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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不知道是怎么过完的。
湖北出现可怕传染病的消息，早在1月中旬就在网络上影影绰绰地存在着，都是作为小道消息，并不觉得会跟自己发生什么关联。1月18号的时候，家里小朋友跟四位刚从武汉过来的叔叔亲切握手，我们不露声色地领开了孩子，同时暗笑自己是不是神经过敏。
很快消息就像爆炸一样多了起来，我每天急切地刷着新闻，不断地跟同事交换信息，讨论我们接下来能够做什么。封城消息很快坐实了之前的所有担心，微博上已经哀鸿遍野，人们对于这场疫情的所有预判，几乎全都来自非典的经验。大年夜的那天本该由我烧出一桌年夜饭来的，而我全程心不在焉，在炒菜和亲人们频频举杯的时候偷瞄着手机，
一切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新冠病毒决不仅仅不是17年前的SARS病毒的重演，在一场慌张应对的重大公共事件面前，整个社会所有结构性的危机全都被暴露出来——不仅中国如此，当疫情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相似的剧情，在不同的时间轴上展开，疾病予现代文明以险峻的考验，我们并不是这场大考里的唯一考生。
杂志社内几乎所有能在春节加班的记者积极参与报道小组，每天分工跟进，工作到深夜，人民在直播，而不能抵达一线的我们只能不断核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求救信息，甄别可报道的线索，竭力向更硬核的真相靠近。我不断回忆起2008年在汶川采访地震时的经历，任何灾难都像一枚放大器，会放大人性的善恶。
当时仅有几家逗留在武汉的媒体能够做到第一手的采访，也为我们留下了可敬的新闻专业样本。所以等到后来，当我们的记者杨楠终于获准可以进入武汉采访时，报道小组的同事们一起给她留言加油：多拍视频回来，你就是我们在疫区的眼睛了。
这位“疫区的眼睛”有时会在半夜给我打电话，医生白天忙于救治工作，无暇接受采访，所以她的采访常常安排在深夜。而我也是从这些电话里，听到了关于武汉重症一线的现场报道。杨楠是一个推土机式的存在，她以巨大的热忱和勇气，朝她想要了解的领域碾压过去。她向我展示她在医院拍到的心肌梗塞病人突然倒下的视频、ICU监护中令人屏息的抢救视频，转述她在医院每天下午的“死亡讨论会”上听到的重要信息，以及医生们含着眼泪跟她讲的故事。
约有20%的病人会转为重症，我们目前对于危重症病人的医疗救治依然是十分被动的，一旦病人发展到了危重症，死亡率甚至高达70%，而且难以降下来。杨楠到达武汉的时间，正是封城前后染病的人们大量进入重症和危重症的高峰期。在这个时期，“重症之困”是战疫的核心痛点。
有时候她也会为自己无法分心关注弱势群体而自责，但是8万人的巨大基数，让我们不敢忽视其20%带来的当量——这意味着约有万余人可能转为重症。
我清晰地记得，从封城之初，我们在仓促中做了一周左右紧锣密鼓的报道后，网络上的读者反应明显出现了一些疲态，湖北之外的人们对于过载的坏消息已经承受不了了。当时友刊的资深编辑传来了一份关于未来舆论走势的预判，认为动态疫情报道已经无法引起更多的关注。
2月14日，在汉口江边的一条巷子里，一名男子穿着简易防护服和鞋套，戴着防护眼镜和口罩，拎着两袋中药回家 图/任勇
他错了。就在当天，红会物资疑云在网络上成为爆点。而在此之后，几乎每过约一周的时间，网络舆情就会掀起新一轮发酵。一周之后是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再一周后是武汉换帅、单日新增确诊一万五，以及湖北多地出现冰雹、雷暴等极端天气，再一周后是多地监狱发生聚集性疫情，再一周后是武汉刑满释放人员返京，再一周后是某些地方官员的不妥言论和福建泉州隔离酒店倒塌，接下来免不了的是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新闻……一场深刻的瘟疫撼动的绝不仅仅是医学领域，它像一场漫长的地震，在可见的未来，还将在世界各地余震不止。
这四十多天里，我每天被海量的信息轰炸，我甚至庆幸自己在第一时间加入了疫情报道，每天非常具體地、忙碌地、专注地做点工作，哪怕是徒劳的工作，也让我有效地摆脱了愤怒和无力感。同时隔离生活让人迅速地回到自身，原本松散的现代家庭关系竟然呈现出它的本质，也像被打回了原型。我们像是被困孤岛的人，被剥夺了绝大部分可能性，只能分工合作，只能男耕女织，只能自给自足，只能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一日三餐。每天不得不应付琐屑的日常，倒也成为危机四伏的生活里一个稳定的钟摆。
就在我写这篇小文的当天，我所生活的城市宣布已经清零了所有确诊患者——他们甚至治愈了一位97岁高龄的老人和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马路上的人多了起来。就算你闭门不出，春天也照来不误，你看与不看，枝头都要绽开满树繁花。生活总还是要继续，但生活也并不可能彻底回到原来的样子，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瘟疫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幽灵般的隐喻，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听到脚下冰块裂开的声音，一个板块漂移的、浮冰般的未来世界也许正在到来，我们也不得不用这段特殊时期里习得的新认知，去逐渐看清、适应和应对这个世界。
湖北出现可怕传染病的消息，早在1月中旬就在网络上影影绰绰地存在着，都是作为小道消息，并不觉得会跟自己发生什么关联。1月18号的时候，家里小朋友跟四位刚从武汉过来的叔叔亲切握手，我们不露声色地领开了孩子，同时暗笑自己是不是神经过敏。
很快消息就像爆炸一样多了起来，我每天急切地刷着新闻，不断地跟同事交换信息，讨论我们接下来能够做什么。封城消息很快坐实了之前的所有担心，微博上已经哀鸿遍野，人们对于这场疫情的所有预判，几乎全都来自非典的经验。大年夜的那天本该由我烧出一桌年夜饭来的，而我全程心不在焉，在炒菜和亲人们频频举杯的时候偷瞄着手机，
一切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新冠病毒决不仅仅不是17年前的SARS病毒的重演，在一场慌张应对的重大公共事件面前，整个社会所有结构性的危机全都被暴露出来——不仅中国如此，当疫情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相似的剧情，在不同的时间轴上展开，疾病予现代文明以险峻的考验，我们并不是这场大考里的唯一考生。
杂志社内几乎所有能在春节加班的记者积极参与报道小组，每天分工跟进，工作到深夜，人民在直播，而不能抵达一线的我们只能不断核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求救信息，甄别可报道的线索，竭力向更硬核的真相靠近。我不断回忆起2008年在汶川采访地震时的经历，任何灾难都像一枚放大器，会放大人性的善恶。
当时仅有几家逗留在武汉的媒体能够做到第一手的采访，也为我们留下了可敬的新闻专业样本。所以等到后来，当我们的记者杨楠终于获准可以进入武汉采访时，报道小组的同事们一起给她留言加油：多拍视频回来，你就是我们在疫区的眼睛了。
这位“疫区的眼睛”有时会在半夜给我打电话，医生白天忙于救治工作，无暇接受采访，所以她的采访常常安排在深夜。而我也是从这些电话里，听到了关于武汉重症一线的现场报道。杨楠是一个推土机式的存在，她以巨大的热忱和勇气，朝她想要了解的领域碾压过去。她向我展示她在医院拍到的心肌梗塞病人突然倒下的视频、ICU监护中令人屏息的抢救视频，转述她在医院每天下午的“死亡讨论会”上听到的重要信息，以及医生们含着眼泪跟她讲的故事。
约有20%的病人会转为重症，我们目前对于危重症病人的医疗救治依然是十分被动的，一旦病人发展到了危重症，死亡率甚至高达70%，而且难以降下来。杨楠到达武汉的时间，正是封城前后染病的人们大量进入重症和危重症的高峰期。在这个时期，“重症之困”是战疫的核心痛点。
有时候她也会为自己无法分心关注弱势群体而自责，但是8万人的巨大基数，让我们不敢忽视其20%带来的当量——这意味着约有万余人可能转为重症。
我清晰地记得，从封城之初，我们在仓促中做了一周左右紧锣密鼓的报道后，网络上的读者反应明显出现了一些疲态，湖北之外的人们对于过载的坏消息已经承受不了了。当时友刊的资深编辑传来了一份关于未来舆论走势的预判，认为动态疫情报道已经无法引起更多的关注。
他错了。就在当天，红会物资疑云在网络上成为爆点。而在此之后，几乎每过约一周的时间，网络舆情就会掀起新一轮发酵。一周之后是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再一周后是武汉换帅、单日新增确诊一万五，以及湖北多地出现冰雹、雷暴等极端天气，再一周后是多地监狱发生聚集性疫情，再一周后是武汉刑满释放人员返京，再一周后是某些地方官员的不妥言论和福建泉州隔离酒店倒塌，接下来免不了的是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新闻……一场深刻的瘟疫撼动的绝不仅仅是医学领域，它像一场漫长的地震，在可见的未来，还将在世界各地余震不止。
这四十多天里，我每天被海量的信息轰炸，我甚至庆幸自己在第一时间加入了疫情报道，每天非常具體地、忙碌地、专注地做点工作，哪怕是徒劳的工作，也让我有效地摆脱了愤怒和无力感。同时隔离生活让人迅速地回到自身，原本松散的现代家庭关系竟然呈现出它的本质，也像被打回了原型。我们像是被困孤岛的人，被剥夺了绝大部分可能性，只能分工合作，只能男耕女织，只能自给自足，只能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一日三餐。每天不得不应付琐屑的日常，倒也成为危机四伏的生活里一个稳定的钟摆。
就在我写这篇小文的当天，我所生活的城市宣布已经清零了所有确诊患者——他们甚至治愈了一位97岁高龄的老人和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马路上的人多了起来。就算你闭门不出，春天也照来不误，你看与不看，枝头都要绽开满树繁花。生活总还是要继续，但生活也并不可能彻底回到原来的样子，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瘟疫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幽灵般的隐喻，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听到脚下冰块裂开的声音，一个板块漂移的、浮冰般的未来世界也许正在到来，我们也不得不用这段特殊时期里习得的新认知，去逐渐看清、适应和应对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