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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精品古砚在拍卖市场上的身价节节攀高，行情看涨。古砚容纳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含蓄又豪迈的情结，现在也成为了精英人士们书房里必不可少的玩物。
现在用砚台的人很少去磨墨，甚至都不用砚台，砚台似乎成了工艺品，买来了，收着放着看。这和古代的文人雅士大相径庭，砚台不仅仅是一方盛放墨汁的器皿，它的身上凝聚着中国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们含蓄淡定文化的集大成。这种情怀，自砚台成型普及以来，几千年渗透着中国官场文化的细枝末节，也有着文人墨客们豪放、洒脱、与大自然优雅和谐的韵味。有外国朋友来到中国，说中国文化很难理解，很难有切入点上手，于是我就会送上一方砚台，去磨一磨吧，磨久了，自然会有渗透。
在清末民初之动荡时期，有那么些和政治沾上点边的有钱主，文人骚客，喜欢搞点文房收藏，他们的心态和时代挂钩，对清朝官场遗训仍历历在目不愿放弃封建社会的文人传统，文房收藏中特别是能够耐得住时间考验的砚台更受到玩家们争相抢藏。所谓传承前人遗志，秉持士大夫风骨，这里头就有大名鼎鼎的老顽童、前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他活着时大家认可其做金融、房产界各门生意如火如荼，碰到政权交替时，他也为国不计个人得失。过世后，天津博物馆按照其遗嘱接受其毕生收藏的古砚捐赠，清点一下居然有上千件，这其中光从材质上分门别类便有石砚、玉砚、瓦砚、瓷砚、铁砚、铜砚、澄泥砚、玛瑙砚、水晶砚、料砚、竹砚、砂砚、砖砚等。
赏石藏砚，自古就有。砚台浓缩各朝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意识的各种信息。今天，古砚早已由实用品转化为工艺品。砚台被现代社会重新肯定其包容的艺术及收藏价值也是在近几年，这在收藏界可以用一场专拍来界定：2007年7月，西泠印社在春拍中推出了国内首个历代名砚专场，拍卖的118件各种砚台，成交率高达98%，其中一件清“伊秉绶等铭大西洞端砚”以96.8万元的价格成交。自此，中国古砚收藏成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不释手的精英人士们必不可少的玩物，特别是名人名家把玩过的精品古砚。近来精品古砚在拍卖市场上的身价在浮动和重估中日渐走高，行情也逐年看涨。但各种类砚台的价格相差也很大，从几千元至上百万元不等。
仅在西泠印社中国首个历代名砚专场发生至今，关于高价古砚的新闻络绎不绝，最近的疯狂信息是：在2010年6月举行的北京保利5周年春拍古董珍玩专场上，清乾隆时期“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虎伏砚 （及紫檀盖盒）—长度仅为14.5厘米的宝物，以1400万元人民币成交，打破砚台拍卖世界纪录。乾隆阅读过南唐宋初张洎所撰《贾氏谈录》中有关山西绛县人收取澄泥的方法，并于乾隆四十年（1775）首次使用宫中旧藏澄泥砚后，大为佳赏，遂于当年夏天谕令当时山西巡抚巴延三留心寻访，第二年就在汾水取得澄泥砚材，制成这方，而其紫檀盖盒是雍正皇帝最喜爱的文房宝盒，在这套拍品上，我们可以见到宫廷中父子间、两任皇帝间温情含蓄的传承；同年5月，中国嘉德2010春拍“翦淞阁―文房清供”专场上，清康熙御制松花石龙马砚以425.6万元人民币成交，同样引人注目，而早在2008年5月11日举行的北京翰海2008春拍中，当时一件清康熙松花石蝠纹长方砚，估价仅为35万元至45万元人民币。
古砚纪录频频在中国大陆拍卖市场上标新，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自香港转移到北京的事实。当然，在香港，古砚在过去几年也有很高的拍卖纪录，例如在2003年4月27日，一件乾隆时皇家蓝色珐琅砚台盒便拍得521.4万港币，2005年10月23日拍出一套乾隆时带有繁复雕刻盖的松花石砚，录得数据是269.6万港币，2009年10月8日举行的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一件带有铭文的宫廷制品紫檀木盒装松花石砚拍得的纪录是194万港币。香港佳士得于2010年12月1日举行的“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上，一方甲子（1924）年长方端砚（配日本木盒）拍得146万港币，如此年轻的砚台能够拍得如此高的价格，这在古砚市场上着实不多见。
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宫廷文房器物容易出现好价格，如果又是皇帝用过的，刻上点皇帝随性的铭文，那更是不得了，砚台收藏确实讲究“谁收藏过”，如果是一方上好的古砚，诸如传统意义上的四大名砚，做工精细，材料珍贵，可如果它并没有过名家之手，价格是很难体现其真正艺术内涵的。而如果仅仅是名家珍藏，砚台品相一般或材质名不见经传，也很难上得了拍卖场的台面。这就像基督教义中对浸与信的定义，“所谓信和受浸，乃是接受神完全救恩之完整步骤的两部分。信而不浸，是里面得救，而没有外面的确认；浸而不信，只是虚空的仪式而已。”在古代，关于古砚的著作倒是不多，也许砚台这玩意儿过于普及和讲求实用主义，不过以下几本还值得一读，包括米芾《砚史》、吴兰修《端溪砚史》、宋代唐积德《歙州砚谱》等。
现在用砚台的人很少去磨墨，甚至都不用砚台，砚台似乎成了工艺品，买来了，收着放着看。这和古代的文人雅士大相径庭，砚台不仅仅是一方盛放墨汁的器皿，它的身上凝聚着中国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们含蓄淡定文化的集大成。这种情怀，自砚台成型普及以来，几千年渗透着中国官场文化的细枝末节，也有着文人墨客们豪放、洒脱、与大自然优雅和谐的韵味。有外国朋友来到中国，说中国文化很难理解，很难有切入点上手，于是我就会送上一方砚台，去磨一磨吧，磨久了，自然会有渗透。
在清末民初之动荡时期，有那么些和政治沾上点边的有钱主，文人骚客，喜欢搞点文房收藏，他们的心态和时代挂钩，对清朝官场遗训仍历历在目不愿放弃封建社会的文人传统，文房收藏中特别是能够耐得住时间考验的砚台更受到玩家们争相抢藏。所谓传承前人遗志，秉持士大夫风骨，这里头就有大名鼎鼎的老顽童、前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他活着时大家认可其做金融、房产界各门生意如火如荼，碰到政权交替时，他也为国不计个人得失。过世后，天津博物馆按照其遗嘱接受其毕生收藏的古砚捐赠，清点一下居然有上千件，这其中光从材质上分门别类便有石砚、玉砚、瓦砚、瓷砚、铁砚、铜砚、澄泥砚、玛瑙砚、水晶砚、料砚、竹砚、砂砚、砖砚等。
赏石藏砚，自古就有。砚台浓缩各朝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意识的各种信息。今天，古砚早已由实用品转化为工艺品。砚台被现代社会重新肯定其包容的艺术及收藏价值也是在近几年，这在收藏界可以用一场专拍来界定：2007年7月，西泠印社在春拍中推出了国内首个历代名砚专场，拍卖的118件各种砚台，成交率高达98%，其中一件清“伊秉绶等铭大西洞端砚”以96.8万元的价格成交。自此，中国古砚收藏成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不释手的精英人士们必不可少的玩物，特别是名人名家把玩过的精品古砚。近来精品古砚在拍卖市场上的身价在浮动和重估中日渐走高，行情也逐年看涨。但各种类砚台的价格相差也很大，从几千元至上百万元不等。
仅在西泠印社中国首个历代名砚专场发生至今，关于高价古砚的新闻络绎不绝，最近的疯狂信息是：在2010年6月举行的北京保利5周年春拍古董珍玩专场上，清乾隆时期“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虎伏砚 （及紫檀盖盒）—长度仅为14.5厘米的宝物，以1400万元人民币成交，打破砚台拍卖世界纪录。乾隆阅读过南唐宋初张洎所撰《贾氏谈录》中有关山西绛县人收取澄泥的方法，并于乾隆四十年（1775）首次使用宫中旧藏澄泥砚后，大为佳赏，遂于当年夏天谕令当时山西巡抚巴延三留心寻访，第二年就在汾水取得澄泥砚材，制成这方，而其紫檀盖盒是雍正皇帝最喜爱的文房宝盒，在这套拍品上，我们可以见到宫廷中父子间、两任皇帝间温情含蓄的传承；同年5月，中国嘉德2010春拍“翦淞阁―文房清供”专场上，清康熙御制松花石龙马砚以425.6万元人民币成交，同样引人注目，而早在2008年5月11日举行的北京翰海2008春拍中，当时一件清康熙松花石蝠纹长方砚，估价仅为35万元至45万元人民币。
古砚纪录频频在中国大陆拍卖市场上标新，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自香港转移到北京的事实。当然，在香港，古砚在过去几年也有很高的拍卖纪录，例如在2003年4月27日，一件乾隆时皇家蓝色珐琅砚台盒便拍得521.4万港币，2005年10月23日拍出一套乾隆时带有繁复雕刻盖的松花石砚，录得数据是269.6万港币，2009年10月8日举行的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一件带有铭文的宫廷制品紫檀木盒装松花石砚拍得的纪录是194万港币。香港佳士得于2010年12月1日举行的“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上，一方甲子（1924）年长方端砚（配日本木盒）拍得146万港币，如此年轻的砚台能够拍得如此高的价格，这在古砚市场上着实不多见。
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宫廷文房器物容易出现好价格，如果又是皇帝用过的，刻上点皇帝随性的铭文，那更是不得了，砚台收藏确实讲究“谁收藏过”，如果是一方上好的古砚，诸如传统意义上的四大名砚，做工精细，材料珍贵，可如果它并没有过名家之手，价格是很难体现其真正艺术内涵的。而如果仅仅是名家珍藏，砚台品相一般或材质名不见经传，也很难上得了拍卖场的台面。这就像基督教义中对浸与信的定义，“所谓信和受浸，乃是接受神完全救恩之完整步骤的两部分。信而不浸，是里面得救，而没有外面的确认；浸而不信，只是虚空的仪式而已。”在古代，关于古砚的著作倒是不多，也许砚台这玩意儿过于普及和讲求实用主义，不过以下几本还值得一读，包括米芾《砚史》、吴兰修《端溪砚史》、宋代唐积德《歙州砚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