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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
成为农夫有什么可说的？除非他足够坚定、足够有信念、足够有力量。在台湾宜兰耕作的赖青松就是这样的农夫—他创立谷东俱乐部，重新开启人与土地的联结；身体力行，带动友善耕作方法的推广。他说，农村虽不善变，但是一旦发生变化，便是彻底而长远的。
2018年12月的宜兰非农忙时节，不再需要如夏季一般，时刻担忧台风的侵袭影响收成，赖青松的日子变得自由和放松。
这位从2004年开始举家迁回台湾宜兰乡村的农夫，通过耕作掘出社会的宽阔天地。他用对环境友善的方式种植稻米，初期采用预约订购、风险共担的模式，这位农夫的生产只对应固定数量的消费者，让人和土地的联结重新开始。
如今他的早晨是这样开启的：不到六公顷的田地被分为四到五个区块，起床后他会花一个小时，绕着这些土地巡视一圈。耕种的面积多年来没有太大改变，因为他不想单纯视之为生意：“如果面积不断扩大，我肯定要雇佣人，成为一个老板，那跟我原来想做的事情就背道而驰了。”
成为“农夫”有什么可说的？过去数十年来极速前进的人们拼命想挣脱破落的黄土地束缚，一头扎进都市的绵柔繁华里，那是不想再重蹈的宿命。但是当环境变得愈发脆弱，个体的价值被无限贬损的时候，这个脱离主流轨道的农夫故事，具有了时代所呼唤的意义和价值。
赖青松的土地理念在海峡两岸得到广泛传播，因此还被戏称为台湾出镜率最高的农夫。他是再造农村的行动者，与土地的亲密融合内化成为了人生哲学的一部分。
被污染的现场是“震撼”的，五官带来的不适在给予他强烈的信号，比了解到的文字和图像资料都要来得强烈，赖青松受到很大的触动：“所谓的（评价）标准通常是在数字上面斤斤计较：计算排放达标与否、总量管制是否符合、赔偿金是多少，但最后我们发现，人根本无法生活。”
在与《南风窗》记者往来的邮件落款里，赖青松总是习惯记录着当时的气候状况，那描绘出一个与冰冷的互联网高原截然不同的世界：“青松敬上；大雪时节；微风清冷满天阴霾的兰阳初冬时节”。
与“农”的结缘
在赖青松的人生中，有过两次归农的经历。这是两次目的截然相反的选择，却给他种下了一因一果。
1981年，11岁的赖青松正走在放学的路上，突然被阿公（闽南语里的祖父）大声地叫住。平時不识字的阿公从不轻易外出，那天老人却站在一辆出租车旁，急促地呼喊着他，车里还坐着弟妹，赖青松明显感觉到了异样。
原来那段时间，开办工厂的父母生意急转直下，已经到了要倒闭的地步，经济的变故让他们一家不能再居住在原地，只能回乡依靠亲人的接济。
和很多人一样，赖青松对于农村的印象只是匆忙停留时的春节。到了真的要在此处生活，便感觉到了诸多差异和不便。面对的难关首先是—“这里居然没有卫生纸？”
他在厕所里只看得到摆放在一旁不知名的米白色细木棍，以及漫天飞舞的苍蝇，不知所措。这成为了他回乡后的第一堂课。
很多时候也有乐趣和兴奋。比如乡下的厨房里不会有瓦斯炉，得从烧柴取火开始，他便经常见到大伯母劈柴、结草引火种的身影；还有爱种菜的阿嬷和双手灵巧、总是能用屋边的各类竹丛变出畚箕、竹箩的阿公，热热闹闹地构成了他乡村生活的图景。
然而，相对于新奇的田野，乡村的人际关系则显得繁杂和沉重，闲言碎语击打着他的内心。一位家道中落的长子，在大家族的生活圈里受到冷遇是可想而知的。那段时间里，赖青松承担了力所能及的几乎所有工作，以消除寄人篱下带来的不适和愧疚。这让天性敏感的他成熟得更早，养成了用埋头努力面对问题的习惯。
这样的性格让他在随后的人生道路上冲锋陷阵，直到带来了成就的同时还有压抑。
唯一让他感觉安定的时候，是阿公面对众人非议时的回应，“难道咱家里差多这几副碗筷吗？”
日后他再回想这段生活，更感不易。只会做农活的阿公，宽阔的乡间土地，稳稳地承载住了一个家庭的重量。他就像在农村大学这所高校里就读了一年，匆匆肄业，疑惑和未解的知识点还有很多，就忙不迭地被送回到了都市。
第二年，因为家庭经济的好转，一家人得以重回台北生活，赖青松以良好的成绩一路升学。在“国立”成功大学就读环境工程系期间，他开始跟随社会舆论关注公共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南部经济快速发展，一座又一座的化工厂拔地而起，社会上充满了对环境现状不满的情绪，他经常参与各种抗议活动。
被污染的现场是“震撼”的，五官带来的不适在给予他强烈的信号，比了解到的文字和图像资料都要来得强烈，赖青松受到很大的触动：“所谓的（评价）标准通常是在数字上面斤斤计较：计算排放达标与否、总量管制是否符合、赔偿金是多少，但最后我们发现，人根本无法生活。”
这段经历，直接奠定了他步入社会后以改善环境为业的理念，促成了他往后的人生选择。
谷东俱乐部
毕业后，赖青松换过不少工作，尽管都是和环境有直接关联，他总是觉得疲惫和不舒心。
回过头来看，不舒服的感觉是源于生活节奏和内心信念的脱节，让人不断滑向真实自我的另一方。都市的生活总是带给他不情愿的枷锁和负担。
转折发生在2000年，因为认同华德福学校创立的学习理念—没有课本、快乐学习、配合生命节奏，他和妻子从台北搬到了宜兰，希望女儿接受特定幼儿园的教育，他们为此租下了一个小庭院的房子。 有一天傍晚收工回家，车子开过兰阳溪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不自觉地唱起了歌来。他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上午在兼职翻译，下午拿着锄头干农活，“为什么我工作一整天，身体反而更舒服？”
再次返回农村田间的经历让他醒悟，务农能带给他真正的愉悦和放松。而人生的许多问题不是努力可以解决的，是“放松”才能解决。这样的转变颇具戏剧性，犹如网球名宿阿加西在其自传里所描述的，因为父亲训练的习惯，他总是不断追求完美，却未曾获得过满足，直到他在自己的比赛哲学中去掉了“极端”两字，才成就了一位真正的网球运动员。
再次返回农村田间的经历让他醒悟，务农能带给他真正的愉悦和放松。而人生的许多问题不是努力可以解决的，是“放松”才能解决。
而远在台湾的赖青松，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他决定卸下都市工作狂的重担，做一名半路出家的农夫。
其时在台湾，农业的关注度远比现在还低，家人的反对直截了当：“当个土农夫一辈子没出息。”毕竟家族里的前辈，就是为了摆脱田地生活才不断打拼，以在城市里自立门户为傲。赖青松像在人生的车道上逆行，迎来了一位又一位裁判的黄牌警告。
首先，征服土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在他开始耕种的第一年，他就发现租下的田地有很严重的鸟害，通过上网搜集资料和逢人询问，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租种的田地因为处于山脚下的位置，通风不便，日照少，因此成为了鸟类的活跃地带。而一街之隔，对面的土地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所以他才能以低价获得田地。
赖青松从一次次的挫折中反思和学习。刚开始，他希望用不施化肥的作法耕作，被人质疑“不用农药怎么可能种得了田”。
他结合在日本修读研究生期间习得的经验，试验出完全不使用农药与化学肥料的自然栽培法，一步步伴随着稻谷长大。围观议论他的人慢慢变少。
土地给了他些许羁绊，老天却没有阻止他的步伐。2004年，从日本学习中获得灵感的赖青松设立了谐音“股东”的“谷东俱乐部”，让消费者预约订购，以每谷1500台币的方式加入，他作为田间管理者管理田地，从中取得收入，同时消费者像投资股市一样承担因为天灾或管理引发的可能的减产风险。
如今已经是老“谷东”的杨美珍是偶然在杂志上看到对赖青松的介绍的，她说这么多年永远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欠土地一个公道”。这是赖青松更深的信念和执着。
为了故乡
从成立至今，谷东俱乐部在用心维持着不到四百位的消费者，田地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投入和产出。
人群不大，但赖青松对这样的信任敝帚自珍：“种植不是最难的。能找到一群认可的消费者，愿意付出货币、时间和耐心支持你，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和土地的联结”此言非虚，赖青松会在米袋里手书一份“谷东米报”，消费者可以从这份米报上看到一粒米从发芽、幼苗、抽穗到收割、碾米、端上餐桌的整个过程，他称之为“老老实实作田”。这样的联系开始后，比如当有台风来临时，在城市里的消费者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许就是在宜兰的那片农田。
除此以外，每年他还会保留小块田地，在春耕、秋收時节设立插秧祭、收割祭，邀请消费者前来宜兰，参与土地耕作的过程。让单纯吃米的消费者，进化成为理解甚至有机会参与田间劳动的共同生产者，构建出一个稳定的社群关系。
季节的变更，气候的变化，不再是窗外淡然略过的体验，赖青松坚持在博客“青松米部落格”里记录他的田间日志，在今年1月10日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 阴霾雨细的冬日已然笼罩
这本是兰阳平原上 多数农家休养生息的季节
……
在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冬季节日里
永远少不了的 当然是用自己种的黑糯米
搓揉出一颗颗香甜弹牙 充满人情味的冬至圆
2017年，作家绿妖在北京的有机农夫市集里听到赖青松的分享，“其貌不扬”，她这样回忆起对这位穿着朴素的台湾人的印象，“我觉得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他不仅是‘知行合一’地建设乡村，更把自己变成当地人，当地人也受到他的影响，达到互相改变、互相融合的过程。”
赖青松常年戴着一顶做旧的鸭舌帽，在演讲的舞台上即使话语幽默也经常板着脸庞。大女儿赖宜莲说父亲在生活中同样正直严肃，说话“非常直白而且不留情”，不过也正是这样，他的建议一般“一针见血、非常有用”。
如今已经是老“谷东”的杨美珍是偶然在杂志上看到对赖青松的介绍的，她说这么多年永远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欠土地一个公道”。这是赖青松更深的信念和执着。
这位田间管理者展现了一位“农业传教士”的姿态，实干而且能言，身体力行地带来了社会观念和生态的改变。
同样是老“谷东”的宜兰大学教授陈永松介绍说，通过谷东俱乐部传播的理念，带动了许多陆续进入宜兰的台湾小农施行友善耕作的理念，让他们改变了过往的种植习惯，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一亩三分田的理念树立被慢慢认可，也就是“一分给自己，一分归社会，一分还予土地”。
田间的工作日复一日，赖青松说，当兴趣变成维生的工作，压力也会随之而至。但是他没有忘记11岁那年阿公的承担和农村的承载，让他知道自己日后即使一无所有也能依靠土地存活下来。
从数据上来审视，赖青松所种植的六公顷土地实在微不足道，难以和台湾的农业产值产生直接关联，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远超于此。“都市最大的特质是善变，来得快去得也快，农村看似保守，但一旦发生变化，就是彻底而长远的改变。”
对于自己的经历被广泛地传播，赖青松想得很明白，赶上了互联网的传播时代，“碰巧我又是个比较会讲故事的人”。
当一切的故事回到原点，他的初因其实很简单—最初搬到宜兰，只是希望女儿知道自己的故乡在何方。在TEDxTaipei的演讲中，他如此叙述对于“故乡”的理解，那构成了他对土地和以之建立起来的农村的情感根基：“最初我以为（故乡）只是东方人风花雪月式的想象，直到我听到这样一首歌。”接着，他唱了起来：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