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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界有个‘普利策奖’”。
在2016年的“最佳环境报道奖”颁奖之前，一条微信在环保领域的朋友圈“刷屏”。中外对话运营副主编马天杰表示：“能够成为环境报道领域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奖项，支持更多的环境报道者负重前行，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最佳环境报道奖”由环保网站中外对话发起并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和新浪新闻中心合办，旨在鼓励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专业、深入报道的个人与团队，推动全民关注环境保护，寻求解决方案。活动得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资助。
从2010年开始举办以来，“最佳环境报道奖”已连续颁发七届。共有来自全国各大媒体和机构的123人次及团队获得奖项鼓励。在这些获奖作品中，2012年财新《新世纪》周刊的“镉米杀机”、2013年《财经》杂志的“毒地潜伏”和2014年《中国青年报》的“污灌地下水”等报道均为当年标志性的环境报道。该评选已成为中国环境报道领域的风向标。
奖项设立之初正值中国环境问题凸显的当口。当时，众多在中国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机构都在寻找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发力点”和“突破口”。2012年，时任SEE基金会副秘书长的高天在“最佳环境报道奖”的颁奖现场表示要“力推中国形成环境公益生态系统”。而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环境报道者，无论是来自专业媒体机构的记者还是来自民间的自媒体人，都是促进环境问题得到披露并受到各方关注的关键一环。“最佳环境报道奖”也正是以此为着力点。
谈及设立该奖项的初衷，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前总编、奖项的创办人刘鉴强表示：“2010年起我们筹办这个‘报道奖’，当初只是想做个小小的实验。我本人作为一个环境记者，深深地感觉到环境记者在任何的团体和社会当中都是弱势的。在整个新闻界，在所有的新闻中，按照重视程度也是弱势的。在媒体内部，环境记者也是边缘的，因为往往不能带来收益、广告和收视率。因此环境记者很穷。我们想要设立一个奖项，让环境记者得到大家的承认。我觉得我们坚持下来并且做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发心好。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鼓励记者，为了环境保护，目的只有这个，没有其它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做就做得很纯粹。”
中国环保领域，尤其是民间环保领域对于优秀环境报道的巨大需求，也是催生“最佳环境报道奖”的因素之一。“我觉得媒体对于民间组织关注的问题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比如说在信息公开、环境影响评价、过去多年水坝建设等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如果没有环境记者参与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或许会倒退5年，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所以首先我觉得媒体的贡献和帮助真的是特别大。”2010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总干事李波在第一届“最佳环境报道奖”的颁奖典礼上如是说。对此，一位供职于公益资助机构并长期观察中国环保领域的人士也表示认可：“我们发现很多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其实可以给NGO做镜子，很多NGO是可以向环境媒体记者学习的。主要应该学习两个方面：第一是深度报道的媒体记者的前瞻性，第二是专业化的报道。这样的专业能力是NGO需要的。‘最佳环境报道奖’能够把优秀的中国环境媒体记者聚起来，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提起“最佳环境报道奖”从2010年以来的七年历程，刘鉴强不无感慨：“其实在最开始我们要做这个报道奖的时候没想到能持续这么多年，在中国做事情很难长久，一做就能做5年或者10年的很少。当你想做一点好事的时候，很多往往做一次就拉倒了。因此能把奖项长久坚持下来，我自己也非常欣慰。”
2010年，“最佳环境报道奖”团队以仅有的5万元预算起步，颁发了第一批奖项。当时获奖的记者包括《南方周末》记者孟登科（作品《专家、说客还是商人？垃圾“主烧派”，你为谁做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陆振华（作品《“陆上三峡”之问：酒泉1200亿风电投资调查》）和《南方都市报》记者杨传敏（作品《悬在三峡头顶的化工巨头们》）。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你是一个从南方报业出来的人，第一届大奖全都发给南方报业的记者是不是你有一点儿什么倾向？我说没办法，水平高，只能发给他们，一切以专业水准说了算！”刘鉴强说。
2012年，在英国《卫报》资深环境记者Jonathan Watts的建议下，评选开始增设“年度最佳记者”奖项，用以鼓励持之以恒地产出高质量环境报道的记者，并设最高奖金两万元。《南方周末》记者冯洁凭借2011年的《渤海溢油系列报道》等一系列出色的作品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环境记者。
同年，“最佳环境报道奖”评选还增设了“最佳公民记者奖”。 刘鉴强表示，“因为我们发现2011年微博上有自媒体和公民记者对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不是一个小现象，而是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设了这个奖项，目的不是鼓励几个人，而是鼓励这个现象。我们的环境保护是全民参与，而不是几个记者，几家媒体的事。”
2013年，在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陈婉莹教授的建议下，又增设了“年度最佳青年记者奖”，该奖项专门用来鼓励入行不到三年的年轻记者。2014年，获得当年“年度最佳青年记者奖”的汪韬直言：“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是需要有这样一些职业的荣耀感。哪怕薪酬不高，但是可以引领你在这个领域一直走下去。”
刘鉴强透露，设立“年度最佳青年记者”奖项同时还有评奖专业性方面的考虑。为了秉持“一切以专业水准说了算”的原则，评委会以稿件质量作为评奖的唯一准绳，不在获奖者或机构之间“搞平衡”。但为了避免奖项长期只颁发给资深记者，因此增设特别奖项以鼓励青年记者的发展。 七年来，为了保证评奖专业性，“最佳环境报道奖”在评委的构成中既包括资深媒体人，如新浪网副总编周晓鹏、英国《卫报》驻亚洲记者华衷，也包括传媒业研究者如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陈婉莹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教授，更包括环境领域的专家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及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评委在评选参选作品时，对于作品的社会影响、应急反应和突破能力、采写难度和探讨深度，以及作品所体现的专业性和新闻伦理等方面进行评判。
今年的评选吸引了来自《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新华社、腾讯财经、中央电视台等40余家不同类型的媒体和个人的作品参赛，作品主题涵盖2015年中国环境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与议题，包括天津爆炸事故、临沂治霾争议、雾霾治理资金、土壤污染等公众密切关注并影响中国环境治理进程走向的议题。多篇作品曾引发中央高层批示或带动社会热议，在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起到了关键性的积极作用。
“当时我们摄影记者带着我到了油罐爆炸的旁边，看见消防员在救火，当时心里面也会想这个油罐万一再次发生爆炸怎么办？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去，因为我们做的是新闻这个行业，就像消防员一样，不可能说我不去。可能当时心理也想着，我是一个记者，我的职业就是要去现场。”在2016年第七届“最佳环境报道奖”颁奖现场，《新京报》记者涂重航回忆起他报道大连油罐爆炸事故时的心路历程，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马天杰表示：“在这个奖项的七年历程当中，我发现有很多这个行业里面的新人、新兵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成长为行业的骨干，甚至中坚力量。‘最佳环境报道奖’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也是这个奖项的价值所在。”
曾经的获奖者道出了他们眼里这一奖项的价值。《第一财经日报》的资深记者章轲是“最佳环境报道奖”的多次获奖者。他认为“对我们这些跑环境新闻的记者来说，每年中外对话颁发的‘环境报道奖’，既是一个期待，更是一个鞭策，促使你在采写每一个重大环境新闻时，都要用这一奖项的标准去对标。”前《南方周末》记者冯洁也认为：“这一奖项除了鼓励记者以外，还可以让环境报道记者共享对环境报道选题的判断和理解。每年的奖项可以反映出当年最主要的环境问题并介绍同行的优秀经验。”在2014年的颁奖仪式上，时任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的龙志甚至断言：“中外对话打开了一扇窗。直到今天，中外对话的‘最佳环境报道奖’，可能是中国环境报道领域里面最大的荣誉。”
除了对环境报道本身的推动，这一奖项的影响也超越了新闻与报道本身。每年的“最佳环境报道奖”已成为了解中国主要环境问题及其趋势的风向标，很多环保领域的研究机构、智库和民间组织从业者已将该奖项的年度评选作为了解领域内动态和行业发展的窗口。
在2016年的“最佳环境报道奖”颁奖之前，一条微信在环保领域的朋友圈“刷屏”。中外对话运营副主编马天杰表示：“能够成为环境报道领域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奖项，支持更多的环境报道者负重前行，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最佳环境报道奖”由环保网站中外对话发起并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和新浪新闻中心合办，旨在鼓励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专业、深入报道的个人与团队，推动全民关注环境保护，寻求解决方案。活动得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资助。
从2010年开始举办以来，“最佳环境报道奖”已连续颁发七届。共有来自全国各大媒体和机构的123人次及团队获得奖项鼓励。在这些获奖作品中，2012年财新《新世纪》周刊的“镉米杀机”、2013年《财经》杂志的“毒地潜伏”和2014年《中国青年报》的“污灌地下水”等报道均为当年标志性的环境报道。该评选已成为中国环境报道领域的风向标。
奖项设立之初正值中国环境问题凸显的当口。当时，众多在中国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机构都在寻找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发力点”和“突破口”。2012年，时任SEE基金会副秘书长的高天在“最佳环境报道奖”的颁奖现场表示要“力推中国形成环境公益生态系统”。而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环境报道者，无论是来自专业媒体机构的记者还是来自民间的自媒体人，都是促进环境问题得到披露并受到各方关注的关键一环。“最佳环境报道奖”也正是以此为着力点。
谈及设立该奖项的初衷，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前总编、奖项的创办人刘鉴强表示：“2010年起我们筹办这个‘报道奖’，当初只是想做个小小的实验。我本人作为一个环境记者，深深地感觉到环境记者在任何的团体和社会当中都是弱势的。在整个新闻界，在所有的新闻中，按照重视程度也是弱势的。在媒体内部，环境记者也是边缘的，因为往往不能带来收益、广告和收视率。因此环境记者很穷。我们想要设立一个奖项，让环境记者得到大家的承认。我觉得我们坚持下来并且做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发心好。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鼓励记者，为了环境保护，目的只有这个，没有其它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做就做得很纯粹。”
中国环保领域，尤其是民间环保领域对于优秀环境报道的巨大需求，也是催生“最佳环境报道奖”的因素之一。“我觉得媒体对于民间组织关注的问题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比如说在信息公开、环境影响评价、过去多年水坝建设等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如果没有环境记者参与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或许会倒退5年，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所以首先我觉得媒体的贡献和帮助真的是特别大。”2010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总干事李波在第一届“最佳环境报道奖”的颁奖典礼上如是说。对此，一位供职于公益资助机构并长期观察中国环保领域的人士也表示认可：“我们发现很多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其实可以给NGO做镜子，很多NGO是可以向环境媒体记者学习的。主要应该学习两个方面：第一是深度报道的媒体记者的前瞻性，第二是专业化的报道。这样的专业能力是NGO需要的。‘最佳环境报道奖’能够把优秀的中国环境媒体记者聚起来，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提起“最佳环境报道奖”从2010年以来的七年历程，刘鉴强不无感慨：“其实在最开始我们要做这个报道奖的时候没想到能持续这么多年，在中国做事情很难长久，一做就能做5年或者10年的很少。当你想做一点好事的时候，很多往往做一次就拉倒了。因此能把奖项长久坚持下来，我自己也非常欣慰。”
2010年，“最佳环境报道奖”团队以仅有的5万元预算起步，颁发了第一批奖项。当时获奖的记者包括《南方周末》记者孟登科（作品《专家、说客还是商人？垃圾“主烧派”，你为谁做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陆振华（作品《“陆上三峡”之问：酒泉1200亿风电投资调查》）和《南方都市报》记者杨传敏（作品《悬在三峡头顶的化工巨头们》）。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你是一个从南方报业出来的人，第一届大奖全都发给南方报业的记者是不是你有一点儿什么倾向？我说没办法，水平高，只能发给他们，一切以专业水准说了算！”刘鉴强说。
2012年，在英国《卫报》资深环境记者Jonathan Watts的建议下，评选开始增设“年度最佳记者”奖项，用以鼓励持之以恒地产出高质量环境报道的记者，并设最高奖金两万元。《南方周末》记者冯洁凭借2011年的《渤海溢油系列报道》等一系列出色的作品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环境记者。
同年，“最佳环境报道奖”评选还增设了“最佳公民记者奖”。 刘鉴强表示，“因为我们发现2011年微博上有自媒体和公民记者对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不是一个小现象，而是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设了这个奖项，目的不是鼓励几个人，而是鼓励这个现象。我们的环境保护是全民参与，而不是几个记者，几家媒体的事。”
2013年，在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陈婉莹教授的建议下，又增设了“年度最佳青年记者奖”，该奖项专门用来鼓励入行不到三年的年轻记者。2014年，获得当年“年度最佳青年记者奖”的汪韬直言：“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是需要有这样一些职业的荣耀感。哪怕薪酬不高，但是可以引领你在这个领域一直走下去。”
刘鉴强透露，设立“年度最佳青年记者”奖项同时还有评奖专业性方面的考虑。为了秉持“一切以专业水准说了算”的原则，评委会以稿件质量作为评奖的唯一准绳，不在获奖者或机构之间“搞平衡”。但为了避免奖项长期只颁发给资深记者，因此增设特别奖项以鼓励青年记者的发展。 七年来，为了保证评奖专业性，“最佳环境报道奖”在评委的构成中既包括资深媒体人，如新浪网副总编周晓鹏、英国《卫报》驻亚洲记者华衷，也包括传媒业研究者如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陈婉莹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教授，更包括环境领域的专家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及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评委在评选参选作品时，对于作品的社会影响、应急反应和突破能力、采写难度和探讨深度，以及作品所体现的专业性和新闻伦理等方面进行评判。
今年的评选吸引了来自《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新华社、腾讯财经、中央电视台等40余家不同类型的媒体和个人的作品参赛，作品主题涵盖2015年中国环境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与议题，包括天津爆炸事故、临沂治霾争议、雾霾治理资金、土壤污染等公众密切关注并影响中国环境治理进程走向的议题。多篇作品曾引发中央高层批示或带动社会热议，在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起到了关键性的积极作用。
“当时我们摄影记者带着我到了油罐爆炸的旁边，看见消防员在救火，当时心里面也会想这个油罐万一再次发生爆炸怎么办？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去，因为我们做的是新闻这个行业，就像消防员一样，不可能说我不去。可能当时心理也想着，我是一个记者，我的职业就是要去现场。”在2016年第七届“最佳环境报道奖”颁奖现场，《新京报》记者涂重航回忆起他报道大连油罐爆炸事故时的心路历程，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马天杰表示：“在这个奖项的七年历程当中，我发现有很多这个行业里面的新人、新兵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成长为行业的骨干，甚至中坚力量。‘最佳环境报道奖’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也是这个奖项的价值所在。”
曾经的获奖者道出了他们眼里这一奖项的价值。《第一财经日报》的资深记者章轲是“最佳环境报道奖”的多次获奖者。他认为“对我们这些跑环境新闻的记者来说，每年中外对话颁发的‘环境报道奖’，既是一个期待，更是一个鞭策，促使你在采写每一个重大环境新闻时，都要用这一奖项的标准去对标。”前《南方周末》记者冯洁也认为：“这一奖项除了鼓励记者以外，还可以让环境报道记者共享对环境报道选题的判断和理解。每年的奖项可以反映出当年最主要的环境问题并介绍同行的优秀经验。”在2014年的颁奖仪式上，时任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的龙志甚至断言：“中外对话打开了一扇窗。直到今天，中外对话的‘最佳环境报道奖’，可能是中国环境报道领域里面最大的荣誉。”
除了对环境报道本身的推动，这一奖项的影响也超越了新闻与报道本身。每年的“最佳环境报道奖”已成为了解中国主要环境问题及其趋势的风向标，很多环保领域的研究机构、智库和民间组织从业者已将该奖项的年度评选作为了解领域内动态和行业发展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