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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论语》首篇《学而》的第一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特别展示了此章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策划者大概希望借助孔夫子的这句名言来表达对与会者外国朋友的欢迎，但实际上，却是错解了“有朋”的涵义。要想准确理解“有朋自远方来”的正确涵义，我们有必要回到《论语》第一章的语境中去。
《论语》各篇在排序上似乎并没有深味可寻，但古人重始。孔子留下的语录那么多，为什么选这一条作为全书的开始，这却不能说是没有用意的。朱熹《论语集注》谈到《学而》篇时，曾指出：“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朱熹说的是《论语》首篇，不是首章。这一章之所以被编撰《论语》的孔门弟子作为全书的首章，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孔子一生的理想与成就、遭际与境界，适合作为理解全书的枢纽。
“学而时习之”之“说”并非是单纯强调温故之乐。孔子之前，“学”是“官学”，为官府所垄断、世袭，“官”以外几乎无学。到孔子时，礼崩乐坏，学在四夷，孔子亦始办私学。虽说由此造成学术下移民间，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并没有断。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这个分析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学”是为了学以致用，“行之”用孔门的话说，也就是“学干禄”，或者说“学而优则仕”；一是说，通过不断温故知新，已经“学者在我”，掌握天道人文之理，学有所成，所以“说”，值得高兴。
“有朋自远方来”，“有朋”古本或作“友朋”。这里的“友朋”，并不是指今日意义上的朋友而言。在孔子那个时代，“士”作为底层贵族有招募“朋友”作为自己从属来辅佐自己从政的礼度。《左传》襄公十四年，晋国师旷尝谓：“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谈到周代的贵族制度，曾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两相对照，一般认为师旷所谓“士有朋友”就是师服所说的“士有隶子弟”。这些“子弟”和“士”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他们归附在“土”的周围辅佐“士”，被“士”待如父兄子弟，帮助“士”“补察其政”。
就孔子来说，孔子的身份基本上属于贵族中的“士”。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及《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之先，本为宋之世卿，后流亡入鲁，且最迟至孔防叔之时其爵已沦落为“士”。所以《本姓解》载颜氏之言，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有“虽父祖为土，然其先圣王之裔”云云。《论语·子罕篇》载孔子亦有“吾少也贱”之叹。《孔子世家》虽说孔子中年仕鲁而官至大司寇，《论语·宪问篇》又说他晚年返鲁位“从大夫”之后，然而就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说，其实际爵位依然是属于“士”这一阶层。为什么这样说呢?《礼记·王制》云：“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孔颖达疏引《论语》郑玄注曰：“大夫退死，葬以士礼；致仕，以大夫礼葬。”也就是说，大夫居其位则为大夫，年老致仕亦爵如大夫；退避则不然，退避则爵降为士。故刘宝楠《论语正义·子罕篇》云：“夫子仕鲁为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鲁，以微罪行，宜降用士礼。”(《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P142)《孔子世家》中，太史公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日孔子为布衣者，盖即以此也。
就孔子的学生来说，他们既经常被孔子称为“朋友”，也经常被孔子待为“子弟”。《尚书大传》卷二载：
文王胥附、奔辏、先后、御辱谓之四邻，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邻乎?”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至，是非奔辏邪?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邪?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于门，是非御侮邪?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御侮。”(伏生：《尚书大传》，嘉庆庚中爱日草庐藏本，卷二，P4下)
《尚书大传》所记孔子之事，又见于《孔丛子·论书》而文字略有不同。在这一记载中，孔子不但将四个弟子颜回、子贡、子张与子路称作他的“四友”，而且将四人比作辅佐周文王的“四邻”，由此可见孔子与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主从关系，并非只是普通的师生而已。孔子应当就是被辅佐的“士”，而他的学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被看作是他的“朋友”。他们前来依附他并辅佐他。按照师旷所言，“朋友”对于“士”的辅佐具体表现为“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而孔子的许多学生事实上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辅佐孔子的。如《论语·阳货篇》载，公山弗扰以费叛鲁，召孔子，孔子欲往而为子路所阻；佛肸以中牟抗赵简子，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又为子路所阻，即所谓“过则匡之”。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罹难于蒲，其弟子公良孺奋死与蒲人斗，即所谓“患则救之”。这样的事例还很多，足以说明孔子与其部分学生的关系符合师旷对“土有朋友”涵义的阐述。同时也说明，“士有朋友”之“朋友”并非今日一般涵义上的朋友，而是对“士”具有辅佐义务的仆从，亦即当时人所谓之“隶子弟”。孔子不但将其部分学生称作“朋友”，而且也常待之以宗族子弟之礼。《礼记·檀弓上》载：“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由此可见，子路、颜渊这两个“朋友”，还被孔子在丧服上待若宗族子弟。再者，就《论语》一书来看，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兴办私学的人，孔子经常称他的学生为“弟子”。如《雍也篇》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以颜渊。《先进篇》载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又对以颜渊。孔子为什么称其学生为“弟子”呢?以当时礼法来看，孔子与其学生实属“士”与其“隶子弟”之关系。
孔子与其门人这一层关系及其内涵，后人多不甚了了。程子曾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理解为：“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程子不了解“朋友”的古义，不知道孔子的这些弟子、朋友对孔子有“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的责任，以为孔子之所“乐”在于“信从者众”。“信从者众”固然是可“乐”的，但对于孔子来说，更值得高兴的恐怕更在于这些弟子可以帮助他匡救过失，切磋道义。我们来看载诸《论语》的夫子之言：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述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
据这些记载，孔子显然是一个要求朋友能够对其过失直言规谏并以此为乐的人。又如《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对子夏能够“起予”是多么的开心和愉悦。这不正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一个具体表现吗?联系上一“说”，此一“乐”应是说孔子习知天道人文之后，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愿意与他一起去如切如磋，共同致力于弘扬天道，所以值得一乐。
“人不知而不愠”，汉魏旧注以为“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这个说法没有对“人不知”作具体解释。刘宝楠《论语正义》说：“‘人不知’者，谓当时君卿大夫不知己学有成举用之也。”这个解释比较流行，有商榷的地方。因为孔子周游列国不得重用，并不是各国君卿认为他学未成，情况恰恰是相反的。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齐不得任用，是因为晏婴认为孔子之学不适合齐国国情。其后孔子归国，以大司寇摄相事，国家大治，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可见齐人也认为孔子是学有所成。再如《史记》载：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这一记载最足证明孔子不得仕，并非人不知其有学，而恰在于人知其有学，而且又知其能得众，有众贤弟子相佐。
《荀子·法行》载：
由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
《论语·述而》载，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卫灵公》载，子曰：“有教无类。”可见孔子招收门徒弟子，是不拘一格，来者不拒的。这种态度在今日看来是好的，但在当时，从《荀子》的记载来看，孔子却不太被人理解。联系上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的“不知”也许更可能是指孔子所招弟子门人品类过于驳杂，故而不为时人所理解。孔子的这一做法虽不受时人理解，但是对于那些出身卑贱、受人歧视而却得到孔子不倦教诲的弟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老师的这一思想更值得珍爱、更值得感激的呢?出于这种切身的感受，在书的首章首列夫子坚持教无类、为此遭人误解也无所怨的言论，岂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更何况，在孔子这一夫子自道中，既显示了孔子学优得众的人生成就，也表现了孔子不被世俗理解犹能坚持真理、积极用世的高贵品格，因而将其置于全书之首用来引领人们去阅读《论语》，体会夫子之美，难道不是再合适不过的吗?!
这是《论语》首篇《学而》的第一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特别展示了此章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策划者大概希望借助孔夫子的这句名言来表达对与会者外国朋友的欢迎，但实际上，却是错解了“有朋”的涵义。要想准确理解“有朋自远方来”的正确涵义，我们有必要回到《论语》第一章的语境中去。
《论语》各篇在排序上似乎并没有深味可寻，但古人重始。孔子留下的语录那么多，为什么选这一条作为全书的开始，这却不能说是没有用意的。朱熹《论语集注》谈到《学而》篇时，曾指出：“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朱熹说的是《论语》首篇，不是首章。这一章之所以被编撰《论语》的孔门弟子作为全书的首章，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孔子一生的理想与成就、遭际与境界，适合作为理解全书的枢纽。
“学而时习之”之“说”并非是单纯强调温故之乐。孔子之前，“学”是“官学”，为官府所垄断、世袭，“官”以外几乎无学。到孔子时，礼崩乐坏，学在四夷，孔子亦始办私学。虽说由此造成学术下移民间，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并没有断。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这个分析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学”是为了学以致用，“行之”用孔门的话说，也就是“学干禄”，或者说“学而优则仕”；一是说，通过不断温故知新，已经“学者在我”，掌握天道人文之理，学有所成，所以“说”，值得高兴。
“有朋自远方来”，“有朋”古本或作“友朋”。这里的“友朋”，并不是指今日意义上的朋友而言。在孔子那个时代，“士”作为底层贵族有招募“朋友”作为自己从属来辅佐自己从政的礼度。《左传》襄公十四年，晋国师旷尝谓：“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谈到周代的贵族制度，曾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两相对照，一般认为师旷所谓“士有朋友”就是师服所说的“士有隶子弟”。这些“子弟”和“士”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他们归附在“土”的周围辅佐“士”，被“士”待如父兄子弟，帮助“士”“补察其政”。
就孔子来说，孔子的身份基本上属于贵族中的“士”。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及《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之先，本为宋之世卿，后流亡入鲁，且最迟至孔防叔之时其爵已沦落为“士”。所以《本姓解》载颜氏之言，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有“虽父祖为土，然其先圣王之裔”云云。《论语·子罕篇》载孔子亦有“吾少也贱”之叹。《孔子世家》虽说孔子中年仕鲁而官至大司寇，《论语·宪问篇》又说他晚年返鲁位“从大夫”之后，然而就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说，其实际爵位依然是属于“士”这一阶层。为什么这样说呢?《礼记·王制》云：“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孔颖达疏引《论语》郑玄注曰：“大夫退死，葬以士礼；致仕，以大夫礼葬。”也就是说，大夫居其位则为大夫，年老致仕亦爵如大夫；退避则不然，退避则爵降为士。故刘宝楠《论语正义·子罕篇》云：“夫子仕鲁为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鲁，以微罪行，宜降用士礼。”(《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P142)《孔子世家》中，太史公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日孔子为布衣者，盖即以此也。
就孔子的学生来说，他们既经常被孔子称为“朋友”，也经常被孔子待为“子弟”。《尚书大传》卷二载：
文王胥附、奔辏、先后、御辱谓之四邻，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邻乎?”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至，是非奔辏邪?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邪?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于门，是非御侮邪?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御侮。”(伏生：《尚书大传》，嘉庆庚中爱日草庐藏本，卷二，P4下)
《尚书大传》所记孔子之事，又见于《孔丛子·论书》而文字略有不同。在这一记载中，孔子不但将四个弟子颜回、子贡、子张与子路称作他的“四友”，而且将四人比作辅佐周文王的“四邻”，由此可见孔子与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主从关系，并非只是普通的师生而已。孔子应当就是被辅佐的“士”，而他的学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被看作是他的“朋友”。他们前来依附他并辅佐他。按照师旷所言，“朋友”对于“士”的辅佐具体表现为“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而孔子的许多学生事实上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辅佐孔子的。如《论语·阳货篇》载，公山弗扰以费叛鲁，召孔子，孔子欲往而为子路所阻；佛肸以中牟抗赵简子，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又为子路所阻，即所谓“过则匡之”。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罹难于蒲，其弟子公良孺奋死与蒲人斗，即所谓“患则救之”。这样的事例还很多，足以说明孔子与其部分学生的关系符合师旷对“土有朋友”涵义的阐述。同时也说明，“士有朋友”之“朋友”并非今日一般涵义上的朋友，而是对“士”具有辅佐义务的仆从，亦即当时人所谓之“隶子弟”。孔子不但将其部分学生称作“朋友”，而且也常待之以宗族子弟之礼。《礼记·檀弓上》载：“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由此可见，子路、颜渊这两个“朋友”，还被孔子在丧服上待若宗族子弟。再者，就《论语》一书来看，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兴办私学的人，孔子经常称他的学生为“弟子”。如《雍也篇》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以颜渊。《先进篇》载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又对以颜渊。孔子为什么称其学生为“弟子”呢?以当时礼法来看，孔子与其学生实属“士”与其“隶子弟”之关系。
孔子与其门人这一层关系及其内涵，后人多不甚了了。程子曾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理解为：“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程子不了解“朋友”的古义，不知道孔子的这些弟子、朋友对孔子有“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的责任，以为孔子之所“乐”在于“信从者众”。“信从者众”固然是可“乐”的，但对于孔子来说，更值得高兴的恐怕更在于这些弟子可以帮助他匡救过失，切磋道义。我们来看载诸《论语》的夫子之言：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述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
据这些记载，孔子显然是一个要求朋友能够对其过失直言规谏并以此为乐的人。又如《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对子夏能够“起予”是多么的开心和愉悦。这不正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一个具体表现吗?联系上一“说”，此一“乐”应是说孔子习知天道人文之后，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愿意与他一起去如切如磋，共同致力于弘扬天道，所以值得一乐。
“人不知而不愠”，汉魏旧注以为“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这个说法没有对“人不知”作具体解释。刘宝楠《论语正义》说：“‘人不知’者，谓当时君卿大夫不知己学有成举用之也。”这个解释比较流行，有商榷的地方。因为孔子周游列国不得重用，并不是各国君卿认为他学未成，情况恰恰是相反的。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齐不得任用，是因为晏婴认为孔子之学不适合齐国国情。其后孔子归国，以大司寇摄相事，国家大治，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可见齐人也认为孔子是学有所成。再如《史记》载：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这一记载最足证明孔子不得仕，并非人不知其有学，而恰在于人知其有学，而且又知其能得众，有众贤弟子相佐。
《荀子·法行》载：
由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
《论语·述而》载，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卫灵公》载，子曰：“有教无类。”可见孔子招收门徒弟子，是不拘一格，来者不拒的。这种态度在今日看来是好的，但在当时，从《荀子》的记载来看，孔子却不太被人理解。联系上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的“不知”也许更可能是指孔子所招弟子门人品类过于驳杂，故而不为时人所理解。孔子的这一做法虽不受时人理解，但是对于那些出身卑贱、受人歧视而却得到孔子不倦教诲的弟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老师的这一思想更值得珍爱、更值得感激的呢?出于这种切身的感受，在书的首章首列夫子坚持教无类、为此遭人误解也无所怨的言论，岂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更何况，在孔子这一夫子自道中，既显示了孔子学优得众的人生成就，也表现了孔子不被世俗理解犹能坚持真理、积极用世的高贵品格，因而将其置于全书之首用来引领人们去阅读《论语》，体会夫子之美，难道不是再合适不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