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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一直上不去，是我们不努力吗？肯定不是！
根本原因是：原有的足球发展模式所决定的，系统设计出了问题
中国足球必须进步，关键要找到践行足球发展规律的途径
树立足球发展新理念，让足球为人的成长服务
为了寻找中国足球突破之路，韦迪马不停蹄地从广州奔赴武汉，宣讲他的中国足球“改革”新政。在汉停留期间，他与《长江日报》记者探讨了中国足球的现状与未来。并坦承：“原有的训练体制阻碍了足球发展，必须进行全新的设计与改革。”
中国需要豪门俱乐部
德罗巴到申花，里皮入主恒大，在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不断风声水响的时候，韦迪欣慰地表示：“能与世界上很先进的足球人才相聚，是幸福的，在中国的职业联赛，我们需要豪门俱乐部的表率作用。”
日本在职业足球初期，也是有相当一部分“尚有感召力”的球员加入，比如当时的贝贝托、斯托伊奇科夫、邓加等人，他们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本联赛很快感受到“世界水平”的冲击的示范。
“你看我们现在的国家队，有9名恒大的球员，在主教练李章洙捏合下，在孔卡、穆里奇等高水平外援的引领下，这些本土球员进步非常快。其实，豪门俱乐部是国家联赛非常好的领头羊，欧洲杯上，皇马和巴萨的球员有15人之多，这说明豪门俱乐部在为国家队做了非常好的铺垫工作。”
对于德罗巴的到来和卡卡是否踏上中国赛场，韦迪非常高兴：“虽然他们不是世界上最当红的球员，但他们自身绝对具备了世界顶尖球员的训练模式和职业素质，我们的球员与这些大牌球员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就无形中提升了我们的训练手段和职业素质，久而久之，能潜移默化地改进我们的联赛内涵，从而提升我们的联赛水平。”
在谈及中国联赛的层面时，韦迪表示：“每个俱乐部应该明确自身的生存价值，像国外，除了豪门俱乐部以外，还有些俱乐部重点在于输出人才，不也是能在顶级联赛中生存吗？”
中国足球培养一批文盲
韦迪承认，中国足球已经被日本远远甩在了后面，已经从昔日的亚洲一流，跌落到了亚洲二流，甚至三流水平。
“人才规模不大、质量不高是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核心因素。”韦迪介绍，目前中国只有两万多注册球员、4000名注册教练员、5000名注册裁判员，是新的历史低谷。“我所说的注册球员，指的是13岁以上、参加全国比赛的。大力发展校园足球后，大概也可以有7万多球员计入进来。但即便如此，总量也不到10万，而日本，注册球员超过100万，注册教练员6万多，注册裁判员12万多。”
10万VS100万，足球人口仅为日本的1/10，悬殊之大，令人震撼。韦迪尖锐地指出，“中国足球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有的足球发展模式、系统设计出了问题。传统的足球工作理念是，从国家到地方各级体育部门，基本上都是为特定参赛任务组队，选择了小众精英之路。从而将更多数孩子挡在足球的大门之外。”
一味追求成绩，造成的后果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以大打小。韦迪说，“这样的体制，像梅西这样的球员都无法生存，一撞就被撞飞了。”养了一棵树，却毁了大片林。由于把条件最好的一部分孩子都集中起来，也造成了在当地没有对手、只练不赛的情况。“全年只有不到30场比赛，在去年足协推行四级青少年联赛之前，全年大概只有20场左右。韩国是多少？一年80场！ ”
各省市普遍都是提前4到6年组队，高度集中组队训练，结果造成了“三脱离”：脱离教育，脱离家庭，脱离社会，“最终培养出了一批文盲、半文盲的球员”。
文化不合格谢绝参赛
积疾难返的中国足球将何去何从？中国足协已经确定了大连、青岛、广州、成都、武汉作为试点城市，希望这5个城市能起到带头作用。“要想改变、想发展，就必须从调整足球发展模式入手。”韦迪说。而城市足球发展试点，就是中国足协发展新模式的具体探索。
韦迪提出，过去是人为球服务，这一点必须改变，要让足球为人的成长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要让足球成为人终身受益的伙伴。“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其实很需要伙伴，需要团队的体验，足球对他们是非常好的锻炼和体验”。
中国足协与教育部门联手推行校园足球已有数年，但韦迪承认，这方面的工作有困难，因为很多家长都不支持，担心踢球与学习成绩会产生矛盾。“其实我们只要坚定一条，踢球的主要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要让足球成为让孩子终身受益的伙伴。”韦迪同时透露，今后，15岁以下孩子要想参加正式比赛，首先要通过文化考试。如果考试不合格，将失去比赛资格。中国足协今后也不再组织U15及以下年龄组的全国正式比赛，取而代之是利用寒暑假组织青少年训练营。
“我们要大力推动城市的市内联赛，不出城，孩子不会耽误学习，同时比赛的成本也很低，便于比赛的组织与开展。我们也不主张小球员组队，更好的方式，应该是成立分级的青训中心。”韦迪解释说，青训中心与以往体校、业校的根本区别，是理念上的不同，青训中心任务是提供培训和服务，让每个玩足球的孩子都有进步。他介绍说，欧洲青训机构组织比赛，让每个孩子都上场得到锻炼，而不靠少数主力去赢得比赛。
他认为，调整足球发展模式的重点是，树立足球发展新理念。让足球为人的成长服务。大家在参与中，享受足球带来的精神愉悦，让足球为社会发展服务，成为社会、城市发展的推动力。
地域足球必须要有龙头
武汉现在的青少年足球水平一直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但职业联赛18年以来，武汉地区只有6年时间里走进了中国足球联赛顶级赛事。对此。韦迪认同武汉卓尔俱乐部总经理陈旭东的观点，“一个地区的足球发展，一定要有好的龙头大哥。”
2008年，本文作者曾到广州采访过城市足球，每当下午，看到各个足球场人满为患，足球少年有之，白发足球老爹也很多，可见这个城市足球爱好者基础雄厚。当时一个广州媒体朋友说：“我们这里的人爱足球没话说，可就是缺少了带头大哥。”现在广州有恒大和富力两支笑傲中国足坛的球队，他们那里的足球氛围可谓中国之最。
其实，现在武汉的足球现状也如当时的广州一样，有厚重的群众基础，也有优秀的足球后备人才，但没有好的一线带头大哥。韦迪认为：“一线球队有一种区域凝聚力的功效，也是中国职业联赛最前沿的阵地，一定要努力经营好，当然，对于球队的属地性，中性化和股份化的改造手段，必须不断探索和发展。” 韦迪表示，中国足协也将转变工作思路。他主动检讨说，自己刚到足协时，曾提出“国奥打中超”的想法，结果失败了，这就是违背了职业足球规律，“面对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程度高的，而且影响巨大的足球项目，以往那种少数行政人员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已行不通了。”
选择武汉试点的理由
在中国足球传统模式下，“短视、急功近利等弊端”让中国足球发展步入歧途。怎样得到政府支持，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足球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健康，才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必然方向。为此，足球训练和发展的行业大纲需要尽快落实。
韦迪表示，“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举措，但当时的法规不健全，市场环境不理想，中国足球算是一种‘被改革’。”
韦迪提出，这次的城市足球改革，国家体育总局经过了3年的摸底，足管中心也准备了1年半。“我这是第5次来武汉了，调研、考察后，才得到第一手数据，经过多方专家的考量后，才形成了现在的文案。”他还特别强调，这只是一种思路，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为何让武汉成为“五个重点城市试验地”？韦迪坦言：“武汉有很好的青少年足球人才，也有很悠久的足球历史，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群众基础好，在力争建设全国中心城市的进程中，武汉的体育产业，特别是足球产业也理当走在前列。”
“政府的支持与政策的保障是这次改革的最大支撑，而武汉市政府对足球的真情也是我们选择武汉的理由。”
韦迪表示，希望能够用两三年时间，来检验试点成果。如果成功，下一步将推广到全国10到15个城市。“现在的这5个试点城市，人口就有8000万，相当于德国。如果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足球的未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
中国足球上不去，早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众说纷纭之中，谁能道出真谛？谁能治好伤痛？
韦迪透露，这次的改革方略，是经过了众多专家考证，在纵向看待中国足球发展历史后，在横向比对日韩足球的进步中，找寻出了中国足球“方向性”的弊端，同时他也强调，这只是一个试行方案，不可当成解决中国足球的灵丹妙药，还需要不断改进。
在这个新政中，与传统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理念的转换，让足球成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器，而不是当成急功近利追求政绩的平台。
操作层面上，有几点尚需考究。在现行体制下，相关部门工作考核尚用成绩说话，而足球苗子培养不是短期行为，如此，在考核一线足球工作人员的时候，用怎样的量化指标尚无细则。再则，校园足球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战略阵地，但在现行的教育模式中，足球训练与素质教育达到怎样的动态平衡，也将涉足人、财、责、权的细化结合。
在武汉，中国足协以一种合作者的姿态与武汉市政府与相关部门签订战略协议，让人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姿态。韦迪能“痛说革命家史”，剖析足球现状，以科学态度寻找出路，让人振奋与欣慰。
直面差距是智者，有信心“痛改前非”是勇者，而有策略解决问题和践行努力将是强者。日韩足球在潜心学习后，逐步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足球之路，相信中国足球在真诚中会找到答案，在与时俱进中迈出坚实的步伐。
根本原因是：原有的足球发展模式所决定的，系统设计出了问题
中国足球必须进步，关键要找到践行足球发展规律的途径
树立足球发展新理念，让足球为人的成长服务
为了寻找中国足球突破之路，韦迪马不停蹄地从广州奔赴武汉，宣讲他的中国足球“改革”新政。在汉停留期间，他与《长江日报》记者探讨了中国足球的现状与未来。并坦承：“原有的训练体制阻碍了足球发展，必须进行全新的设计与改革。”
中国需要豪门俱乐部
德罗巴到申花，里皮入主恒大，在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不断风声水响的时候，韦迪欣慰地表示：“能与世界上很先进的足球人才相聚，是幸福的，在中国的职业联赛，我们需要豪门俱乐部的表率作用。”
日本在职业足球初期，也是有相当一部分“尚有感召力”的球员加入，比如当时的贝贝托、斯托伊奇科夫、邓加等人，他们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本联赛很快感受到“世界水平”的冲击的示范。
“你看我们现在的国家队，有9名恒大的球员，在主教练李章洙捏合下，在孔卡、穆里奇等高水平外援的引领下，这些本土球员进步非常快。其实，豪门俱乐部是国家联赛非常好的领头羊，欧洲杯上，皇马和巴萨的球员有15人之多，这说明豪门俱乐部在为国家队做了非常好的铺垫工作。”
对于德罗巴的到来和卡卡是否踏上中国赛场，韦迪非常高兴：“虽然他们不是世界上最当红的球员，但他们自身绝对具备了世界顶尖球员的训练模式和职业素质，我们的球员与这些大牌球员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就无形中提升了我们的训练手段和职业素质，久而久之，能潜移默化地改进我们的联赛内涵，从而提升我们的联赛水平。”
在谈及中国联赛的层面时，韦迪表示：“每个俱乐部应该明确自身的生存价值，像国外，除了豪门俱乐部以外，还有些俱乐部重点在于输出人才，不也是能在顶级联赛中生存吗？”
中国足球培养一批文盲
韦迪承认，中国足球已经被日本远远甩在了后面，已经从昔日的亚洲一流，跌落到了亚洲二流，甚至三流水平。
“人才规模不大、质量不高是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核心因素。”韦迪介绍，目前中国只有两万多注册球员、4000名注册教练员、5000名注册裁判员，是新的历史低谷。“我所说的注册球员，指的是13岁以上、参加全国比赛的。大力发展校园足球后，大概也可以有7万多球员计入进来。但即便如此，总量也不到10万，而日本，注册球员超过100万，注册教练员6万多，注册裁判员12万多。”
10万VS100万，足球人口仅为日本的1/10，悬殊之大，令人震撼。韦迪尖锐地指出，“中国足球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有的足球发展模式、系统设计出了问题。传统的足球工作理念是，从国家到地方各级体育部门，基本上都是为特定参赛任务组队，选择了小众精英之路。从而将更多数孩子挡在足球的大门之外。”
一味追求成绩，造成的后果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以大打小。韦迪说，“这样的体制，像梅西这样的球员都无法生存，一撞就被撞飞了。”养了一棵树，却毁了大片林。由于把条件最好的一部分孩子都集中起来，也造成了在当地没有对手、只练不赛的情况。“全年只有不到30场比赛，在去年足协推行四级青少年联赛之前，全年大概只有20场左右。韩国是多少？一年80场！ ”
各省市普遍都是提前4到6年组队，高度集中组队训练，结果造成了“三脱离”：脱离教育，脱离家庭，脱离社会，“最终培养出了一批文盲、半文盲的球员”。
文化不合格谢绝参赛
积疾难返的中国足球将何去何从？中国足协已经确定了大连、青岛、广州、成都、武汉作为试点城市，希望这5个城市能起到带头作用。“要想改变、想发展，就必须从调整足球发展模式入手。”韦迪说。而城市足球发展试点，就是中国足协发展新模式的具体探索。
韦迪提出，过去是人为球服务，这一点必须改变，要让足球为人的成长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要让足球成为人终身受益的伙伴。“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其实很需要伙伴，需要团队的体验，足球对他们是非常好的锻炼和体验”。
中国足协与教育部门联手推行校园足球已有数年，但韦迪承认，这方面的工作有困难，因为很多家长都不支持，担心踢球与学习成绩会产生矛盾。“其实我们只要坚定一条，踢球的主要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要让足球成为让孩子终身受益的伙伴。”韦迪同时透露，今后，15岁以下孩子要想参加正式比赛，首先要通过文化考试。如果考试不合格，将失去比赛资格。中国足协今后也不再组织U15及以下年龄组的全国正式比赛，取而代之是利用寒暑假组织青少年训练营。
“我们要大力推动城市的市内联赛，不出城，孩子不会耽误学习，同时比赛的成本也很低，便于比赛的组织与开展。我们也不主张小球员组队，更好的方式，应该是成立分级的青训中心。”韦迪解释说，青训中心与以往体校、业校的根本区别，是理念上的不同，青训中心任务是提供培训和服务，让每个玩足球的孩子都有进步。他介绍说，欧洲青训机构组织比赛，让每个孩子都上场得到锻炼，而不靠少数主力去赢得比赛。
他认为，调整足球发展模式的重点是，树立足球发展新理念。让足球为人的成长服务。大家在参与中，享受足球带来的精神愉悦，让足球为社会发展服务，成为社会、城市发展的推动力。
地域足球必须要有龙头
武汉现在的青少年足球水平一直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但职业联赛18年以来，武汉地区只有6年时间里走进了中国足球联赛顶级赛事。对此。韦迪认同武汉卓尔俱乐部总经理陈旭东的观点，“一个地区的足球发展，一定要有好的龙头大哥。”
2008年，本文作者曾到广州采访过城市足球，每当下午，看到各个足球场人满为患，足球少年有之，白发足球老爹也很多，可见这个城市足球爱好者基础雄厚。当时一个广州媒体朋友说：“我们这里的人爱足球没话说，可就是缺少了带头大哥。”现在广州有恒大和富力两支笑傲中国足坛的球队，他们那里的足球氛围可谓中国之最。
其实，现在武汉的足球现状也如当时的广州一样，有厚重的群众基础，也有优秀的足球后备人才，但没有好的一线带头大哥。韦迪认为：“一线球队有一种区域凝聚力的功效，也是中国职业联赛最前沿的阵地，一定要努力经营好，当然，对于球队的属地性，中性化和股份化的改造手段，必须不断探索和发展。” 韦迪表示，中国足协也将转变工作思路。他主动检讨说，自己刚到足协时，曾提出“国奥打中超”的想法，结果失败了，这就是违背了职业足球规律，“面对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程度高的，而且影响巨大的足球项目，以往那种少数行政人员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已行不通了。”
选择武汉试点的理由
在中国足球传统模式下，“短视、急功近利等弊端”让中国足球发展步入歧途。怎样得到政府支持，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足球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健康，才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必然方向。为此，足球训练和发展的行业大纲需要尽快落实。
韦迪表示，“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举措，但当时的法规不健全，市场环境不理想，中国足球算是一种‘被改革’。”
韦迪提出，这次的城市足球改革，国家体育总局经过了3年的摸底，足管中心也准备了1年半。“我这是第5次来武汉了，调研、考察后，才得到第一手数据，经过多方专家的考量后，才形成了现在的文案。”他还特别强调，这只是一种思路，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为何让武汉成为“五个重点城市试验地”？韦迪坦言：“武汉有很好的青少年足球人才，也有很悠久的足球历史，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群众基础好，在力争建设全国中心城市的进程中，武汉的体育产业，特别是足球产业也理当走在前列。”
“政府的支持与政策的保障是这次改革的最大支撑，而武汉市政府对足球的真情也是我们选择武汉的理由。”
韦迪表示，希望能够用两三年时间，来检验试点成果。如果成功，下一步将推广到全国10到15个城市。“现在的这5个试点城市，人口就有8000万，相当于德国。如果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足球的未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
中国足球上不去，早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众说纷纭之中，谁能道出真谛？谁能治好伤痛？
韦迪透露，这次的改革方略，是经过了众多专家考证，在纵向看待中国足球发展历史后，在横向比对日韩足球的进步中，找寻出了中国足球“方向性”的弊端，同时他也强调，这只是一个试行方案，不可当成解决中国足球的灵丹妙药，还需要不断改进。
在这个新政中，与传统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理念的转换，让足球成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器，而不是当成急功近利追求政绩的平台。
操作层面上，有几点尚需考究。在现行体制下，相关部门工作考核尚用成绩说话，而足球苗子培养不是短期行为，如此，在考核一线足球工作人员的时候，用怎样的量化指标尚无细则。再则，校园足球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战略阵地，但在现行的教育模式中，足球训练与素质教育达到怎样的动态平衡，也将涉足人、财、责、权的细化结合。
在武汉，中国足协以一种合作者的姿态与武汉市政府与相关部门签订战略协议，让人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姿态。韦迪能“痛说革命家史”，剖析足球现状，以科学态度寻找出路，让人振奋与欣慰。
直面差距是智者，有信心“痛改前非”是勇者，而有策略解决问题和践行努力将是强者。日韩足球在潜心学习后，逐步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足球之路，相信中国足球在真诚中会找到答案，在与时俱进中迈出坚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