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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八十多年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主导模式大致经历了四种类型的变迁，即导向+民主模式、导向+民主+情理模式、导向+民主+情理+公平模式、导向+民主+情理+公平+利益模式。这种主导模式的变迁，既有一脉相承的“路径依赖”，也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创新。新世纪新阶段，完善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要特别注意制度移植的条件性、“路径依赖”的两面性、制度变迁的连续性和制度选择集合的可变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E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226-04
八十多年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作用对象、工作内容的不同，形成了特有的激励机制主导模式，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扬弃发展，既有一脉相承的“路径依赖”，也有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构成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主导模式的变迁。这个变迁过程，是传统激励机制逐步走向现代激励机制的过程，是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就是效益更高、更适合军情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对原有激励机制的替代发展过程，是激励机制的正式规则在其整个制度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导向+民主模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党借鉴苏联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开始在工农红军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内容和原则进行进了初步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凸显出“导向+民主模式”。其主要特点有：一是导向激励作用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导向激励原则，是指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功能，促成个人理想与社会共同理想的有机结合，把个体内在的积极性引导到社会、集体所要求的目标、方向和“正式约束”上来。土地革命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处于创始阶段，规范化、制度化程度较低，加上旧军人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工农红军中广泛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旧军队的作风，唯心观点、个人主义、非组织意识、极端民主化倾向、绝对平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相当突出。如何“系统地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关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成为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在明确革命军队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基础上，工农红军重点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完善各级思想政治工作机关、训练配备政工干部、规范政治工作方法和原则、加强政治训练教育、进行民主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统一官兵，使之成为“服务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激励作用，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消除了军队内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改造了旧军队组建了新的革命军队，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二是民主激励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反，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我军初创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激励机制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因。我军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我军的性质决定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必然为官兵一致，相互平等，这就要求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同时，中国是一个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国家，没有民主的现象不仅在人民中存在，而且在旧军队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激励作用，加强和完善民主制度建设，是消除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克服官僚主义、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必然选择，是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此外，发挥民主激励作用也是增进军队内部团结，激发广大官兵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条件。对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推动了军内部民主制度的建立，推动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三是“正式约束”之外“非正式约束”广泛存在。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工农红军共颁布有关政治工作的法令、法规、条例等规范性文件9个，主要包括《古田会议决议》、《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与时同时，讲话、调查报告等 “非正式约束”性的政治工作规范广泛存在。这一特点说明在土地革命时期，正式约束（政策、法规和契约等）和非正式约束（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都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对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变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导向+民主+情理模式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继承土地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并得到全面发展和成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构成要素（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在社会博弈中得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这一过程的实质是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软政权”状态向“硬政权”状态的持续过渡。①这一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机制可以集中表述为“导向+民主+情理模式”。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导向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得以强化。抗日战争时期，是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达到完全成熟的极端重要时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武装军队成为历史的内在要求。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导向激励机制，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指导地位的确立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显著化。这一时期的导向激励机制集中体现在1944年由毛泽东、周恩来主持、谭政组织撰写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的报告里，系统而全面地对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地位作用、方向任务、总的方针、中心环节、作风方法、以至组织形式和制度作了科学的阐述，是我军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二是政治工作逐步系统化，民主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得以完善。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民主激励机制有了深入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军队的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提出军队民主是“有秩序的、有领导的”民主思想，揭示了军队民主的特征，批判了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统一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民主激励机制强调，军队内部的民主是高度集中统一下的民主，是遵守革命纪律的民主。毛泽东指出：“军队的民主和地方的民主一样，同属于集中统一下的民主，但军队民主的集中统一的程度更高一些，是有一定限度的民主。”为了防止和反对极端民主化，毛泽东认为应该教育广大官兵正确认识军队实行民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我军能够正确理解、运用军队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加强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激励机制，标志着民主激励机制的成熟。三是随战争性质的根本性变化，情理激励机制应运而生。情理激励原则是指，在思想政治工作激励过程中要以激励对象的认识和情感为基础，注重与被激励者沟通情感，交流思想，从而“使理想、意识形态等非财富价值在个人选择中占有重要位置”。②抗日战争使中国革命的战争性质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激励在适应新形势和保证完成新任务的过程中，情理激励机制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中得到了发展和强调。毛泽东指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他还指出，这些原则实行有效，都必须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三大原则”的本质是端正政治工作者的态度。也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本着尊重人的态度，重视情感与思想的双向交流，才能打动被激励者，说服被激励者，把外在激励顺利地转化为内在激励，以达到更持久的激励作用。正是在思想政治工作情理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风运动、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活动都取得了显著效果，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解放战争时期：导向+民主+情理+公平模式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得以完善和发展（“路径依赖”集中体现在对优良传统的强化上，制度创新集中体现在公平激励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上），其特征可以表述为“导向+民主+情理+公平模式”。其特点有：一是导向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继续强化。解放战争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激励，突出体现在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提供精神动力。抗战胜利后，针对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和平麻痹、害怕战争”的两种倾向，紧紧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使广大官兵及时转变思想，保持清醒头脑。战略防御阶段，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激励集中于揭露蒋介石的罪恶阴谋，引导官兵辩证地看待敌我力量对比，坚定“蒋必败，我必胜”的信念。战略反攻阶段，主要是加强形势教育，引导官兵看到夺取胜利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克服“反攻太早、信心不足”等思想问题；战略决战阶段，导向激励主要体现在把思想动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讲清战略决战对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意义，克服思想障碍，树立“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修订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提出军队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内外关系，为战争胜利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二是民主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深入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军队民主激励的目的、意义和特点又作了进一步探索，并形成了完善的民主制度。1948年，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第一次把军队内部的民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并对三大民主作了系统、完整的阐释。在讲到民主制度的作用时，毛泽东指出：“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军队民主建设三大目的的提出，为深化军队民主提供了方向。我军民主制度的理论化、系统化发展，组织制度的建立健全、民主活动的深入开展，标志着我军民主激励机制的成熟。三是情理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灵活运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情理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得到了丰富发展和广泛运用。首先，我军在不断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内在规律、完善谈心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一套符合客观历史条件的疏导机制。其次，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和正确把握其本质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有效的渗透机制。再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教育广大官兵的主导内容，激发了革命战争激情,在引导激励的作用下形成了完整的动力机制。最后，思想政治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有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作保障，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形成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机制体系的完善对于把握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操作性内容，增强其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控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强调“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们工作的态度……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坏的方面，然后才能改造他们”。这就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性，达到了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的目的。情理激励原则的灵活运用还体现在以“团结互助运动”、“王克勤运动”、“高树勋运动”、“诉苦三查运动”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上，这些运动的有效开展丰富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情理激励机制的新发展。四是公平激励机制在“制度博弈”①中被确立。公平原则就是指实施思想政治工作激励要秉公心，去私虑，给人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以贡献、绩效作为激励的客观标准。解放战争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公平激励机制的确立创造了条件。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独立、自由、民主、公平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把公平从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这一制度集合中选择出来，是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变迁的必然。这一时期，在军队内外广泛开展的“诉苦、三查”运动；以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为内容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内容的杀敌立功运动等，都是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运用公平激励机制来激发官兵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形式。
四、新世纪新阶段：导向+民主+情理+公平+利益模式
新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特点是，既有对优良传统的“路径依赖”也有新形势下的创新和发展。中央军委2003年12月5日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所规定的政治工作十大原则是对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科学总结。这十条原则是：（1）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2）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3）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部队；（4）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5）坚持围绕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6）坚持促进官兵的全面发展；（7）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8）坚持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9）坚持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10）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统一。其中（1）、（2）、（3）、（4）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激励；（5）体现了情理激励；（6）、（7）、（8）体现了民主激励；（9）体现了公平激励；（10）总结说明了我们对十条原则应持的态度。新时期，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利益激励机制的理解和运用上。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追求财富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利益的最大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对人们思想行为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只有正确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激励作用。1999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能否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和对待物质利益，关系到能否保持我军政治优势和部队的凝聚力。新形势下，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作用，必须重视物质利益原则的运用，努力实现好、维护好、保障好广大官兵的切身利益。利益原则的设置和强调，是我军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国内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的与时俱进的选择。利益原则的创造性运用，使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导向+民主+情理+公平+利益”模式。 五、结论及启示
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历史变迁特点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运用是一个随历史环境变化不断丰富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既有“路径依赖”，也有制度创新，并且“路径依赖”具有强大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创新离不开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也离不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发展，二者相辅相成。通过考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变迁历程，笔者得出如下启示：一是制度移植的条件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移植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输入地的环境以及对制度移植的认可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移植苏联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以及苏联红军“单一首长制”在我军政治工作制度变迁中的起伏，说明制度移植必须考虑自身的环境条件，从实际出发。如果离开自身实际，国外再好的正式规则，也是 “好看不中用”。二是“路径依赖”的两面性。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就是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强化过程。“过去选择的制度决定了我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往下滑，也就是说“路径依赖”具有两面性。在思想政治激励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进行反对“左”和“右”的斗争，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杜绝负面的“路径选择”。三是制度变迁的连续性。按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与制度变迁的观点，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变迁就是一种效益更高、更适合军情的激励机制对原有激励机制的替代过程， 是激励机制的正式规则在整个激励机制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因为制度环境处在不停的变化中，这就要求制度变迁也要有持续性，与进俱进，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实效化建设。四是制度选择集合的可变性。从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原则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选择集合决定了制度选择的范围，但供选择的制度集合会随外部条件的变化扩大或缩小。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影响制度选择集合的因素主要是专业知识的发展和制度引进。所以我们要加大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力度，结合自身实际引进国外军队先进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扩大制度选择集合，促进制度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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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cissitudes of the Encouraging System of PLA’s Thought and Political Job
——Analysis on the Bas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GONG Shun-fang
（Zhengzhou Communist Party , Zhengzhou 450042,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eighty years or so, the leading model of encouraging system in PLA’s thought and political job had experienced four vicissitudes，these are: leading+democracy model； leading+democracy+sense model； leading+democracy+sense+justice model； leading+democracy+sense+justice+profit model. In the vicissitude of leading model，there are successive“path in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to perfect the encouraging system in PLA’s thought and political job，we have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ndition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the double sides of “path independence”，the successive of institutional vicissitude 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choosing unities.
Key words:thought and political job；encouraging system；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责任编辑 王玉妹]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E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226-04
八十多年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作用对象、工作内容的不同，形成了特有的激励机制主导模式，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扬弃发展，既有一脉相承的“路径依赖”，也有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构成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主导模式的变迁。这个变迁过程，是传统激励机制逐步走向现代激励机制的过程，是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就是效益更高、更适合军情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对原有激励机制的替代发展过程，是激励机制的正式规则在其整个制度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导向+民主模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党借鉴苏联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开始在工农红军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内容和原则进行进了初步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凸显出“导向+民主模式”。其主要特点有：一是导向激励作用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导向激励原则，是指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功能，促成个人理想与社会共同理想的有机结合，把个体内在的积极性引导到社会、集体所要求的目标、方向和“正式约束”上来。土地革命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处于创始阶段，规范化、制度化程度较低，加上旧军人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工农红军中广泛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旧军队的作风，唯心观点、个人主义、非组织意识、极端民主化倾向、绝对平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相当突出。如何“系统地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关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成为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在明确革命军队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基础上，工农红军重点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完善各级思想政治工作机关、训练配备政工干部、规范政治工作方法和原则、加强政治训练教育、进行民主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统一官兵，使之成为“服务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激励作用，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消除了军队内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改造了旧军队组建了新的革命军队，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二是民主激励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反，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我军初创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激励机制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因。我军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我军的性质决定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必然为官兵一致，相互平等，这就要求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同时，中国是一个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国家，没有民主的现象不仅在人民中存在，而且在旧军队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激励作用，加强和完善民主制度建设，是消除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克服官僚主义、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必然选择，是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此外，发挥民主激励作用也是增进军队内部团结，激发广大官兵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条件。对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推动了军内部民主制度的建立，推动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三是“正式约束”之外“非正式约束”广泛存在。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工农红军共颁布有关政治工作的法令、法规、条例等规范性文件9个，主要包括《古田会议决议》、《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与时同时，讲话、调查报告等 “非正式约束”性的政治工作规范广泛存在。这一特点说明在土地革命时期，正式约束（政策、法规和契约等）和非正式约束（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都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对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变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导向+民主+情理模式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继承土地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并得到全面发展和成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构成要素（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在社会博弈中得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这一过程的实质是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软政权”状态向“硬政权”状态的持续过渡。①这一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机制可以集中表述为“导向+民主+情理模式”。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导向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得以强化。抗日战争时期，是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达到完全成熟的极端重要时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武装军队成为历史的内在要求。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导向激励机制，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指导地位的确立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显著化。这一时期的导向激励机制集中体现在1944年由毛泽东、周恩来主持、谭政组织撰写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的报告里，系统而全面地对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地位作用、方向任务、总的方针、中心环节、作风方法、以至组织形式和制度作了科学的阐述，是我军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二是政治工作逐步系统化，民主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得以完善。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民主激励机制有了深入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军队的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提出军队民主是“有秩序的、有领导的”民主思想，揭示了军队民主的特征，批判了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统一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民主激励机制强调，军队内部的民主是高度集中统一下的民主，是遵守革命纪律的民主。毛泽东指出：“军队的民主和地方的民主一样，同属于集中统一下的民主，但军队民主的集中统一的程度更高一些，是有一定限度的民主。”为了防止和反对极端民主化，毛泽东认为应该教育广大官兵正确认识军队实行民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我军能够正确理解、运用军队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加强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激励机制，标志着民主激励机制的成熟。三是随战争性质的根本性变化，情理激励机制应运而生。情理激励原则是指，在思想政治工作激励过程中要以激励对象的认识和情感为基础，注重与被激励者沟通情感，交流思想，从而“使理想、意识形态等非财富价值在个人选择中占有重要位置”。②抗日战争使中国革命的战争性质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激励在适应新形势和保证完成新任务的过程中，情理激励机制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中得到了发展和强调。毛泽东指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他还指出，这些原则实行有效，都必须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三大原则”的本质是端正政治工作者的态度。也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本着尊重人的态度，重视情感与思想的双向交流，才能打动被激励者，说服被激励者，把外在激励顺利地转化为内在激励，以达到更持久的激励作用。正是在思想政治工作情理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风运动、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活动都取得了显著效果，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解放战争时期：导向+民主+情理+公平模式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得以完善和发展（“路径依赖”集中体现在对优良传统的强化上，制度创新集中体现在公平激励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上），其特征可以表述为“导向+民主+情理+公平模式”。其特点有：一是导向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继续强化。解放战争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激励，突出体现在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提供精神动力。抗战胜利后，针对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和平麻痹、害怕战争”的两种倾向，紧紧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使广大官兵及时转变思想，保持清醒头脑。战略防御阶段，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激励集中于揭露蒋介石的罪恶阴谋，引导官兵辩证地看待敌我力量对比，坚定“蒋必败，我必胜”的信念。战略反攻阶段，主要是加强形势教育，引导官兵看到夺取胜利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克服“反攻太早、信心不足”等思想问题；战略决战阶段，导向激励主要体现在把思想动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讲清战略决战对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意义，克服思想障碍，树立“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修订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提出军队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内外关系，为战争胜利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二是民主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深入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军队民主激励的目的、意义和特点又作了进一步探索，并形成了完善的民主制度。1948年，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第一次把军队内部的民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并对三大民主作了系统、完整的阐释。在讲到民主制度的作用时，毛泽东指出：“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军队民主建设三大目的的提出，为深化军队民主提供了方向。我军民主制度的理论化、系统化发展，组织制度的建立健全、民主活动的深入开展，标志着我军民主激励机制的成熟。三是情理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灵活运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情理激励机制在“路径依赖”中得到了丰富发展和广泛运用。首先，我军在不断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内在规律、完善谈心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一套符合客观历史条件的疏导机制。其次，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和正确把握其本质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有效的渗透机制。再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教育广大官兵的主导内容，激发了革命战争激情,在引导激励的作用下形成了完整的动力机制。最后，思想政治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有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作保障，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形成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机制体系的完善对于把握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操作性内容，增强其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控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强调“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们工作的态度……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坏的方面，然后才能改造他们”。这就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性，达到了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的目的。情理激励原则的灵活运用还体现在以“团结互助运动”、“王克勤运动”、“高树勋运动”、“诉苦三查运动”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上，这些运动的有效开展丰富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情理激励机制的新发展。四是公平激励机制在“制度博弈”①中被确立。公平原则就是指实施思想政治工作激励要秉公心，去私虑，给人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以贡献、绩效作为激励的客观标准。解放战争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公平激励机制的确立创造了条件。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独立、自由、民主、公平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把公平从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这一制度集合中选择出来，是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变迁的必然。这一时期，在军队内外广泛开展的“诉苦、三查”运动；以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为内容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内容的杀敌立功运动等，都是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运用公平激励机制来激发官兵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形式。
四、新世纪新阶段：导向+民主+情理+公平+利益模式
新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特点是，既有对优良传统的“路径依赖”也有新形势下的创新和发展。中央军委2003年12月5日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所规定的政治工作十大原则是对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科学总结。这十条原则是：（1）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2）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3）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部队；（4）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5）坚持围绕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6）坚持促进官兵的全面发展；（7）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8）坚持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9）坚持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10）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统一。其中（1）、（2）、（3）、（4）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激励；（5）体现了情理激励；（6）、（7）、（8）体现了民主激励；（9）体现了公平激励；（10）总结说明了我们对十条原则应持的态度。新时期，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利益激励机制的理解和运用上。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追求财富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利益的最大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对人们思想行为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只有正确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激励作用。1999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能否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和对待物质利益，关系到能否保持我军政治优势和部队的凝聚力。新形势下，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作用，必须重视物质利益原则的运用，努力实现好、维护好、保障好广大官兵的切身利益。利益原则的设置和强调，是我军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国内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的与时俱进的选择。利益原则的创造性运用，使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导向+民主+情理+公平+利益”模式。 五、结论及启示
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历史变迁特点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运用是一个随历史环境变化不断丰富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既有“路径依赖”，也有制度创新，并且“路径依赖”具有强大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创新离不开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也离不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发展，二者相辅相成。通过考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变迁历程，笔者得出如下启示：一是制度移植的条件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移植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输入地的环境以及对制度移植的认可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移植苏联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以及苏联红军“单一首长制”在我军政治工作制度变迁中的起伏，说明制度移植必须考虑自身的环境条件，从实际出发。如果离开自身实际，国外再好的正式规则，也是 “好看不中用”。二是“路径依赖”的两面性。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就是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强化过程。“过去选择的制度决定了我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往下滑，也就是说“路径依赖”具有两面性。在思想政治激励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进行反对“左”和“右”的斗争，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杜绝负面的“路径选择”。三是制度变迁的连续性。按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与制度变迁的观点，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的变迁就是一种效益更高、更适合军情的激励机制对原有激励机制的替代过程， 是激励机制的正式规则在整个激励机制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因为制度环境处在不停的变化中，这就要求制度变迁也要有持续性，与进俱进，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实效化建设。四是制度选择集合的可变性。从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激励原则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选择集合决定了制度选择的范围，但供选择的制度集合会随外部条件的变化扩大或缩小。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影响制度选择集合的因素主要是专业知识的发展和制度引进。所以我们要加大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力度，结合自身实际引进国外军队先进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扩大制度选择集合，促进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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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cissitudes of the Encouraging System of PLA’s Thought and Political Job
——Analysis on the Bas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GONG Shun-fang
（Zhengzhou Communist Party , Zhengzhou 450042,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eighty years or so, the leading model of encouraging system in PLA’s thought and political job had experienced four vicissitudes，these are: leading+democracy model； leading+democracy+sense model； leading+democracy+sense+justice model； leading+democracy+sense+justice+profit model. In the vicissitude of leading model，there are successive“path in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to perfect the encouraging system in PLA’s thought and political job，we have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ndition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the double sides of “path independence”，the successive of institutional vicissitude 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choosing unities.
Key words:thought and political job；encouraging system；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