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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争名’对整个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官员的水平如何，公众总会怀疑他获得的名有猫儿腻。这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中国原本很重的官本位思想被强化，大家会认为还是当官最好。
继今年10月，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又一名官员获得“大师”称号。在“2010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结果中，景德镇市委书记许爱民位列其中。
有专家认为这是官员隐性利益的扩张。
《北京科技报》：什么是官员的隐性利益？
董明：官员的隐性利益分两种，一种是物质上得到好处。比如，最近被爆出的浙江台州的“房票”现象。在台州，市民由于很难从开发商手里买到房子，因此想买房，只有通过买“房票”才能在房产中介买到一手房子。一些官员就倒卖“房票”，从中牟利。这就是隐形利益。
另一种隐性的好处就是名。获名的官员可以说他经过了评选，评委也可以信誓旦旦地说是按照公正原则来进行的，所以很难被抓到大的把柄。这一类隐性利益很复杂，而且非常多；包括一些官员在高校兼职做教授、甚至博士生导师。
我认为，隐性利益中的“与民争名”，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物质上的隐性好处，虽然手段隐蔽，但发现一个就查处一个；而隐性利益中的“名”，往往透明度还很低。
《北京科技报》：如果一个官员在某一个领域确实有很高的水平，那么，对他获得的一个“头衔”是不是属于隐性利益，该如何认定？
董明：我认为，无论这个官员在某一个领域的水平如何，无论评选是不是公正，官员都不可以“与民争名”。
不排除一些官员在某一方面很有造诣，但要获得“名”，除非那个领域是他一直以来的主业，例如：高校的校长、科研院所的领导、医院的院长及作协的主席等。但是，自从他成为党政官员的那一天起，他的主业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官员，当好官是最关键的，无论怎样都不应该去争名。
对这个观点，有的官员可能很不服气，会说“我有这个水平，凭什么不能参评？大家要一视同仁。”不对！就因为你是官员，所以应该受到多一些的限制。这就像针对官员的财产申报、收入申报，并不对老百姓作要求。至于为什么要受限？就因为在官员的位置上，你获得利益的可能性要比一般的老百姓大得多。如果不服气，那么你可以不当官，然后去专攻这一个领域，凭本事获奖。
《北京科技报》：“与民争名”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
董明：“与民争名”对社会各方来说，都非常不利。
比如，一所高校邀请官员担任博导，这在将来是很有好处的，因为这个官员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可以被大规模地利用。高校给官员一个“名”，官员就会给高校一个实在的利。如果一个掌握着公权力的人把利益给了某一个人，会被指谋私利，但如果是把利益给一个单位，往往就会变得光明正大，“无非就是支持这个单位一下”。
事实上，官员被看重的，往往是他所依附的公权力，而这个公权力，是由纳税人支撑的。根据我国的公务员条例，公务员是不能兼职的。如果你要去讲课，那么就不要名也不要拿钱好了。
“与民争名”对整个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官员的水平如何，公众总会怀疑他获得的名有猫儿腻。这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中国原本很重的官本位思想被强化，大家会认为还是当官最好。只要当官了，就什么都有了。
现在，很多小孩都在“拼爹”，“我爹是处长”、“我爹是局长”……拼的都是官位。前一阵“我爸是李刚”为什么受关注，“李刚”是什么，不就是官吗？这个社会中，大家为什么不拼“我爸是老师”、“我爸是科学家”，更不要说拼“我爸是农民”、“我爸是工人”了；不就是因为官本位的思想严重吗？
《北京科技报》：在国外，官员是否参与一些头衔的评选？在隐性利益上，会受到什么限制？
董明：美国的前国务卿赖斯，博士毕业之后就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是前苏联问题的专家。受到小布什的邀请后，她立即就辞去了斯坦福大学的工作，在小布什当选总统后，她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做国务卿。其间，一直安心自己的本职，并没有在斯坦福大学兼职任教。在她卸任以后，才又回到斯坦福大学任教。
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在美国，官员必须专注于自己的本职，精力也不允许再兼顾其他。
这两天的新闻刚披露，韩国陆军总参谋长涉嫌从房地产投资中非法获利。他利用职权提前几年就得知，首尔市中心将放松建筑高度的限制的消息，然后就在市中心购置产业。当消息宣布后，当地的房地产价格高涨，他就从中获益。现在，这个总参谋长也辞职了。拿了隐性的好处，官就没得当了。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如何才能杜绝官员的隐性利益？
董明：现在，我们一些部门都在迎合这些官员，包括有些高校、科研院所、评审机构等等，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政府应该制定很多措施来限制，从制度上明确规定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不能“与民争名”。廉洁自廉不但是物质上的，还要做出“名”上的限制。我认为，限制隐性的“名”更为重要，是我们应该重点强调的。因为隐性的物质上的“利”很容易被都看到，可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名”是公开的，社会对“名”的认识度还很低，如果不从制度上规范，就很难杜绝。
继今年10月，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又一名官员获得“大师”称号。在“2010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结果中，景德镇市委书记许爱民位列其中。
有专家认为这是官员隐性利益的扩张。
《北京科技报》：什么是官员的隐性利益？
董明：官员的隐性利益分两种，一种是物质上得到好处。比如，最近被爆出的浙江台州的“房票”现象。在台州，市民由于很难从开发商手里买到房子，因此想买房，只有通过买“房票”才能在房产中介买到一手房子。一些官员就倒卖“房票”，从中牟利。这就是隐形利益。
另一种隐性的好处就是名。获名的官员可以说他经过了评选，评委也可以信誓旦旦地说是按照公正原则来进行的，所以很难被抓到大的把柄。这一类隐性利益很复杂，而且非常多；包括一些官员在高校兼职做教授、甚至博士生导师。
我认为，隐性利益中的“与民争名”，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物质上的隐性好处，虽然手段隐蔽，但发现一个就查处一个；而隐性利益中的“名”，往往透明度还很低。
《北京科技报》：如果一个官员在某一个领域确实有很高的水平，那么，对他获得的一个“头衔”是不是属于隐性利益，该如何认定？
董明：我认为，无论这个官员在某一个领域的水平如何，无论评选是不是公正，官员都不可以“与民争名”。
不排除一些官员在某一方面很有造诣，但要获得“名”，除非那个领域是他一直以来的主业，例如：高校的校长、科研院所的领导、医院的院长及作协的主席等。但是，自从他成为党政官员的那一天起，他的主业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官员，当好官是最关键的，无论怎样都不应该去争名。
对这个观点，有的官员可能很不服气，会说“我有这个水平，凭什么不能参评？大家要一视同仁。”不对！就因为你是官员，所以应该受到多一些的限制。这就像针对官员的财产申报、收入申报，并不对老百姓作要求。至于为什么要受限？就因为在官员的位置上，你获得利益的可能性要比一般的老百姓大得多。如果不服气，那么你可以不当官，然后去专攻这一个领域，凭本事获奖。
《北京科技报》：“与民争名”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
董明：“与民争名”对社会各方来说，都非常不利。
比如，一所高校邀请官员担任博导，这在将来是很有好处的，因为这个官员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可以被大规模地利用。高校给官员一个“名”，官员就会给高校一个实在的利。如果一个掌握着公权力的人把利益给了某一个人，会被指谋私利，但如果是把利益给一个单位，往往就会变得光明正大，“无非就是支持这个单位一下”。
事实上，官员被看重的，往往是他所依附的公权力，而这个公权力，是由纳税人支撑的。根据我国的公务员条例，公务员是不能兼职的。如果你要去讲课，那么就不要名也不要拿钱好了。
“与民争名”对整个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官员的水平如何，公众总会怀疑他获得的名有猫儿腻。这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中国原本很重的官本位思想被强化，大家会认为还是当官最好。只要当官了，就什么都有了。
现在，很多小孩都在“拼爹”，“我爹是处长”、“我爹是局长”……拼的都是官位。前一阵“我爸是李刚”为什么受关注，“李刚”是什么，不就是官吗？这个社会中，大家为什么不拼“我爸是老师”、“我爸是科学家”，更不要说拼“我爸是农民”、“我爸是工人”了；不就是因为官本位的思想严重吗？
《北京科技报》：在国外，官员是否参与一些头衔的评选？在隐性利益上，会受到什么限制？
董明：美国的前国务卿赖斯，博士毕业之后就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是前苏联问题的专家。受到小布什的邀请后，她立即就辞去了斯坦福大学的工作，在小布什当选总统后，她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做国务卿。其间，一直安心自己的本职，并没有在斯坦福大学兼职任教。在她卸任以后，才又回到斯坦福大学任教。
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在美国，官员必须专注于自己的本职，精力也不允许再兼顾其他。
这两天的新闻刚披露，韩国陆军总参谋长涉嫌从房地产投资中非法获利。他利用职权提前几年就得知，首尔市中心将放松建筑高度的限制的消息，然后就在市中心购置产业。当消息宣布后，当地的房地产价格高涨，他就从中获益。现在，这个总参谋长也辞职了。拿了隐性的好处，官就没得当了。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如何才能杜绝官员的隐性利益？
董明：现在，我们一些部门都在迎合这些官员，包括有些高校、科研院所、评审机构等等，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政府应该制定很多措施来限制，从制度上明确规定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不能“与民争名”。廉洁自廉不但是物质上的，还要做出“名”上的限制。我认为，限制隐性的“名”更为重要，是我们应该重点强调的。因为隐性的物质上的“利”很容易被都看到，可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名”是公开的，社会对“名”的认识度还很低，如果不从制度上规范，就很难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