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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有风骨
任继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望族，他的名字包含了“继承韩愈”之意。
“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他随校南迁，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这次历时68天、徒步1300多公里的“长征”，让他目睹了中国的现实并叹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坚韧：农村破败，旧屋紧闭，轿夫们吸得起鸦片却戒不起——买盒鸦片1毛钱，戒烟一个月却不能工作，没饭吃。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方向由此转变，“我深信研究高深的學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人生轨迹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方向融合新旧两个时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他提出“儒教是宗教”，孔子是教主，“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令学界震动。
任继愈的胞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说：家兄认为“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他用毕生精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在一起。“文革”前他因质疑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定义被称为“修正主义”，险划“右派”；“文革”中不参与“批儒评法”让江青光火；“文革”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又被当成“左的靶子”。但他坚信，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的观点是正确的，“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
文化传灯人
任继愈最大的功绩，是竭力保存中华文化的薪火。
他认为，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它支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屹立不倒。文化的再次繁荣不是等来的，是要靠长期的积累。本着这种文化自觉，他组织和主持了《中华大藏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和“二十四史”点校本及《清史稿》修订等一系列国家大型文化工程。
这些多是绵延十几年难以完成的浩大工程，每一项，他都会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点将选人、选题、写提纲、审阅点校，动辄写六七百字的编辑意见。拿《中华大典》来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1990年国务院批准，至今尚未完成。它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对先秦至1911年中国优秀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共分24典，含110余分典，收书2万多部，总字数8亿，规模是《永乐大典》的两倍。任继愈不仅担任总编辑，还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录佛教经籍4100余种，前后历时15年才将正文106册出齐。当时任继愈名气不大，做不到登高一呼应者如云，但他的心愿非常大。没有编制，他依靠几名助手和学生，创造性地向社会招聘，组织了一个汰劣留良、能进能出的流动编校班子，前后有一两百人参加。对外号称“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但没有公章，没有经费，所有开支和劳动报酬都由古籍规划小组划拨的项目经费和中华书局的校对费、抄写费支付。
莫道桑榆晚
2009年12月，王蒙到国图主办的文津讲坛讲演，看着满堂的观众，总觉得少了个人，那就是刚刚逝去的任继愈。因为之前他来谈小说写作，谈《红楼梦》，谈读书，谈语言，任老都静静地坐在头排中间当一个普通听众。
1987年，文化部党组任命71岁的任继愈为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可谓慧眼识珠，人得其事，事得其人。
任继愈清楚地知道，图书馆收藏的目的是为了流通。他大事着眼，小事用功——设置专藏阅览室，关注图书编目工作，收集名家手稿，开创文献缩微事业……发现大量普通公众进入国图仅仅是借阅普通书籍，他敏锐意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遂在当选为人大代表期间不断呼吁和建议发展社区公共图书馆。2002年，国图出版社将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劫余卷帙161册仿真再版；2005年，他又呼吁将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嘉惠学林。
任继愈力主开设“文津讲坛”，不但自己亲自登台，还以90高龄之身不辞劳苦地策划选题，亲自邀请红学家周汝昌、历史学家张岂之、经济学家厉以宁等担任主讲人，使文津讲坛成为推广优秀文化的重镇。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忆及任继愈对于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的观点，对他的广阔视野和认真思考颇为感慨：“任先生说，自然科学可以反复观察研究，因为自然的变动比较慢；历史和社会现象，只能在社会运动中观察认识，一个事件不及时研究，很快就过去了。但对人文学者的培养就不能‘一个笼子蒸馒头——一刀切’。天赋秉性不同，一个模式只能是削足适履。有成就的学者，其人格和学术都有个性。人文学者必须接受经典教育、科学教育和现代精神教育，才能成为健全完整的人。所以培养人文学者要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来。学问学问，不学不问行吗？学和问，不要时间行吗？短期内放水养鱼，暂不捕捞，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再要成果。不要竭泽而渔、拔苗助长，要求研究生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岂不荒唐？西南联大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推动力，同时还有百家争鸣。发展社会科学没有捷径可走，必须百家争鸣。怀疑才能前进和发展，否则心有余悸，都远离政治，不问苍生问鬼神去了。”
做人有特操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冈村志嘉子眼里，任继愈先生学问渊博，讲话动人，还很幽默。上世纪80年代初两馆开始交流时，担任翻译的她，常因紧张说不出话来，“任馆长一直耐心倾听，努力了解，许多我翻译不周不妥的地方，他都猜中了，而且很快发出最理想的应答，我想：这个老人怎么这么聪明啊！”
任先生最后一届硕士生、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教授说，读研时他们很怕任先生，每次上门受业，总是坐十几分钟就走，因为任老严肃沉默，不说家常闲话；做学问又要求很高，如果你提的问题不成立或者没有道理，他就不吭气，不理你，或者说“别人写过，你自己去看”。反而是毕业后学生们才放松，吃饭时个个“耍赖”和先生合影，先生也好脾气地笑。先生教导他们：学者和信徒不同，学者站着研究，看到佛像的整体之美；信徒跪着，只能看到佛像的脚。“研究宗教不能信仰宗教，因为那样就没法客观考量。有信仰的人没有太大的学术兴趣。”
《中华大典》办、中宣部出版局伍杰说，1988年任老接受《中华大典》总主编的聘任时，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他却义不容辞，而且他主编的《哲学典》是最先完成的。21世纪初，国家投资了一些钱，给他一些报酬他却不要。后来给他一张补助卡，告诉他可以领取补贴工资，他笑了笑说“我不要”，又将卡退回到办公室放着，始终没取过一分钱。
子夏说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任老为学为人的特质，如空谷幽兰，让人难以忘怀。
[选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5月11日，有删改]
任继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望族，他的名字包含了“继承韩愈”之意。
“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他随校南迁，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这次历时68天、徒步1300多公里的“长征”，让他目睹了中国的现实并叹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坚韧：农村破败，旧屋紧闭，轿夫们吸得起鸦片却戒不起——买盒鸦片1毛钱，戒烟一个月却不能工作，没饭吃。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方向由此转变，“我深信研究高深的學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人生轨迹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方向融合新旧两个时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他提出“儒教是宗教”，孔子是教主，“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令学界震动。
任继愈的胞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说：家兄认为“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他用毕生精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在一起。“文革”前他因质疑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定义被称为“修正主义”，险划“右派”；“文革”中不参与“批儒评法”让江青光火；“文革”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又被当成“左的靶子”。但他坚信，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的观点是正确的，“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
文化传灯人
任继愈最大的功绩，是竭力保存中华文化的薪火。
他认为，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它支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屹立不倒。文化的再次繁荣不是等来的，是要靠长期的积累。本着这种文化自觉，他组织和主持了《中华大藏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和“二十四史”点校本及《清史稿》修订等一系列国家大型文化工程。
这些多是绵延十几年难以完成的浩大工程，每一项，他都会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点将选人、选题、写提纲、审阅点校，动辄写六七百字的编辑意见。拿《中华大典》来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1990年国务院批准，至今尚未完成。它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对先秦至1911年中国优秀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共分24典，含110余分典，收书2万多部，总字数8亿，规模是《永乐大典》的两倍。任继愈不仅担任总编辑，还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录佛教经籍4100余种，前后历时15年才将正文106册出齐。当时任继愈名气不大，做不到登高一呼应者如云，但他的心愿非常大。没有编制，他依靠几名助手和学生，创造性地向社会招聘，组织了一个汰劣留良、能进能出的流动编校班子，前后有一两百人参加。对外号称“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但没有公章，没有经费，所有开支和劳动报酬都由古籍规划小组划拨的项目经费和中华书局的校对费、抄写费支付。
莫道桑榆晚
2009年12月，王蒙到国图主办的文津讲坛讲演，看着满堂的观众，总觉得少了个人，那就是刚刚逝去的任继愈。因为之前他来谈小说写作，谈《红楼梦》，谈读书，谈语言，任老都静静地坐在头排中间当一个普通听众。
1987年，文化部党组任命71岁的任继愈为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可谓慧眼识珠，人得其事，事得其人。
任继愈清楚地知道，图书馆收藏的目的是为了流通。他大事着眼，小事用功——设置专藏阅览室，关注图书编目工作，收集名家手稿，开创文献缩微事业……发现大量普通公众进入国图仅仅是借阅普通书籍，他敏锐意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遂在当选为人大代表期间不断呼吁和建议发展社区公共图书馆。2002年，国图出版社将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劫余卷帙161册仿真再版；2005年，他又呼吁将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嘉惠学林。
任继愈力主开设“文津讲坛”，不但自己亲自登台，还以90高龄之身不辞劳苦地策划选题，亲自邀请红学家周汝昌、历史学家张岂之、经济学家厉以宁等担任主讲人，使文津讲坛成为推广优秀文化的重镇。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忆及任继愈对于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的观点，对他的广阔视野和认真思考颇为感慨：“任先生说，自然科学可以反复观察研究，因为自然的变动比较慢；历史和社会现象，只能在社会运动中观察认识，一个事件不及时研究，很快就过去了。但对人文学者的培养就不能‘一个笼子蒸馒头——一刀切’。天赋秉性不同，一个模式只能是削足适履。有成就的学者，其人格和学术都有个性。人文学者必须接受经典教育、科学教育和现代精神教育，才能成为健全完整的人。所以培养人文学者要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来。学问学问，不学不问行吗？学和问，不要时间行吗？短期内放水养鱼，暂不捕捞，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再要成果。不要竭泽而渔、拔苗助长，要求研究生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岂不荒唐？西南联大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推动力，同时还有百家争鸣。发展社会科学没有捷径可走，必须百家争鸣。怀疑才能前进和发展，否则心有余悸，都远离政治，不问苍生问鬼神去了。”
做人有特操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冈村志嘉子眼里，任继愈先生学问渊博，讲话动人，还很幽默。上世纪80年代初两馆开始交流时，担任翻译的她，常因紧张说不出话来，“任馆长一直耐心倾听，努力了解，许多我翻译不周不妥的地方，他都猜中了，而且很快发出最理想的应答，我想：这个老人怎么这么聪明啊！”
任先生最后一届硕士生、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教授说，读研时他们很怕任先生，每次上门受业，总是坐十几分钟就走，因为任老严肃沉默，不说家常闲话；做学问又要求很高，如果你提的问题不成立或者没有道理，他就不吭气，不理你，或者说“别人写过，你自己去看”。反而是毕业后学生们才放松，吃饭时个个“耍赖”和先生合影，先生也好脾气地笑。先生教导他们：学者和信徒不同，学者站着研究，看到佛像的整体之美；信徒跪着，只能看到佛像的脚。“研究宗教不能信仰宗教，因为那样就没法客观考量。有信仰的人没有太大的学术兴趣。”
《中华大典》办、中宣部出版局伍杰说，1988年任老接受《中华大典》总主编的聘任时，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他却义不容辞，而且他主编的《哲学典》是最先完成的。21世纪初，国家投资了一些钱，给他一些报酬他却不要。后来给他一张补助卡，告诉他可以领取补贴工资，他笑了笑说“我不要”，又将卡退回到办公室放着，始终没取过一分钱。
子夏说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任老为学为人的特质，如空谷幽兰，让人难以忘怀。
[选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5月11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