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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于2012年12月7日结束的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在延期一天之后戏剧性地落下帷幕。从决议内容看，多哈大会成果有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依然僵持，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及俄罗斯已明确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美国拒绝对气候友好技术转让问题展开谈判，成为“最牛钉子户”。在这样一场历时近半个月的艰苦谈判中，中国追求的目标何在？世界各国表现如何？本刊特派记者在大会现场专访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
中国应该做更多？
解振华告诉记者，这次会议主要还是要求发达国家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规定的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的承诺。
解振华从1982年就开始从事环保工作，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有着深入的看法：“今天，全世界面临着越来越多极端气候的挑战，发展中国家遭受的危害更大。气候变化迫切需要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减缓，一是适应。二者互相关联。如果加大减缓气候变化的力度，适应气候变化的压力就会减轻。而如果大幅增加排放量，气候变暖的速度就会加快。”
不少多年从事气候报道的国外记者都对解振华印象深刻，因为2011年在南非召开的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解振华的即席发言激烈而强硬，他明确批评西方国家拒不履行已有承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2012年已经是他第四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气候大会。解振华再次向记者重申中国立场：“中国所坚持的，是在《公约》和《议定书》的框架下，既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减排，又让它们落实承诺，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能力。而某些发达国家以经济‘困难’为借口，拒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不愿意出钱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些发达国家想通过气候变化问题来制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在解振华看来，要求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大幅减排是不现实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明显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5000美元，正在向工业化、城市化过渡。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四万至五万美元，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根据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排放量会增加，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排放量会下降。中国正处在曲线的上升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处在曲线的下降阶段。”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是自身发展的需要，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中国坚持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每次在世界气候大会上，解振华的努力目标之一，就是“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尊重中国的国情，允许中国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比如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植树造林、增加碳汇等，效果明显。“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减排量都没有中国大，但它们希望中国做得更多。”说到这里，解振华有些无奈。
寻找各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点
在来多哈之前，解振华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次艰苦的谈判。每年气候谈判有很多次，各国都很清楚彼此的诉求、要求和底牌。已有的《公约》和《议定书》是基础，“巴厘行动计划”、“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德班决定”是基石，所有国家必须在现有的轨道上进行谈判，同时根据新情况与时俱进地做出一些新决定。
多边机制、气候变化谈判最终要追求什么样的结果？解振华认为，“在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各国的利益，找到各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点。这是关键所在。”
解振华比较认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的作用，“从潘基文秘书长在开幕式的讲话和他与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的对话，都可以看到，他对会议的预期与基础四国、特别是中国是一致的。他也希望完成《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发达国家切实履行相应的义务；在《公约》框架下，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其他要素均有所发展，而且所有工作组要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启德班平台的谈判。”
对于欧盟、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多哈气候变化会议上的表现，解振华的看法是，欧盟在气候变化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一直起着推动作用。欧盟完成了《公约》、《议定书》中提出的一些任务，但距离实际能力和潜力还有较大差距。
“美国或者说‘伞形集团’在气候变化谈判的多边机制无所作为或者作为不大。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它们在国内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
解振华告诉记者：“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它们很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但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和摆脱贫困。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和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既提高适应能力，又积极减缓气候变化。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迫切问题是得到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应该允许它们优先发展，同时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在这位63岁的老环保人眼里，“以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中国自觉的追求，因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再走发达国家历史上错误的老路。”
中国应该做更多？
解振华告诉记者，这次会议主要还是要求发达国家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规定的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的承诺。
解振华从1982年就开始从事环保工作，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有着深入的看法：“今天，全世界面临着越来越多极端气候的挑战，发展中国家遭受的危害更大。气候变化迫切需要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减缓，一是适应。二者互相关联。如果加大减缓气候变化的力度，适应气候变化的压力就会减轻。而如果大幅增加排放量，气候变暖的速度就会加快。”
不少多年从事气候报道的国外记者都对解振华印象深刻，因为2011年在南非召开的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解振华的即席发言激烈而强硬，他明确批评西方国家拒不履行已有承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2012年已经是他第四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气候大会。解振华再次向记者重申中国立场：“中国所坚持的，是在《公约》和《议定书》的框架下，既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减排，又让它们落实承诺，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能力。而某些发达国家以经济‘困难’为借口，拒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不愿意出钱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些发达国家想通过气候变化问题来制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在解振华看来，要求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大幅减排是不现实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明显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5000美元，正在向工业化、城市化过渡。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四万至五万美元，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根据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排放量会增加，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排放量会下降。中国正处在曲线的上升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处在曲线的下降阶段。”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是自身发展的需要，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中国坚持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每次在世界气候大会上，解振华的努力目标之一，就是“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尊重中国的国情，允许中国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比如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植树造林、增加碳汇等，效果明显。“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减排量都没有中国大，但它们希望中国做得更多。”说到这里，解振华有些无奈。
寻找各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点
在来多哈之前，解振华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次艰苦的谈判。每年气候谈判有很多次，各国都很清楚彼此的诉求、要求和底牌。已有的《公约》和《议定书》是基础，“巴厘行动计划”、“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德班决定”是基石，所有国家必须在现有的轨道上进行谈判，同时根据新情况与时俱进地做出一些新决定。
多边机制、气候变化谈判最终要追求什么样的结果？解振华认为，“在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各国的利益，找到各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点。这是关键所在。”
解振华比较认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的作用，“从潘基文秘书长在开幕式的讲话和他与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的对话，都可以看到，他对会议的预期与基础四国、特别是中国是一致的。他也希望完成《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发达国家切实履行相应的义务；在《公约》框架下，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其他要素均有所发展，而且所有工作组要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启德班平台的谈判。”
对于欧盟、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多哈气候变化会议上的表现，解振华的看法是，欧盟在气候变化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一直起着推动作用。欧盟完成了《公约》、《议定书》中提出的一些任务，但距离实际能力和潜力还有较大差距。
“美国或者说‘伞形集团’在气候变化谈判的多边机制无所作为或者作为不大。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它们在国内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
解振华告诉记者：“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它们很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但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和摆脱贫困。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和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既提高适应能力，又积极减缓气候变化。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迫切问题是得到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应该允许它们优先发展，同时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在这位63岁的老环保人眼里，“以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中国自觉的追求，因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再走发达国家历史上错误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