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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能给21世纪的人类什么启示？ 以下是我的一些粗浅想法。
启示一：选择和平、和谐
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热爱和平。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的观念在经典中多次出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和”，用“和”来概括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虽然是从做人的角度解释“和”，但“和而不同”也可以视为一种维系社会的准则。《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是从礼的角度解释“和”，“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而且是一种美。《礼记·中庸》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能“和”则能四通八达，无往不利。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万物才得以育，这就将“和”的意义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中华民族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西晋统一全国后，在文献整理、史书编纂、学术积累，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已出现繁荣的端倪，是战争，打乱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断裂。宋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是战争，打乱了原来的趋势，延迟了文明的发展。
和谐与和平都基于一个“和”字。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谐，惟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惟和谐才能使文明稳步发展。
启示二：选择包容
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應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
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 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惟包容才能百川汇海，惟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启示三：选择开明
开明的核心有四点：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以唐代为例，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问魏徵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太宗深以为然。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 改之为易。”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惟开明才能广得人心，惟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启示四：选择革新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惟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便是对“维新”的赞美。《周易》说：“日新之谓盛，生生之谓易。”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其实，《周易》的这个“易”字，就是变易的意思。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张岱年先生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张载、程颢、程颐、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学家的言论，总结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这种变易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验之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
毋庸讳言，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因循守旧的因素，所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回顾历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凡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启示五：选择开放
中国的汉唐盛世，都是开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8世纪前半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还有大量外来的商贾。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传播。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重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傳教工具，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16 世纪至19 世纪的300年间，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满足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很可惜，当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带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之际，中国的统治者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以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明显地落后了。这是一个惨痛教训！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 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标志。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种种新事物迅速出现，中华文明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然是尚在继续的历史任务。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惟开放才能吸取其他文明的长处，惟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上所述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
（选自《红旗文稿》2014年第14期，有删节，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启示一：选择和平、和谐
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热爱和平。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的观念在经典中多次出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和”，用“和”来概括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虽然是从做人的角度解释“和”，但“和而不同”也可以视为一种维系社会的准则。《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是从礼的角度解释“和”，“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而且是一种美。《礼记·中庸》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能“和”则能四通八达，无往不利。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万物才得以育，这就将“和”的意义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中华民族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西晋统一全国后，在文献整理、史书编纂、学术积累，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已出现繁荣的端倪，是战争，打乱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断裂。宋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是战争，打乱了原来的趋势，延迟了文明的发展。
和谐与和平都基于一个“和”字。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谐，惟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惟和谐才能使文明稳步发展。
启示二：选择包容
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應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
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 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惟包容才能百川汇海，惟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启示三：选择开明
开明的核心有四点：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以唐代为例，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问魏徵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太宗深以为然。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 改之为易。”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惟开明才能广得人心，惟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启示四：选择革新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惟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便是对“维新”的赞美。《周易》说：“日新之谓盛，生生之谓易。”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其实，《周易》的这个“易”字，就是变易的意思。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张岱年先生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张载、程颢、程颐、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学家的言论，总结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这种变易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验之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
毋庸讳言，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因循守旧的因素，所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回顾历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凡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启示五：选择开放
中国的汉唐盛世，都是开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8世纪前半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还有大量外来的商贾。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传播。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重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傳教工具，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16 世纪至19 世纪的300年间，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满足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很可惜，当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带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之际，中国的统治者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以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明显地落后了。这是一个惨痛教训！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 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标志。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种种新事物迅速出现，中华文明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然是尚在继续的历史任务。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惟开放才能吸取其他文明的长处，惟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上所述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
（选自《红旗文稿》2014年第14期，有删节，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