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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朦胧胧中，不知有多少回，我徘徊在一排四层楼房的街头巷尾，仿佛楼上有我牵挂的人，有我牵挂的事。似乎年老的父母就在里面，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电话号码。
2019年夏天徐枫邀请我去台北参加电影《滚滚红尘》修复版的首映礼。有一天晚上，朋友说第二天要去看房地产，对看房地产我没什么兴趣，只随口问了一句去哪儿看。一听说永康街，我眼睛即刻发亮，要求一起去。朋友听说我也住过永康街，看完房地产，他体贴地提议陪我去看看我曾经住过的地方。我不记得是几巷，到底三十多年没回去过，仿佛天使引路，我径自走到永康公园对面的六巷中，在一家门口估计着是不是这个门牌号码时，刚好有人出来，我就闯了进去。一路爬上四楼，当我见到楼梯间的巨型铁门，我惊呼：“就是这间！我找到了！”原来梦里经常徘徊的地方就是永康街、丽水街和它们之间的六巷。顾不得是否莽撞就伸手按门铃，应门的是一名十八岁的女孩，我告诉她我曾经住在那儿，请她让我进去看看，她犹豫地说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刚才跟着我一起上楼的郝广才即刻说：“她是林青霞！”
拍完第一部电影《窗外》，我们举家从台北县三重市搬到台北市永康街，一住八年，这八年是我电影生涯最辉煌、最灿烂、最忙碌的日子，也是台湾文艺片最盛行的时期。
重重的铁门闩嘎吱一声移开，一组画面快速地闪过我的脑海。妈妈在厨房里为我煮面、楼下古怪的老爷车喇叭声、我飞奔而下、溪边与他一坐数小时、铁门深深地闩上、母亲差点报警。那年我十九岁，在远赴美国旧金山拍《长情万缕》的前一睌。
走进四楼玄关似的阳台，竟然没有变，一样的阳台，母亲曾经在那儿叉着腰指骂街边另一个他。
走进客厅，真的不敢相信，仿佛时光停止了，跟四十多年前一模一样，我非常熟悉地走到少女时期的卧室，望着和以前一模一样的装修，我眼眶湿了。妈妈不知多少次，坐在床边用厚厚的旁氏雪花膏，为刚拍完戏累得睡着了的我卸妆。转头对面是妺妹的房间，走到另一边是父母住的地方，他们对门是哥哥的房间。突然间我呆住了，那张Cappuccino（卡布奇诺咖啡）色的胖沙发还在，静静地坐在哥哥的房间中，那是我不拍戏的时候经常坐着跟母亲大眼瞪小眼的沙发。
我站在客厅中央，往日的情怀在空气里浓浓地包围着我。八年，我的青春、我的成长、我的成名，都在这儿，都在这儿。这间小小的客厅，不知接待过多少个说破嘴要我答应接戏的大制片。琼瑶姊和平鑫涛也是座上客，在此我签了他们两人合组的巨星电影公司创业作《我是一片云》的合约，这也是唯一的一部“一林配二秦”。在这小客厅里，也经常有制片和导演坐在胖沙发上等我起床拍戏。
九岁时搬到臺北县三重市淡水河边。中兴桥离我们家很近，那时最开心的是大人带我们坐着三轮车，经过中兴桥到台北吃小美冰激凌。高中读新庄金陵女中，放学总是跟着住在台北的同学一起搭公共汽车，过中兴桥吃台北小吃店的甜不辣配白萝卜，上面浇点辣椒酱，那滚烫甜辣之味至今记得。高中时期，几乎每个周末都跟同学到台北西门町逛街、看电影，我们穿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喇叭裤、迷你裙、大领子衬衫和长到脚踝的迷笛裙，走在西门町街头不知有多神气。我就是在高中毕业前后那段时间，在西门町被影圈中人找去拍电影的。
搬到永康街后，从此跟台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跟电影和媒体分不开，几乎占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不拍戏二十五年了，出入还是有狗仔队跟拍，我想我跟媒体是分不开了，那就接受吧，把他们当成朋友。
台北的大街小巷、阳明山的老外别墅、许多咖啡厅通通入了我的电影里，如果想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北的风貌，请看林青霞的文艺爱情片。从1972年到1984年我都在台北拍戏，这十二年共拍了六七十部电影，台北火车站对面的广告牌经常有我的刊板，我读高中时期流连无数次的西门町电影街，也挂满了我的电影海报。我人生的转变比梦还像梦，回首往事，人世间的缘分是多么微妙而不可预测。
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里的女主角住在台北市仁爱路，仁爱路街道宽敞整洁，中间整排绿油油的大树，很有气质。我喜欢仁爱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用四部戏换了仁爱路四段双星大厦的寓所，电影的路线也从爱情片转成社会写实片。拍写实片，合作的人也写实，那时候手上的戏实在多得没法再接新戏。有个记忆特别鲜明，一天晚上，制片周令刚背着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全是新台币，拿出来占了我半张咖啡桌，人家一片诚意，不接也说不过去。他走了我把现钞往小保险箱里塞，怎么塞都不够放，只好把剩下来的放在床头柜里，好多天都不去存，朋友说我真胆大，一个人住在台北，竟然敢收那么多现金，而且还放在家里。
1984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拍戏，偶尔回到台北拍几部片。1994年我嫁入香港，结婚至今二十五年，我魂牵梦萦的地方还是台北。这次回到永康街，才知道梦里徘徊的地方，我进不去的地方，就在永康公园对面六巷×号的四楼。
（杨进摘自《散文·海外版》2020年第3期，西米绘图）
2019年夏天徐枫邀请我去台北参加电影《滚滚红尘》修复版的首映礼。有一天晚上，朋友说第二天要去看房地产，对看房地产我没什么兴趣，只随口问了一句去哪儿看。一听说永康街，我眼睛即刻发亮，要求一起去。朋友听说我也住过永康街，看完房地产，他体贴地提议陪我去看看我曾经住过的地方。我不记得是几巷，到底三十多年没回去过，仿佛天使引路，我径自走到永康公园对面的六巷中，在一家门口估计着是不是这个门牌号码时，刚好有人出来，我就闯了进去。一路爬上四楼，当我见到楼梯间的巨型铁门，我惊呼：“就是这间！我找到了！”原来梦里经常徘徊的地方就是永康街、丽水街和它们之间的六巷。顾不得是否莽撞就伸手按门铃，应门的是一名十八岁的女孩，我告诉她我曾经住在那儿，请她让我进去看看，她犹豫地说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刚才跟着我一起上楼的郝广才即刻说：“她是林青霞！”
拍完第一部电影《窗外》，我们举家从台北县三重市搬到台北市永康街，一住八年，这八年是我电影生涯最辉煌、最灿烂、最忙碌的日子，也是台湾文艺片最盛行的时期。
重重的铁门闩嘎吱一声移开，一组画面快速地闪过我的脑海。妈妈在厨房里为我煮面、楼下古怪的老爷车喇叭声、我飞奔而下、溪边与他一坐数小时、铁门深深地闩上、母亲差点报警。那年我十九岁，在远赴美国旧金山拍《长情万缕》的前一睌。
走进四楼玄关似的阳台，竟然没有变，一样的阳台，母亲曾经在那儿叉着腰指骂街边另一个他。
走进客厅，真的不敢相信，仿佛时光停止了，跟四十多年前一模一样，我非常熟悉地走到少女时期的卧室，望着和以前一模一样的装修，我眼眶湿了。妈妈不知多少次，坐在床边用厚厚的旁氏雪花膏，为刚拍完戏累得睡着了的我卸妆。转头对面是妺妹的房间，走到另一边是父母住的地方，他们对门是哥哥的房间。突然间我呆住了，那张Cappuccino（卡布奇诺咖啡）色的胖沙发还在，静静地坐在哥哥的房间中，那是我不拍戏的时候经常坐着跟母亲大眼瞪小眼的沙发。
我站在客厅中央，往日的情怀在空气里浓浓地包围着我。八年，我的青春、我的成长、我的成名，都在这儿，都在这儿。这间小小的客厅，不知接待过多少个说破嘴要我答应接戏的大制片。琼瑶姊和平鑫涛也是座上客，在此我签了他们两人合组的巨星电影公司创业作《我是一片云》的合约，这也是唯一的一部“一林配二秦”。在这小客厅里，也经常有制片和导演坐在胖沙发上等我起床拍戏。
九岁时搬到臺北县三重市淡水河边。中兴桥离我们家很近，那时最开心的是大人带我们坐着三轮车，经过中兴桥到台北吃小美冰激凌。高中读新庄金陵女中，放学总是跟着住在台北的同学一起搭公共汽车，过中兴桥吃台北小吃店的甜不辣配白萝卜，上面浇点辣椒酱，那滚烫甜辣之味至今记得。高中时期，几乎每个周末都跟同学到台北西门町逛街、看电影，我们穿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喇叭裤、迷你裙、大领子衬衫和长到脚踝的迷笛裙，走在西门町街头不知有多神气。我就是在高中毕业前后那段时间，在西门町被影圈中人找去拍电影的。
搬到永康街后，从此跟台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跟电影和媒体分不开，几乎占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不拍戏二十五年了，出入还是有狗仔队跟拍，我想我跟媒体是分不开了，那就接受吧，把他们当成朋友。
台北的大街小巷、阳明山的老外别墅、许多咖啡厅通通入了我的电影里，如果想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北的风貌，请看林青霞的文艺爱情片。从1972年到1984年我都在台北拍戏，这十二年共拍了六七十部电影，台北火车站对面的广告牌经常有我的刊板，我读高中时期流连无数次的西门町电影街，也挂满了我的电影海报。我人生的转变比梦还像梦，回首往事，人世间的缘分是多么微妙而不可预测。
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里的女主角住在台北市仁爱路，仁爱路街道宽敞整洁，中间整排绿油油的大树，很有气质。我喜欢仁爱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用四部戏换了仁爱路四段双星大厦的寓所，电影的路线也从爱情片转成社会写实片。拍写实片，合作的人也写实，那时候手上的戏实在多得没法再接新戏。有个记忆特别鲜明，一天晚上，制片周令刚背着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全是新台币，拿出来占了我半张咖啡桌，人家一片诚意，不接也说不过去。他走了我把现钞往小保险箱里塞，怎么塞都不够放，只好把剩下来的放在床头柜里，好多天都不去存，朋友说我真胆大，一个人住在台北，竟然敢收那么多现金，而且还放在家里。
1984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拍戏，偶尔回到台北拍几部片。1994年我嫁入香港，结婚至今二十五年，我魂牵梦萦的地方还是台北。这次回到永康街，才知道梦里徘徊的地方，我进不去的地方，就在永康公园对面六巷×号的四楼。
（杨进摘自《散文·海外版》2020年第3期，西米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