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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一艘在天津上岸的英国商船引来了当地百姓的围观。几天以后，这番在天津引起轰动的“洋人来访”事件把乾隆气得暴跳如雷。因为他们既不是来访的外国使团，更不是来做买卖的，而是来找乾隆告状的：状告广东海关官员贪赃枉法，对英国商人巧立名目勒索，请求乾隆为他们做主！
单纯为喊冤，当然没必要闹这么大动静，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下一盘比较大的棋：希望能够说服乾隆改变贸易禁令，多开通商口岸，这样也就方便了他们继续发财。为了这个伟大目标，东印度公司特意给翻译洪仁辉准备了一艘七吨重的三桅快船，取名“成功号”——维权行动，一定成功。
“成功号”刚开到浙江定海海面，就被清军水师逮住了，然后甩开清军水师往北开，终于到达天津海面，又咬牙送给天津知府2000块银圆，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于是，十天后在天津望眼欲穿的洪仁辉终于得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乾隆派来的官员请他回广州参加会审，乾隆的宠臣李侍尧也雄赳赳南下广州了，且高调表示要追查到底。
案情并不复杂，一来二去就审清楚了。长期欺负英国商人的海关监督被革职查办，各级吃拿卡要的海關门吏也是打的打、关的关。而对这些蒙冤的英国商人，大清朝当然也没忘了安慰一下：以前海关的各种不合法收费，核查之后也大量减免。当然这减免也是嘴上说说，其实是合并核算，换个说法继续收。
如果说这几个判决还算伸张正义，那么接下来英国人就蒙圈了：李侍尧到来后，真正花力气查的，不是这几个贪官，而是帮助洪仁辉告状的几个中国人，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没等英国人缓过来，更严厉的决定下来了：英国人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诉求全数驳回，愿做生意就在广州做，不愿就滚！洪仁辉还想申辩两句，就被抓了，三年后才被释放。
英国人瞬间明白了：这坑爹的闭关锁国政策，根本就不是哪个官员胆大包天瞒着乾隆胡来，就是乾隆一意孤行，强推这坑爹政策。就在英国人连连哀叹的时候，李侍尧出台了一个更让他们抓狂的规定——《防范外夷规条》。从此以后，英国人不准在广州过冬，不准和内地人私下接触，只准官府允许的行商贸易，还要定期接受清朝水师的检查。
如果说清朝海关的贪婪只是丢脸丢到乾隆跟前，那么乾隆的这番处置可以说是丢脸丢到了国外。不过，这个荒唐判决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方便了澳门赚钱。乾隆年间的澳门还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只能算是葡萄牙的租借地，进入清朝以后，随着广州的红火，澳门原本已经十分衰败。但这《防范外夷规条》一出，穷了好些年的澳门瞬间盼来了商机。
因为在清王朝这个坑爹判决里，英国商人从此不能在广州过冬，可海上风大浪大，总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葡萄牙租借的澳门，就成了英国人的首选，大批商人蜂拥而去，纷纷在澳门租房盖楼。就连英国的对华商务监督，也把办公地点设在了澳门。
而澳门的经济也迅速红火起来，原本清冷的港口从此至19世纪的一百多年里常年都是商船云集，这个中国东南的繁荣港口，从此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追根溯源的话，确实得“感谢”乾隆。“感谢”之外，却更是无尽的辛酸：那个海外贸易红红火火的航海时代，就因为乾隆的昏聩，导致近代门槛前的中国，最终无情擦肩而过，迎来落后挨打的命运。
单纯为喊冤，当然没必要闹这么大动静，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下一盘比较大的棋：希望能够说服乾隆改变贸易禁令，多开通商口岸，这样也就方便了他们继续发财。为了这个伟大目标，东印度公司特意给翻译洪仁辉准备了一艘七吨重的三桅快船，取名“成功号”——维权行动，一定成功。
“成功号”刚开到浙江定海海面，就被清军水师逮住了，然后甩开清军水师往北开，终于到达天津海面，又咬牙送给天津知府2000块银圆，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于是，十天后在天津望眼欲穿的洪仁辉终于得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乾隆派来的官员请他回广州参加会审，乾隆的宠臣李侍尧也雄赳赳南下广州了，且高调表示要追查到底。
案情并不复杂，一来二去就审清楚了。长期欺负英国商人的海关监督被革职查办，各级吃拿卡要的海關门吏也是打的打、关的关。而对这些蒙冤的英国商人，大清朝当然也没忘了安慰一下：以前海关的各种不合法收费，核查之后也大量减免。当然这减免也是嘴上说说，其实是合并核算，换个说法继续收。
如果说这几个判决还算伸张正义，那么接下来英国人就蒙圈了：李侍尧到来后，真正花力气查的，不是这几个贪官，而是帮助洪仁辉告状的几个中国人，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没等英国人缓过来，更严厉的决定下来了：英国人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诉求全数驳回，愿做生意就在广州做，不愿就滚！洪仁辉还想申辩两句，就被抓了，三年后才被释放。
英国人瞬间明白了：这坑爹的闭关锁国政策，根本就不是哪个官员胆大包天瞒着乾隆胡来，就是乾隆一意孤行，强推这坑爹政策。就在英国人连连哀叹的时候，李侍尧出台了一个更让他们抓狂的规定——《防范外夷规条》。从此以后，英国人不准在广州过冬，不准和内地人私下接触，只准官府允许的行商贸易，还要定期接受清朝水师的检查。
如果说清朝海关的贪婪只是丢脸丢到乾隆跟前，那么乾隆的这番处置可以说是丢脸丢到了国外。不过，这个荒唐判决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方便了澳门赚钱。乾隆年间的澳门还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只能算是葡萄牙的租借地，进入清朝以后，随着广州的红火，澳门原本已经十分衰败。但这《防范外夷规条》一出，穷了好些年的澳门瞬间盼来了商机。
因为在清王朝这个坑爹判决里，英国商人从此不能在广州过冬，可海上风大浪大，总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葡萄牙租借的澳门，就成了英国人的首选，大批商人蜂拥而去，纷纷在澳门租房盖楼。就连英国的对华商务监督，也把办公地点设在了澳门。
而澳门的经济也迅速红火起来，原本清冷的港口从此至19世纪的一百多年里常年都是商船云集，这个中国东南的繁荣港口，从此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追根溯源的话，确实得“感谢”乾隆。“感谢”之外，却更是无尽的辛酸：那个海外贸易红红火火的航海时代，就因为乾隆的昏聩，导致近代门槛前的中国，最终无情擦肩而过，迎来落后挨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