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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近代纺织实业家宋棐卿创建的东亚公司名牌产品“抵羊牌”毛线，在与英国“蜜蜂牌”“学士牌”毛线和日本“麻雀牌”毛线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中国人争了光，宋棐卿从此走上发展民族工业、实业救国之路。
1918年，赴美国学商的宋棐卿回到中国，当时国内国产毛线缺乏，英国、日本的毛线产品占据中国大部份市场。于是，宋棐卿决定以毛线为首选产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
1925年，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宋棐卿最终选定在山东济南办厂，并向德商禅臣洋行订购生产毛线的机器设备，希望将来自己的工厂生产出的毛线能够达到当时享誉全球的英国“学士牌”毛线的质量标准，出于盼望中国富强的爱国思想，宋棐卿给即将生产的毛线命名为“富国牌”。
订购的机器设备运到济南，经过半年的安装、调试，终于纺出了毛线。然而，令宋棐卿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禅臣洋行卖给自己的机器设备是一台粗纺机，生产出的毛线各项指标比“学士牌”相差甚远，这令宋棐卿异常气愤，毅然将禅臣洋行告上法庭打起了官司。虽然判决结果是宋棐卿胜诉，但“富国牌”毛线的生产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为了减少损失，宋棐卿不得不另想它法，用这台粗纺机开始生产地毯线织地毯。
为了不再受洋人的欺骗，1926年，宋棐卿决定派其弟弟宋宇涵专程去美国学习毛纺专业并赴欧美各地考察。
1928年，宋棐卿的父亲、担任山东省议会议长的宋传典被诬陷而受到通缉，宋家的全部财产被查封，宋传典不得不先到天津，后到上海避难。宋棐卿带了一部分人来到天津，担任了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经理，经销自行车、“飞德禄牌”汽车等。
1929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解除了对宋传典的通缉令，宋棐卿通过赵子贞找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要求发还在济南被查封的产业，韩复榘并发还了宋家的财产。
考虑到天津具备办毛纺厂的条件，宋棐卿决心在天津创业。为解决建厂的资金问题，宋棐卿决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宋棐卿共集资了23万元作为建厂资本，创建了东亚公司。
1932年东亚公司成立，厂名“东亚”则寓意“产品不仅要行销国内，还要行销东南亚”。这一年东亚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毛线被命名为“东亚”毛线。宋棐卿提出毛线商标应该起一个响亮的、能体现中国人志气的名称。而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经宋棐卿和东亚公司主要决策人商议，决定用“抵羊牌”作为毛线商标，寓意抵制洋货。
经过一年的奋斗，东亚公司的营业渐佳，毛线的年产量从最初的15万镑增加到100余万镑。随着抵羊牌毛线在社会上的认知度的不断提高，当时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著名国货产品。1936年东亚公司的资本达到100万元，它的股东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战争中巧周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毛线原料进口十分困难，东亚公司生产每况愈下，又遇到军队对各种物资的严格控制、检查，并不断对东亚进行威胁，企图以合营方式吞并东亚，使东亚陷入困境。1941年，“欧战风紧，敌军强征物资，勒令加工的事情急如星火，东亚公司在被迫之下接受一部分麻袋加工任务。”在日军的逼迫下，为了求得生存，宋棐卿不得不承担为日军加工麻袋的任务，东亚麻厂正式成立。沦陷时期，宋棐卿鉴于日军对毛麻等物资的严密控制，为了使东亚避免因开不了工而倒闭，他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持东亚的生产。
1943年，“因敌寇统制毛麻越来越严格，营业也不易进行，不得已遂又添办化学厂，制作西药成品及工业化学品，以期躲避敌寇之统制，而勉资维持。”宋棐卿在原有的股金基础上，又增募到新股，投入创办了化学厂。其中，原有毛纺厂股东的增资只占60%，而另外的40%则让给医药界人士来投资，名为“医药股”。这样一来，很多医生、护士、药商都成了东亚的股东。资金筹集齐了以后，添置了机械仪器、图书，聘请了国内著名医药学博士。新建的药厂名为东亚化学厂。
化学厂生产的西药销路非常好。其中以脑得康、克蛔宁、止痛片、咳嗽糖等最受欢迎。各种产品年总产量达到15万管(盒)。这个厂子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当时对东亚公司逃避敌伪的经济压榨和维持资金周转，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办化学厂的同时，宋棐卿在1944年设立了福隆商行和新中商行。这两个商行表面上与东亚无关，实际上是为东亚服务的。福隆行专卖东亚委托出售的产品，同时帮东亚收集市场动态、转移资产等；另外还要推销东亚公司的各种产品、交换物资，以保证资金周转。新中行与福隆行的经营内容差不多，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还经销东亚生产的麻袋及各种西药。1945年东亚公司又设立了一个广信行，(股票交易所)专门经营东亚的股票，利用资本市场，为东亚公司积累资金。宋棐卿采取了上述种种方式与日军周旋，使东亚公司得以在夹缝中生存、发展。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宋棐卿也做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他曾为抗战捐献一架飞机。抗日战争爆发后，宋棐卿在写给弟弟宋显勇的信中提到，他愿意捐献一架战斗机，并让弟弟保守秘密。宋棐卿是在1931年捐献飞机。
他曾捐款支援抗战。1942年，宋棐卿召集东亚公司会计部主任有宝山和东亚公司申庄会计窦景周到经理室秘谈，商量如何将东亚公司支援抗日的钱安全地交到大后方重庆国民政府。他们最后商定由东亚公司附设的新中商行将钱汇到东亚公司在上海的由东亚公司申庄注册的商号裕东行，再由裕东行通过地下钱庄将钱汇到重庆。由在重庆的极可靠的东亚毛线代理商把汇款交给在重庆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最后由张伯苓再把捐款交到国民政府接收支授抗日捐款的部门。宋棐卿通过以上办法为支援抗日捐款，躲过了日本军方的检查和监督。经手人窦景周大约半年汇款一次，直到抗战胜利。
尽管这些事情都是极秘密地进行，但仍让宋棐卿身陷惊险。
1943年，7月19日，日本宪兵队进入东亚公司，命令宋棐卿把绒线车间的机器献给日本人。宋棐卿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日本宪兵队的无理要求。这一举动激怒了日本人，日本宪兵队以“破坏大东亚圣战”的罪名逮捕了宋棐卿和副经理陈锡三，并将他们押解到北平日本宪兵司令部。宋棐卿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只要能保住东亚公司的厂房和机器，其他一切在所不惜。不要为我个人的安危分散力量。”
东亚公司的慈善义举
宋棐卿不但是一位民族实业家，也是一位热心慈善事业的慈善家。
1930年，宋棐卿在家乡山东益都创办了徽五小学（宋棐卿的父亲宋传典字徽五）。1934年，在家乡宋旺庄又创办了晓春小学。1939年9月在天津创办了东亚公司附属东亚小学和幼稚园，东亚公司职工子弟都可免费入东亚小学和东亚幼稚园上学。
东亚公司还设置民众教育班（夜校），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除东亚公司职工可以参加学习外，社会民众也可以报名参加学习，由东亚公司职员任教员。
1939年8月20日，天津市洪水泛滥，宋棐卿指挥和组织东亚公司职工抗洪救灾，将洪水拒之厂门之外。东亚公司除了将受灾的职工家属用木船接到厂内安置好外，又救济了天津市区和郊县灾民五千多户，一万多人。东亚公司在未被水淹的高地（西康路西和现在位于汉阳道的和平艺术中学附近等处）供给灾民席子搭盖窝棚，同时还设立了三个服务处：施水处、施饼处、施医处，灾民凭东亚公司发的领饼证每人每天可领到大饼两张，灾民有病可在施医处免费治疗。东亚公司职工还为灾民踊跃捐款。
另外，自1936年起，东亚公司还对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圣功学校等大中学校的贫苦学生发放奖学金。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被封闭，教授失去了生活来源。宋棐卿对燕大的师生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
宋棐卿曾写过一个东亚公司的发展规划——《我的梦》，在规划中，宋棐卿计划东亚公司创建十个厂。除了已建的毛纺厂、麻厂和化学厂外，还要建人造丝厂、纸厂、铁厂、印刷厂、山场（在北平西山筹建一个面积数千亩的、有水泉的山场。在山场种植树木、开办农林事业，兼作职工修养之地）等。在必要时创办银行和保险事业。在文化事业方面，要创办职业学校。在社会事业方面，要给品学兼优的贫寒学生发放奖学金。设立康乐站，负责帮助贫苦同胞谋出路。创设平民医院。
1950年5月，宋棐卿准备把香港分厂卖了，换外汇买机器，在天津扩建新厂。（1946年宋棐卿在香港购买土地，筹建香港东亚公司分厂。建厂资金是宋棐卿一手筹集的，香港分厂在1947年正式开工生产。）宋棐卿到香港后，发现香港分厂已经被某些人控制和掌握，宋棐卿在香港期间，经常接到匿名恐吓电话和信，警告他不要回天津，并威逼他去台湾。他一度想回天津，但却因病不得不滞留香港。在此期间，东亚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换东亚公司经理，宋棐卿在天津东亚公司便没有了位置，他也就放弃了返津的打算而想去美国。因宋棐卿在解放后曾有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的政治身份，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不给予签证。
1951年7月，宋棐卿辗转去了阿根廷。在阿根廷，他尝试办工业的努力都失败了。宋棐卿在阿根廷经济拮据，心碎梦破，四年后，宋棐卿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
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人事部曾组织代表团赴日本学习企业管理。对方却说：“你们向我们学习什么？我们早就向你们天津的宋棐卿学习过了。”
1918年，赴美国学商的宋棐卿回到中国，当时国内国产毛线缺乏，英国、日本的毛线产品占据中国大部份市场。于是，宋棐卿决定以毛线为首选产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
1925年，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宋棐卿最终选定在山东济南办厂，并向德商禅臣洋行订购生产毛线的机器设备，希望将来自己的工厂生产出的毛线能够达到当时享誉全球的英国“学士牌”毛线的质量标准，出于盼望中国富强的爱国思想，宋棐卿给即将生产的毛线命名为“富国牌”。
订购的机器设备运到济南，经过半年的安装、调试，终于纺出了毛线。然而，令宋棐卿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禅臣洋行卖给自己的机器设备是一台粗纺机，生产出的毛线各项指标比“学士牌”相差甚远，这令宋棐卿异常气愤，毅然将禅臣洋行告上法庭打起了官司。虽然判决结果是宋棐卿胜诉，但“富国牌”毛线的生产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为了减少损失，宋棐卿不得不另想它法，用这台粗纺机开始生产地毯线织地毯。
为了不再受洋人的欺骗，1926年，宋棐卿决定派其弟弟宋宇涵专程去美国学习毛纺专业并赴欧美各地考察。
1928年，宋棐卿的父亲、担任山东省议会议长的宋传典被诬陷而受到通缉，宋家的全部财产被查封，宋传典不得不先到天津，后到上海避难。宋棐卿带了一部分人来到天津，担任了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经理，经销自行车、“飞德禄牌”汽车等。
1929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解除了对宋传典的通缉令，宋棐卿通过赵子贞找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要求发还在济南被查封的产业，韩复榘并发还了宋家的财产。
考虑到天津具备办毛纺厂的条件，宋棐卿决心在天津创业。为解决建厂的资金问题，宋棐卿决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宋棐卿共集资了23万元作为建厂资本，创建了东亚公司。
1932年东亚公司成立，厂名“东亚”则寓意“产品不仅要行销国内，还要行销东南亚”。这一年东亚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毛线被命名为“东亚”毛线。宋棐卿提出毛线商标应该起一个响亮的、能体现中国人志气的名称。而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经宋棐卿和东亚公司主要决策人商议，决定用“抵羊牌”作为毛线商标，寓意抵制洋货。
经过一年的奋斗，东亚公司的营业渐佳，毛线的年产量从最初的15万镑增加到100余万镑。随着抵羊牌毛线在社会上的认知度的不断提高，当时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著名国货产品。1936年东亚公司的资本达到100万元，它的股东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战争中巧周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毛线原料进口十分困难，东亚公司生产每况愈下，又遇到军队对各种物资的严格控制、检查，并不断对东亚进行威胁，企图以合营方式吞并东亚，使东亚陷入困境。1941年，“欧战风紧，敌军强征物资，勒令加工的事情急如星火，东亚公司在被迫之下接受一部分麻袋加工任务。”在日军的逼迫下，为了求得生存，宋棐卿不得不承担为日军加工麻袋的任务，东亚麻厂正式成立。沦陷时期，宋棐卿鉴于日军对毛麻等物资的严密控制，为了使东亚避免因开不了工而倒闭，他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持东亚的生产。
1943年，“因敌寇统制毛麻越来越严格，营业也不易进行，不得已遂又添办化学厂，制作西药成品及工业化学品，以期躲避敌寇之统制，而勉资维持。”宋棐卿在原有的股金基础上，又增募到新股，投入创办了化学厂。其中，原有毛纺厂股东的增资只占60%，而另外的40%则让给医药界人士来投资，名为“医药股”。这样一来，很多医生、护士、药商都成了东亚的股东。资金筹集齐了以后，添置了机械仪器、图书，聘请了国内著名医药学博士。新建的药厂名为东亚化学厂。
化学厂生产的西药销路非常好。其中以脑得康、克蛔宁、止痛片、咳嗽糖等最受欢迎。各种产品年总产量达到15万管(盒)。这个厂子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当时对东亚公司逃避敌伪的经济压榨和维持资金周转，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办化学厂的同时，宋棐卿在1944年设立了福隆商行和新中商行。这两个商行表面上与东亚无关，实际上是为东亚服务的。福隆行专卖东亚委托出售的产品，同时帮东亚收集市场动态、转移资产等；另外还要推销东亚公司的各种产品、交换物资，以保证资金周转。新中行与福隆行的经营内容差不多，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还经销东亚生产的麻袋及各种西药。1945年东亚公司又设立了一个广信行，(股票交易所)专门经营东亚的股票，利用资本市场，为东亚公司积累资金。宋棐卿采取了上述种种方式与日军周旋，使东亚公司得以在夹缝中生存、发展。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宋棐卿也做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他曾为抗战捐献一架飞机。抗日战争爆发后，宋棐卿在写给弟弟宋显勇的信中提到，他愿意捐献一架战斗机，并让弟弟保守秘密。宋棐卿是在1931年捐献飞机。
他曾捐款支援抗战。1942年，宋棐卿召集东亚公司会计部主任有宝山和东亚公司申庄会计窦景周到经理室秘谈，商量如何将东亚公司支援抗日的钱安全地交到大后方重庆国民政府。他们最后商定由东亚公司附设的新中商行将钱汇到东亚公司在上海的由东亚公司申庄注册的商号裕东行，再由裕东行通过地下钱庄将钱汇到重庆。由在重庆的极可靠的东亚毛线代理商把汇款交给在重庆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最后由张伯苓再把捐款交到国民政府接收支授抗日捐款的部门。宋棐卿通过以上办法为支援抗日捐款，躲过了日本军方的检查和监督。经手人窦景周大约半年汇款一次，直到抗战胜利。
尽管这些事情都是极秘密地进行，但仍让宋棐卿身陷惊险。
1943年，7月19日，日本宪兵队进入东亚公司，命令宋棐卿把绒线车间的机器献给日本人。宋棐卿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日本宪兵队的无理要求。这一举动激怒了日本人，日本宪兵队以“破坏大东亚圣战”的罪名逮捕了宋棐卿和副经理陈锡三，并将他们押解到北平日本宪兵司令部。宋棐卿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只要能保住东亚公司的厂房和机器，其他一切在所不惜。不要为我个人的安危分散力量。”
东亚公司的慈善义举
宋棐卿不但是一位民族实业家，也是一位热心慈善事业的慈善家。
1930年，宋棐卿在家乡山东益都创办了徽五小学（宋棐卿的父亲宋传典字徽五）。1934年，在家乡宋旺庄又创办了晓春小学。1939年9月在天津创办了东亚公司附属东亚小学和幼稚园，东亚公司职工子弟都可免费入东亚小学和东亚幼稚园上学。
东亚公司还设置民众教育班（夜校），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除东亚公司职工可以参加学习外，社会民众也可以报名参加学习，由东亚公司职员任教员。
1939年8月20日，天津市洪水泛滥，宋棐卿指挥和组织东亚公司职工抗洪救灾，将洪水拒之厂门之外。东亚公司除了将受灾的职工家属用木船接到厂内安置好外，又救济了天津市区和郊县灾民五千多户，一万多人。东亚公司在未被水淹的高地（西康路西和现在位于汉阳道的和平艺术中学附近等处）供给灾民席子搭盖窝棚，同时还设立了三个服务处：施水处、施饼处、施医处，灾民凭东亚公司发的领饼证每人每天可领到大饼两张，灾民有病可在施医处免费治疗。东亚公司职工还为灾民踊跃捐款。
另外，自1936年起，东亚公司还对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圣功学校等大中学校的贫苦学生发放奖学金。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被封闭，教授失去了生活来源。宋棐卿对燕大的师生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
宋棐卿曾写过一个东亚公司的发展规划——《我的梦》，在规划中，宋棐卿计划东亚公司创建十个厂。除了已建的毛纺厂、麻厂和化学厂外，还要建人造丝厂、纸厂、铁厂、印刷厂、山场（在北平西山筹建一个面积数千亩的、有水泉的山场。在山场种植树木、开办农林事业，兼作职工修养之地）等。在必要时创办银行和保险事业。在文化事业方面，要创办职业学校。在社会事业方面，要给品学兼优的贫寒学生发放奖学金。设立康乐站，负责帮助贫苦同胞谋出路。创设平民医院。
1950年5月，宋棐卿准备把香港分厂卖了，换外汇买机器，在天津扩建新厂。（1946年宋棐卿在香港购买土地，筹建香港东亚公司分厂。建厂资金是宋棐卿一手筹集的，香港分厂在1947年正式开工生产。）宋棐卿到香港后，发现香港分厂已经被某些人控制和掌握，宋棐卿在香港期间，经常接到匿名恐吓电话和信，警告他不要回天津，并威逼他去台湾。他一度想回天津，但却因病不得不滞留香港。在此期间，东亚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换东亚公司经理，宋棐卿在天津东亚公司便没有了位置，他也就放弃了返津的打算而想去美国。因宋棐卿在解放后曾有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的政治身份，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不给予签证。
1951年7月，宋棐卿辗转去了阿根廷。在阿根廷，他尝试办工业的努力都失败了。宋棐卿在阿根廷经济拮据，心碎梦破，四年后，宋棐卿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
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人事部曾组织代表团赴日本学习企业管理。对方却说：“你们向我们学习什么？我们早就向你们天津的宋棐卿学习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