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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接到任何采访，有一则消息却不胫而走，煞为火爆，就是：我的新作《风语》有书商出五百万天价我不给。事情有令人蹊跷的一面，凭什么我“见钱不眼红”？媒体迅速作出种种精确又狂热的猜测，“虚假说”，“作秀说”，“炒作说”，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我可以负责地说，事情是真的，确有北京某书商从2011年中秋至2012年元宵，曾三赴杭州，登门要我书稿，报价从三百万起，来一次涨一次，涨到五百万。为什么涨？因为我不给。五百万我仍然不应。是我耍大牌？不是—我不是个摆谱的人。是我视金钱为粪土？也不是—我没那么高境界。那我为何不给？很简单，稿子还没写完，对方还没有看过。只字没有看过，凭什么给我如此殊荣？至少，我想他们不是看重我作品，而是名声。我是作家，又不是明星，我希望你重视我的作品，而不是名声。问题就在这里：冲着我名字来的，不是作品本身。这种天价不让我有荣幸感。如果你看过稿子给我个好价，哪怕是别有用心的，我也会乐陶陶的。我不是什么圣人，也不傻，一般人有的虚荣心和聪明劲都有。
我要发点小牢骚，我以为，文学的艰辛和孤独确实令人沮丧，而当中有一半缘故来自文坛本身。当今文坛之平庸、弱智昭然若揭，体现在出版上，就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作家要出书太难。出版不以质量论，而是论名气、论话题、论市场、论人气。十年前，我磨蹭了十一年的心血之作《解密》四面碰壁、屡遭退稿，今天我还在想象中的文字已经有一拨拨人等着盼着抢着出版。甚至—去年，有人从成都给我打来电话，指责我的新书《暗伤》装帧恶劣，封面恶俗。我可以幽默一下：《暗伤》非我所著，而是一个和我同名同姓人士之作。我的名字没有注册，法律允许同名同姓。
其实，在我看来，麦家的作品这些年是越写越差，之所以出版者给他如此高“待遇和荣誉”，只因这些年他运气好，阴差阳错，博了一些虚名而已。虚名比作品重要，虚名可以为一堆垃圾文字砍掉一片森林（名人之作当然要用上佳的纸张出版，据说好的纸都是用原木打成浆制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大量优秀作品只能锁在抽屉里，或者在网上晒晒。文学的艰辛和孤独令人沮丧，文坛和出版界之平庸、弱智其实更令人沮丧。
我一直在想，中国作家成名后，要写出好作品的几率大概只剩余零点几了，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挑战和考验太多。我的名气只有一点点，但已深受其害，如果打开手机几乎每天都有陌生人给你打电话，请你参加这个那个活动，要你对这个那个社会现象发表见解。如果你拒绝，对方会振振有词地谴责你。记得成都有一位女记者是这样“教导”并指责我的：“自古以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向是中国文人的美德，你成了名当然要为他人谋利益，要善对他人，要乐于牺牲。”我以自己推想名气更大的作家，想必他们受到的类似的“教育”和谴责一定更多，牺牲也更全面—包括写出好作品的几率急剧下降。
我现在十分怀念十年前的那种写作状态，每天固定时间写，写得顺多写一点，写得不顺就停下来玩，读书；就像农民种地，天气好多干一点，刮风下雨了回家数芝麻去。东西写好了，放在抽屉里，反正没人要。放几个月后，兴致来了拿出来看看，孤芳自赏，发现问题改一改。问题太大，索性丢掉，重新写，反正本来就没人要。《解密》我写了十年，原因就在于反复写，彻底推翻写了三遍，局部修修改改至少有二十遍。我一直认为《解密》是我迄今写得最好的作品，放在当代文学中也是有说头的，至少它开拓了纯文学的一个新疆域，我也是靠它总算过了作品的出版关。但我不会忘记，《解密》的发表和出版有多坎坷，回想起来只觉得后怕，因为险象环生啊，累计两位数的退稿量叫人崩溃！幸亏后来时来运转，碰到了李师东、洪清波和周昌义三位识货的人，才守得云开见月明。
这就是我们的出版界，认人不认作品，除了作品好，还要运气好，像中彩票一样，要碰到伯乐。这些年，出版社为了一部名家的稿子，恶性竞争的事例时有发生，其实何必。我经常看到一些无名作者的好稿子，觉得好，推荐给出版社，他们总是不要，而宁愿要一个有名作家的烂稿，甚至是想象中的稿子。显然，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出版市场，恕我直言：它平庸至极，还有点弱智。
我可以负责地说，事情是真的，确有北京某书商从2011年中秋至2012年元宵，曾三赴杭州，登门要我书稿，报价从三百万起，来一次涨一次，涨到五百万。为什么涨？因为我不给。五百万我仍然不应。是我耍大牌？不是—我不是个摆谱的人。是我视金钱为粪土？也不是—我没那么高境界。那我为何不给？很简单，稿子还没写完，对方还没有看过。只字没有看过，凭什么给我如此殊荣？至少，我想他们不是看重我作品，而是名声。我是作家，又不是明星，我希望你重视我的作品，而不是名声。问题就在这里：冲着我名字来的，不是作品本身。这种天价不让我有荣幸感。如果你看过稿子给我个好价，哪怕是别有用心的，我也会乐陶陶的。我不是什么圣人，也不傻，一般人有的虚荣心和聪明劲都有。
我要发点小牢骚，我以为，文学的艰辛和孤独确实令人沮丧，而当中有一半缘故来自文坛本身。当今文坛之平庸、弱智昭然若揭，体现在出版上，就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作家要出书太难。出版不以质量论，而是论名气、论话题、论市场、论人气。十年前，我磨蹭了十一年的心血之作《解密》四面碰壁、屡遭退稿，今天我还在想象中的文字已经有一拨拨人等着盼着抢着出版。甚至—去年，有人从成都给我打来电话，指责我的新书《暗伤》装帧恶劣，封面恶俗。我可以幽默一下：《暗伤》非我所著，而是一个和我同名同姓人士之作。我的名字没有注册，法律允许同名同姓。
其实，在我看来，麦家的作品这些年是越写越差，之所以出版者给他如此高“待遇和荣誉”，只因这些年他运气好，阴差阳错，博了一些虚名而已。虚名比作品重要，虚名可以为一堆垃圾文字砍掉一片森林（名人之作当然要用上佳的纸张出版，据说好的纸都是用原木打成浆制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大量优秀作品只能锁在抽屉里，或者在网上晒晒。文学的艰辛和孤独令人沮丧，文坛和出版界之平庸、弱智其实更令人沮丧。
我一直在想，中国作家成名后，要写出好作品的几率大概只剩余零点几了，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挑战和考验太多。我的名气只有一点点，但已深受其害，如果打开手机几乎每天都有陌生人给你打电话，请你参加这个那个活动，要你对这个那个社会现象发表见解。如果你拒绝，对方会振振有词地谴责你。记得成都有一位女记者是这样“教导”并指责我的：“自古以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向是中国文人的美德，你成了名当然要为他人谋利益，要善对他人，要乐于牺牲。”我以自己推想名气更大的作家，想必他们受到的类似的“教育”和谴责一定更多，牺牲也更全面—包括写出好作品的几率急剧下降。
我现在十分怀念十年前的那种写作状态，每天固定时间写，写得顺多写一点，写得不顺就停下来玩，读书；就像农民种地，天气好多干一点，刮风下雨了回家数芝麻去。东西写好了，放在抽屉里，反正没人要。放几个月后，兴致来了拿出来看看，孤芳自赏，发现问题改一改。问题太大，索性丢掉，重新写，反正本来就没人要。《解密》我写了十年，原因就在于反复写，彻底推翻写了三遍，局部修修改改至少有二十遍。我一直认为《解密》是我迄今写得最好的作品，放在当代文学中也是有说头的，至少它开拓了纯文学的一个新疆域，我也是靠它总算过了作品的出版关。但我不会忘记，《解密》的发表和出版有多坎坷，回想起来只觉得后怕，因为险象环生啊，累计两位数的退稿量叫人崩溃！幸亏后来时来运转，碰到了李师东、洪清波和周昌义三位识货的人，才守得云开见月明。
这就是我们的出版界，认人不认作品，除了作品好，还要运气好，像中彩票一样，要碰到伯乐。这些年，出版社为了一部名家的稿子，恶性竞争的事例时有发生，其实何必。我经常看到一些无名作者的好稿子，觉得好，推荐给出版社，他们总是不要，而宁愿要一个有名作家的烂稿，甚至是想象中的稿子。显然，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出版市场，恕我直言：它平庸至极，还有点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