎。”我听了，起初惊惑不解，后来恍然大悟。原来丰先生身高一米六十五以上，睡在这只有一米五长的小床上，只能曲躬而卧，若一不小心，上下伸展，头足碰壁，岂不成了“顶天立地”了吗？
我敬爱的丰子恺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那险恶的环境里，还创造出伟大的奇迹。他凭着艺术家的高度责任心，就借这日月楼小小的天地，不畏“四人帮”的高压禁令，继续含辛茹苦地进行墨耘笔耕。据我所知，数年之中，他相继完成绘画、随笔、译著有：第六集《护生画集》计一百幅；《敝帚自珍》共四套，计三百余幅；《缘缘堂续笔》二十三篇；翻译出《大乘起信论新释》一部，以及日本文学作品《旅宿》《落洼物语》《伊势物语》等多种文学艺术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先生常常将拟就的腹稿和故事的背景讲给我听，以后每完成一篇或一幅，大多让我带回家去阅读，给我先睹为快。“四人帮”垮台后，上述作品全部重见天日，得到出版，和读者见面，这是“四人帮”之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刚获“解放” 又挨批斗
1973年1月，我们总算盼来了丰先生的所谓“解放”（其实尾巴拖得很长），大家都很高兴。丰先生说：“既然是解放，总可以自由了。”他对我说：“我们可以去杭州了。”其实去杭州的事，早在数年前，先生已与我相约，说：“我一旦解放，你陪我去游杭州。”杭州是他求学之地，是他认识老师李叔同、夏丏尊、马一浮的地方，早年曾多次定居于西子湖畔；杭州又有众多的亲戚朋友。这近在咫尺之间的杭州，是先生常来常往之地，不想这“文革”割断了去杭州这条路达八年之久。这回，我们决定于清明时节去杭州。其实去杭州对丰先生来说，并不在乎游西湖，主要是去探望胞姐丰满和在患难中关心过他的甥女丰宁欣。 “文革”岁月，给丰先生增添不少衰老。当时七十六岁的丰先生，已是数年不下楼了。丰一吟为了我们去杭，做了一个准备工作。她安排一次先游上海城隍庙的活动，以便试试和练练丰先生的脚劲。我们搀扶着丰先生，游豫园、九曲桥，参观商店市场，在春风松月楼午餐。饭后，又破例地上了湖心亭茶楼喝茶，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上茶馆。对于数年不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丰先生，感慨颇多。
1973年3月下旬，我们终于来到久别的西子湖畔，下榻在先生胞姐丰满的家里。老年姐弟白头相见，彼此反而相对无言，都在默默祝祷，庆幸劫后余生。丰满家在杭州大学附近的道古桥，是个开门见山、风景优美的好住处。打开南窗，遥见宝石山、保俶塔、阳台伸展在绿阴丛中，不偏不倚，刚好映入窗框之中，犹如一幅立体的图画、天然的大盆景。丰先生在新环境中，换了新的空气。主人待客之情，似不必多费笔墨。我和丰先生每天安排上午出游，下午休息。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到1974年，被“解放”了的丰先生，又被揪去批斗了。上海的“四人帮”党羽，说上海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回潮了，他们决定要“反回潮”，要“反击”。据传说，事情是从中央的某一个领导人身上开始的，他布置上海一些有名望的画家为广交会作画，并安排在锦江饭店作画和招待他们。此事与“四人帮”的意旨不合。“四人帮”为了借机整倒这个领导人，使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术，把锦江饭店画出来的画，一律称之为黑画。把参加作这些画的人，诬蔑为向党反攻。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揪出策划这次活动的后台。我和丰先生知道这个消息，庆幸没有参加这次优待。丰先生说：“这回我可挨不到了。”谁知话音刚落，不到三天，莫名的祸殃又泼头而来。
那天我去丰先生家，不见先生。师母告诉我：“丰先生又被叫去了。来的人很凶，又要批斗什么了。”我听了愕然，不知所云，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原来，按“四人帮”惯例，凡是要批斗，先从头头开始。丰先生是画院院长，美协主席，没有这个活靶子，这场戏怎么能唱呢？可是丰先生没有参加锦江饭店的活动，也没有公开发表或参加过画展，“四人帮”的爪牙找不到丰先生的把柄，正在叫苦发愁之际，忽然不知从何处弄到一本册页，内中有丰先生的一幅画，画题是“沽酒客来风亦醉，卖花人去路还香”。这本来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好画，无可非议。可是弄到“四人帮”爪牙之手，犹如白骨精得到了唐三藏，群魔欣喜若狂，认为要定丰子恺的罪证，可以就从这幅画上做文章。他们惯用江湖测字相术的特异功能，独独选中了画题的后一句，即“卖花人去路还香”，绞尽脑汁地歪曲成：“卖花人”就是“卖画人”，“去”就是“被打倒”，“路还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斗过的、被打倒了的画家，还不臭，还很香”，连接起来，就成了“被文革批判过的、被打倒了的画家，至今仍不臭，还很香”。就这样把字一测，不就构成了“翘尾巴”“反攻复辟”的“翻案铁证”了吗？天哪！如此滑稽可笑、幼稚低级的逻辑，竟会长时期被“四人帮”奉为至宝，用做加害于善良的知识分子的罪恶武器。
后来，上海的“四人帮”爪牙，又虚张声势，假天蟾舞台开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批判会，把丰先生推向首位，加以批判。当时，我和丰师母都很着急。我在长乐村弄口等候丰先生回来，一直等到午后一时，才见丰先生坐着一辆机动三轮车回来，由孙女南颍搀扶着，走下车来。扶进家里后，我急急地问先生事态如何？丰先生说：“好了，没事了，我们吃酒吧。”我又问：“他们怎样批判你？”丰先生说：“谁管他们胡说什么，我只管我闭目养神。”我又说：“你没听他们讲些什么，怎么知道好了，没有事了呢？”丰先生说：“散会后，主持会议的人问我‘对你的批判对不对？’我说‘对’。他们要的，我都给了，不就没事了吗？”后来这场有惊无险的运动，果然不了了之。这是因为那时的“四人帮”已经不得人心，成为强弩之末了。
不久，丰先生的健康情况急转直下。先是手指麻木，当初还以为是风湿性关节毛病。有位新相识的洪医生，特地为先生配制了几瓶去风祛邪的传统中药。丰先生吃了几次，嫌其腥气难咽。那时，我也正患肩周炎，久久不愈，丰先生也为我牵挂担忧，他说：“洪医生配来的药，给你吃，拿去试试，可能有效。”我劝他自己吃要紧。而丰先生泰然自若地说：“我这不是病，是过去写得太多了，现在罚我不让握笔，是对我的一种报应。”丰先生的幽默，本意是给我宽心安慰，而我听了，反而更觉忧伤难忍。
从此，从手指麻木到上肢麻木，乃至手臂伸展困难。书写时，起初感到手腕不听使唤，提笔手要发抖，毛笔就此不能使用，只能用钢笔写字。后来连钢笔也握不准，只能用整只手掌，捏住笔杆移动。这位一生与笔墨相依的人，如今人祸加上病魔，使他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此中滋味，不言而喻。
病魔缠身 告别人生
1975年8月29日的下午，丰先生的甥女沈国驰（她是医生），把我从丰先生的斗室里叫出去，轻轻对我说：“姨夫（指丰先生）每天低温不退，不是好兆头，又坚持不肯去看医生，怎么办？”她要我去劝说丰先生，立刻去医院检查治疗。在此以前，每逢先生不愿做的事，总是由我去劝说后，才勉强应允的。这回，我又连求带劝地说：“我们不是还要看看那班坏人怎么下场吗？为了这个，我们也得把身体养好。”我的劝说总算又成功了。不过，我的内疚却深深留存在我的心中，直至如今：就是那次被我劝出家门后，丰先生就再也没有回到他始终不愿离开的家里来，也终于没能亲眼见到这班坏人的下场。
当天下午，我们将丰先生送到大华医院，一直检查到五点多。当晚，住在大华医院充作观察室的走廊里，第二天，送到淮海医院去办理转诊手续，转到华山医院。经华山医院确诊，先生患的是晚期肺癌。使我始终想不通的是，当时虽然也高唱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口号，竟然对这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连个正式病房也不让他住，而是要家人接他回去。家人当然没有接回去，病人始终留在百病杂居的观察室。不过，住在观察室里，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优点，它对来访者、陪客都不限人数，不限时间，使得家人亲友都可随时自由进出。张乐平先生就是趁一次自己看门诊的时候，溜进观察室去探望丰先生的。我也得以能每天下午去守望丰先生。 丰先生的病情日见恶化，但起初思维还很清楚。后来发展到连说话也语不成音，我问他有什么难过，哪里痛苦，丰先生总是以摇头或打手势的方式表示没有。我理解，生病哪有不痛苦之理，丰先生是不愿让自己的痛苦来增加别人的忧虑。一天，他忽然想要吸烟，我把点好的一支烟给他吸，他不要，他要我把未点火的烟放在他的嘴唇上，然后要我点火，由他自己吸旺。可他怎么也吸不旺这支烟，只得苦笑作罢。而我只有暗暗伤心。
丰先生的病情继续恶化。那天上午我值班，医生通知要给病人做同位素扫描。那时先生已不会行动，我和院工用担架把先生抬到楼上扫描室。因同位素扫描有放射性的危害，只允许病人一人坐在扫描室里进行治疗，连医生自己也只能在隔开很远的玻璃房里进行操作。那时的先生根本就坐不起，我只得请求医生，让我蹲在先生的座椅后面，双手把先生拦腰抱住，这样先生就不会倒下来。医生淡淡地说：“你自愿，也只好如此了。”扫描完毕，我问先生有什么感觉，先生只是微微摇头，一句话也未说。
家人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湖州有位中医，对医治癌症有独到医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家人决定由我持病历卡去湖州求医。到了湖州，经过几番周折，我终于跟那位中医接上了头。
正在与医生诉说病情的时候，忽然接到上海来的电话，催我迅速把药送去上海。猜测先生病情更趋恶化，上海一定很急。我自己更如热锅上的蚂蚁，九点多等医生开好方子，十一点钟，排队配好草药，十二点钟在朋友家草草吃好中饭，朋友陪我上长途班车。下午一点开车，到上海长乐村丰寓，已是六点多钟，真是节节扣紧。丰师母见我背着比枕头还大的两捆草药，只是叹息，说：“丰先生还能吃这么多的药吗？”
当即煎好一帖药，丰师母亲自和我一起送到华山医院。只见丰先生闭着眼，静静地睡在病床上。师母在先生耳边轻轻地说：“吃药吧！这药很好，是胡治均特为你去湖州求来的。吃了会好的。”只见先生微微睁开眼睛，吃力地看了看师母和我，又合上了眼睛。当师母将药匙送到丰先生的嘴边时，他稍张开一线嘴角，丰师母把汤药慢慢地送进去，在喂完第三匙后，先生再也不肯张嘴。
9月15日，虽说已经过了白露节气，但炎热的气温，比大暑天气更为难受。那天中午，我在青浦农村做完工作，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家里，吃了一点东西便上床午睡。刚合眼不久，骤然听得一声轰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拭着惺忪的睡眼，找到了轰响的地方。我眼前的情景，使我呆若木鸡，半晌说不出话来。原来是壁上挂的那只红木镜框，装着丰先生画给我的一张《庆千秋》的三尺大画，款上写着给我永念，我十分珍爱，所以长年悬挂在室中，现在已掉落在地上。牢固的红木镜框摔成四分五裂，而偌大的一块玻璃和整张画，却丝毫无损。我惊魂未定，纳闷良久，忽听门外有人敲门，一看，原来是从未到过我家的先生的次女丰宛音姐。她含泪对我说：“爸爸去了。”我呆视着来客，半句话也答不上来。
“我敬爱的恩师，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要相见，除非等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
（选摘自《文汇报》2006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