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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情景下游客和东道主的主客关系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东道主内部族群之间的交往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导致目的地东道主内部族群多样化，文章以阳朔东道主为研究对象，以Barth的边界理论为指导，通过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东道主内部族群及其边界进行探讨，旨在拓展Barth边界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反思目前以东道主同质性为前提的主客关系研究。研究发现，东道主内部各群体间存在边界，其产生和维持的原因主要包括流动性、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和旅游业态系统。
[关键词]族群边界理论；东道主；流动性；文化差异；阳朔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06-0102-09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06.010
引言
Smith主编的（Hosts andguests：The Anthropologyof Tourism》（《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自1987年出版以来便被赋予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为旅游目的地东道主和游客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国内外对主客关系的旅游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旅游目的地的主客关系与非惯常行为研究、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成为旅游研究中的3大领域。全球化背景下，流动性（mobility）被认为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现代社会的任何物质和关系都是容易变动而非持久存在的。基于流动性的视角，有学者认为旅游的东道主和游客间的边界已模糊，如旅游城市的退休移民、参与旅游经营的外来人和旅游企业中的散工和志愿者。全球流动性为目的地带来了游客、资金和外来文化等一系列引起目的地社会变化的因素。这些退休移民、外来的旅游企业经营者和员工虽然外在身份都是东道主（host），但流动性是否能消解他们之间的边界依然存在疑问。因此，在旅游目的地发展过程中，东道主不再是一个同质的主体，其内部存在不同的子群体。东道主内部的不同子群体是否存在社会边界？社会边界又是如何产生并维系的？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全球化使众多旅游目的地纳入到国际化进程中。阳朔是中国著名的国际旅游目的地，也是中国第一批对国外入境游客开放的目的地之一。1973年对外宾开放后，阳朔每年都有大量的入境游客到来，逐渐成为西方背包客的大本营。大量入境游客在阳朔进行旅游活动，使得阳朔的国际氛围日渐浓厚。阳朔西街被认为是“地球村”和“洋人街”，也被誉为中国最大的“英语角”。不同国家的入境游客聚集于此，相互交流，外语娴熟的本地居民为入境游客提供周到的服务，不少曾在阳朔旅游的入境旅游者选择在阳朔定居。与此同时，在阳朔旅游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很多本地居民将房屋租给外来者经营。根据不同的族群性，目前阳朔的东道主社区内主要存在3种不同的子群体，分别为阳朔土生土长的居民、从中国其他地方到阳朔生活的人和居住在阳朔的外国人。根据Smith的主客关系理论框架，他们三者都应属于阳朔的东道主（hosts），因为他们都居住在目的地，并多数从事与游客接触的工作，是与游客身份相对立的群体。然而，作为阳朔的东道主，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否一致？他们对于自我的定位和对客人（guests）的看法又是否一致？这是本文思考的逻辑起点。
以往的主客关系研究都将东道主作为一个同质的主体，缺乏对东道主的内部主体和结构进行探讨。在阳朔这类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的主体是多元的，多元的主体是否具有不同的身份认同？东道主内部是否也存在群体的边界以区分“自我”与“他者”？如果东道主内部各个主体之间存在边界，那么主体之间的边界又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1 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
1.1 理论背景
1.1.1 旅游目的地的主客关系研究
目前，旅游的主客交往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主要以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凝视理论、舞台真实理论和情感一致性理论等理论为指导。一般的主客关系研究多将东道主作为单元主体，对其多元性讨论相对缺乏。虽然对长期居住目的地群体的研究逐渐增加，如“驻客”、旅游移民、移民劳工、志愿者（volunteer）等，但这些研究并未厘清东道主主体内部各群体的相互关系。通常旅游活动出现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若将旅游目的地的东道主视为一个同质群体，旅游现象则不能被准确地了解和分析。
本文借鉴Barth的族群与边界理论，对以往被忽视的目的地东道主的多元性展开探讨，尝试理解多元的东道主中各群体的边界所在和边界维持的原因。
1.1.2 族群边界理论
人类学研究中，对族群文化的描述是族群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有学者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识别族群，认为族群在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而主观上有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别。但Barth认为这种理想类型的定义只能描述一个族群的特征，并不能理解这个族群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一个族群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不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而是在自身文化价值观指导下，通过选择或者借用等方式来适应其生存环境。因此，了解族群的产生和维持的过程，即了解在历史发展中族群成员和他者的边界，有助于了解整个族群在人类社会和文明中的地位。
在Barth族群边界理论中，族群边界并不是地理边界，而是社会边界，它是一种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社会产物。因此，族群成员的认同边界可能会受到时间、地点、利益和价值等方面的影响。族群边界的作用在于对持有不同价值观人群的相互交往起到组织和规范的作用，而不是阻碍人们的交往互动。他认为社会互动是维持族群边界的重要因素，族际交往并不会导致族群文化的涵化和改变。有学者认为建立社会系统的基础是社会互动及其相互承认，文化差异以族群的方式组织起来，个体通过认同和排斥异己的方式使价值差异存在，促使社会互动得以持续。因此，即使在流动性强的现代社会中，族群的特征也不会因为人员流动或者相互交流而产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持久和稳定的社会关系会使得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得到保持。 国内族群研究中有学者应用Barth的族群理论研究不同族群间的交往和族群成员的认同问题。在中国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多数研究指出国内有些多民族杂居的族群边界趋于模糊，其原因是族际互动增强和“族际共同语”的产生。例如族际间的教育活动造成的文化差异缩小和价值观的趋同。但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认为族群的边界难以模糊，即使边界两端的民族通婚，民族边界依然清晰。还有学者指出，族群边界也可能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得到重构，例如国家民族政策等。
Barth的理论在人类学中也受到一些挑战和质疑。有学者批评边界理论忽略了族群在交往中产生的冲突以及“集体”与“群体”之间的区别。这两点问题在旅游目的地东道主内部群体研究中暂未出现。首先，旅游目的地多元化主体未涉及阶层间的关系，在一些旅游目的地产生的冲突多数为利益冲突而非阶层冲突。其次，本文主要是借用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来理解东道主内部多元主体的内容和边界，并非族群概念的泛化。本文通过研究东道主群体中各子群体如何维护群体边界，进一步拓展主客关系理论在目的地复杂社会的应用性。
在本文中，“群体”和“族群”是具有不同的内涵的。群体是更广泛的概念，它包含了目的地社会里的所有人群，即目的地东道主整个群体。但“族群”是比“群体次一级的概念，指代目的地东道主整个社会中具有不同族群性的子群体，具体是指在阳朔生活的外国人、本地人和外来中国人3个族群。
1.2 研究过程和方法
笔者对阳朔的研究和关注始于2002年初，针对本问题的研究进行了3次实地调查。第一次调查时间为2013年4月，共计10天，主要了解阳朔县的旅游发展基本情况。第2次和第3次时间为2014年4月和7月，调查时间分别为30天和9天，主要调查在阳朔生活的不同族群的情况。3次实地调查共计49天，期间主要运用了观察法和访谈法搜集资料和信息，作者之一曾以志愿者身份在英语教育机构、户外运动公司和酒吧工作，与不同群体的人共同工作，获得更多的可进人性。参与式观察能了解当地东道主各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交网络。观察结果以田野日记形式记录。
访谈中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无结构访谈。访谈语言为普通话和英语，选择被访者更容易表达的语言作为访谈语言，共计访谈46人。主要访谈对象是阳朔的常住居民和在阳朔居住的外来者，后者选择在阳朔居住3个月以上、具有相对稳定职业、来自其他省份和国外的人。受访阳朔居民共8人，主要是从事酒店经营、农家乐经营、西街店铺经营的业主和旅游相关的英语教师、公务员。在阳朔生活的外来工作者共计38人，中国文化背景的受访者22人（广西以外的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和外籍华裔），外国文化背景的受访者为16人（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受访的外来者主要从事旅游相关产业和英语教育工作。受访人信息采用匿名编号方法进行资料整理，其中本地居民编号为L，外来居住者中的中国人编号为C，外国人为F。
对居民的访谈主要围绕其在阳朔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交往圈子、生活态度以及对阳朔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展开。对外来者主要在以上内容基础上了解其选择在阳朔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在阳朔的生活模式及其对阳朔目前快速发展旅游的态度。
综合观察所得的田野笔记和访谈法整理誊写的录音资料，本文采取质性研究的归纳方法对原始材料进行归纳并提出观点。
2 阳朔旅游发展及东道主主体多元化趋势
2.1 阳朔目的地发展情况
阳朔这个常住人口约30万的旅游目的地，其东道主的主体日渐多元化。目前在阳朔居住生活的东道主来自全球各地，经历了起初本土居民为主、后来国外游客工作和安居、中国其他地方经营者涌入等阶段。
自1978年桂林成为第一批对国外开放的旅游城市，阳朔作为桂林山水的代表、漓江精华段的所在地，备受外国游客追捧。随着游客的到来，阳朔成为了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阳朔独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热情的本地居民让很多背包客驻足停留。大量外国背包客在西街的咖啡馆和酒吧聚集，英语娴熟的本地居民与他们侃侃而谈，阳朔西街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地球村”和“英语角”。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外国游客选择在阳朔工作、生活和定居，跨国婚姻现象日益凸显。西街“地球村”名声远扬，成为游客向往的独特地方。尤其2003年“非典”以后，阳朔的国内游客迅速增加，东道主主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2.2 阳朔东道主内部族群的边界及表征
阳朔东道主内部的亚文化群体之间的社会边界明显，群体之间通过身份认同得以区分。对于本地居民来说，他们认为无论在中国生活多少年，外国人始终和自己是不一样的。而在阳朔生活的外国人认为，“Chinese like noisy stuff，which we don’t（中国人喜欢热闹的东西，但我们不喜欢）。——F02”。（F02是英国人，2009年以背包客身份在阳朔逗留。一年后返回阳朔居住，主要为阳朔小企业建设网站维生。）事实上，无论来自中国其他地方还是外国，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身份与对方不一样，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Barth的边界理论认为，外貌、服饰、语言等族群特征是族群边界的表征。表征具有多样性，是不同族群间边界表达的一种形式。在一个流动性强的开放社区中，本土的文化表征因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呈现出趋同性。例如：服饰上，在阳朔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衣着上并没有差异；语言上，许多在阳朔生活的中国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阳朔生活的一些外国人也能说中文或者本地的桂柳话。这些文化的表征已难以被区分，但表征相似并不代表其文化上已同化。根据族群性差异，下文将目前在阳朔居住的群体分为3个子群体，分别为“阳朔生活的外国人”、“本地人”和“外来中国人”，并从生活经营的空间、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社交网络4个方面辨析这些族群间的边界表征。
2.2.1 经营空间边界差异明显 多数阳朔东道主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经营项目，经营项目的空间分布能反映出不同群体经营理念存在差别。中国文化背景的本土和外来经营者，除依托祖屋做农家乐生意的本土居民外，都比较喜欢在人流密集的西街及西街附近经营，而外国文化背景的经营者一般选择在远离西街的一些较为安静的街区经营。
西街的经营者主要依靠大量的国内消费者。越多游客前往西街，他们的生意越好。一位在西街经营小商品的外来者告诉笔者，“我们面向的主要是中国的游客，‘五一’、‘十一’黄金周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就最好。——C13”西街租金的上涨导致很多早期经营者都退出了西街经营，但在承租能力内，中国经营者更愿意在西街或其周边做生意。“虽然租金很贵，但是旺季时候这里一天晚上可以有上万的（营业额）。——L04”目前，依然不断有外地人涌入西街开店经营，多数以中国人为主。
在阳朔居住的外国人却多数选择远离西街的地方经营生意。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国人都喜欢相对安静、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一些早期曾在西街经营咖啡馆和酒吧的外国人表示，现在西街不如以前受西方游客的青睐。“西街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感觉。现在人很多，中国游客很多，外国人都不喜欢在西街。——F10”租金快速上升也让很多曾经以背包客为主要客源的咖啡店和酒吧都转到一些租金较为便宜的地方。尽管依然有一些外国人在西街附近经营，但经营点都以天台、地库和小巷子为主，客源主要是熟客而非大众游客。
外国居住者和中国居住者对于经营地点的选择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对环境和顾客类型的要求。外国居住者希望在安静的环境中经营，不喜欢嘈杂的地方，他们乐于接纳追求体验质量的顾客，不求接待数量。但中国居住者更偏好在热闹和游客密集的地点进行经营，依赖大量的游客以增加营业额，将生存和赚钱视为选择经营地点的首要条件。但西方文化背景的外来者更希望达致谋生需要和精神价值间的平衡。
2.2.2 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态度存在差异
在阳朔生活的不同子群体对工作和生活之间关系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的居住者更看重在阳朔的工作，抓紧时间经营生意和工作，将谋生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们认为应该“利用阳朔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优势，做一些与游客相关的生意赚钱”（L01～04，C12～14等）。即使是年纪较大的经营者，他们也坚持工作。L02是一位年近70的历村老妇人，她一边在家里的农家乐帮忙，一边还在接待间隙到312国道旁卖水并招揽客人到农家乐用餐。在旅游旺季，他们的工作强度很大，几乎没有休闲时间。
而外国居住者则较为享受在阳朔的休闲生活，注重工作之余的生活质量，并且控制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他们普遍认为，阳朔优美的风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进行休闲，休闲活动与工作保持平衡。阳朔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世界级的攀岩资源为外国居住者提供了充裕的休憩空间，不少人每周都到乡间骑行和进行攀岩等户外活动。在阳朔的旅游淡季，一些由外国人经营的家庭旅馆会停业，经营者会选择出国游玩或归国探亲。
2.2.3 对阳朔旅游发展的态度不同
居住在阳朔的中外文化群体对阳朔旅游发展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中国文化背景的经营者对阳朔旅游普遍持期待的态度，拥挤和嘈杂被认为是生意好的一种状态。“阳朔现在的问题我想是必然的，人多人少，只要有人想来做生意，这种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C12”可见，尽管中国经营者认为现在阳朔的发展并不健康，但是能从大量的游客中获取利润成为他们选择阳朔的主要原因。
外国居住者普遍认为阳朔旅游发展并没有朝健康的方向发展，目前阳朔的旅游现状不容乐观。他们觉得游客人数超过可承载的容量，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休闲文化已被破坏。地价上涨、物价上涨、环境破坏使外国居住者对大量国内游客到阳朔持不欢迎态度，甚至产生反感。“我觉得阳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里的感觉没有了……这里的人就关心一个事情，money，钱。——F10”有些在阳朔居住多年的外国人表示对阳朔的现状非常失望，有的表示不再推荐身边的亲友前来阳朔（F12），有的则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可能会搬离阳朔（F2）。有部分外国居住者认为旅游发展的不健康和政府管理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2.2.4 社会交往网络交织但分异明显
在阳朔生活的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交往圈子。根据笔者观察，交往圈的界限十分明显。除了工作上必须接触的人，在生活中每个群体都结成了自己的社交网络，很少有其他群体的成员进入。
外国居住访谈者的交往圈子主要以外国居留者为主，大多来自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因兴趣爱好和生活态度较为相似，从而形成自身的交往圈子。若他们是跨国婚姻的一方，那么他们的社交网络可能通过其配偶拓展到中国人的交往圈中。此外，通过学习和雇佣关系建立的中外交往关系也较为普遍，如F04和F06是C11太极学校的学生，F11、F03、F12、F13受雇于L08的英语学校。对于中国人来说，外来居住者和本地居民的交往也存在较大界限。外来居住者较为倾向于与自己相同身份的人结成社交网络。原因在于“同在异乡为异客”的认同感和经营上的相互帮助。他们的生活圈子较局限于相似的文化背景，即使有一些受访者在工作中常与外国人交流，但是他们未必能够成为朋友。本土居民自身有其血亲关系网络和朋友网络，其交往圈子内较少有外来居住者。
从表1看出，阳朔东道主中3个主要的子群体在经营空间、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对阳朔旅游发展的态度和社交网络等4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地居民和中国外来居住者在经营空间、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对阳朔目的地发展的态度方面表征较为相似，边界也较为模糊。而在交往圈子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边界较为清晰；本地居民、中国外来居住者和外国居住者在经营空间、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对阳朔旅游发展的态度等方面差异较大，边界十分明显。此外，部分外国居住者与本地居民（或中国外来居住者）的跨国婚姻，使得群体之间的社交网络交织在一起，边界趋于模糊。 3 群体边界维持的原因
对于社会生活相对封闭的族群，其语言、文化、服饰、节日、宗教信仰与实践、民族英雄、宗族与姓氏、饮食传统等常被认为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但在现代社会流动性的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中不同群体的社会边界并不是非常明显。通过对在阳朔居住的不同群体的经营空间、生活态度、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交友圈子的差异分析发现，中西文化内核差异、全球视野下的流动性和旅游业中的族群生态是产生和维持东道主内部各个群体边界的原因。
3.1 中西文化背景差异是产生和维持群体边界的主要因素
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新的移居地，勤劳致富一直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是华人的主流价值观。海外华人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通常与其勤劳节俭、家庭与宗亲等有关系。
在阳朔居住的中国本地人和外来经营者，都将谋取生计、勤劳致富作为主要的生活态度。他们喜欢在靠近西街主街及其附近经营，可以接受这些地方比较嘈杂和混乱，因为游客数量可提高其营业额。此外，他们对阳朔旅游目的地发展持有乐观态度，游客量的不断增长能对他们的经营项目和收入产生积极影响。对中国的外地经营者而言，阳朔是一个充满商机的旅游目的地，其经商环境是他们选择在阳朔居住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这里怎的做不下去，我们就可能转到另外的地方。——C12”若一旦阳朔经商环境变坏，本土居民可能会寻找其他的谋生途径，外来居住者则可能会离开阳朔。阳朔本土居民与外来经营者在身份认同上也存在一定差异。阳朔本地人以作为一个阳朔人而自豪，对家乡的旅游发展感到自豪。而外来经营者不会因定居于阳朔而认同自己为阳朔人，旅游发展对其而言是一种商业机会。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不同子文化也存在边界，因此阳朔本地人和外来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但是随着后福特时代的来临，工薪阶层在工作后有更多可分配的时间，这使欧美文化对休闲重新定义。西方人将休闲作为努力工作的奖赏，非常重视休闲活动。
前往阳朔的背包客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批背包客主要来自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从社会背景上看，这些国家已进入后工业时代，他们将休闲看作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不仅是为了积累财富，也是为亲近自然等提供条件。阳朔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一些喜欢乡村景色和户外运动的背包客。目前，在阳朔居住的许多外国人逗留于此的原因也是阳朔优越的自然条件。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白天进行乡间骑行或户外攀岩，晚上会在相熟的酒吧里聚会、聊天、喝啤酒。但晚上对于中国的居住者来说，是在西街做生意的良好时机。对自然的热爱，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平衡，这些核心的文化和价值观令阳朔的外国居住者和中国居住者有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和身份认同，从而产生群体之间的边界。
3.2 流动性推进交往的同时强化群体边界
流动的人、物和资金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文化的内核及其群体之间的边界。流动性使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事物不再是一成不变。Urry指出，人、思想、物质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旅游作为现代产业中的一部分，其流动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在流动性背景下，大量物品和人流动到旅游目的地，对当地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过往很多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的东道主文化会因外来游客而产生变化，但这些变化多为表层文化，例如服饰、语言等。与此观点相反，也有研究表明文化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短时间内不会因为这些流动的资金、物质、人及其文化的到来而轻易发生变化。阳朔的东道主群体是多元的，各个群体的文化不容易产生改变。以在阳朔居住多年的外国人为例，喜欢居住在郊野、乐于自然的生活态度依旧保持。外国居住者在工作上可能与中国游客产生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改变自身对休闲、对自然的态度。当个体以游客或者移民的身份流动到阳朔的时候，其自身文化会一同流动到阳朔，这种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产生改变。同时，与外界“他者”的交往反而使其认同更为强烈，从而维持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同样面对诸如阳朔旅游急速发展等状况时，不同群体因自身文化取向不同而使其反应并不一致。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本地居民和外地居住者，保持着中国传统勤劳致富的思想。这种文化内核使其与国外的居住者产生一定的文化距离，在群体层面上有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的区别，群体之间边界明显。在流动的背景下，文化的差异性使群体间对“自我”与“他者”的认同更加明显，而不是趋同化。
3.3 旅游产业生态维持群体边界
各个族群的边界维持可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进行分析。族群之间相互独立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保持了文化的生态平衡，具有各自擅长的领域，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各族群对资源的竞争相对较少，使得族群边界被维持并保持明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阳朔，其产业的生态系统也维持了东道主中各个群体的边界。例如，本地居民依靠自有房屋建筑和地方文化的资源优势，在阳朔旅游发展初期起支撑作用，吸引了大量外国旅游者驻足。外国旅游者的到来将阳朔的目的地形象推向国际，同时外国背包客本身也成为了阳朔的重要吸引力。大量游客进入阳朔，进而吸引国内人携带资金到阳朔做生意和居住。随着阳朔旅游的发展，本地居民（L）、外国居住者（F）和中国的居住者（C）处于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旅游业态平衡。根据文化生态理论，在相对平衡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族群间的边界是明确的。因此，在阳朔案例中，旅游业为东道主中各群体提供了相对平衡的文化及产业环境，使其在业内拥有各自的领域和位置，群体之间的边界也更为清晰。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不同族群之间的边界研究有助于理解各子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及相互交往的状况。本文运用Barth的边界理论探讨阳朔东道主中各个群体的边界及其维持边界的原因，以此透视旅游目的地东道主主体多元化的现象，揭示旅游目的地和流动背景下文化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和多元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东道主主体并不同质，多元化主体之间的群体边界明晰，各自身份认同强烈，“自我”与“他者”间的边界明显。
（2）旅游目的地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流动背景下，人、物和资金在目的地快速流转，文化、价值观和旅游业的业态平衡使群体边界未因流动性而变得模糊，反而在流动带来的频繁交往下，显得更为清晰。
（3）主客关系的研究因为流动性而变得更有意义。东道主主体在流动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多元化，既相互交往又保持边界，边界理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4.2 讨论
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以文化维持的群体边界不会轻易改变。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个体会以其文化价值观作为判断和行动的标准。Banh在边界理论中指出，在一个文化生态中，区别族群之间边界的是他们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不同的族群在面对相同的环境和际遇时，他们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使他们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包含了语言、服饰、居住地等文化表征。
在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目的地社会的系统日益复杂，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汇聚于此，同时也营造出一个和谐共处的业态环境。多元的东道主主体中，不同群体的价值标准和行动逻辑存在一定的差异。阳朔案例表明，各群体之间保持自身的文化边界，具有清晰的身份认同。作为东道主，不同群体与游客间的交往行为、模式和结果是否具有差异？此外，随着交流频率增加及群体间交往深度的加深，例如阳朔跨国婚姻和混血儿的出现，他们的群体边界和身份认同是否会继续保持明晰？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但也处于不断变迁和创造的过程之中，通过长期关注东道主多元文化的变迁来观察旅游目的地在流动背景下发生的变化，跟踪文化生态系统在旅游情景下的动态发展。
[责任编辑：刘鲁；责任校对：吴巧红]
[关键词]族群边界理论；东道主；流动性；文化差异；阳朔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06-0102-09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06.010
引言
Smith主编的（Hosts andguests：The Anthropologyof Tourism》（《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自1987年出版以来便被赋予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为旅游目的地东道主和游客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国内外对主客关系的旅游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旅游目的地的主客关系与非惯常行为研究、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成为旅游研究中的3大领域。全球化背景下，流动性（mobility）被认为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现代社会的任何物质和关系都是容易变动而非持久存在的。基于流动性的视角，有学者认为旅游的东道主和游客间的边界已模糊，如旅游城市的退休移民、参与旅游经营的外来人和旅游企业中的散工和志愿者。全球流动性为目的地带来了游客、资金和外来文化等一系列引起目的地社会变化的因素。这些退休移民、外来的旅游企业经营者和员工虽然外在身份都是东道主（host），但流动性是否能消解他们之间的边界依然存在疑问。因此，在旅游目的地发展过程中，东道主不再是一个同质的主体，其内部存在不同的子群体。东道主内部的不同子群体是否存在社会边界？社会边界又是如何产生并维系的？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全球化使众多旅游目的地纳入到国际化进程中。阳朔是中国著名的国际旅游目的地，也是中国第一批对国外入境游客开放的目的地之一。1973年对外宾开放后，阳朔每年都有大量的入境游客到来，逐渐成为西方背包客的大本营。大量入境游客在阳朔进行旅游活动，使得阳朔的国际氛围日渐浓厚。阳朔西街被认为是“地球村”和“洋人街”，也被誉为中国最大的“英语角”。不同国家的入境游客聚集于此，相互交流，外语娴熟的本地居民为入境游客提供周到的服务，不少曾在阳朔旅游的入境旅游者选择在阳朔定居。与此同时，在阳朔旅游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很多本地居民将房屋租给外来者经营。根据不同的族群性，目前阳朔的东道主社区内主要存在3种不同的子群体，分别为阳朔土生土长的居民、从中国其他地方到阳朔生活的人和居住在阳朔的外国人。根据Smith的主客关系理论框架，他们三者都应属于阳朔的东道主（hosts），因为他们都居住在目的地，并多数从事与游客接触的工作，是与游客身份相对立的群体。然而，作为阳朔的东道主，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否一致？他们对于自我的定位和对客人（guests）的看法又是否一致？这是本文思考的逻辑起点。
以往的主客关系研究都将东道主作为一个同质的主体，缺乏对东道主的内部主体和结构进行探讨。在阳朔这类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的主体是多元的，多元的主体是否具有不同的身份认同？东道主内部是否也存在群体的边界以区分“自我”与“他者”？如果东道主内部各个主体之间存在边界，那么主体之间的边界又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1 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
1.1 理论背景
1.1.1 旅游目的地的主客关系研究
目前，旅游的主客交往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主要以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凝视理论、舞台真实理论和情感一致性理论等理论为指导。一般的主客关系研究多将东道主作为单元主体，对其多元性讨论相对缺乏。虽然对长期居住目的地群体的研究逐渐增加，如“驻客”、旅游移民、移民劳工、志愿者（volunteer）等，但这些研究并未厘清东道主主体内部各群体的相互关系。通常旅游活动出现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若将旅游目的地的东道主视为一个同质群体，旅游现象则不能被准确地了解和分析。
本文借鉴Barth的族群与边界理论，对以往被忽视的目的地东道主的多元性展开探讨，尝试理解多元的东道主中各群体的边界所在和边界维持的原因。
1.1.2 族群边界理论
人类学研究中，对族群文化的描述是族群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有学者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识别族群，认为族群在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而主观上有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别。但Barth认为这种理想类型的定义只能描述一个族群的特征，并不能理解这个族群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一个族群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不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而是在自身文化价值观指导下，通过选择或者借用等方式来适应其生存环境。因此，了解族群的产生和维持的过程，即了解在历史发展中族群成员和他者的边界，有助于了解整个族群在人类社会和文明中的地位。
在Barth族群边界理论中，族群边界并不是地理边界，而是社会边界，它是一种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社会产物。因此，族群成员的认同边界可能会受到时间、地点、利益和价值等方面的影响。族群边界的作用在于对持有不同价值观人群的相互交往起到组织和规范的作用，而不是阻碍人们的交往互动。他认为社会互动是维持族群边界的重要因素，族际交往并不会导致族群文化的涵化和改变。有学者认为建立社会系统的基础是社会互动及其相互承认，文化差异以族群的方式组织起来，个体通过认同和排斥异己的方式使价值差异存在，促使社会互动得以持续。因此，即使在流动性强的现代社会中，族群的特征也不会因为人员流动或者相互交流而产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持久和稳定的社会关系会使得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得到保持。 国内族群研究中有学者应用Barth的族群理论研究不同族群间的交往和族群成员的认同问题。在中国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多数研究指出国内有些多民族杂居的族群边界趋于模糊，其原因是族际互动增强和“族际共同语”的产生。例如族际间的教育活动造成的文化差异缩小和价值观的趋同。但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认为族群的边界难以模糊，即使边界两端的民族通婚，民族边界依然清晰。还有学者指出，族群边界也可能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得到重构，例如国家民族政策等。
Barth的理论在人类学中也受到一些挑战和质疑。有学者批评边界理论忽略了族群在交往中产生的冲突以及“集体”与“群体”之间的区别。这两点问题在旅游目的地东道主内部群体研究中暂未出现。首先，旅游目的地多元化主体未涉及阶层间的关系，在一些旅游目的地产生的冲突多数为利益冲突而非阶层冲突。其次，本文主要是借用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来理解东道主内部多元主体的内容和边界，并非族群概念的泛化。本文通过研究东道主群体中各子群体如何维护群体边界，进一步拓展主客关系理论在目的地复杂社会的应用性。
在本文中，“群体”和“族群”是具有不同的内涵的。群体是更广泛的概念，它包含了目的地社会里的所有人群，即目的地东道主整个群体。但“族群”是比“群体次一级的概念，指代目的地东道主整个社会中具有不同族群性的子群体，具体是指在阳朔生活的外国人、本地人和外来中国人3个族群。
1.2 研究过程和方法
笔者对阳朔的研究和关注始于2002年初，针对本问题的研究进行了3次实地调查。第一次调查时间为2013年4月，共计10天，主要了解阳朔县的旅游发展基本情况。第2次和第3次时间为2014年4月和7月，调查时间分别为30天和9天，主要调查在阳朔生活的不同族群的情况。3次实地调查共计49天，期间主要运用了观察法和访谈法搜集资料和信息，作者之一曾以志愿者身份在英语教育机构、户外运动公司和酒吧工作，与不同群体的人共同工作，获得更多的可进人性。参与式观察能了解当地东道主各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交网络。观察结果以田野日记形式记录。
访谈中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无结构访谈。访谈语言为普通话和英语，选择被访者更容易表达的语言作为访谈语言，共计访谈46人。主要访谈对象是阳朔的常住居民和在阳朔居住的外来者，后者选择在阳朔居住3个月以上、具有相对稳定职业、来自其他省份和国外的人。受访阳朔居民共8人，主要是从事酒店经营、农家乐经营、西街店铺经营的业主和旅游相关的英语教师、公务员。在阳朔生活的外来工作者共计38人，中国文化背景的受访者22人（广西以外的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和外籍华裔），外国文化背景的受访者为16人（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受访的外来者主要从事旅游相关产业和英语教育工作。受访人信息采用匿名编号方法进行资料整理，其中本地居民编号为L，外来居住者中的中国人编号为C，外国人为F。
对居民的访谈主要围绕其在阳朔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交往圈子、生活态度以及对阳朔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展开。对外来者主要在以上内容基础上了解其选择在阳朔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在阳朔的生活模式及其对阳朔目前快速发展旅游的态度。
综合观察所得的田野笔记和访谈法整理誊写的录音资料，本文采取质性研究的归纳方法对原始材料进行归纳并提出观点。
2 阳朔旅游发展及东道主主体多元化趋势
2.1 阳朔目的地发展情况
阳朔这个常住人口约30万的旅游目的地，其东道主的主体日渐多元化。目前在阳朔居住生活的东道主来自全球各地，经历了起初本土居民为主、后来国外游客工作和安居、中国其他地方经营者涌入等阶段。
自1978年桂林成为第一批对国外开放的旅游城市，阳朔作为桂林山水的代表、漓江精华段的所在地，备受外国游客追捧。随着游客的到来，阳朔成为了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阳朔独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热情的本地居民让很多背包客驻足停留。大量外国背包客在西街的咖啡馆和酒吧聚集，英语娴熟的本地居民与他们侃侃而谈，阳朔西街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地球村”和“英语角”。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外国游客选择在阳朔工作、生活和定居，跨国婚姻现象日益凸显。西街“地球村”名声远扬，成为游客向往的独特地方。尤其2003年“非典”以后，阳朔的国内游客迅速增加，东道主主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2.2 阳朔东道主内部族群的边界及表征
阳朔东道主内部的亚文化群体之间的社会边界明显，群体之间通过身份认同得以区分。对于本地居民来说，他们认为无论在中国生活多少年，外国人始终和自己是不一样的。而在阳朔生活的外国人认为，“Chinese like noisy stuff，which we don’t（中国人喜欢热闹的东西，但我们不喜欢）。——F02”。（F02是英国人，2009年以背包客身份在阳朔逗留。一年后返回阳朔居住，主要为阳朔小企业建设网站维生。）事实上，无论来自中国其他地方还是外国，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身份与对方不一样，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Barth的边界理论认为，外貌、服饰、语言等族群特征是族群边界的表征。表征具有多样性，是不同族群间边界表达的一种形式。在一个流动性强的开放社区中，本土的文化表征因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呈现出趋同性。例如：服饰上，在阳朔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衣着上并没有差异；语言上，许多在阳朔生活的中国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阳朔生活的一些外国人也能说中文或者本地的桂柳话。这些文化的表征已难以被区分，但表征相似并不代表其文化上已同化。根据族群性差异，下文将目前在阳朔居住的群体分为3个子群体，分别为“阳朔生活的外国人”、“本地人”和“外来中国人”，并从生活经营的空间、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社交网络4个方面辨析这些族群间的边界表征。
2.2.1 经营空间边界差异明显 多数阳朔东道主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经营项目，经营项目的空间分布能反映出不同群体经营理念存在差别。中国文化背景的本土和外来经营者，除依托祖屋做农家乐生意的本土居民外，都比较喜欢在人流密集的西街及西街附近经营，而外国文化背景的经营者一般选择在远离西街的一些较为安静的街区经营。
西街的经营者主要依靠大量的国内消费者。越多游客前往西街，他们的生意越好。一位在西街经营小商品的外来者告诉笔者，“我们面向的主要是中国的游客，‘五一’、‘十一’黄金周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就最好。——C13”西街租金的上涨导致很多早期经营者都退出了西街经营，但在承租能力内，中国经营者更愿意在西街或其周边做生意。“虽然租金很贵，但是旺季时候这里一天晚上可以有上万的（营业额）。——L04”目前，依然不断有外地人涌入西街开店经营，多数以中国人为主。
在阳朔居住的外国人却多数选择远离西街的地方经营生意。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国人都喜欢相对安静、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一些早期曾在西街经营咖啡馆和酒吧的外国人表示，现在西街不如以前受西方游客的青睐。“西街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感觉。现在人很多，中国游客很多，外国人都不喜欢在西街。——F10”租金快速上升也让很多曾经以背包客为主要客源的咖啡店和酒吧都转到一些租金较为便宜的地方。尽管依然有一些外国人在西街附近经营，但经营点都以天台、地库和小巷子为主，客源主要是熟客而非大众游客。
外国居住者和中国居住者对于经营地点的选择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对环境和顾客类型的要求。外国居住者希望在安静的环境中经营，不喜欢嘈杂的地方，他们乐于接纳追求体验质量的顾客，不求接待数量。但中国居住者更偏好在热闹和游客密集的地点进行经营，依赖大量的游客以增加营业额，将生存和赚钱视为选择经营地点的首要条件。但西方文化背景的外来者更希望达致谋生需要和精神价值间的平衡。
2.2.2 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态度存在差异
在阳朔生活的不同子群体对工作和生活之间关系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的居住者更看重在阳朔的工作，抓紧时间经营生意和工作，将谋生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们认为应该“利用阳朔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优势，做一些与游客相关的生意赚钱”（L01～04，C12～14等）。即使是年纪较大的经营者，他们也坚持工作。L02是一位年近70的历村老妇人，她一边在家里的农家乐帮忙，一边还在接待间隙到312国道旁卖水并招揽客人到农家乐用餐。在旅游旺季，他们的工作强度很大，几乎没有休闲时间。
而外国居住者则较为享受在阳朔的休闲生活，注重工作之余的生活质量，并且控制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他们普遍认为，阳朔优美的风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进行休闲，休闲活动与工作保持平衡。阳朔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世界级的攀岩资源为外国居住者提供了充裕的休憩空间，不少人每周都到乡间骑行和进行攀岩等户外活动。在阳朔的旅游淡季，一些由外国人经营的家庭旅馆会停业，经营者会选择出国游玩或归国探亲。
2.2.3 对阳朔旅游发展的态度不同
居住在阳朔的中外文化群体对阳朔旅游发展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中国文化背景的经营者对阳朔旅游普遍持期待的态度，拥挤和嘈杂被认为是生意好的一种状态。“阳朔现在的问题我想是必然的，人多人少，只要有人想来做生意，这种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C12”可见，尽管中国经营者认为现在阳朔的发展并不健康，但是能从大量的游客中获取利润成为他们选择阳朔的主要原因。
外国居住者普遍认为阳朔旅游发展并没有朝健康的方向发展，目前阳朔的旅游现状不容乐观。他们觉得游客人数超过可承载的容量，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休闲文化已被破坏。地价上涨、物价上涨、环境破坏使外国居住者对大量国内游客到阳朔持不欢迎态度，甚至产生反感。“我觉得阳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里的感觉没有了……这里的人就关心一个事情，money，钱。——F10”有些在阳朔居住多年的外国人表示对阳朔的现状非常失望，有的表示不再推荐身边的亲友前来阳朔（F12），有的则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可能会搬离阳朔（F2）。有部分外国居住者认为旅游发展的不健康和政府管理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2.2.4 社会交往网络交织但分异明显
在阳朔生活的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交往圈子。根据笔者观察，交往圈的界限十分明显。除了工作上必须接触的人，在生活中每个群体都结成了自己的社交网络，很少有其他群体的成员进入。
外国居住访谈者的交往圈子主要以外国居留者为主，大多来自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因兴趣爱好和生活态度较为相似，从而形成自身的交往圈子。若他们是跨国婚姻的一方，那么他们的社交网络可能通过其配偶拓展到中国人的交往圈中。此外，通过学习和雇佣关系建立的中外交往关系也较为普遍，如F04和F06是C11太极学校的学生，F11、F03、F12、F13受雇于L08的英语学校。对于中国人来说，外来居住者和本地居民的交往也存在较大界限。外来居住者较为倾向于与自己相同身份的人结成社交网络。原因在于“同在异乡为异客”的认同感和经营上的相互帮助。他们的生活圈子较局限于相似的文化背景，即使有一些受访者在工作中常与外国人交流，但是他们未必能够成为朋友。本土居民自身有其血亲关系网络和朋友网络，其交往圈子内较少有外来居住者。
从表1看出，阳朔东道主中3个主要的子群体在经营空间、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对阳朔旅游发展的态度和社交网络等4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地居民和中国外来居住者在经营空间、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对阳朔目的地发展的态度方面表征较为相似，边界也较为模糊。而在交往圈子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边界较为清晰；本地居民、中国外来居住者和外国居住者在经营空间、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对阳朔旅游发展的态度等方面差异较大，边界十分明显。此外，部分外国居住者与本地居民（或中国外来居住者）的跨国婚姻，使得群体之间的社交网络交织在一起，边界趋于模糊。 3 群体边界维持的原因
对于社会生活相对封闭的族群，其语言、文化、服饰、节日、宗教信仰与实践、民族英雄、宗族与姓氏、饮食传统等常被认为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但在现代社会流动性的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中不同群体的社会边界并不是非常明显。通过对在阳朔居住的不同群体的经营空间、生活态度、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交友圈子的差异分析发现，中西文化内核差异、全球视野下的流动性和旅游业中的族群生态是产生和维持东道主内部各个群体边界的原因。
3.1 中西文化背景差异是产生和维持群体边界的主要因素
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新的移居地，勤劳致富一直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是华人的主流价值观。海外华人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通常与其勤劳节俭、家庭与宗亲等有关系。
在阳朔居住的中国本地人和外来经营者，都将谋取生计、勤劳致富作为主要的生活态度。他们喜欢在靠近西街主街及其附近经营，可以接受这些地方比较嘈杂和混乱，因为游客数量可提高其营业额。此外，他们对阳朔旅游目的地发展持有乐观态度，游客量的不断增长能对他们的经营项目和收入产生积极影响。对中国的外地经营者而言，阳朔是一个充满商机的旅游目的地，其经商环境是他们选择在阳朔居住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这里怎的做不下去，我们就可能转到另外的地方。——C12”若一旦阳朔经商环境变坏，本土居民可能会寻找其他的谋生途径，外来居住者则可能会离开阳朔。阳朔本土居民与外来经营者在身份认同上也存在一定差异。阳朔本地人以作为一个阳朔人而自豪，对家乡的旅游发展感到自豪。而外来经营者不会因定居于阳朔而认同自己为阳朔人，旅游发展对其而言是一种商业机会。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不同子文化也存在边界，因此阳朔本地人和外来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但是随着后福特时代的来临，工薪阶层在工作后有更多可分配的时间，这使欧美文化对休闲重新定义。西方人将休闲作为努力工作的奖赏，非常重视休闲活动。
前往阳朔的背包客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批背包客主要来自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从社会背景上看，这些国家已进入后工业时代，他们将休闲看作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不仅是为了积累财富，也是为亲近自然等提供条件。阳朔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一些喜欢乡村景色和户外运动的背包客。目前，在阳朔居住的许多外国人逗留于此的原因也是阳朔优越的自然条件。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白天进行乡间骑行或户外攀岩，晚上会在相熟的酒吧里聚会、聊天、喝啤酒。但晚上对于中国的居住者来说，是在西街做生意的良好时机。对自然的热爱，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平衡，这些核心的文化和价值观令阳朔的外国居住者和中国居住者有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和身份认同，从而产生群体之间的边界。
3.2 流动性推进交往的同时强化群体边界
流动的人、物和资金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文化的内核及其群体之间的边界。流动性使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事物不再是一成不变。Urry指出，人、思想、物质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旅游作为现代产业中的一部分，其流动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在流动性背景下，大量物品和人流动到旅游目的地，对当地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过往很多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的东道主文化会因外来游客而产生变化，但这些变化多为表层文化，例如服饰、语言等。与此观点相反，也有研究表明文化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短时间内不会因为这些流动的资金、物质、人及其文化的到来而轻易发生变化。阳朔的东道主群体是多元的，各个群体的文化不容易产生改变。以在阳朔居住多年的外国人为例，喜欢居住在郊野、乐于自然的生活态度依旧保持。外国居住者在工作上可能与中国游客产生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改变自身对休闲、对自然的态度。当个体以游客或者移民的身份流动到阳朔的时候，其自身文化会一同流动到阳朔，这种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产生改变。同时，与外界“他者”的交往反而使其认同更为强烈，从而维持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同样面对诸如阳朔旅游急速发展等状况时，不同群体因自身文化取向不同而使其反应并不一致。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本地居民和外地居住者，保持着中国传统勤劳致富的思想。这种文化内核使其与国外的居住者产生一定的文化距离，在群体层面上有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的区别，群体之间边界明显。在流动的背景下，文化的差异性使群体间对“自我”与“他者”的认同更加明显，而不是趋同化。
3.3 旅游产业生态维持群体边界
各个族群的边界维持可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进行分析。族群之间相互独立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保持了文化的生态平衡，具有各自擅长的领域，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各族群对资源的竞争相对较少，使得族群边界被维持并保持明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阳朔，其产业的生态系统也维持了东道主中各个群体的边界。例如，本地居民依靠自有房屋建筑和地方文化的资源优势，在阳朔旅游发展初期起支撑作用，吸引了大量外国旅游者驻足。外国旅游者的到来将阳朔的目的地形象推向国际，同时外国背包客本身也成为了阳朔的重要吸引力。大量游客进入阳朔，进而吸引国内人携带资金到阳朔做生意和居住。随着阳朔旅游的发展，本地居民（L）、外国居住者（F）和中国的居住者（C）处于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旅游业态平衡。根据文化生态理论，在相对平衡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族群间的边界是明确的。因此，在阳朔案例中，旅游业为东道主中各群体提供了相对平衡的文化及产业环境，使其在业内拥有各自的领域和位置，群体之间的边界也更为清晰。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不同族群之间的边界研究有助于理解各子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及相互交往的状况。本文运用Barth的边界理论探讨阳朔东道主中各个群体的边界及其维持边界的原因，以此透视旅游目的地东道主主体多元化的现象，揭示旅游目的地和流动背景下文化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和多元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东道主主体并不同质，多元化主体之间的群体边界明晰，各自身份认同强烈，“自我”与“他者”间的边界明显。
（2）旅游目的地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流动背景下，人、物和资金在目的地快速流转，文化、价值观和旅游业的业态平衡使群体边界未因流动性而变得模糊，反而在流动带来的频繁交往下，显得更为清晰。
（3）主客关系的研究因为流动性而变得更有意义。东道主主体在流动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多元化，既相互交往又保持边界，边界理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4.2 讨论
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以文化维持的群体边界不会轻易改变。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个体会以其文化价值观作为判断和行动的标准。Banh在边界理论中指出，在一个文化生态中，区别族群之间边界的是他们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不同的族群在面对相同的环境和际遇时，他们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使他们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包含了语言、服饰、居住地等文化表征。
在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目的地社会的系统日益复杂，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汇聚于此，同时也营造出一个和谐共处的业态环境。多元的东道主主体中，不同群体的价值标准和行动逻辑存在一定的差异。阳朔案例表明，各群体之间保持自身的文化边界，具有清晰的身份认同。作为东道主，不同群体与游客间的交往行为、模式和结果是否具有差异？此外，随着交流频率增加及群体间交往深度的加深，例如阳朔跨国婚姻和混血儿的出现，他们的群体边界和身份认同是否会继续保持明晰？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但也处于不断变迁和创造的过程之中，通过长期关注东道主多元文化的变迁来观察旅游目的地在流动背景下发生的变化，跟踪文化生态系统在旅游情景下的动态发展。
[责任编辑：刘鲁；责任校对：吴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