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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朝实行两京制，通过长安、洛阳两京实现对整个疆域的有效统治。两京之间地域，在唐王朝保障两京联系、强化两京掌控和增进两京职能互补的政治运作中，必然成为重要的地缘因素。陕州地接两京，控制两京水陆交通，是唐王朝布局两京之间的枢纽。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建置及其管辖区域的变更，受到两京地位轻重变化的直接影响，体现出朝廷布局两京之间以加强两京联系与制衡关系的空间运筹，反映出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变化。
[关键词]唐代，两京之间，陕州，政治地理格局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23-05
唐朝实行两京制，凭依长安、洛阳两京统治其广袤疆域。基于两京格局，两京之间地域在唐王朝的政治地理格局中，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地域作为两京连接的纽带，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在加强两京联系和职能互补、强化两京掌控等方面，必然成为唐朝统治者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地缘因素。学术界对唐代政治地理的研究，侧重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制衡下的地理格局的考察。对于作为统治核心区的两京地区，虽然在畿辅建置考证等方面颇有成果，但对于唐王朝如何利用两京之间地理布局来加强两京之间的联系与制衡关系等问题，却鲜有关注。
长安、洛阳相隔近千里，其间分为三个地理单元，关中平原东部、崤函山地、洛阳盆地西部。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地势平坦，水陆畅达，可以视为两京郊甸。而地处二者之间的崤函山地，既是长安、洛阳之间的山川屏障，又是长安、洛阳之间的联系通道。唐代两京联系，陆路主要依靠穿越崤函山地的崤函道，水路则通过崤函山地北缘的黄河水道。由于崤函道在陕州以东分为南、北二道，黄河水道又以陕州以北的三门航段为咽喉，陕州因以“控两京水陆二运”，成为两京之间的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朝廷布局两京之间，陕州自然是借重的关键。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机构设置及其管辖区域的考察，解析唐代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变化。
一、唐代以陕州为中心的
军政机构设置及其辖区的变化
陕州州治所在的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匍，地处黄河南岸，华山山脉与崤山山脉的交汇地带。秦代属三川郡。西汉初属河南郡。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置弘农郡（治弘农县，今灵宝市函谷关镇），陕县属之。曹魏、西晋因之，属司州弘农郡。东晋十六国时期，陕县地位日重，“屡经攻守”，堪称“中夏之要”。北魏统一北方后，于太和十一年（487年）在陕县置陕州。孝文帝迁都洛阳，又将陕州并入洛阳所在的司州。东西魏分立后，周明帝重置陕州。隋大业初，东京洛阳建成后，又将陕州并入洛阳所在的豫州。
隋末大乱，李渊起兵占据关中后，即东取陕县，于此置弘农郡。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建唐称帝，改弘农郡为陕州，并置陕州总管府，统辖陕州、鼎州（治弘农县，今灵宝市城关镇）、熊州（治福昌县，今宜阳县韩城锄、谷州（治新安县）四州。武德三年，又置函州（治永宁县，今洛宁县河底镇城头村）、嵩州G台阳城县，今登封市告成镇），皆属陕州总管府。武德四年唐军占领洛阳后，曾设洛州总管府。熊、谷、嵩等州改属洛府，陕、鼎、函等州仍属陕府。但洛州总管府旋即废省，陕州总管府仍领陕、鼎、函、熊、谷、嵩六州。武德七年，改陕州总管府为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年），罢陕州都督府。
太宗至高宗时期，原陕州总管府辖区东部的熊、谷、嵩诸州逐步并入洛州。贞观元年废熊州，三年废嵩州，显庆二年（657年）废谷州，所属各县渐次划属洛州。原陕州总管府西部的陕州、鼎州也有调整。贞观元年，将黄河北岸的芮城、河北（今山西省平陆县）二县划属陕州，使陕州辖境跨越黄河，夹河而治。八年，将鼎州与崤函山区西南部的虢州（治卢氏县）合并，仍名虢州，治弘农县。
显庆二年建洛阳为东都后，洛州属县列为畿县。武则天统治时期，陕州、虢州也被列为畿内州。天授二年（691年），“作制王畿”，陕州、虢州列入畿内。景云二年（711年），睿宗置二十四都督府，分辖全国各州，唯“畿内州并不隶入都督府”。景云都督府之制虽未能实施，但其议中陕州、虢州并不隶属任何都督府，仍为畿内州。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置十五道采访处置使，其中专门设置京畿、都畿。陕州属都畿，仍为畿内州，彪州却“以巡按所便”，另属河东道。
安史乱起，政治军事形势大变，陕州的军事地位再度凸显。乾元二年（759年）于陕州设陕虢华节度使，辖陕、虢、华三州。上元二年（761年），将华州饴郑县，今陕西省华县）析出，另置为镇国军节度使。大历十四年（779年），罢陕虢镇，陕、虢二州属东都畿。建中二年（781年），复置。大和五年（831年）又罢，陕、虢属东畿。开成元年（836年），再次设置陕虢都防御观察使。尽管其间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安史乱后至唐末的大部分时间里，在陕州均置有陕虢镇，辖陕、虢二州。
二、陕州军政建置与两京地位轻重
陕州在唐代之所以颇受推重，位居“雄州”之列，主要在于其地接两京，总绾两京水陆通道的地理区位。朝廷要通过两京之间的地理布局来保障两京联系、加强两京掌控，陕州是不可或缺的枢纽。因此，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建置及其辖区变更与两京制度的运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朝之所以实行两京制，在于中央集权与统治辽阔疆域之间的矛盾。唐王朝立足关中而得天下，以“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作为大一统王朝，固国关中固然是根本大计，但更重要的是强化对全疆域的有效控制。面对山东、江淮地区，定都长安不免悬远。洛阳地处水陆交通枢纽，便于财赋积聚，适宜作为统治山东的基地。而洛阳与长安距离不足千里，又地处下游，易于控制。所以，唐朝以洛阳为东都，通过两京制度有效控制整个疆域。基于两京格局，朝廷既需要加强长安与洛阳的联系，以增进两京政治、经济职能的互补，又需要有效地利用和掌控洛阳，防范异己势力借以威胁朝廷。
陕州地处两京之间，既是联络两京的枢纽，又是控制两京的要地，尤其是陕州迫近洛阳，且位居上游，对于洛阳的控制，是不可或缺的重镇。因此，借重陕州，布局两京之间，把两京联为一体，同时加强对两京的掌控，必然成为唐王朝地缘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整个唐代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建置及其辖区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卜是武德年间的陕州总管府：二是太宗至玄宗时期，原陕州总管府辖区逐渐列入东都畿内三是安史乱后的陕虢镇。
㈠武德年间的陕州总管府
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李渊起兵占据长安，洛阳时为王世充势力所控制。地当长安、洛阳之间的陕州成为双方对峙的前线。唐初，“边镇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领军戎”。高祖李渊设陕州总管府，意在协调对王世充势力的军事部署，加强对洛阳的防控。
作为东征的战略基地，陕州总管府辖区控制了洛阳西面赖以屏障的崤函山地，对洛阳形成“楔入”和“钳制”的布局态势。“楔入”之势，就是通过谷州、熊州两处要塞，分控洛阳盆地的西缘和西南缘，且位居上游，居高临下，犹如两颗犬牙，楔入洛阳郊圻，使洛阳西面门户洞开，随时处于兵临城下的险境？“钳制”之势，就是配合唐军在洛阳南翼的推进，在洛阳东南设置嵩州，占据洛阳东南门户——大谷、轘辕二关，把陕州总管府的战略触角延伸到洛阳东南侧翼，从西、南两面构成对洛阳的包围。
陕州总管府对洛阳“楔入”和“钳制”的态势本是出于防控洛阳的战争需要。但洛阳克定之后，这些战时措置却一直保留至武德末年。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高祖对东征期间李世民势力膨胀的顾虑，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洛阳的防范意图。
李世民在东征期间，利用身为主帅的有利条件，大力培植私己势力，并经营洛阳为其势力基地，引起高祖和太子李建成的猜忌。攻克洛阳后，李世民以“管内得专处分”之权，与高祖在权力分配上出现冲突。高祖曾怒责李世民：“我诏敕不行，尔之教命州县即受。”并对裴寂言：“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非复我昔日子也。”因而对李世民“恩礼渐薄”，“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作为应对，李世民也“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派遣亲信张亮、温大雅等“阴引山东豪杰”，“镇洛阳以俟变”。由于李世民、李建成矛盾日益激化，高祖曾许诺李世民：“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虽然《旧唐书》史料多依据《唐实录》所记，其中对世民、建成兄弟相争之事或秉承太宗旨意改定，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洛阳确为李世民根基所在。
由于顾忌李世民借洛阳以威胁朝廷，高祖对洛阳采取了利用与控制兼施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利用洛阳作为隋代旧都，“宫城、仓库犹在”的优势，在洛阳置陕东道大行台，以应对山东变乱，并依据情势，酌定洛阳“东都”地位的置废，另一方面又着力加强对洛阳的控制，因而维继着陕州总管府的战时布局卜是楔入洛阳盆地的谷州、熊州仍然留置。谷、熊二州的设置本是出于战时对洛阳的防控需要，“内以蔽关辅，外以图东都”。@谷州新安县治通洛城（今新安县城）、熊州寿安县治九曲城（今宜阳县香鹿山镇段棚，距离洛阳只有七十里许，由新安沿谷水向东，由寿安沿洛水向东北，平川渐宽，至洛阳并无险阻。周齐对峙时，周武帝曾筑通洛城“以临齐境”。北周灭齐之役，周陕州总管于翼自陕州入九曲城，“径到洛阳”。北周也曾于新安置中州，“镇新安，以备齐”，但灭齐之后，中州失去军事防控意义，随即罢废。而唐高祖取洛阳后，却一直保留着谷州、熊州的建置。二是陕州总管府继续遥控洛阳东南的嵩州。嵩州本是出于从侧翼钳制洛阳的军事意图而设置的。武德后期，陕州总管府继续遥控嵩州，虽然山河悬远，不利于管理，但也说明此时防范洛阳的战略意图压倒了管理方面的需要。高祖维继着陕州总管府战时防控洛阳的布局态势。而太宗即位后，即把新安、寿安二县及嵩州并入洛州，可以看出高祖利用陕州总管府防控洛阳的意图。
（二）太宗至玄宗时期，陕州及原陕州总管府辖区逐渐列入东都畿内
从熊、谷、嵩诸州并入洛州，到陕州、虢州列为畿内州，与洛阳的都城化进程相伴随。太宗执政伊始，即于洛阳权置尚书省。贞观十一年（637年），改洛州为洛阳宫。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建洛阳为东都，正式建立两京制度。营都建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随着洛阳的都城化，需要围绕洛阳建成一个足以自恃的形胜之区，以承担对洛阳军事辅卫和经济供给的畿辅职能。太宗至高宗朝，熊、谷、嵩等州并入洛州，将洛阳四周山地纳入洛州辖区，以巩固山川屏防。高宗以降直至玄宗，两京并重，犹如帝王东西两宅，车驾常来往于两京之间，因而需要建立与两京制相适应的两京通畿的畿辅格局。陕州、虢州列为畿内州，就是为了扩大畿辅，通圻两京，以加强两京之间行宫、驿路以及帝王巡幸来往的供赡保障。
贞观元年（627年），陕州拓境河北，在于增进两京之间的漕运。陕州以北的三门河段是黄河航道的咽喉。“三门”，因礁石把黄河激流分为“人门”“神门”“鬼门”三股水道而得名，三股水道中只有靠近北岸的“人门”可以通航，因而历代疏凿航路，修建栈道，多在黄河北岸进行。唐朝自贞观年间开始，多次整治三门航道。三门峡北岸栈道石壁上有题记：‘大唐贞观十六年四月三日……奉敕造舟公两艘，各六百石，试上三门，记之耳。”其后，显庆元年，发卒开三门，“凿山架险，拟通陆运”将作大匠杨务廉“凿山烧石”，在河岸崖壁上修凿栈道。这些工程均在黄河北岸。陕州夹河而治，有利于加强黄河北岸漕仓、栈道等漕运设施的管理，提高漕运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统治时期，虢州与陕州同属畿内。而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京畿、都畿时，却把虢州置于都畿之外，另属河东道。虢州之所以特立畿外，并不仅仅是为了“巡按所便”，更有可能是出于平衡两京形势、拓展关中防御纵深的考虑。虢州“去西京四百十里，去东京四百六十五里”，与两京距离大致相当。武周时以洛阳为神都，地位超过长安，武则天因而废除作为关中东门管钥的潼关，并把潼关关口所在的潼津县由太州（华州）改属虢州。二事对照，可知虢州随两京地位消长而变迁的意蕴。
㈢安史乱后的陕虢镇
陕虢镇的设置，是在安史之乱导致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唐王朝为适应新的地缘统治政策而对两京之间格局做出的重新部署。
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大一统的统治局面。面临统治的严重危机，唐王朝已无力维持盛唐时“据域中之大，外制东夏”的地缘统治政策，只能是“当天下之半，内保一方”。由于“畏幽、镇之称兵”，皇帝不再东幸洛阳，两京并重收缩为长安独重。陕虢镇的设置，就是为了在两京之间部署一道新的防御屏障，进一步加强关中防御。 陕虢镇设置之际，正值乾元二年（759年）唐军兵溃相州，叛军前锋直逼洛阳的严峻形势。朝廷被迫重新部署两京之间的防务，以来填为陕州刺史、陕虢华节度、潼关防御使，镇守陕州，戍卫潼关。为确保关中无失，又相继征调神策军和安西、北庭的边防兵驻守陕州。一旦洛阳吃紧，及时在陕州部署防御，朝廷显然汲取了天宝十四载（755年）洛阳陷落后，轻易放弃陕州以致关中倾覆的教训。史思明进占洛阳后，屡次西犯，“皆为陕兵所败”。唐军固守崤函，将战线巩固在陕州以东，避免了天宝十四载叛军直扑潼关局面的重演。由于陕虢镇“藩垣二京”，因而见重朝堂，其使职“非沃心之臣勿授”而且屯以重兵，作为禁军的神策军就长驻陕州。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进犯长安，代宗被迫东奔陕州，就是为了与鱼朝恩统领的神策军会合。
上元二年（761年）唐军兵败洛阳北山，史思明叛军乘势西进，陕州吃紧。朝廷于是对陕虢华镇辖区做出调整，将华州析出。在华州另置镇国军节度使，镇守潼关。这样，在潼关内外构建起陕虢镇在前，镇国军在后的梯次防御，以免潼关隶属于陕虢镇防区，一旦陕州失守，潼关也随之崩溃，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其后之所以不再将陕、虢、华合为一镇，在于三州地迫两京，若掌握在一个节度使手中，一旦有变，则祸生肘腋，这自然是朝廷要竭力避免的。
长安、洛阳两京制度是唐朝有效控制其辽阔疆域的重要手段。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体现出朝廷利用和掌控两京的空间运作。陕州地处两京之间，“居函关砥柱之冲”，控制两京水陆交通，朝廷要保障两京联系，加强两京掌控，陕州自然成为借重的关键。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建置及其辖区的变化，受到两京地位轻重和相互关系的直接影响，也反映出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变化。
唐兴之初，高祖既需要利用洛阳控制山东，又介虑洛阳成为李世民势力的温床，因而对洛阳的行政地位颇有反复，并且一直维继着陕州总管府在战时对洛阳的防控态势。“帝业初启，崤函乃金汤之地”，高祖时期长安、洛阳之间布局重在护卫关中、防控洛阳：“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太宗至玄宗时期，两京之间布局则重在沟通两京。伴随着洛阳的都城化进程，熊、谷、嵩诸州并入洛州，陕州、虢州列为畿内州，旨在围绕洛阳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胜之区，继而建成两京通畿的畿辅格局，以保障两京联系和职能互补。
与高祖时期相对照，武则天统治时期，以洛阳为神都，地位超过长安，两京之间格局相应表现出护卫洛阳、控制关中的特征。武则天为裁抑长安地位，曾将长安所在的雍州一分为五，“所以减削其权，不使专统”。并一度废除潼关，将潼津县改隶虢州。至朱温篡唐之际，罢废西京，又将潼关改隶陕州，并“置河潼军使，命虢州刺史兼领之”。二措如出一辙，都意欲使关中东面门户大开，以加强对长安的控制。
安史乱起，政治军事形势大变，两京并重的局面也因之打破。慑于藩镇压力，唐王朝的地缘统治政策由“外制东夏”转向“内保一方”，两京并重收缩为长安独重，陕州作为关中东向防御重镇的军事职能再度凸显。陕虢镇的设置，意图在两京之间部署一道新的防御屏障，以延伸关中的防御纵深。两京之间的政治地理格局表现出重西轻东，护卫关中的特征。
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变化，唐代两京地位轻重相应有所改变，主要表现为长安为主，洛阳为辅和两京并重两种状态，武则天时期也曾以洛阳为主，长安为辅。两京并重时期，陕州重在充当两京之间的交通枢纽，两京之间格局表现出连接东西，沟通两京的特征。长安为主时期，陕州重在充当关中东向的防卫重镇，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表现出重西轻东，护卫关中的特征而洛阳为主时期，两京之间布局的特征也相应转变为重东轻西，护卫洛阳。
[作者简介]胡方，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
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城市地理。
[关键词]唐代，两京之间，陕州，政治地理格局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23-05
唐朝实行两京制，凭依长安、洛阳两京统治其广袤疆域。基于两京格局，两京之间地域在唐王朝的政治地理格局中，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地域作为两京连接的纽带，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在加强两京联系和职能互补、强化两京掌控等方面，必然成为唐朝统治者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地缘因素。学术界对唐代政治地理的研究，侧重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制衡下的地理格局的考察。对于作为统治核心区的两京地区，虽然在畿辅建置考证等方面颇有成果，但对于唐王朝如何利用两京之间地理布局来加强两京之间的联系与制衡关系等问题，却鲜有关注。
长安、洛阳相隔近千里，其间分为三个地理单元，关中平原东部、崤函山地、洛阳盆地西部。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地势平坦，水陆畅达，可以视为两京郊甸。而地处二者之间的崤函山地，既是长安、洛阳之间的山川屏障，又是长安、洛阳之间的联系通道。唐代两京联系，陆路主要依靠穿越崤函山地的崤函道，水路则通过崤函山地北缘的黄河水道。由于崤函道在陕州以东分为南、北二道，黄河水道又以陕州以北的三门航段为咽喉，陕州因以“控两京水陆二运”，成为两京之间的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朝廷布局两京之间，陕州自然是借重的关键。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机构设置及其管辖区域的考察，解析唐代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变化。
一、唐代以陕州为中心的
军政机构设置及其辖区的变化
陕州州治所在的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匍，地处黄河南岸，华山山脉与崤山山脉的交汇地带。秦代属三川郡。西汉初属河南郡。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置弘农郡（治弘农县，今灵宝市函谷关镇），陕县属之。曹魏、西晋因之，属司州弘农郡。东晋十六国时期，陕县地位日重，“屡经攻守”，堪称“中夏之要”。北魏统一北方后，于太和十一年（487年）在陕县置陕州。孝文帝迁都洛阳，又将陕州并入洛阳所在的司州。东西魏分立后，周明帝重置陕州。隋大业初，东京洛阳建成后，又将陕州并入洛阳所在的豫州。
隋末大乱，李渊起兵占据关中后，即东取陕县，于此置弘农郡。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建唐称帝，改弘农郡为陕州，并置陕州总管府，统辖陕州、鼎州（治弘农县，今灵宝市城关镇）、熊州（治福昌县，今宜阳县韩城锄、谷州（治新安县）四州。武德三年，又置函州（治永宁县，今洛宁县河底镇城头村）、嵩州G台阳城县，今登封市告成镇），皆属陕州总管府。武德四年唐军占领洛阳后，曾设洛州总管府。熊、谷、嵩等州改属洛府，陕、鼎、函等州仍属陕府。但洛州总管府旋即废省，陕州总管府仍领陕、鼎、函、熊、谷、嵩六州。武德七年，改陕州总管府为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年），罢陕州都督府。
太宗至高宗时期，原陕州总管府辖区东部的熊、谷、嵩诸州逐步并入洛州。贞观元年废熊州，三年废嵩州，显庆二年（657年）废谷州，所属各县渐次划属洛州。原陕州总管府西部的陕州、鼎州也有调整。贞观元年，将黄河北岸的芮城、河北（今山西省平陆县）二县划属陕州，使陕州辖境跨越黄河，夹河而治。八年，将鼎州与崤函山区西南部的虢州（治卢氏县）合并，仍名虢州，治弘农县。
显庆二年建洛阳为东都后，洛州属县列为畿县。武则天统治时期，陕州、虢州也被列为畿内州。天授二年（691年），“作制王畿”，陕州、虢州列入畿内。景云二年（711年），睿宗置二十四都督府，分辖全国各州，唯“畿内州并不隶入都督府”。景云都督府之制虽未能实施，但其议中陕州、虢州并不隶属任何都督府，仍为畿内州。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置十五道采访处置使，其中专门设置京畿、都畿。陕州属都畿，仍为畿内州，彪州却“以巡按所便”，另属河东道。
安史乱起，政治军事形势大变，陕州的军事地位再度凸显。乾元二年（759年）于陕州设陕虢华节度使，辖陕、虢、华三州。上元二年（761年），将华州饴郑县，今陕西省华县）析出，另置为镇国军节度使。大历十四年（779年），罢陕虢镇，陕、虢二州属东都畿。建中二年（781年），复置。大和五年（831年）又罢，陕、虢属东畿。开成元年（836年），再次设置陕虢都防御观察使。尽管其间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安史乱后至唐末的大部分时间里，在陕州均置有陕虢镇，辖陕、虢二州。
二、陕州军政建置与两京地位轻重
陕州在唐代之所以颇受推重，位居“雄州”之列，主要在于其地接两京，总绾两京水陆通道的地理区位。朝廷要通过两京之间的地理布局来保障两京联系、加强两京掌控，陕州是不可或缺的枢纽。因此，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建置及其辖区变更与两京制度的运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朝之所以实行两京制，在于中央集权与统治辽阔疆域之间的矛盾。唐王朝立足关中而得天下，以“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作为大一统王朝，固国关中固然是根本大计，但更重要的是强化对全疆域的有效控制。面对山东、江淮地区，定都长安不免悬远。洛阳地处水陆交通枢纽，便于财赋积聚，适宜作为统治山东的基地。而洛阳与长安距离不足千里，又地处下游，易于控制。所以，唐朝以洛阳为东都，通过两京制度有效控制整个疆域。基于两京格局，朝廷既需要加强长安与洛阳的联系，以增进两京政治、经济职能的互补，又需要有效地利用和掌控洛阳，防范异己势力借以威胁朝廷。
陕州地处两京之间，既是联络两京的枢纽，又是控制两京的要地，尤其是陕州迫近洛阳，且位居上游，对于洛阳的控制，是不可或缺的重镇。因此，借重陕州，布局两京之间，把两京联为一体，同时加强对两京的掌控，必然成为唐王朝地缘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整个唐代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建置及其辖区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卜是武德年间的陕州总管府：二是太宗至玄宗时期，原陕州总管府辖区逐渐列入东都畿内三是安史乱后的陕虢镇。
㈠武德年间的陕州总管府
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李渊起兵占据长安，洛阳时为王世充势力所控制。地当长安、洛阳之间的陕州成为双方对峙的前线。唐初，“边镇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领军戎”。高祖李渊设陕州总管府，意在协调对王世充势力的军事部署，加强对洛阳的防控。
作为东征的战略基地，陕州总管府辖区控制了洛阳西面赖以屏障的崤函山地，对洛阳形成“楔入”和“钳制”的布局态势。“楔入”之势，就是通过谷州、熊州两处要塞，分控洛阳盆地的西缘和西南缘，且位居上游，居高临下，犹如两颗犬牙，楔入洛阳郊圻，使洛阳西面门户洞开，随时处于兵临城下的险境？“钳制”之势，就是配合唐军在洛阳南翼的推进，在洛阳东南设置嵩州，占据洛阳东南门户——大谷、轘辕二关，把陕州总管府的战略触角延伸到洛阳东南侧翼，从西、南两面构成对洛阳的包围。
陕州总管府对洛阳“楔入”和“钳制”的态势本是出于防控洛阳的战争需要。但洛阳克定之后，这些战时措置却一直保留至武德末年。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高祖对东征期间李世民势力膨胀的顾虑，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洛阳的防范意图。
李世民在东征期间，利用身为主帅的有利条件，大力培植私己势力，并经营洛阳为其势力基地，引起高祖和太子李建成的猜忌。攻克洛阳后，李世民以“管内得专处分”之权，与高祖在权力分配上出现冲突。高祖曾怒责李世民：“我诏敕不行，尔之教命州县即受。”并对裴寂言：“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非复我昔日子也。”因而对李世民“恩礼渐薄”，“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作为应对，李世民也“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派遣亲信张亮、温大雅等“阴引山东豪杰”，“镇洛阳以俟变”。由于李世民、李建成矛盾日益激化，高祖曾许诺李世民：“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虽然《旧唐书》史料多依据《唐实录》所记，其中对世民、建成兄弟相争之事或秉承太宗旨意改定，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洛阳确为李世民根基所在。
由于顾忌李世民借洛阳以威胁朝廷，高祖对洛阳采取了利用与控制兼施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利用洛阳作为隋代旧都，“宫城、仓库犹在”的优势，在洛阳置陕东道大行台，以应对山东变乱，并依据情势，酌定洛阳“东都”地位的置废，另一方面又着力加强对洛阳的控制，因而维继着陕州总管府的战时布局卜是楔入洛阳盆地的谷州、熊州仍然留置。谷、熊二州的设置本是出于战时对洛阳的防控需要，“内以蔽关辅，外以图东都”。@谷州新安县治通洛城（今新安县城）、熊州寿安县治九曲城（今宜阳县香鹿山镇段棚，距离洛阳只有七十里许，由新安沿谷水向东，由寿安沿洛水向东北，平川渐宽，至洛阳并无险阻。周齐对峙时，周武帝曾筑通洛城“以临齐境”。北周灭齐之役，周陕州总管于翼自陕州入九曲城，“径到洛阳”。北周也曾于新安置中州，“镇新安，以备齐”，但灭齐之后，中州失去军事防控意义，随即罢废。而唐高祖取洛阳后，却一直保留着谷州、熊州的建置。二是陕州总管府继续遥控洛阳东南的嵩州。嵩州本是出于从侧翼钳制洛阳的军事意图而设置的。武德后期，陕州总管府继续遥控嵩州，虽然山河悬远，不利于管理，但也说明此时防范洛阳的战略意图压倒了管理方面的需要。高祖维继着陕州总管府战时防控洛阳的布局态势。而太宗即位后，即把新安、寿安二县及嵩州并入洛州，可以看出高祖利用陕州总管府防控洛阳的意图。
（二）太宗至玄宗时期，陕州及原陕州总管府辖区逐渐列入东都畿内
从熊、谷、嵩诸州并入洛州，到陕州、虢州列为畿内州，与洛阳的都城化进程相伴随。太宗执政伊始，即于洛阳权置尚书省。贞观十一年（637年），改洛州为洛阳宫。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建洛阳为东都，正式建立两京制度。营都建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随着洛阳的都城化，需要围绕洛阳建成一个足以自恃的形胜之区，以承担对洛阳军事辅卫和经济供给的畿辅职能。太宗至高宗朝，熊、谷、嵩等州并入洛州，将洛阳四周山地纳入洛州辖区，以巩固山川屏防。高宗以降直至玄宗，两京并重，犹如帝王东西两宅，车驾常来往于两京之间，因而需要建立与两京制相适应的两京通畿的畿辅格局。陕州、虢州列为畿内州，就是为了扩大畿辅，通圻两京，以加强两京之间行宫、驿路以及帝王巡幸来往的供赡保障。
贞观元年（627年），陕州拓境河北，在于增进两京之间的漕运。陕州以北的三门河段是黄河航道的咽喉。“三门”，因礁石把黄河激流分为“人门”“神门”“鬼门”三股水道而得名，三股水道中只有靠近北岸的“人门”可以通航，因而历代疏凿航路，修建栈道，多在黄河北岸进行。唐朝自贞观年间开始，多次整治三门航道。三门峡北岸栈道石壁上有题记：‘大唐贞观十六年四月三日……奉敕造舟公两艘，各六百石，试上三门，记之耳。”其后，显庆元年，发卒开三门，“凿山架险，拟通陆运”将作大匠杨务廉“凿山烧石”，在河岸崖壁上修凿栈道。这些工程均在黄河北岸。陕州夹河而治，有利于加强黄河北岸漕仓、栈道等漕运设施的管理，提高漕运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统治时期，虢州与陕州同属畿内。而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京畿、都畿时，却把虢州置于都畿之外，另属河东道。虢州之所以特立畿外，并不仅仅是为了“巡按所便”，更有可能是出于平衡两京形势、拓展关中防御纵深的考虑。虢州“去西京四百十里，去东京四百六十五里”，与两京距离大致相当。武周时以洛阳为神都，地位超过长安，武则天因而废除作为关中东门管钥的潼关，并把潼关关口所在的潼津县由太州（华州）改属虢州。二事对照，可知虢州随两京地位消长而变迁的意蕴。
㈢安史乱后的陕虢镇
陕虢镇的设置，是在安史之乱导致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唐王朝为适应新的地缘统治政策而对两京之间格局做出的重新部署。
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大一统的统治局面。面临统治的严重危机，唐王朝已无力维持盛唐时“据域中之大，外制东夏”的地缘统治政策，只能是“当天下之半，内保一方”。由于“畏幽、镇之称兵”，皇帝不再东幸洛阳，两京并重收缩为长安独重。陕虢镇的设置，就是为了在两京之间部署一道新的防御屏障，进一步加强关中防御。 陕虢镇设置之际，正值乾元二年（759年）唐军兵溃相州，叛军前锋直逼洛阳的严峻形势。朝廷被迫重新部署两京之间的防务，以来填为陕州刺史、陕虢华节度、潼关防御使，镇守陕州，戍卫潼关。为确保关中无失，又相继征调神策军和安西、北庭的边防兵驻守陕州。一旦洛阳吃紧，及时在陕州部署防御，朝廷显然汲取了天宝十四载（755年）洛阳陷落后，轻易放弃陕州以致关中倾覆的教训。史思明进占洛阳后，屡次西犯，“皆为陕兵所败”。唐军固守崤函，将战线巩固在陕州以东，避免了天宝十四载叛军直扑潼关局面的重演。由于陕虢镇“藩垣二京”，因而见重朝堂，其使职“非沃心之臣勿授”而且屯以重兵，作为禁军的神策军就长驻陕州。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进犯长安，代宗被迫东奔陕州，就是为了与鱼朝恩统领的神策军会合。
上元二年（761年）唐军兵败洛阳北山，史思明叛军乘势西进，陕州吃紧。朝廷于是对陕虢华镇辖区做出调整，将华州析出。在华州另置镇国军节度使，镇守潼关。这样，在潼关内外构建起陕虢镇在前，镇国军在后的梯次防御，以免潼关隶属于陕虢镇防区，一旦陕州失守，潼关也随之崩溃，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其后之所以不再将陕、虢、华合为一镇，在于三州地迫两京，若掌握在一个节度使手中，一旦有变，则祸生肘腋，这自然是朝廷要竭力避免的。
长安、洛阳两京制度是唐朝有效控制其辽阔疆域的重要手段。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体现出朝廷利用和掌控两京的空间运作。陕州地处两京之间，“居函关砥柱之冲”，控制两京水陆交通，朝廷要保障两京联系，加强两京掌控，陕州自然成为借重的关键。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建置及其辖区的变化，受到两京地位轻重和相互关系的直接影响，也反映出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变化。
唐兴之初，高祖既需要利用洛阳控制山东，又介虑洛阳成为李世民势力的温床，因而对洛阳的行政地位颇有反复，并且一直维继着陕州总管府在战时对洛阳的防控态势。“帝业初启，崤函乃金汤之地”，高祖时期长安、洛阳之间布局重在护卫关中、防控洛阳：“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太宗至玄宗时期，两京之间布局则重在沟通两京。伴随着洛阳的都城化进程，熊、谷、嵩诸州并入洛州，陕州、虢州列为畿内州，旨在围绕洛阳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胜之区，继而建成两京通畿的畿辅格局，以保障两京联系和职能互补。
与高祖时期相对照，武则天统治时期，以洛阳为神都，地位超过长安，两京之间格局相应表现出护卫洛阳、控制关中的特征。武则天为裁抑长安地位，曾将长安所在的雍州一分为五，“所以减削其权，不使专统”。并一度废除潼关，将潼津县改隶虢州。至朱温篡唐之际，罢废西京，又将潼关改隶陕州，并“置河潼军使，命虢州刺史兼领之”。二措如出一辙，都意欲使关中东面门户大开，以加强对长安的控制。
安史乱起，政治军事形势大变，两京并重的局面也因之打破。慑于藩镇压力，唐王朝的地缘统治政策由“外制东夏”转向“内保一方”，两京并重收缩为长安独重，陕州作为关中东向防御重镇的军事职能再度凸显。陕虢镇的设置，意图在两京之间部署一道新的防御屏障，以延伸关中的防御纵深。两京之间的政治地理格局表现出重西轻东，护卫关中的特征。
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变化，唐代两京地位轻重相应有所改变，主要表现为长安为主，洛阳为辅和两京并重两种状态，武则天时期也曾以洛阳为主，长安为辅。两京并重时期，陕州重在充当两京之间的交通枢纽，两京之间格局表现出连接东西，沟通两京的特征。长安为主时期，陕州重在充当关中东向的防卫重镇，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表现出重西轻东，护卫关中的特征而洛阳为主时期，两京之间布局的特征也相应转变为重东轻西，护卫洛阳。
[作者简介]胡方，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
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城市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