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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够联系在一起，并被称之为“世界”，是因为各种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其中就包括矛盾关系，如果在写作中将这种关系具象化，就会产生隐喻的意义，从而使文本产生一种别样的力量。四丫头小说创作特点之一，就是她文学创作中有大量隐喻的存在。她总能在世俗世界中找一个支点，然后将对应的人群或者个人放在两端，让他们在倾斜和平衡中摇摆，以此来解释世间的或温暖或残酷的真相，揭示出这个世界关于个体的卑微与无奈，让人重新去审视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就很能看出四丫头作为一名优秀作家的眼光和思考。
构成四丫头小说创作的叙事基本框架和叙述重点的，首先在于她在“残缺”中试图与外界沟通的期待以及对此过程的展现，在于她试图解释人类生存中具体存在的困境现象。在这一点上，四丫头是秉持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蕴涵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热情和人性关怀，而且这与广西的一些优秀作家是有相承的关系的，比如东西的《后悔录》，也同样是寻找到了一个具象加以放大，力图解释人生中被遮蔽的某些重要方面，四丫头与之是有相近之处的。
作为小说，人物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对于《打啵儿》中的主人公——陈四海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也是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设计的。应该说，作为长着一张兔儿嘴的陈四海，从一开始与外界的联系就是失序的，甚至是断裂的，由此便与外在世界，与周围一切人和环境产生了必然的矛盾。比如，他试图改变现状，却没有相应的身体资本和精神资本去与外界建立起这种联系，从而把握自己生命的走向和未来。他无法凭借自身的条件去完成一个网状的联系的格局，他的每一步前行总是更像一次逃离，他失落的源头不仅仅是残缺，更是由残缺产生的一种与世界的断裂。陈四海也总是试图探求与外在世界的有效可行的衔接与关系机制，但他的这种努力最终却又总是徒劳的。这种关系被四丫头发现了，这成了她写作的特点和独有的价值所在。因此，可以说对当代写实性叙事方式的运用，对人物日常生活叙事意义化的追寻，使得四丫头的小说叙事的疆界和意义得到很大扩展和提升。
记得柏拉图曾经利用“洞穴”这个隐喻来描述人类和真实世界的关系，在这篇小说中，四丫头是用主人公陈四海戴着的口罩，来隐喻他与这个世界的隔离的。就是这个口罩，在遮盖了他三瓣的兔儿嘴的时候，也将他与世界的对话渠道关闭了，这就注定了他以后的悲剧。因为嘴巴是与外界世界进行交流的重要的工具。人与人要发生联系，包括与恋人要产生关系，嘴巴是至关重要的，但一只口罩却将一切都隔离开了。口罩里面是内心的卑微和被抑制的激情；口罩外面是对这个口罩的好奇和拒绝，这使得陈四海只能在别人的哄笑声中，“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嘴”，“年幼的他忽然有些悲伤，也同母亲一起流泪”。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口罩作为一种隐喻，不仅仅是四丫头语言中一种的修辞方法，它更表达了两个不相似或不同领域的世界之间的相互拒绝。这样的关系，扩大一点说，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所以四丫头的发现是对于世界真实关系的发现，即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孤独与隔离，谁都看不清谁的面目，谁都进入不了谁的心灵。每个人心灵的嘴巴都是撕裂着的，变了形，即使用一只口罩戴在上面也无济于事，于事无补，这是每个人的悲剧，也是每个人的宿命，这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优秀的重要因素之一。
既然隐喻在熟悉和陌生的情景之间，通过比较来传递那些表层和深层的相似性，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抽象的概念，帮助我们去进行抽象的推理，起到具象化的作用。四丫头在创作中将隐喻作为自己个性表达的强有力的工具，向着事物本源进行不停地挖掘，当四丫头将镜子拿来作为口罩的对应物时，人的内心的巨大漏洞顿时显现，“他将脸一挪到镜子前，便‘啊’地尖叫了一声。镜子跌落在地，摔成幾瓣”，“他惊慌失措地拾起那些碎片，却被玻璃划伤了手指，鲜血滴到镜面上，映出一张血淋淋的脸。每一个碎片上都出现他惊恐的脸，那张脸上没有嘴。不，那张脸上的嘴是不完整的，人中缺失，两颗大门牙白花花地裸露着”。由此可见，陈四海缺失的不仅仅是自己嘴唇的完整，更是心灵和世界的完整。“那一年，他六岁。那一刻，他骤然老去。”我们知道，人的终极结果就是老去，对人的最大打击就是骤然老去，这种样态不是因为身体，更是因为精神的溃败。文字背后，是四丫头对情感、审美经验、道德惯例和精神认知等诸事物的理解，作者的写作的优势在于能够把人推到了矛盾的源头，用源头的水来冲刷和考量人生存的耐力。
相对于陈四海这种先天的残缺，冯秋水的那种残缺，却是后来的遭遇造成的，“邻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孙头将她抱到自家”，玩偷人的游戏，使得“她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脏的”，她便跳进厨房的大水缸里洗澡，一洗就是几小时，因为“冯秋水觉得，只有在水缸里，她才是干净的”。如果说陈四海的兔唇还能用口罩加以遮蔽的话，冯秋水的残缺只能用精神的口罩来罩紧了。口罩是厚实的，以至于要让人窒息，如何减轻口罩的负累，同样的方法是出走。远走他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将过去都抹除掉，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的传统，四丫头无疑也是深得这种传统的滋养的。于是在作品中，作者让陈四海与冯秋水出走，相遇，碰撞，相恋，分离，让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从一个自己所熟悉的地方走向另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就会摆脱这种困境，其实他们错了。四丫头就使用这种方法把他们推向了绝境，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出走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及“娜拉”和“五四”的时候了，如果说那个时候，陌生的环境还是一只巨大的口罩，还能够将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残缺掩藏起来的话，到了现在，即使依然有这样的口罩，但它已不足以将人的缺陷遮蔽掩护起来，人们已经无处藏身了。于是，四丫头只能让他们去面对，试图在对我们熟悉的事物的叙述中，阐释一种新的经验模式，这也是四丫头一贯的写作方式和切入生活的角度，她将生活的一段横截面用自己思想的快刀打开，将里面的纹理和机构都展示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这些横截面生长的纹理和状态，去感知这棵生活之树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所在，包括生活的氛围、空气和水。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里，对于世界和人的缺陷的理解和不回避，以及深度的剖析和展示，一直是它们的追求和特点之一。四丫头的小说之所以选取了有先天缺陷的陈四海和后天出现缺陷的冯秋水作为主人公，是有其用心的。随着主人公从乡土社会走向了城市现代社会，这种缺陷被放得更大了，而且也随着人们对于自己莫名的关注而放大了。“他骄人的成绩令他非常自信，可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他突然被这一块与生俱来的疤痕压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他绝不出门，“只能捂住自己残缺的嘴，落寞地掐着喉结，拼命地压抑身体的欲望”。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他想以出走的方式来逃避，但他最终既逃不出去，也难以回去了。于是，陈四海“一年才回一次家”，“攒一些钱”，想尽快治好自己的兔唇，而这仅仅是外在的原因，內在的原因却是更深层次的，这使得他“夹在两堵密不透风的墙中间，左冲右突，撞得鼻青脸肿，却依旧走不出去”。这种心理就是现代主义之后，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中，对于人本身缺陷的尴尬，而且作者在印证展示这个方面，更是使用了重叠相加的力量，在浓墨重彩对陈四海加以塑造时，对冯秋水也几乎用了相同的笔墨。“她一遇到陌生人便手足无措，脸涨得通红，她自己尴尬”，于是“她对待这个世界是温和的，又是冰冷的”，这好似陈四海对外界的态度，形单影只，活得像一根木头。于是，外在的一切就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一次次刺向他，又残忍地拔出来，痛得他鲜血淋淋”，因此，四丫头的小说创作，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现代主义的伦理思想的。
我们知道，现代主义的倾向之一就是异质文化间的互动越来越成为主流，而陈四海与冯秋水的互动就是要打一个啵，“他甚至想，能否去网上‘淘’一个吻呢？抑或是到烟花柳巷花钱买一个真正的吻？这个奇怪的念头让他发了好一阵呆”，对一个自己心仪的女生，陈四海任劳任怨，倾尽所有，换来的却是对自己的嘲笑，“那个兔儿嘴，还想追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陈四海以自己的生存智慧以为自己找到了走出危机的指路明灯，但他总是错了，四丫头塑造这个人物的价值，就是让他一直被自己的缺陷压制着，无处可逃。他的幻想或者希望的一切，“像滚烫的开水瓶一样，砰的一声，碎了一地”。现实中，他只能有一个原点，始终不能离开。“一年多过去了，二人的感情从牵手发展到了拥抱，好几次陈四海想吻冯秋水，都被她巧妙地躲了过去，她时而空洞时而凌厉的眼神会将他的欲望吓回去”，“想冯秋水时，他就对着镜子亲吻。他还藏在被子里想象真正的打啵儿，想得身体滚烫，他甚至亲过自己的手臂，却全无快感，咬起来也没有痛感”；“冯秋水也想吻他，但自六岁那年后，她的身体习惯性地疼痛，这疼痛像一条蛇，不定期来咬她一口，这疼痛不知何时会突然发作。一疼痛她就会想起老孙头，一想到粪池里的老孙头，她就习惯性地作呕。同陈四海身体的亲近，既让她渴望，又让她恐惧，她害怕那条无时不在的蛇”。记得伽达默尔说：“语言所带动的一切永远含有语言陈述自身以外的东西。”其实行为也是，甚至是一种现代主义通行的心理疾病，隐喻与悖论总是纠缠在一起，原因也在这里。要解决这个悖论，就只能冲破“接吻”这道藩篱，揭掉口罩亲吻，或者不揭下口罩，但“不揭下口罩他就无法接吻，而揭下口罩她就会看到他的真面目”，这成了陈四海心里的最大难题。这牵扯到是进一步亲近，还是“他们像两条孤独的河流，匆匆流向各自的孤岛”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陈四海来说，始终是无法解决的。
一般来说，对抗命运才是使具有缺陷的生命复活的前提或者手段之一，这不仅仅是在西方独特的宗教背景之下，有着特殊的宗教救赎意味的要求，它对于个体而言是具有一般性的，源于人本性中对于自我完善和成长的要求。复活也不仅仅是身体的复苏与绽放，更是生命的，但人的天生残缺，必定使得带有残疾的某个个体，在复活的道路上充满艰难险阻，于是作为一种象征，生命复活的仪式就这样产生了。仪式的完成，会使得这个个体在自我满足中，将自己的生命画成一个漂亮的圆圈。对于这部小说而言，打啵，吻一个女人，就成为这样一个使自身的生命复活、得到确认的庄重的仪式。“十年内我一定要吻一个女人”，“冯秋水不会懂的，接吻对于陈四海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深夜里他不用戴口罩，没有口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大口大口地呼吸”，“七年前，他还曾在这条河边庄严立誓要吻一个女人”。但是，人生恰恰有一个悖论，就是生命意义的产生，往往在于几乎没有人能够完成这种仪式，于是一种悖论在隐喻中就产生了。“天色渐暗，鸟儿归了巢，陈四海仅给了冯秋水一个轻轻的拥抱，二人便回了家。当晚，陈四海辗转反侧，他不明白，明明想痛了心地要亲吻，为什么最终只是拥抱了她呢？”“他们紧紧依偎，却没有亲吻彼此”，而且在陈四海的计划中，也只好为了买房子，使得自己的治疗就遥遥无期了，于是这样的一种仪式，直到最后，陈四海也没有最终完成。“陈四海一次次用头撞着冰冷的铁窗，努力使自己清醒。八年前恒水河边的誓言，在他耳边回响。他看着铁窗外射进来的微光，郑重立誓，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真真正正地吻到冯秋水，狠狠地吻”。而冯秋水也是一样的，即使“同陈四海相处时，她的梦是暖和的”，但是噩梦更多，她常常惊悸的解决办法始终没有找到，甚至在后来，“寻遍整个城市，才找到一只同儿时的家中相似的水缸，又注满凉水，将自己浸泡进去”，她与陈四海在每天的晨与昏里温馨交错最终只能以破灭为结局了。
可以说，四丫头的小说中的隐喻，一直是其小说创作鲜明特征的一个内在特性。当四丫头将隐喻式的叙事，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时，就表现出了她作为一名优秀小说家的厚实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由此，我们也会更加确认，隐喻是小说越过现实的边界，通往事物本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构成四丫头小说创作的叙事基本框架和叙述重点的，首先在于她在“残缺”中试图与外界沟通的期待以及对此过程的展现，在于她试图解释人类生存中具体存在的困境现象。在这一点上，四丫头是秉持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蕴涵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热情和人性关怀，而且这与广西的一些优秀作家是有相承的关系的，比如东西的《后悔录》，也同样是寻找到了一个具象加以放大，力图解释人生中被遮蔽的某些重要方面，四丫头与之是有相近之处的。
作为小说，人物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对于《打啵儿》中的主人公——陈四海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也是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设计的。应该说，作为长着一张兔儿嘴的陈四海，从一开始与外界的联系就是失序的，甚至是断裂的，由此便与外在世界，与周围一切人和环境产生了必然的矛盾。比如，他试图改变现状，却没有相应的身体资本和精神资本去与外界建立起这种联系，从而把握自己生命的走向和未来。他无法凭借自身的条件去完成一个网状的联系的格局，他的每一步前行总是更像一次逃离，他失落的源头不仅仅是残缺，更是由残缺产生的一种与世界的断裂。陈四海也总是试图探求与外在世界的有效可行的衔接与关系机制，但他的这种努力最终却又总是徒劳的。这种关系被四丫头发现了，这成了她写作的特点和独有的价值所在。因此，可以说对当代写实性叙事方式的运用，对人物日常生活叙事意义化的追寻，使得四丫头的小说叙事的疆界和意义得到很大扩展和提升。
记得柏拉图曾经利用“洞穴”这个隐喻来描述人类和真实世界的关系，在这篇小说中，四丫头是用主人公陈四海戴着的口罩，来隐喻他与这个世界的隔离的。就是这个口罩，在遮盖了他三瓣的兔儿嘴的时候，也将他与世界的对话渠道关闭了，这就注定了他以后的悲剧。因为嘴巴是与外界世界进行交流的重要的工具。人与人要发生联系，包括与恋人要产生关系，嘴巴是至关重要的，但一只口罩却将一切都隔离开了。口罩里面是内心的卑微和被抑制的激情；口罩外面是对这个口罩的好奇和拒绝，这使得陈四海只能在别人的哄笑声中，“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嘴”，“年幼的他忽然有些悲伤，也同母亲一起流泪”。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口罩作为一种隐喻，不仅仅是四丫头语言中一种的修辞方法，它更表达了两个不相似或不同领域的世界之间的相互拒绝。这样的关系，扩大一点说，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所以四丫头的发现是对于世界真实关系的发现，即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孤独与隔离，谁都看不清谁的面目，谁都进入不了谁的心灵。每个人心灵的嘴巴都是撕裂着的，变了形，即使用一只口罩戴在上面也无济于事，于事无补，这是每个人的悲剧，也是每个人的宿命，这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优秀的重要因素之一。
既然隐喻在熟悉和陌生的情景之间，通过比较来传递那些表层和深层的相似性，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抽象的概念，帮助我们去进行抽象的推理，起到具象化的作用。四丫头在创作中将隐喻作为自己个性表达的强有力的工具，向着事物本源进行不停地挖掘，当四丫头将镜子拿来作为口罩的对应物时，人的内心的巨大漏洞顿时显现，“他将脸一挪到镜子前，便‘啊’地尖叫了一声。镜子跌落在地，摔成幾瓣”，“他惊慌失措地拾起那些碎片，却被玻璃划伤了手指，鲜血滴到镜面上，映出一张血淋淋的脸。每一个碎片上都出现他惊恐的脸，那张脸上没有嘴。不，那张脸上的嘴是不完整的，人中缺失，两颗大门牙白花花地裸露着”。由此可见，陈四海缺失的不仅仅是自己嘴唇的完整，更是心灵和世界的完整。“那一年，他六岁。那一刻，他骤然老去。”我们知道，人的终极结果就是老去，对人的最大打击就是骤然老去，这种样态不是因为身体，更是因为精神的溃败。文字背后，是四丫头对情感、审美经验、道德惯例和精神认知等诸事物的理解，作者的写作的优势在于能够把人推到了矛盾的源头，用源头的水来冲刷和考量人生存的耐力。
相对于陈四海这种先天的残缺，冯秋水的那种残缺，却是后来的遭遇造成的，“邻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孙头将她抱到自家”，玩偷人的游戏，使得“她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脏的”，她便跳进厨房的大水缸里洗澡，一洗就是几小时，因为“冯秋水觉得，只有在水缸里，她才是干净的”。如果说陈四海的兔唇还能用口罩加以遮蔽的话，冯秋水的残缺只能用精神的口罩来罩紧了。口罩是厚实的，以至于要让人窒息，如何减轻口罩的负累，同样的方法是出走。远走他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将过去都抹除掉，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的传统，四丫头无疑也是深得这种传统的滋养的。于是在作品中，作者让陈四海与冯秋水出走，相遇，碰撞，相恋，分离，让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从一个自己所熟悉的地方走向另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就会摆脱这种困境，其实他们错了。四丫头就使用这种方法把他们推向了绝境，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出走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及“娜拉”和“五四”的时候了，如果说那个时候，陌生的环境还是一只巨大的口罩，还能够将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残缺掩藏起来的话，到了现在，即使依然有这样的口罩，但它已不足以将人的缺陷遮蔽掩护起来，人们已经无处藏身了。于是，四丫头只能让他们去面对，试图在对我们熟悉的事物的叙述中，阐释一种新的经验模式，这也是四丫头一贯的写作方式和切入生活的角度，她将生活的一段横截面用自己思想的快刀打开，将里面的纹理和机构都展示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这些横截面生长的纹理和状态，去感知这棵生活之树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所在，包括生活的氛围、空气和水。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里，对于世界和人的缺陷的理解和不回避，以及深度的剖析和展示，一直是它们的追求和特点之一。四丫头的小说之所以选取了有先天缺陷的陈四海和后天出现缺陷的冯秋水作为主人公，是有其用心的。随着主人公从乡土社会走向了城市现代社会，这种缺陷被放得更大了，而且也随着人们对于自己莫名的关注而放大了。“他骄人的成绩令他非常自信，可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他突然被这一块与生俱来的疤痕压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他绝不出门，“只能捂住自己残缺的嘴，落寞地掐着喉结，拼命地压抑身体的欲望”。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他想以出走的方式来逃避，但他最终既逃不出去，也难以回去了。于是，陈四海“一年才回一次家”，“攒一些钱”，想尽快治好自己的兔唇，而这仅仅是外在的原因，內在的原因却是更深层次的，这使得他“夹在两堵密不透风的墙中间，左冲右突，撞得鼻青脸肿，却依旧走不出去”。这种心理就是现代主义之后，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中，对于人本身缺陷的尴尬，而且作者在印证展示这个方面，更是使用了重叠相加的力量，在浓墨重彩对陈四海加以塑造时，对冯秋水也几乎用了相同的笔墨。“她一遇到陌生人便手足无措，脸涨得通红，她自己尴尬”，于是“她对待这个世界是温和的，又是冰冷的”，这好似陈四海对外界的态度，形单影只，活得像一根木头。于是，外在的一切就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一次次刺向他，又残忍地拔出来，痛得他鲜血淋淋”，因此，四丫头的小说创作，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现代主义的伦理思想的。
我们知道，现代主义的倾向之一就是异质文化间的互动越来越成为主流，而陈四海与冯秋水的互动就是要打一个啵，“他甚至想，能否去网上‘淘’一个吻呢？抑或是到烟花柳巷花钱买一个真正的吻？这个奇怪的念头让他发了好一阵呆”，对一个自己心仪的女生，陈四海任劳任怨，倾尽所有，换来的却是对自己的嘲笑，“那个兔儿嘴，还想追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陈四海以自己的生存智慧以为自己找到了走出危机的指路明灯，但他总是错了，四丫头塑造这个人物的价值，就是让他一直被自己的缺陷压制着，无处可逃。他的幻想或者希望的一切，“像滚烫的开水瓶一样，砰的一声，碎了一地”。现实中，他只能有一个原点，始终不能离开。“一年多过去了，二人的感情从牵手发展到了拥抱，好几次陈四海想吻冯秋水，都被她巧妙地躲了过去，她时而空洞时而凌厉的眼神会将他的欲望吓回去”，“想冯秋水时，他就对着镜子亲吻。他还藏在被子里想象真正的打啵儿，想得身体滚烫，他甚至亲过自己的手臂，却全无快感，咬起来也没有痛感”；“冯秋水也想吻他，但自六岁那年后，她的身体习惯性地疼痛，这疼痛像一条蛇，不定期来咬她一口，这疼痛不知何时会突然发作。一疼痛她就会想起老孙头，一想到粪池里的老孙头，她就习惯性地作呕。同陈四海身体的亲近，既让她渴望，又让她恐惧，她害怕那条无时不在的蛇”。记得伽达默尔说：“语言所带动的一切永远含有语言陈述自身以外的东西。”其实行为也是，甚至是一种现代主义通行的心理疾病，隐喻与悖论总是纠缠在一起，原因也在这里。要解决这个悖论，就只能冲破“接吻”这道藩篱，揭掉口罩亲吻，或者不揭下口罩，但“不揭下口罩他就无法接吻，而揭下口罩她就会看到他的真面目”，这成了陈四海心里的最大难题。这牵扯到是进一步亲近，还是“他们像两条孤独的河流，匆匆流向各自的孤岛”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陈四海来说，始终是无法解决的。
一般来说，对抗命运才是使具有缺陷的生命复活的前提或者手段之一，这不仅仅是在西方独特的宗教背景之下，有着特殊的宗教救赎意味的要求，它对于个体而言是具有一般性的，源于人本性中对于自我完善和成长的要求。复活也不仅仅是身体的复苏与绽放，更是生命的，但人的天生残缺，必定使得带有残疾的某个个体，在复活的道路上充满艰难险阻，于是作为一种象征，生命复活的仪式就这样产生了。仪式的完成，会使得这个个体在自我满足中，将自己的生命画成一个漂亮的圆圈。对于这部小说而言，打啵，吻一个女人，就成为这样一个使自身的生命复活、得到确认的庄重的仪式。“十年内我一定要吻一个女人”，“冯秋水不会懂的，接吻对于陈四海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深夜里他不用戴口罩，没有口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大口大口地呼吸”，“七年前，他还曾在这条河边庄严立誓要吻一个女人”。但是，人生恰恰有一个悖论，就是生命意义的产生，往往在于几乎没有人能够完成这种仪式，于是一种悖论在隐喻中就产生了。“天色渐暗，鸟儿归了巢，陈四海仅给了冯秋水一个轻轻的拥抱，二人便回了家。当晚，陈四海辗转反侧，他不明白，明明想痛了心地要亲吻，为什么最终只是拥抱了她呢？”“他们紧紧依偎，却没有亲吻彼此”，而且在陈四海的计划中，也只好为了买房子，使得自己的治疗就遥遥无期了，于是这样的一种仪式，直到最后，陈四海也没有最终完成。“陈四海一次次用头撞着冰冷的铁窗，努力使自己清醒。八年前恒水河边的誓言，在他耳边回响。他看着铁窗外射进来的微光，郑重立誓，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真真正正地吻到冯秋水，狠狠地吻”。而冯秋水也是一样的，即使“同陈四海相处时，她的梦是暖和的”，但是噩梦更多，她常常惊悸的解决办法始终没有找到，甚至在后来，“寻遍整个城市，才找到一只同儿时的家中相似的水缸，又注满凉水，将自己浸泡进去”，她与陈四海在每天的晨与昏里温馨交错最终只能以破灭为结局了。
可以说，四丫头的小说中的隐喻，一直是其小说创作鲜明特征的一个内在特性。当四丫头将隐喻式的叙事，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时，就表现出了她作为一名优秀小说家的厚实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由此，我们也会更加确认，隐喻是小说越过现实的边界，通往事物本源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