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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迹模糊的时候，我们可能迷失于精神的时空里，保存那些已有的行影便显得异常重要。但面对同样的遗迹，人们得出的印象及结论又往往不同，学术研究所以连绵不断，乃是我们认知对象世界的时候，都有着康德所言的有限性。尽管如此，远去时光里的余物依然是我们精神判断的基础，如果说进入人之历史存在着诸多环节，那么史料的保护与整理当为其一。我们离开这些原始的遗存发言，自然会误入言说的歧途。
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算起来已有百年，关于彼时的风风雨雨，后人的记录甚多，可考辩、温习者不可胜数。但是关于那时候的史料，因了学科划分的原因，人们兴趣不一，很少在大的框架下整理、还原，还不能在普通读者中引起立体的印象。把这些远去的遗迹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是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对于欲知晓其间原委的人而言，提供了不同的参考。
新文化的诞生，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自新，中国社会的转型于此开始。学界普遍认为，它的发生，乃是明代以来的西学渐进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已经在内忧外患里形成了变革的潮流，寻求新的精神坐标纠缠了几代人。这是阵痛里的选择，也是生命裂变的一次涅槃，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次重新选择自我的机会，而诸多思想者的登台，恰是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
清末民初的报刊十分活跃，这些与结社自由慢慢出现颇多关联，那些新的民间组织打造的平台为新一代知识人的登场创造了条件。研究者们基本上有了一个共识，报刊的言论催促了时风的变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的回忆与总结性文字里可以看到，主要的变化如下：一是新知识的介绍，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潮纷纷亮相，各类思想占据一些媒体的显要部分。二是在新知识基础上的新的世界观的表述，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主导一些专栏作家的思想。古老的幽闭的文化空间被撕裂出一个缺口，孔学语境被一遍遍冲刷着，西方新思想有了生长的空间。三是对于社会改革的诉求，人们关心政治，热衷于对时局的判断，家国的情怀和变革冲动于斯，随着那些言论空间的建立，士大夫的精神也随之易辙。人们突然意识到在古老的东方之外的另类文明有许多优长，而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表述又往往不同。这些潜在的意识到了晚清已经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形态被慢慢更色。我们看清末民初无数的新载体，其间输送的思想与艺术品，都与传统书写的文风有别，新式思想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各类媒体，讨论与辨析，争鸣与说服，形成多样的生态。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出现，新知译介力度之大，思想之鲜活，都超出了以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文章，给读书界带来颠覆性的冲击。这些人的言与行，比梁启超那一代人更为激越，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社会主义诸种思潮被多角度叙述着，异于儒道释的词章一洗旧尘，旧的文明在新的现实面前显出自己的局限性来。思想的革新，在那时候破土而出。
《新青年》初期并未明确地提出新文化的概念。陈独秀的文章多是意见的表达，还不能说是一种学理的严谨描述。杂志主要在译介域外的思潮和点评时弊，法兰西文明、俄国思想、日本文化、美国社会制度都在编辑的视野里闪动。但译介引发的思考，在后来越来越多，借着西方文化的参照讨论中国问题，有意味的思想才形成气候。《新青年》的特点是，在开阔的视野里讨论问题，每期都有大量的各国政治和文化的介绍，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及时刊登出来。那些作者也是在世界的眼光里讨论问题，中国的存在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世界格局里思考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短长、优劣才面目清晰起来。也恰恰是这样的开阔的平台，便有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文学改良刍议》《叔本华自我意志说》《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以美育代宗教说》等重要文章的问世。而一些基本话题的确立，也是在不同对话之间才建立起来的。
陈独秀、胡适所谈的新思想、新观念，其实是晚清新学的延伸。晚清学人喜谈“新”字，梁启超的《新民说》《新史学》，精神深处呼唤的是异于传统的思想，随后新知、新学、新女性、新道德、新文学纷纷出现。这里既有知识人的心理需求，也与经济生活变化多有关系。以妇女杂志为例，那时候关于性别话题的讨论，是有很大的接受空间。新思想也渐渐对世风有所影响。在知识层面求新和制度层面求新，是新文化基本诉求，这也符合传统易学“变则通，通则久”的理念。不过陈独秀、胡适与梁启超那些人不同的是，他们讨论文化问题可能更为具体，儒学问题、教育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性别问题、民俗问题、心理学问题、科学问题等，具有了较为专业的眼光。旧时代混沌的、朦胧不清的问题被知识逻辑的语言清晰地叙述出来。
新文化涉及如此丰富的内容，但流于空泛的时候在所不免。在文学、美术、戏剧、音乐诸领域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陈独秀善于考虑宏观理念，他关于孔教的批评，关于教育方针，关于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观点，关于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的沉思，都涉及新的国家的走向和命脉。而一些基本言论，是与旧思想隔膜的。在人权、进化论、社会主义的描述中，气象上高于常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理念，还有一种新的词章的韵致。易白沙《我》、吴虞《消极革命之老庄》、章士钊《经济学的总原则》、马君武《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觉悟》等流露的观念，都在修补着读者的认知盲点。不过那时候的许多思想还只能在纸上流淌，对于西学的本质的认识也未必精当。但他们对于本土问题的揭示倒是深切的。比如文学领域的改良，则有着针对性，当胡适从语言的表达开始介入时代话题时，东西方审美意识有了一次深入的合流。
较之于陈独秀的激进式话语，胡适关于文学改良的看法，显得委婉、温和。他试图在一种渐进式的逻辑里更改国人的书写习惯。不妨说，文学只是一个载体，而背后有许多深的意旨。《文学改良刍议》主要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章可能出现了问题，要把僵硬的话语剔除文学的世界，将现代人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引入词章之学。他关于文章的八事，其实是文章学里的话题，并无多少新意。但陈独秀接着而发挥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却把话题引向深处，温和的改良变成变革的渴念。他的《文學革命论》是新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命题背后有现代人文思想里本然之音，当时的文人并非皆能领会。而后来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的加入，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新文学的思想，看法也越来越接近西方的人文理念。应当说，这些精神的互动，催促了现代性的生长，新思想与新观念移入国民精神之中，已不再是梦想。 应当说，胡适、陈独秀的文学观念，基本从外在的层面涉及问题，新文学究竟如何展开，还没有确定的经验，而从主体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依然很少。只是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问世，才使新文学思考落到实处，而白话文核心的话题则有了一直延续的可能。鲁迅在那时候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则以创作方式带来了新文学的实绩，其审美意识与现代感受的深切，溢出了同人们的视界。陈独秀、胡适难免有本质主义的痕迹，但到了周氏兄弟那里，无论词章还是内蕴，都显出与以往文人不同的体态，新文化的“新”才有了真正的样式。
文学改良和革命的口号的提出引起了新旧之争，许多人卷入论辩之中。那些不同思路的交锋如今看来亦耐人寻味。辜鸿铭、林纾、梅光迪等人对于白话文的质疑，都有学理的支持，而后来马一浮等对于胡适学术逻辑的微词，实则也看到了进化论中的价值观问题。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不变中求变，而反对者则在变中保持不变，即认为中华文化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表征系统，实用主义化的过程可能导致心学的本然的流失。这种警告并非没有价值，我们看陈寅恪、熊十力关于中国文明的思考，其有意味的部分也恰是陈独秀、胡适诸人所缺失的。
但辜鸿铭、林纾、梅光迪的声音在转变的时代毕竟太弱小了，旧文化如何面对今天的社会，仅仅坚守还不能解决问题。儒道释的许多遗产在现代遇到了难题，即在精神的层面不都能满足人道精神的渴念。科学与民主，系传统社会最为缺少的存在，当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平等缺失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化的可能性也随之产生。从严复、章太炎到陈独秀、胡适、鲁迅，思想在新学的冲击下渐渐泛出新绿，士大夫传统的根基开始动摇。章太炎的复古主义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古之前的社会，在另一种历史语境阐释旧的遗存，思维的方式大大改变。到了周氏兄弟那里，这种复古主义形成的远离当下语境的历史静观，导致了与流行思想的决裂。在这个决裂的空隙里，域外的人文理念才有了立足之地。明末以来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学术理念得以在更为开阔的空间流转，个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人那里有了广泛的响应。
旧思想是以旧词章为载体的，《新青年》同人乐观地认为，白话文可能切断陈腐的精神，代之而来的是全新的意识与审美过程。不过后来的新文化人发现，白话文并不能都解决思想问题，新瓶里有旧酒也是可能的。因此，到了鲁迅那里，新文化是从旧的文化中自然流动过来的，其间经过了输血、自我更新的过程。素心、慈悲、智勇这些旧的形态在人道精神和自由理念中获得了新的内涵。而新文化人的创造性的才华不都是西方意识的嫁接，还有对于传统的新的体认。从新的角度重新激活传统，也是新文化人的一种自觉的责任。
新文化的建设者们那时候提出了许多建设新社会的构想。由于与以往语境的脱节，许多提议不免乌托邦的浪漫，我们现在看那时候对于教育、科学、法制等问题的看法，在当时可操作者寥寥。惟有文学改良，是可以实践的目标。由于有漫长的文学实践的积累，白话文的表达很快被人们接受。余者在后来才慢慢进入操作环节，渐渐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除了新文学之外，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新教育、妇女解放等，都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中国社会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过程，也恰是新文化建设的过程。
散见在各地的资料表明，文化演进里的逻辑并非教科书所云的那么简单，历史的际遇里有诸多复杂因素制约了社会进化和发展，而新文化之外的旧式遗存，也在文化生态的变动中各自闪现着自己的价值。如果没有当时多元对话的场域，新文人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变得那么鲜活，在多重对话里，陈独秀、胡适、鲁迅才有了左右出击的智慧，其精神潜能也在此一次次被召唤出来。
不同思想的对峙和交流，其实构成了众声鼎沸的局面。这是关乎存在要义的一次争辩，也是民族新生与否的挑战。应当说，新文化的提倡者那时候的匆忙和急促的上阵，未能在学理的深层立即建立各自系统的学说。他们的片言只语在后来的岁月里才慢慢沉淀下来，被后继者深化。而一些人在多年以后才有机会从容考虑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启蒙意识具有了学术的支撑。胡适后来对于国故的思考，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化译介和京派文学实践，刘半农的语言学研究，都比初期的白话文实践多了更为冷静的沉思。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参与者在不同时期对于自己的思路多有调整。陈平原认为20世纪都在新文化的影子里，并非没有道理。
本丛书涉及了新文化诞生前后的诸多史料。年限大致在民初与1923年间，可以说是初期形态的折射。主要从文学改良、新旧之争、新旧教育、域外思潮、马克思主义传播、性别等方面，对彼时的言论与思想做了钩沉和梳理。每个知识人在那时候的发声，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不同经验下的表达和不同知识背景的思考，在那时候交锋、论战、融和，最后新的思想和诗文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覆盖了大江南北，到了1920年代中期，白话文书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了。
历来关于新文化的叙述有两种倾向，一是據《新青年》同人的自述而编写历史，自然遗漏许多信息，将余者边缘化与妖魔化自不可免。二是从保守主义教条出发，一味否定新文化的历史意义，他们漠视新的思想与艺术，争辩中也使古老的词章放射出特有的光泽。反对文学改良、反对废除文言的学者则以为中国文化的断层自始出现，陈独秀、胡适应负大的责任。近些年来，非议新文化运动者甚多，将百年文化的一些问题归结于《新青年》诸人，虽然可算是一家之言，但那也多有脱离历史语境的非学术化的表达，并非历史的态度。比如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之反孔，其实并非否认儒家的价值，而是对于统治者愚民的手段进行抗争，用张申府的看法说，表面是打倒孔家店，实则“救出孔夫子”。《新青年》同人是说出了一些激进的话，有时甚至越过了民族性的底线。但我们看那时候的社会的混乱与沉重，没有振臂一呼的勇者出现，现代的新风是不易出现的。不过从另一面看，保守主义者在那时候有不同的群落，有的是站在官方的立场的，有的是民间的态度。还有的是介于保守与激进主义之间的人。这些中间地带的人们的言论，其实亦有不小的价值。比如张厚载对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戏剧理念的批评就很中肯，纠正了《新青年》同人许多偏颇之语，现在读来颇多温情的所在。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对话的重要，《新青年》虽然独断的地方颇多，而胡适那样的宽容之士的建设性的努力，还能够感受到新学人的温存之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知识人的各式劳作，会发现他们是建设意识浓烈之人。周氏兄弟之翻译，胡适的国故的研究，钱玄同主编的《国语常用字汇》，陈独秀的《小学课本》，刘半农的《宋元以来俗字谱》，都是创新性的工作，其绩已刻于时代的深处。他们从思想的源头讨论问题，在学术上坚守了求真之道。与《新青年》不同的《东方》《甲寅》《学衡》等杂志，也各自有着自己的学术基调和精神向度。这些与陈独秀、胡适观念相左的人，也在一个特别的视角里，审视着文化的走向。彼此的论战与冲突，都非个人义气，而关乎民族精神的走向。这些不同学术的表达，一定意义上深化了相关话题的讨论。
新文化的诞生，也传来了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罗素思想、杜威理论等。其中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传播极为广泛。我们看那时候的资料，会发现激进知识人由一般的個性的民主派，渐渐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陈独秀、李大钊、陈启修、张申府都加入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队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很快吸引众多的知识人，乃因为那思想填补了旧学说的空白，信仰里有济世的热潮，也把读书人经世致用的内在感情焕发出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的系列文章表明，其佩服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乃因为那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统领的意味。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说明。李大钊认为，认识社会，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入手，这个系统的运转，是不能从传统文化里做出好的说明的。发表于《新潮》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就有一种现实的眼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这些看法虽然还显得幼稚，但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层面考虑问题，已经显示了与晚清文人认识世界的巨大的区别。这些是受惠于西洋的各种学说的。
那些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多是翻译家。他们的翻译冲动，有现实里的冲动。借着别人的文本表示自己的思想是那时候普遍的现状。周作人翻译人类学文章乃寻找民族思维的原型，张申府推出罗素文本其实想建立一种逻辑思维，蔡元培从德国教育中寻出美育的思路，胡适借着易卜生在建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但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那时候大量介绍域外思想，其实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渠道。如何在不同参照里建立自己的文化形态才是人们的主要目的。鲁迅先生在那时候翻译的日本白桦派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促使自己对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对于人的价值的凝视，在那时候显得异常深刻，或者说，把一些问题中国化了。他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诸文里把个人主义与利他精神适当地调整在一个精神秩序里，给苍白的道德话语体系输进了鲜活的意识。而他从俄国、日本作家的启示里产生的“互为主体”意识，半个多世纪后竟成了东亚人的重要思想资源。
新文化不是象牙塔里的自言自语，它一开始就带有改造现实的冲动。周秦汉唐的浩然之气在中断千年之后，终于被重新召唤出来。因为时代与知识人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温吞和软弱的文章气质不能切入到社会的躯体里，它无法给民众以同感和自省。陈独秀在《抵抗力》《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对于传统没有丝毫妥协的地方。钱玄同在杂志上刊发的文章，多见智勇，他谈论世界语、注音字母和遗老文化时，都不容别人与之论辩。这种情绪也传染给新的一代人。傅斯年等学生就和钱玄同一样，是反对调和的青年，他与朋友们在《新潮》中批评社会思潮时的态度，用激进的词汇言之并不过分。到了鲁迅那里，以小说的方式形容儒教的“吃人”，则有了一种艺术的隐喻。他们以特别的方式回应时代，这种有意识的选择，既有叙述的策略，也与他们的新的自信心理大有关系。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这惊天动地的事件，改写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知识界不论在具体入微的环节还是宏大的精神叙述方面，都更变了思想的路径。新文化运动涉及启蒙的价值，而五四运动则有救国的冲动。这是两种不同的形态，但它们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新文化演变成新政治的图示，也并非偶然。那代人的许多政治化的表述，在远离初衷的时候也观照了初衷。
《新青年》同人对于新文化的设计并非一个模式。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意义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李大钊则在信仰层面建立自己的思想方案。而鲁迅则从个性主义和智识阶级的队伍的打造入手，牵连出精神哲学的母题来。这种分野导致了后来文化格局不同，尤其是胡适与鲁迅的各自路向，使新文化有了差异性目标。前者规范和影响了民国学术的建设，后者对于后来左翼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胡适对于教育、科技、文化的设计带有方向性的，属于外部的精神安排。而鲁迅则进入思想的内部，从审美感受与精神走向，将人的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这回应了保守主义对于新文化的质疑，胡适着手解决新学理的输入，鲁迅在审美、人生哲学等领域填补了旧学的诸多空白。
按照蔡元培、胡适的观点，“再造文明”是新文化的本意，他们认为自己的选择乃“文艺复兴”运动。但鲁迅则着眼于对于知识阶级的建设，以为除了国民性的改造，还有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这种不同的理念给后来的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同的路向。虽然在面对保守主义时彼此看法一致，但在深切的文化目标的设立方面，彼此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的震动的余波，至今还在我们的文坛与知识界可以感受一二。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便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人的价值。他从尼采、克尔凯郭尔那里受到启示，看到了个性潜能的提取的重要。在《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诸文里，个性与众数，物质与精神，实在与灵明，都得到一次重新的排列。人的价值与内心的纯然之态被一再提及，即以素心和内耀表举人性的要义。“五四”落潮后，他认为制度虽然可以改变，国民素质不变化，许多问题都难以推动。因此他进行的是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实践。批判精神乃新文化的主要基调之一。从尼采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是一直贯穿始终的。这一脉思想的流动，对于后世知识人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 在新文化建设中，能否出现新的知识阶级，是重要的标志。而新的知识阶级的出现，要有知识的平台和思想的园地。那时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新式教育，二是新闻出版。新式教育的本意，是人道主义的教育。蔡元培《华法教育会之意趣》指出：“夫人道主义之教育，所以实现正当之意志也。而意志之进行，常与知识及情感相伴。于是所以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在蔡元培的努力下，北京大学由官僚养成所变为知识分子的摇篮，文化风景为之一变。蔡先生的教育已经包含了新文化的基本元素，新教育催生新文化，有了措施的保证。而新闻出版，则启蒙必然之载体。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发的《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中指出：新闻记者应是学问家，“对于政治方面的记载，必须精通政治、法律、财政学等;对于社会方面的记载，必须深研社会、经济、心理等学;对于外交方面的记载，必须熟悉历史、国际法、外交史等学;对于记载各事的手腕，又须借重文学、美学、哲学”。这种对于自由的神往，恰是产生知识阶级的土壤。新文化初期的杂志多是同人杂志，因为意见相近，思想相通，各自拓展了自己的平台，各种流派才拥有了可能性。知识阶级的出现，是超越利害的，鲁迅就以俄国为例，发现社会的转型靠的是知识阶级和大众，而知识阶级的精神准备殊为重要。新文化的参与者那时候参与到媒体编辑的运动中，其实是扩大自己的队伍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审这场重要的文化运动，可以看出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运动，也是文化转型的实验与变革。在剧烈变化的时代里，偏差与失当在所难免。吕思勉先生说：
以吾观之，中国学术思想，受西洋之影响者，有下列数问题：（1）受科学之影响而求真。（2）不责实用。（3）知分科之当务细密：此皆方法问题。在主义上，其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固不足论。后来偏重政治;实则西洋政治学说，与中国并无根本异点。其后能改变中国人之思想者，达尔文之《种源论》，马克思之《资本论》;此两书本非只讲一种学问，其影响，可使各种学问之观点，皆因之而改变者也。
很清楚的是，西学的进入带来的是分科的研究和系统的研究两种思路，这些弥补了传统学问的不足，旧的遗存不是消灭，而是在新知中有所转型，有所变化、有所自新。传统文化缺失的部分得到了一次补给，而千百年间未能生长的思想与诗意开始出现。史学、文学、哲学、科学、教育、政党文化等，都在新的理念中得以生长。大量的史料表明，那些激进的思想者在面对文化调整的时候，传统文人的忧患感和责任感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借著外来思潮重振民族文化，才是那时候知识人的普遍理想。
晚清民初的新文化脉络伴随的是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以往理解世界的方式被另一种眼光代替了。当人们从不同知识结构和精神逻辑反观自我的时候，历史的图景不仅发生了变化，人性的内蕴也得到了未曾有过的剖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虽然分量有轻有重，但他们都在新的坐标体系里描绘了未曾有过的精神地图。假如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思想调试和内心调试，就不会有现代性在华夏的滋长。中国文化内在的包容性和弹性其实也于此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里，新文化不仅在怀疑传统中得以生长，也在怀疑自我中变得成熟起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人在审视世界和自我时表现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智慧，使我们的艺术具有了与域外文学对话的可能。在《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中，尼采、契诃夫、夏目漱石等人的智慧得以中土化地表达，域外文学的精华内化于我们汉语的血液里。也由于鲁迅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值得总结的部分。
但是要理清新文化运动的脉络，这些资料还远远不够，随着这些年的各类文集的问世，我们会发现，各地报刊和书籍里蕴含着许多珍贵的资料。而日记、书信、文学文本和理论文章里，包含的原始信息十分丰富。本丛书的资料也只是大致的骨架，细节性的文献，还需要认真梳理和钩沉。但目前这些资料已经给了我们诸多有趣的感受，对于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来说，颠覆我们认知习惯的遗存还是出人意料的。
本书的编辑过程，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和青年教师加入了工作的团队。资料有的选自原刊，有的出自作者的选集，也吸收了前人整理的成果。由于原刊系繁体字，而句读亦有不合今人阅读习惯之处，诸位编辑做了适当的调整。校对中诸人付出了大量心血，缺点也在所难免。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乃重返历史的一种劳作，它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历史的风景，还有思想的洗礼。在不同精神背景下的知识碰撞如何引来了世间的变化，会引导我们去思考世事变迁的内在规律。随着时光的流失，我们会越来越意识到，对话与内省，批判与沉思，对于文明的演进何等重要。那些苦苦寻路的先贤，点亮了长夜的灯火，使人们绕过历史的盲区，直抵思想的彼岸。这是一次躯体的补血，也可以说是精神的远征，中华民族所以生生不息，恰恰因了这样自我怀疑和进取的意识。我们重返历史语境的时候，当惊异于那一代人的激情和胸襟，才学和创造，这时候你会发现，让我们扪心自省的提示何其之多。对于那些远去的灵魂，我们当致以深深的敬意。
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算起来已有百年，关于彼时的风风雨雨，后人的记录甚多，可考辩、温习者不可胜数。但是关于那时候的史料，因了学科划分的原因，人们兴趣不一，很少在大的框架下整理、还原，还不能在普通读者中引起立体的印象。把这些远去的遗迹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是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对于欲知晓其间原委的人而言，提供了不同的参考。
新文化的诞生，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自新，中国社会的转型于此开始。学界普遍认为，它的发生，乃是明代以来的西学渐进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已经在内忧外患里形成了变革的潮流，寻求新的精神坐标纠缠了几代人。这是阵痛里的选择，也是生命裂变的一次涅槃，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次重新选择自我的机会，而诸多思想者的登台，恰是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
清末民初的报刊十分活跃，这些与结社自由慢慢出现颇多关联，那些新的民间组织打造的平台为新一代知识人的登场创造了条件。研究者们基本上有了一个共识，报刊的言论催促了时风的变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的回忆与总结性文字里可以看到，主要的变化如下：一是新知识的介绍，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潮纷纷亮相，各类思想占据一些媒体的显要部分。二是在新知识基础上的新的世界观的表述，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主导一些专栏作家的思想。古老的幽闭的文化空间被撕裂出一个缺口，孔学语境被一遍遍冲刷着，西方新思想有了生长的空间。三是对于社会改革的诉求，人们关心政治，热衷于对时局的判断，家国的情怀和变革冲动于斯，随着那些言论空间的建立，士大夫的精神也随之易辙。人们突然意识到在古老的东方之外的另类文明有许多优长，而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表述又往往不同。这些潜在的意识到了晚清已经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形态被慢慢更色。我们看清末民初无数的新载体，其间输送的思想与艺术品，都与传统书写的文风有别，新式思想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各类媒体，讨论与辨析，争鸣与说服，形成多样的生态。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出现，新知译介力度之大，思想之鲜活，都超出了以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文章，给读书界带来颠覆性的冲击。这些人的言与行，比梁启超那一代人更为激越，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社会主义诸种思潮被多角度叙述着，异于儒道释的词章一洗旧尘，旧的文明在新的现实面前显出自己的局限性来。思想的革新，在那时候破土而出。
《新青年》初期并未明确地提出新文化的概念。陈独秀的文章多是意见的表达，还不能说是一种学理的严谨描述。杂志主要在译介域外的思潮和点评时弊，法兰西文明、俄国思想、日本文化、美国社会制度都在编辑的视野里闪动。但译介引发的思考，在后来越来越多，借着西方文化的参照讨论中国问题，有意味的思想才形成气候。《新青年》的特点是，在开阔的视野里讨论问题，每期都有大量的各国政治和文化的介绍，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及时刊登出来。那些作者也是在世界的眼光里讨论问题，中国的存在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世界格局里思考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短长、优劣才面目清晰起来。也恰恰是这样的开阔的平台，便有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文学改良刍议》《叔本华自我意志说》《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以美育代宗教说》等重要文章的问世。而一些基本话题的确立，也是在不同对话之间才建立起来的。
陈独秀、胡适所谈的新思想、新观念，其实是晚清新学的延伸。晚清学人喜谈“新”字，梁启超的《新民说》《新史学》，精神深处呼唤的是异于传统的思想，随后新知、新学、新女性、新道德、新文学纷纷出现。这里既有知识人的心理需求，也与经济生活变化多有关系。以妇女杂志为例，那时候关于性别话题的讨论，是有很大的接受空间。新思想也渐渐对世风有所影响。在知识层面求新和制度层面求新，是新文化基本诉求，这也符合传统易学“变则通，通则久”的理念。不过陈独秀、胡适与梁启超那些人不同的是，他们讨论文化问题可能更为具体，儒学问题、教育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性别问题、民俗问题、心理学问题、科学问题等，具有了较为专业的眼光。旧时代混沌的、朦胧不清的问题被知识逻辑的语言清晰地叙述出来。
新文化涉及如此丰富的内容，但流于空泛的时候在所不免。在文学、美术、戏剧、音乐诸领域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陈独秀善于考虑宏观理念，他关于孔教的批评，关于教育方针，关于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观点，关于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的沉思，都涉及新的国家的走向和命脉。而一些基本言论，是与旧思想隔膜的。在人权、进化论、社会主义的描述中，气象上高于常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理念，还有一种新的词章的韵致。易白沙《我》、吴虞《消极革命之老庄》、章士钊《经济学的总原则》、马君武《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觉悟》等流露的观念，都在修补着读者的认知盲点。不过那时候的许多思想还只能在纸上流淌，对于西学的本质的认识也未必精当。但他们对于本土问题的揭示倒是深切的。比如文学领域的改良，则有着针对性，当胡适从语言的表达开始介入时代话题时，东西方审美意识有了一次深入的合流。
较之于陈独秀的激进式话语，胡适关于文学改良的看法，显得委婉、温和。他试图在一种渐进式的逻辑里更改国人的书写习惯。不妨说，文学只是一个载体，而背后有许多深的意旨。《文学改良刍议》主要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章可能出现了问题，要把僵硬的话语剔除文学的世界，将现代人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引入词章之学。他关于文章的八事，其实是文章学里的话题，并无多少新意。但陈独秀接着而发挥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却把话题引向深处，温和的改良变成变革的渴念。他的《文學革命论》是新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命题背后有现代人文思想里本然之音，当时的文人并非皆能领会。而后来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的加入，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新文学的思想，看法也越来越接近西方的人文理念。应当说，这些精神的互动，催促了现代性的生长，新思想与新观念移入国民精神之中，已不再是梦想。 应当说，胡适、陈独秀的文学观念，基本从外在的层面涉及问题，新文学究竟如何展开，还没有确定的经验，而从主体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依然很少。只是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问世，才使新文学思考落到实处，而白话文核心的话题则有了一直延续的可能。鲁迅在那时候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则以创作方式带来了新文学的实绩，其审美意识与现代感受的深切，溢出了同人们的视界。陈独秀、胡适难免有本质主义的痕迹，但到了周氏兄弟那里，无论词章还是内蕴，都显出与以往文人不同的体态，新文化的“新”才有了真正的样式。
文学改良和革命的口号的提出引起了新旧之争，许多人卷入论辩之中。那些不同思路的交锋如今看来亦耐人寻味。辜鸿铭、林纾、梅光迪等人对于白话文的质疑，都有学理的支持，而后来马一浮等对于胡适学术逻辑的微词，实则也看到了进化论中的价值观问题。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不变中求变，而反对者则在变中保持不变，即认为中华文化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表征系统，实用主义化的过程可能导致心学的本然的流失。这种警告并非没有价值，我们看陈寅恪、熊十力关于中国文明的思考，其有意味的部分也恰是陈独秀、胡适诸人所缺失的。
但辜鸿铭、林纾、梅光迪的声音在转变的时代毕竟太弱小了，旧文化如何面对今天的社会，仅仅坚守还不能解决问题。儒道释的许多遗产在现代遇到了难题，即在精神的层面不都能满足人道精神的渴念。科学与民主，系传统社会最为缺少的存在，当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平等缺失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化的可能性也随之产生。从严复、章太炎到陈独秀、胡适、鲁迅，思想在新学的冲击下渐渐泛出新绿，士大夫传统的根基开始动摇。章太炎的复古主义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古之前的社会，在另一种历史语境阐释旧的遗存，思维的方式大大改变。到了周氏兄弟那里，这种复古主义形成的远离当下语境的历史静观，导致了与流行思想的决裂。在这个决裂的空隙里，域外的人文理念才有了立足之地。明末以来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学术理念得以在更为开阔的空间流转，个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人那里有了广泛的响应。
旧思想是以旧词章为载体的，《新青年》同人乐观地认为，白话文可能切断陈腐的精神，代之而来的是全新的意识与审美过程。不过后来的新文化人发现，白话文并不能都解决思想问题，新瓶里有旧酒也是可能的。因此，到了鲁迅那里，新文化是从旧的文化中自然流动过来的，其间经过了输血、自我更新的过程。素心、慈悲、智勇这些旧的形态在人道精神和自由理念中获得了新的内涵。而新文化人的创造性的才华不都是西方意识的嫁接，还有对于传统的新的体认。从新的角度重新激活传统，也是新文化人的一种自觉的责任。
新文化的建设者们那时候提出了许多建设新社会的构想。由于与以往语境的脱节，许多提议不免乌托邦的浪漫，我们现在看那时候对于教育、科学、法制等问题的看法，在当时可操作者寥寥。惟有文学改良，是可以实践的目标。由于有漫长的文学实践的积累，白话文的表达很快被人们接受。余者在后来才慢慢进入操作环节，渐渐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除了新文学之外，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新教育、妇女解放等，都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中国社会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过程，也恰是新文化建设的过程。
散见在各地的资料表明，文化演进里的逻辑并非教科书所云的那么简单，历史的际遇里有诸多复杂因素制约了社会进化和发展，而新文化之外的旧式遗存，也在文化生态的变动中各自闪现着自己的价值。如果没有当时多元对话的场域，新文人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变得那么鲜活，在多重对话里，陈独秀、胡适、鲁迅才有了左右出击的智慧，其精神潜能也在此一次次被召唤出来。
不同思想的对峙和交流，其实构成了众声鼎沸的局面。这是关乎存在要义的一次争辩，也是民族新生与否的挑战。应当说，新文化的提倡者那时候的匆忙和急促的上阵，未能在学理的深层立即建立各自系统的学说。他们的片言只语在后来的岁月里才慢慢沉淀下来，被后继者深化。而一些人在多年以后才有机会从容考虑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启蒙意识具有了学术的支撑。胡适后来对于国故的思考，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化译介和京派文学实践，刘半农的语言学研究，都比初期的白话文实践多了更为冷静的沉思。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参与者在不同时期对于自己的思路多有调整。陈平原认为20世纪都在新文化的影子里，并非没有道理。
本丛书涉及了新文化诞生前后的诸多史料。年限大致在民初与1923年间，可以说是初期形态的折射。主要从文学改良、新旧之争、新旧教育、域外思潮、马克思主义传播、性别等方面，对彼时的言论与思想做了钩沉和梳理。每个知识人在那时候的发声，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不同经验下的表达和不同知识背景的思考，在那时候交锋、论战、融和，最后新的思想和诗文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覆盖了大江南北，到了1920年代中期，白话文书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了。
历来关于新文化的叙述有两种倾向，一是據《新青年》同人的自述而编写历史，自然遗漏许多信息，将余者边缘化与妖魔化自不可免。二是从保守主义教条出发，一味否定新文化的历史意义，他们漠视新的思想与艺术，争辩中也使古老的词章放射出特有的光泽。反对文学改良、反对废除文言的学者则以为中国文化的断层自始出现，陈独秀、胡适应负大的责任。近些年来，非议新文化运动者甚多，将百年文化的一些问题归结于《新青年》诸人，虽然可算是一家之言，但那也多有脱离历史语境的非学术化的表达，并非历史的态度。比如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之反孔，其实并非否认儒家的价值，而是对于统治者愚民的手段进行抗争，用张申府的看法说，表面是打倒孔家店，实则“救出孔夫子”。《新青年》同人是说出了一些激进的话，有时甚至越过了民族性的底线。但我们看那时候的社会的混乱与沉重，没有振臂一呼的勇者出现，现代的新风是不易出现的。不过从另一面看，保守主义者在那时候有不同的群落，有的是站在官方的立场的，有的是民间的态度。还有的是介于保守与激进主义之间的人。这些中间地带的人们的言论，其实亦有不小的价值。比如张厚载对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戏剧理念的批评就很中肯，纠正了《新青年》同人许多偏颇之语，现在读来颇多温情的所在。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对话的重要，《新青年》虽然独断的地方颇多，而胡适那样的宽容之士的建设性的努力，还能够感受到新学人的温存之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知识人的各式劳作，会发现他们是建设意识浓烈之人。周氏兄弟之翻译，胡适的国故的研究，钱玄同主编的《国语常用字汇》，陈独秀的《小学课本》，刘半农的《宋元以来俗字谱》，都是创新性的工作，其绩已刻于时代的深处。他们从思想的源头讨论问题，在学术上坚守了求真之道。与《新青年》不同的《东方》《甲寅》《学衡》等杂志，也各自有着自己的学术基调和精神向度。这些与陈独秀、胡适观念相左的人，也在一个特别的视角里，审视着文化的走向。彼此的论战与冲突，都非个人义气，而关乎民族精神的走向。这些不同学术的表达，一定意义上深化了相关话题的讨论。
新文化的诞生，也传来了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罗素思想、杜威理论等。其中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传播极为广泛。我们看那时候的资料，会发现激进知识人由一般的個性的民主派，渐渐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陈独秀、李大钊、陈启修、张申府都加入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队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很快吸引众多的知识人，乃因为那思想填补了旧学说的空白，信仰里有济世的热潮，也把读书人经世致用的内在感情焕发出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的系列文章表明，其佩服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乃因为那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统领的意味。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说明。李大钊认为，认识社会，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入手，这个系统的运转，是不能从传统文化里做出好的说明的。发表于《新潮》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就有一种现实的眼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这些看法虽然还显得幼稚，但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层面考虑问题，已经显示了与晚清文人认识世界的巨大的区别。这些是受惠于西洋的各种学说的。
那些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多是翻译家。他们的翻译冲动，有现实里的冲动。借着别人的文本表示自己的思想是那时候普遍的现状。周作人翻译人类学文章乃寻找民族思维的原型，张申府推出罗素文本其实想建立一种逻辑思维，蔡元培从德国教育中寻出美育的思路，胡适借着易卜生在建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但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那时候大量介绍域外思想，其实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渠道。如何在不同参照里建立自己的文化形态才是人们的主要目的。鲁迅先生在那时候翻译的日本白桦派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促使自己对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对于人的价值的凝视，在那时候显得异常深刻，或者说，把一些问题中国化了。他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诸文里把个人主义与利他精神适当地调整在一个精神秩序里，给苍白的道德话语体系输进了鲜活的意识。而他从俄国、日本作家的启示里产生的“互为主体”意识，半个多世纪后竟成了东亚人的重要思想资源。
新文化不是象牙塔里的自言自语，它一开始就带有改造现实的冲动。周秦汉唐的浩然之气在中断千年之后，终于被重新召唤出来。因为时代与知识人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温吞和软弱的文章气质不能切入到社会的躯体里，它无法给民众以同感和自省。陈独秀在《抵抗力》《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对于传统没有丝毫妥协的地方。钱玄同在杂志上刊发的文章，多见智勇，他谈论世界语、注音字母和遗老文化时，都不容别人与之论辩。这种情绪也传染给新的一代人。傅斯年等学生就和钱玄同一样，是反对调和的青年，他与朋友们在《新潮》中批评社会思潮时的态度，用激进的词汇言之并不过分。到了鲁迅那里，以小说的方式形容儒教的“吃人”，则有了一种艺术的隐喻。他们以特别的方式回应时代，这种有意识的选择，既有叙述的策略，也与他们的新的自信心理大有关系。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这惊天动地的事件，改写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知识界不论在具体入微的环节还是宏大的精神叙述方面，都更变了思想的路径。新文化运动涉及启蒙的价值，而五四运动则有救国的冲动。这是两种不同的形态，但它们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新文化演变成新政治的图示，也并非偶然。那代人的许多政治化的表述，在远离初衷的时候也观照了初衷。
《新青年》同人对于新文化的设计并非一个模式。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意义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李大钊则在信仰层面建立自己的思想方案。而鲁迅则从个性主义和智识阶级的队伍的打造入手，牵连出精神哲学的母题来。这种分野导致了后来文化格局不同，尤其是胡适与鲁迅的各自路向，使新文化有了差异性目标。前者规范和影响了民国学术的建设，后者对于后来左翼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胡适对于教育、科技、文化的设计带有方向性的，属于外部的精神安排。而鲁迅则进入思想的内部，从审美感受与精神走向，将人的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这回应了保守主义对于新文化的质疑，胡适着手解决新学理的输入，鲁迅在审美、人生哲学等领域填补了旧学的诸多空白。
按照蔡元培、胡适的观点，“再造文明”是新文化的本意，他们认为自己的选择乃“文艺复兴”运动。但鲁迅则着眼于对于知识阶级的建设，以为除了国民性的改造，还有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这种不同的理念给后来的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同的路向。虽然在面对保守主义时彼此看法一致，但在深切的文化目标的设立方面，彼此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的震动的余波，至今还在我们的文坛与知识界可以感受一二。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便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人的价值。他从尼采、克尔凯郭尔那里受到启示，看到了个性潜能的提取的重要。在《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诸文里，个性与众数，物质与精神，实在与灵明，都得到一次重新的排列。人的价值与内心的纯然之态被一再提及，即以素心和内耀表举人性的要义。“五四”落潮后，他认为制度虽然可以改变，国民素质不变化，许多问题都难以推动。因此他进行的是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实践。批判精神乃新文化的主要基调之一。从尼采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是一直贯穿始终的。这一脉思想的流动，对于后世知识人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 在新文化建设中，能否出现新的知识阶级，是重要的标志。而新的知识阶级的出现，要有知识的平台和思想的园地。那时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新式教育，二是新闻出版。新式教育的本意，是人道主义的教育。蔡元培《华法教育会之意趣》指出：“夫人道主义之教育，所以实现正当之意志也。而意志之进行，常与知识及情感相伴。于是所以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在蔡元培的努力下，北京大学由官僚养成所变为知识分子的摇篮，文化风景为之一变。蔡先生的教育已经包含了新文化的基本元素，新教育催生新文化，有了措施的保证。而新闻出版，则启蒙必然之载体。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发的《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中指出：新闻记者应是学问家，“对于政治方面的记载，必须精通政治、法律、财政学等;对于社会方面的记载，必须深研社会、经济、心理等学;对于外交方面的记载，必须熟悉历史、国际法、外交史等学;对于记载各事的手腕，又须借重文学、美学、哲学”。这种对于自由的神往，恰是产生知识阶级的土壤。新文化初期的杂志多是同人杂志，因为意见相近，思想相通，各自拓展了自己的平台，各种流派才拥有了可能性。知识阶级的出现，是超越利害的，鲁迅就以俄国为例，发现社会的转型靠的是知识阶级和大众，而知识阶级的精神准备殊为重要。新文化的参与者那时候参与到媒体编辑的运动中，其实是扩大自己的队伍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审这场重要的文化运动，可以看出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运动，也是文化转型的实验与变革。在剧烈变化的时代里，偏差与失当在所难免。吕思勉先生说：
以吾观之，中国学术思想，受西洋之影响者，有下列数问题：（1）受科学之影响而求真。（2）不责实用。（3）知分科之当务细密：此皆方法问题。在主义上，其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固不足论。后来偏重政治;实则西洋政治学说，与中国并无根本异点。其后能改变中国人之思想者，达尔文之《种源论》，马克思之《资本论》;此两书本非只讲一种学问，其影响，可使各种学问之观点，皆因之而改变者也。
很清楚的是，西学的进入带来的是分科的研究和系统的研究两种思路，这些弥补了传统学问的不足，旧的遗存不是消灭，而是在新知中有所转型，有所变化、有所自新。传统文化缺失的部分得到了一次补给，而千百年间未能生长的思想与诗意开始出现。史学、文学、哲学、科学、教育、政党文化等，都在新的理念中得以生长。大量的史料表明，那些激进的思想者在面对文化调整的时候，传统文人的忧患感和责任感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借著外来思潮重振民族文化，才是那时候知识人的普遍理想。
晚清民初的新文化脉络伴随的是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以往理解世界的方式被另一种眼光代替了。当人们从不同知识结构和精神逻辑反观自我的时候，历史的图景不仅发生了变化，人性的内蕴也得到了未曾有过的剖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虽然分量有轻有重，但他们都在新的坐标体系里描绘了未曾有过的精神地图。假如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思想调试和内心调试，就不会有现代性在华夏的滋长。中国文化内在的包容性和弹性其实也于此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里，新文化不仅在怀疑传统中得以生长，也在怀疑自我中变得成熟起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人在审视世界和自我时表现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智慧，使我们的艺术具有了与域外文学对话的可能。在《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中，尼采、契诃夫、夏目漱石等人的智慧得以中土化地表达，域外文学的精华内化于我们汉语的血液里。也由于鲁迅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值得总结的部分。
但是要理清新文化运动的脉络，这些资料还远远不够，随着这些年的各类文集的问世，我们会发现，各地报刊和书籍里蕴含着许多珍贵的资料。而日记、书信、文学文本和理论文章里，包含的原始信息十分丰富。本丛书的资料也只是大致的骨架，细节性的文献，还需要认真梳理和钩沉。但目前这些资料已经给了我们诸多有趣的感受，对于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来说，颠覆我们认知习惯的遗存还是出人意料的。
本书的编辑过程，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和青年教师加入了工作的团队。资料有的选自原刊，有的出自作者的选集，也吸收了前人整理的成果。由于原刊系繁体字，而句读亦有不合今人阅读习惯之处，诸位编辑做了适当的调整。校对中诸人付出了大量心血，缺点也在所难免。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乃重返历史的一种劳作，它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历史的风景，还有思想的洗礼。在不同精神背景下的知识碰撞如何引来了世间的变化，会引导我们去思考世事变迁的内在规律。随着时光的流失，我们会越来越意识到，对话与内省，批判与沉思，对于文明的演进何等重要。那些苦苦寻路的先贤，点亮了长夜的灯火，使人们绕过历史的盲区，直抵思想的彼岸。这是一次躯体的补血，也可以说是精神的远征，中华民族所以生生不息，恰恰因了这样自我怀疑和进取的意识。我们重返历史语境的时候，当惊异于那一代人的激情和胸襟，才学和创造，这时候你会发现，让我们扪心自省的提示何其之多。对于那些远去的灵魂，我们当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