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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裴蕴传》记载裴蕴“性明辩，有吏干”。这个评价非常准确，综观其一生，不难看出他是一位明察时务、能言善辩、颇有行政才干的能臣，但不是一位贤臣。
裴蕴早年供职于南方陈朝，担任过直阁将军、兴宁令。因为父亲在隋朝为官，并且看到陈朝即将衰落，他暗中与隋文帝通信，请为内应。陈朝灭亡以后，他投奔到隋朝，受到隋文帝特殊礼遇，给他加官晋爵，“拜开府仪同三司，礼赐优洽”。
进入隋朝，裴蕴先后出任洋、直、棣三州刺史，擅长治理，“颇有能名”。大业年间，连续几年考绩，裴蕴均名列第一。隋炀帝听说他很能干，将他调到中央任太常少卿，主管礼仪文艺方面工作。裴蕴揣知隋炀帝喜好声色、讲究排场，便大张旗鼓地扩充宫廷乐府，“增益乐人至三万余”。隋炀帝对此十分满意，随即就让裴蕴出任民部侍郎。
民部负责掌管户籍与财税。在担任民部侍郎期间，裴蕴再次展现出能干的一面。当时，户口管理比较混乱，瞒报、漏报现象很严重。裴蕴做过几任地方长官，熟悉其中内情。为此，他提出一整套核查办法，强化问责与奖励。那一年，“诸郡计账进二十四万三千丁，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这次人口普查成功，不仅改进了户口管理，而且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隋炀帝非常高兴，面向百官表扬裴蕴：“前代无贤才，导致户口罔冒。如今彻底核实了，全由裴蕴一人成就。”
得到皇帝赏识，官运自然亨通。不久，裴蕴被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进入核心领导层。御史大夫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其职责是监督纠绳百官过失，地位高责任大。作为御史大夫，裴蕴本应秉公监察司法，可他丝毫不讲原则，热衷于揣摩上意，依此行事。《隋书·裴蕴传》记载了他一件事，足见其表现极不贤良。
杨玄感（司徒杨素长子）因炀帝猜忌大臣，不能自安，于大业九年起兵造反，最终兵败身亡。炀帝命裴蕴追查其党羽，对裴蕴说：“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可知天下人不要太多，多了就会相聚作乱。对作乱者一律格杀勿论，否则不能惩戒后人。”裴蕴领受此旨，知道炀帝只在乎稳定而轻视人命。于是，裴蕴与樊子盖（兵部尚书）以清理杨玄感党羽名义，“专行屠戮，大穷党与，海内豪士，无不罹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陈子昂语）总共有三万余人被杀，家产全都抄没，流放人员六千余人。牵涉此案的死难者大都是冤枉的，他们冤死于裴蕴等人的严刑峻法与粗暴执法。
对于裴蕴在御史大夫任上的所作所为，史书做出这样的评述：“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由此可见，裴蕴在履职上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迎合领导意愿，以领导好恶为好恶，以领导满意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为此不惜扭曲法度；其次是大包大揽，干预宪部（刑部）、大理寺等机关独立司法，直接插手断案；再次是巧舌如簧，以言代法，弄法律于口舌之间。
孔子云：“为政以德。”何谓之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原则是政治学的最高准则，构成道德美德之顶峰的便是公正，“政治上的善即为公正”，公正则依归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裴蕴一味迎合领导，而不能恪守公正原则，是缺乏政治道德的表现。也许在他看来，天下乃皇帝之天下，故而只需讨好皇帝一人即可。殊不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裴蕴对领导曲意逢迎，虽能讨领导欢心，却让天下人寒心。因为他丧失公正原则，导致司法不公：以言论或腹议定罪，严刑峻法，漠视生命，滥杀无辜，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裴蕴可能以为，自己如此行事，有助于强化皇上权威，是为皇上帮忙。实际上，他是为皇上帮倒忙。正是裴蕴、裴矩等佞臣阿谀奉承，助长隋炀帝不断自我膨胀，日益暴虐专横，不恤民情，从而在官方与民间获得暴君的名声。当民怨、民愤超过一定限度，势必激起民变，大隋王朝很快崩盘。
大业十四年（618年），全国各地硝烟弥漫，滞留江都的隋炀帝再也无法驾驭局面，只能无可奈何地顾影自怜。宇文化及与司马德戡联手发动兵变，逼炀帝自缢身亡，裴蕴亦被杀。对于隋朝灭亡，隋炀帝无疑要负主要责任，而裴蕴等大臣也难辞其咎。能而不贤的裴蕴曲法枉法，终究贻害于国家，既坑了炀帝，也害了自己。（陈良）
裴蕴早年供职于南方陈朝，担任过直阁将军、兴宁令。因为父亲在隋朝为官，并且看到陈朝即将衰落，他暗中与隋文帝通信，请为内应。陈朝灭亡以后，他投奔到隋朝，受到隋文帝特殊礼遇，给他加官晋爵，“拜开府仪同三司，礼赐优洽”。
进入隋朝，裴蕴先后出任洋、直、棣三州刺史，擅长治理，“颇有能名”。大业年间，连续几年考绩，裴蕴均名列第一。隋炀帝听说他很能干，将他调到中央任太常少卿，主管礼仪文艺方面工作。裴蕴揣知隋炀帝喜好声色、讲究排场，便大张旗鼓地扩充宫廷乐府，“增益乐人至三万余”。隋炀帝对此十分满意，随即就让裴蕴出任民部侍郎。
民部负责掌管户籍与财税。在担任民部侍郎期间，裴蕴再次展现出能干的一面。当时，户口管理比较混乱，瞒报、漏报现象很严重。裴蕴做过几任地方长官，熟悉其中内情。为此，他提出一整套核查办法，强化问责与奖励。那一年，“诸郡计账进二十四万三千丁，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这次人口普查成功，不仅改进了户口管理，而且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隋炀帝非常高兴，面向百官表扬裴蕴：“前代无贤才，导致户口罔冒。如今彻底核实了，全由裴蕴一人成就。”
得到皇帝赏识，官运自然亨通。不久，裴蕴被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进入核心领导层。御史大夫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其职责是监督纠绳百官过失，地位高责任大。作为御史大夫，裴蕴本应秉公监察司法，可他丝毫不讲原则，热衷于揣摩上意，依此行事。《隋书·裴蕴传》记载了他一件事，足见其表现极不贤良。
杨玄感（司徒杨素长子）因炀帝猜忌大臣，不能自安，于大业九年起兵造反，最终兵败身亡。炀帝命裴蕴追查其党羽，对裴蕴说：“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可知天下人不要太多，多了就会相聚作乱。对作乱者一律格杀勿论，否则不能惩戒后人。”裴蕴领受此旨，知道炀帝只在乎稳定而轻视人命。于是，裴蕴与樊子盖（兵部尚书）以清理杨玄感党羽名义，“专行屠戮，大穷党与，海内豪士，无不罹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陈子昂语）总共有三万余人被杀，家产全都抄没，流放人员六千余人。牵涉此案的死难者大都是冤枉的，他们冤死于裴蕴等人的严刑峻法与粗暴执法。
对于裴蕴在御史大夫任上的所作所为，史书做出这样的评述：“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由此可见，裴蕴在履职上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迎合领导意愿，以领导好恶为好恶，以领导满意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为此不惜扭曲法度；其次是大包大揽，干预宪部（刑部）、大理寺等机关独立司法，直接插手断案；再次是巧舌如簧，以言代法，弄法律于口舌之间。
孔子云：“为政以德。”何谓之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原则是政治学的最高准则，构成道德美德之顶峰的便是公正，“政治上的善即为公正”，公正则依归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裴蕴一味迎合领导，而不能恪守公正原则，是缺乏政治道德的表现。也许在他看来，天下乃皇帝之天下，故而只需讨好皇帝一人即可。殊不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裴蕴对领导曲意逢迎，虽能讨领导欢心，却让天下人寒心。因为他丧失公正原则，导致司法不公：以言论或腹议定罪，严刑峻法，漠视生命，滥杀无辜，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裴蕴可能以为，自己如此行事，有助于强化皇上权威，是为皇上帮忙。实际上，他是为皇上帮倒忙。正是裴蕴、裴矩等佞臣阿谀奉承，助长隋炀帝不断自我膨胀，日益暴虐专横，不恤民情，从而在官方与民间获得暴君的名声。当民怨、民愤超过一定限度，势必激起民变，大隋王朝很快崩盘。
大业十四年（618年），全国各地硝烟弥漫，滞留江都的隋炀帝再也无法驾驭局面，只能无可奈何地顾影自怜。宇文化及与司马德戡联手发动兵变，逼炀帝自缢身亡，裴蕴亦被杀。对于隋朝灭亡，隋炀帝无疑要负主要责任，而裴蕴等大臣也难辞其咎。能而不贤的裴蕴曲法枉法，终究贻害于国家，既坑了炀帝，也害了自己。（陈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