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阿玉（化名）最近回了一次湖南老家，准备和她最初的工作单位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1997年，阿玉中专毕业，被分配到某央企。单位派她到距离长沙一百多公里的攸县皇土岭工作。在皇土岭呆了一年多，20岁的阿玉停薪留职，到父亲在长沙开的公司帮忙。2001年，阿玉结婚，她父亲的公司生意也做到了深圳——深圳离香港近，生意比长沙多。一晃小二十年过去，阿玉这才想起，自己的人事档案还在皇土岭。“这一次彻底和单位拗断以后，我就不会经常回湖南了。”阿玉说这话时，父母、丈夫和孩子都常年在深圳生活。攸县，对她和她的家人来说，渐渐远离视野。
刚从深圳市第一职业学校退休的高级音乐教师魏慕文，则和70后阿玉有所不同。尽管也在深圳有家有业，老母亲也已经接到深圳住，可魏慕文对家乡安徽还是很有情结的。
深圳，别称鹏城。早在明朝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深圳之名就已见诸典籍，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国人对这一广东省宝安县的县城之名，并不熟知。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此地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一茬茬国人南下深圳寻梦，也让深圳从1982年统计人口32.19万人，增长到如今1302.22万常住人口、实际管理人口已达2000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一线城市。
深圳对于深圳人来说，曾经的异乡，早已是故乡。40年来，深圳，是怎样改变深圳人的命运的？
20世纪80年代的安徽黄山，魏慕文和他的妻子是人们非常羡慕的一对佳人。妻子在黄山歌舞团担任舞蹈演员，魏慕文在黄山市文艺创作研究室当副主任，还是这个部门的法人代表。
上世纪90 年代初从安徽到深圳的魏慕文。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个消息从深圳传到了黄山歌舞团。魏慕文妻子的老师在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舞蹈班，亟需舞蹈老师。“就这样，她买了张火车票就南下了。”魏慕文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过了一个暑假，她的收入稳定下来。深圳缺人才，特别缺文化人才。”办了停薪留职以后，魏慕文赶到深圳，青少年活动中心马上聘用了他，做活动策划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是内地许多人口中的文化沙漠。但魏慕文回忆说，那个时代的深圳，文化氛围比安徽省黄山市更好。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如海绵一般吸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在深圳生存下来不是难事。
当时让魏慕文感觉有些烦恼的是两件事——其一，作为黄山市文艺创作研究室的法人代表，即便停薪留职，他都还得关心着这家单位，两次单位调整工资，他都从深圳飞回黄山签字;其二，如果想正式调到深圳，必须找到有调动指标的接收单位。而当时的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只有6个调动指标。不少同事80年代已经到这里工作了，如果排队等候新的指标的话，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如此种种，令魏慕文心下经常想一个问题：“是继续留在深圳，还是回黄山。”
1994年过完春节，魏慕文再次从黄山到深圳，一则报纸招聘广告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留在深圳。深圳电子技术学校招聘教师，条件是会吹小号，学校要组建学生乐队，最诱人的条件是可以解决户口。“那还有什么说的，应聘去！”当时，深圳广招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有一年，招医生突破800人，招教师突破1000人。
魏慕文的应聘很顺利。深圳电子技术学校是教育局直属单位，有人事权，魏慕文从黄山调动到深圳的手续办得比较顺利，夫妻俩都成了有深圳户口的深圳人。
1991 年， 在深圳华强北人才市场求职的人们 。
世纪之交到深圳的阿玉，只有中专学历，虽说企业是父亲开的，可在深圳想开拓新市场，一切又要重头开始。“不过，我留下就不想走了。”阿玉告诉记者，“在皇土岭，可把我憋坏了。抬头、低头，整日里看到的就是几个同事。那时候单位刚配了台电脑，但还不能上网。手机都没有，打电话还是座机，打个长途还经常打不通。可到了深圳就不同了——满大街都是人，不管来自天南还是地北，大家主要用普通话交流，这倒是一点儿都不像广东。机会就在人堆里！”
阿玉是以父亲公司职员的名义来到深圳的，当年除了开来一部小车、带来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以外，并没有太多资源。阿玉和丈夫靠着自己的能力租房创业。阿玉说，“我们一家就像蒲公英一样，在深圳落了脚、扎了根。”阿玉的大女儿今年16岁了，听得懂一些湖南话，却不会说。二女儿、三女儿还小，都会用普通话听说交流，就是老家湖南话是一句也听不懂了。
已经20岁出头的雷恩，是魏慕文的学生。从小随父母生活在深圳的他，学会了广东话。如今，已经拿到香港身份的他，在元朗的一处建筑工地搞工程，每个周末回深圳。“我父母现在也把深圳当自己的家，只把老家当作祖籍一般。”雷恩说，“我虽然拿到了香港身份，香港这边的老板也不拿我当外人，但内心里，我倒是感觉自己还是个深圳人。”
1992 年， 深圳宝安区某工业区，打工妹们在工厂宿舍过周末。
祖籍汕头的香港地区人陈升，已经在深圳工作了近6年了，他自称加入了“深圳新移民”的队伍。陈升2010年从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毕业，回到香港创业。2012年因为创业结识了很多内地的客户，一直在香港、深圳两地跑。2014年，他在深圳设了办公室，进驻深圳前海梦工厂。
陈升回忆，刚到前海时也曾“水土不服”，对政策不了解、市场不熟悉，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走了不少弯路。但如今，他主营的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以及进口零食电商平台，已经实现单月最高交易总额超过3450万美元。创业不到一年，即获首轮融资5000万元，公司估值达8 .2亿元。
“项目初期，前海有五六个香港创业团队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相互分享碰到的问题困难，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给这样的聚会起名叫‘街坊福利会’，大家从中获益很多。”陈升说，“深圳这座城市充满了魅力，每天都在變化，滋生出新的经济风口。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这种魅力值又在增加，带来无限的商机。”
魏慕文和妻子到深圳时，女儿还小，交给在芜湖的妈妈带。中学后，魏慕文将孩子接到深圳。后来，女儿考取了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女儿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支行工作。没几年，女儿和一位高中同学结婚了。“现在女儿和女婿去了美国，外孙已经两岁了。”
令魏慕文遗憾的是，妻子前些年生病去世了。好在人生路漫漫，总有知音伴。一次回黄山交流，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魏慕文最近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选择从香港机场出发。“深圳、香港两个机场，距离我家的距离差不多。算是有一定的同城化效应。”魏慕文说，“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深圳已经把我的‘血’给换了，我也从一个‘候鸟’成为常住居民。从前在黄山，我感觉日子过得很慢。到深圳，日子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一直没有静下来。如今退休了，却感到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生活节奏那叫一个快。”
在魏慕文看来，深圳依然是一座国内最年轻的城市，一座欢迎新移民的城市。
1997年，阿玉中专毕业，被分配到某央企。单位派她到距离长沙一百多公里的攸县皇土岭工作。在皇土岭呆了一年多，20岁的阿玉停薪留职，到父亲在长沙开的公司帮忙。2001年，阿玉结婚，她父亲的公司生意也做到了深圳——深圳离香港近，生意比长沙多。一晃小二十年过去，阿玉这才想起，自己的人事档案还在皇土岭。“这一次彻底和单位拗断以后，我就不会经常回湖南了。”阿玉说这话时，父母、丈夫和孩子都常年在深圳生活。攸县，对她和她的家人来说，渐渐远离视野。
刚从深圳市第一职业学校退休的高级音乐教师魏慕文，则和70后阿玉有所不同。尽管也在深圳有家有业，老母亲也已经接到深圳住，可魏慕文对家乡安徽还是很有情结的。
深圳，别称鹏城。早在明朝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深圳之名就已见诸典籍，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国人对这一广东省宝安县的县城之名，并不熟知。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此地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一茬茬国人南下深圳寻梦，也让深圳从1982年统计人口32.19万人，增长到如今1302.22万常住人口、实际管理人口已达2000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一线城市。
深圳对于深圳人来说，曾经的异乡，早已是故乡。40年来，深圳，是怎样改变深圳人的命运的？
一张火车票南下
20世纪80年代的安徽黄山，魏慕文和他的妻子是人们非常羡慕的一对佳人。妻子在黄山歌舞团担任舞蹈演员，魏慕文在黄山市文艺创作研究室当副主任，还是这个部门的法人代表。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个消息从深圳传到了黄山歌舞团。魏慕文妻子的老师在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舞蹈班，亟需舞蹈老师。“就这样，她买了张火车票就南下了。”魏慕文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过了一个暑假，她的收入稳定下来。深圳缺人才，特别缺文化人才。”办了停薪留职以后，魏慕文赶到深圳，青少年活动中心马上聘用了他，做活动策划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是内地许多人口中的文化沙漠。但魏慕文回忆说，那个时代的深圳，文化氛围比安徽省黄山市更好。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如海绵一般吸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在深圳生存下来不是难事。
当时让魏慕文感觉有些烦恼的是两件事——其一，作为黄山市文艺创作研究室的法人代表，即便停薪留职，他都还得关心着这家单位，两次单位调整工资，他都从深圳飞回黄山签字;其二，如果想正式调到深圳，必须找到有调动指标的接收单位。而当时的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只有6个调动指标。不少同事80年代已经到这里工作了，如果排队等候新的指标的话，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如此种种，令魏慕文心下经常想一个问题：“是继续留在深圳，还是回黄山。”
1994年过完春节，魏慕文再次从黄山到深圳，一则报纸招聘广告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留在深圳。深圳电子技术学校招聘教师，条件是会吹小号，学校要组建学生乐队，最诱人的条件是可以解决户口。“那还有什么说的，应聘去！”当时，深圳广招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有一年，招医生突破800人，招教师突破1000人。
魏慕文的应聘很顺利。深圳电子技术学校是教育局直属单位，有人事权，魏慕文从黄山调动到深圳的手续办得比较顺利，夫妻俩都成了有深圳户口的深圳人。
机会在人堆里
世纪之交到深圳的阿玉，只有中专学历，虽说企业是父亲开的，可在深圳想开拓新市场，一切又要重头开始。“不过，我留下就不想走了。”阿玉告诉记者，“在皇土岭，可把我憋坏了。抬头、低头，整日里看到的就是几个同事。那时候单位刚配了台电脑，但还不能上网。手机都没有，打电话还是座机，打个长途还经常打不通。可到了深圳就不同了——满大街都是人，不管来自天南还是地北，大家主要用普通话交流，这倒是一点儿都不像广东。机会就在人堆里！”
一茬茬国人南下深圳寻梦，也让深圳从1982年统计人口32.19万人，增长到如今1302.22万常住人口、实际管理人口已达2000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一线城市。
阿玉是以父亲公司职员的名义来到深圳的，当年除了开来一部小车、带来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以外，并没有太多资源。阿玉和丈夫靠着自己的能力租房创业。阿玉说，“我们一家就像蒲公英一样，在深圳落了脚、扎了根。”阿玉的大女儿今年16岁了，听得懂一些湖南话，却不会说。二女儿、三女儿还小，都会用普通话听说交流，就是老家湖南话是一句也听不懂了。
已经20岁出头的雷恩，是魏慕文的学生。从小随父母生活在深圳的他，学会了广东话。如今，已经拿到香港身份的他，在元朗的一处建筑工地搞工程，每个周末回深圳。“我父母现在也把深圳当自己的家，只把老家当作祖籍一般。”雷恩说，“我虽然拿到了香港身份，香港这边的老板也不拿我当外人，但内心里，我倒是感觉自己还是个深圳人。”
祖籍汕头的香港地区人陈升，已经在深圳工作了近6年了，他自称加入了“深圳新移民”的队伍。陈升2010年从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毕业，回到香港创业。2012年因为创业结识了很多内地的客户，一直在香港、深圳两地跑。2014年，他在深圳设了办公室，进驻深圳前海梦工厂。
陈升回忆，刚到前海时也曾“水土不服”，对政策不了解、市场不熟悉，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走了不少弯路。但如今，他主营的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以及进口零食电商平台，已经实现单月最高交易总额超过3450万美元。创业不到一年，即获首轮融资5000万元，公司估值达8 .2亿元。
“项目初期，前海有五六个香港创业团队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相互分享碰到的问题困难，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给这样的聚会起名叫‘街坊福利会’，大家从中获益很多。”陈升说，“深圳这座城市充满了魅力，每天都在變化，滋生出新的经济风口。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这种魅力值又在增加，带来无限的商机。”
深圳依旧年轻
魏慕文和妻子到深圳时，女儿还小，交给在芜湖的妈妈带。中学后，魏慕文将孩子接到深圳。后来，女儿考取了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女儿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支行工作。没几年，女儿和一位高中同学结婚了。“现在女儿和女婿去了美国，外孙已经两岁了。”
令魏慕文遗憾的是，妻子前些年生病去世了。好在人生路漫漫，总有知音伴。一次回黄山交流，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魏慕文最近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选择从香港机场出发。“深圳、香港两个机场，距离我家的距离差不多。算是有一定的同城化效应。”魏慕文说，“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深圳已经把我的‘血’给换了，我也从一个‘候鸟’成为常住居民。从前在黄山，我感觉日子过得很慢。到深圳，日子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一直没有静下来。如今退休了，却感到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生活节奏那叫一个快。”
在魏慕文看来，深圳依然是一座国内最年轻的城市，一座欢迎新移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