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苦日子有一个好处,可以激励人心。
我是株洲市醴陵县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我的父亲母亲是普通工人,在工厂上班,只认得自己的名字。父母亲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我有3个姐姐,2个妹妹。父母辛勤劳动,但生活还是艰难。现在,回想起曾经的清苦生活,我觉得那是一种财富。那段苦日子,常常激励我,要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
1977年考上大学
我在一个并不安稳的时代,度过了我的童年。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还能安心坐在课堂里,好好地听老师上课。但这样的好时光,随着“文革”的到来,一去不返,我才三年级。
社会上的动乱,很快闯破了校园的围墙,学校也乱了套。那些年纪稍大的中学生,纷纷开始奔走各地串联。小学也不安宁,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数“成分不好”,整天被批斗。我还记得,念高小的时候,每回上课,老师登上讲台,开始讲课前,都得先在黑板上写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么一行字,然后才开始授课。有一次,有一位老师,照例在授课前写上这行祝语,但她最后却写成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无寿无疆”,把“万”字错写成了“无”字。后来这位老师被拉出去批斗,哭得厉害……那时候人心惶惶,形势逼得人心紧张,才会有这样简单的笔误吧。
“文革”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之后……幸运的是,1973至1974这两年间,社会风气稍微回暖,学校的教学秩序有了一点好转。这两年恰好是我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高中是两年制。高一刚开学,学校里就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排到40多名,班上一共50多名学生。复习了一个月后,又进行了一次考试,我考进了全班前三名。再后来,我的成绩更加出色,进入全校的前三名。我的记忆力好,理解能力强。一般的书本,我看一遍,基本上就懂了。所以考试的时候,除了语文,一般都可以拿满分。我自己总结了很多记忆的方法,什么“差异法”“相似法”“背离法”等。
我上课的时候基本不听,因为上课之前已经充分预习过了。比如上数学课,我大概只听5分钟,就听那些我自己看不懂、理解不了的内容。我有时候还比较调皮,课前跟自己打赌,预测老师这一节课,会讲几页内容,5页还是8页。
老师对我很信任。高中当了两年班长,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当班长的。每学期开学初,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知会委命我为班长的事,然后把我带到班上,宣布班委名单。我想,这是因为我比较听话,喜欢帮助别人,在班里人缘也比较好。
考试前的复习课,老师就不上课了,让我来代劳。我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一个学期来的重点难点,该复习什么之类的。
得益于这两年平静的高中学习,我的基础打得非常扎实。过了几年,1977年“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我们县城里那一届考上大学的也就十几个人。
第一件白衬衣
我从初一就开始自己赚学费了。那时候学费不贵。我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工地上打工。挑沙子、挑砖头、扛水泥……很辛苦,但是能赚点小钱。但这样的活,也不是随便到工地问问就可以找到的,要有熟人介绍。我的邻居、同学,像我这样到工地上打杂活的并不多。因为这工作很辛苦,而且大部分同学家里经济情况还是比我家要好一点。我从小学到初中,穿的都是姐姐留下来的衣服。母亲把姐姐不合身的旧衣服,用剪刀针线,缝补修改一下,就是我的衣服了。高中时,我穿的是父亲的工作服、工作鞋。到了高中以后,我才有一件自己的白衬衣,啊,唯一一件自己的衣服!
勇挫象棋冠军
我在上小学之前就喜欢下象棋。家里,在桌面上能见得着的就是象棋、军棋、飞行棋之类的玩具。父亲喜欢下象棋。从小我就爱看他下棋,然后自己也下。我感兴趣的东西,学得很快。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每每我做完分配给我的那份家务活,就跑出去找伙伴下棋。
有时候,在县城里转悠,看见一伙人围着下棋,就过去观战,饶有兴趣。有时候自己参战,玩得更尽兴。后来,高中毕业,1975年,我在家里玩了一年。那时候,有一起玩的伙伴,玩象棋也渐渐有了气候。我们长期在家附近,摆一个摊子,有空了就摆一副棋盘。过路的人,有兴趣的就过来玩。因为我们的水平比较高,这个小摊子的名声渐渐在县城传播开来。
有一回,我们县城里的象棋冠军也过来了。那位冠军40多岁,跟我下了三盘棋。我都赢了。冠军输得非常不服气。我得意洋洋,很刺激。
大概就是这样,我曾从那样的生活走来,有趣的事也不多,苦难的记忆还很深刻,但只作自勉。
(采访整理 张家瑜)
罗钦平 声学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分会建筑声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国家体育馆·鸟巢工程声学设计方案参与者。发明了25项声学材料国家及国际专利。
责任编辑 吴昕颖
我是株洲市醴陵县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我的父亲母亲是普通工人,在工厂上班,只认得自己的名字。父母亲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我有3个姐姐,2个妹妹。父母辛勤劳动,但生活还是艰难。现在,回想起曾经的清苦生活,我觉得那是一种财富。那段苦日子,常常激励我,要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
1977年考上大学
我在一个并不安稳的时代,度过了我的童年。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还能安心坐在课堂里,好好地听老师上课。但这样的好时光,随着“文革”的到来,一去不返,我才三年级。
社会上的动乱,很快闯破了校园的围墙,学校也乱了套。那些年纪稍大的中学生,纷纷开始奔走各地串联。小学也不安宁,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数“成分不好”,整天被批斗。我还记得,念高小的时候,每回上课,老师登上讲台,开始讲课前,都得先在黑板上写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么一行字,然后才开始授课。有一次,有一位老师,照例在授课前写上这行祝语,但她最后却写成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无寿无疆”,把“万”字错写成了“无”字。后来这位老师被拉出去批斗,哭得厉害……那时候人心惶惶,形势逼得人心紧张,才会有这样简单的笔误吧。
“文革”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之后……幸运的是,1973至1974这两年间,社会风气稍微回暖,学校的教学秩序有了一点好转。这两年恰好是我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高中是两年制。高一刚开学,学校里就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排到40多名,班上一共50多名学生。复习了一个月后,又进行了一次考试,我考进了全班前三名。再后来,我的成绩更加出色,进入全校的前三名。我的记忆力好,理解能力强。一般的书本,我看一遍,基本上就懂了。所以考试的时候,除了语文,一般都可以拿满分。我自己总结了很多记忆的方法,什么“差异法”“相似法”“背离法”等。
我上课的时候基本不听,因为上课之前已经充分预习过了。比如上数学课,我大概只听5分钟,就听那些我自己看不懂、理解不了的内容。我有时候还比较调皮,课前跟自己打赌,预测老师这一节课,会讲几页内容,5页还是8页。
老师对我很信任。高中当了两年班长,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当班长的。每学期开学初,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知会委命我为班长的事,然后把我带到班上,宣布班委名单。我想,这是因为我比较听话,喜欢帮助别人,在班里人缘也比较好。
考试前的复习课,老师就不上课了,让我来代劳。我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一个学期来的重点难点,该复习什么之类的。
得益于这两年平静的高中学习,我的基础打得非常扎实。过了几年,1977年“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我们县城里那一届考上大学的也就十几个人。
第一件白衬衣
我从初一就开始自己赚学费了。那时候学费不贵。我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工地上打工。挑沙子、挑砖头、扛水泥……很辛苦,但是能赚点小钱。但这样的活,也不是随便到工地问问就可以找到的,要有熟人介绍。我的邻居、同学,像我这样到工地上打杂活的并不多。因为这工作很辛苦,而且大部分同学家里经济情况还是比我家要好一点。我从小学到初中,穿的都是姐姐留下来的衣服。母亲把姐姐不合身的旧衣服,用剪刀针线,缝补修改一下,就是我的衣服了。高中时,我穿的是父亲的工作服、工作鞋。到了高中以后,我才有一件自己的白衬衣,啊,唯一一件自己的衣服!
勇挫象棋冠军
我在上小学之前就喜欢下象棋。家里,在桌面上能见得着的就是象棋、军棋、飞行棋之类的玩具。父亲喜欢下象棋。从小我就爱看他下棋,然后自己也下。我感兴趣的东西,学得很快。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每每我做完分配给我的那份家务活,就跑出去找伙伴下棋。
有时候,在县城里转悠,看见一伙人围着下棋,就过去观战,饶有兴趣。有时候自己参战,玩得更尽兴。后来,高中毕业,1975年,我在家里玩了一年。那时候,有一起玩的伙伴,玩象棋也渐渐有了气候。我们长期在家附近,摆一个摊子,有空了就摆一副棋盘。过路的人,有兴趣的就过来玩。因为我们的水平比较高,这个小摊子的名声渐渐在县城传播开来。
有一回,我们县城里的象棋冠军也过来了。那位冠军40多岁,跟我下了三盘棋。我都赢了。冠军输得非常不服气。我得意洋洋,很刺激。
大概就是这样,我曾从那样的生活走来,有趣的事也不多,苦难的记忆还很深刻,但只作自勉。
(采访整理 张家瑜)
罗钦平 声学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分会建筑声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国家体育馆·鸟巢工程声学设计方案参与者。发明了25项声学材料国家及国际专利。
责任编辑 吴昕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