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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蔡元培从上海出发，在风雪中抵达北京，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由他催发、护持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改变了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走向。他领袖群伦，兼容并包，也一生为人所包围，只留下夹缝里的盛名
11月底的上海阴雨连绵。撑着雨伞，一路摸进老上海租界的华山路303号。一连串的箭头指示把来客辗转带至一幢精致的三层小洋楼前，门上挂着一块匾——“蔡元培故居陈列馆”。
一进门，几个年轻的志愿者争先恐后地给我讲解馆内陈列的种种和蔡元培的生平，听着像是事先背熟的台词。一问，他们是附近东华大学的大一新生。
“这朋友圈，才叫真牛掰！”误闯进来参观的一位中年男子辨认出墙上照片中一连串人物脸谱后，发出一连串啧啧声。“那蔡先生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啊？”
1918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门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右三为陈独秀
刚才还滔滔不绝的高个子男生一下子卡在那里。我悄悄在一旁补上答案。
“姐姐，你是蔡先生的崇拜者么？”左脸颊上长着几颗青春痘的女孩跟上来问道。她告诉我：来故居参观的，不少是从台湾、香港和海外特意寻来，“都是仰慕蔡先生的人，他们历史懂得特别多，我特别怕自己说错话。”
这幢小洋楼并非蔡家产业。1937年，蔡元培和家人只在此短暂租住数月。蔡元培一生都未买房置地，而是随着事业轨迹，带着家人在北京、绍兴、杭州、南京、莱比锡、巴黎等地辗转租住。
1936年，各界名流为他的70岁大寿举办祝寿宴时，由胡适、蒋梦麟等提议，数百人响应，商量共同集资为他营造一处房屋作为寿礼，使他有个颐养、著书的所在，可以把散落在各地的书籍聚拢起来。朋友和学生们的一番美意还没来得及张罗，炮火已经落到黄浦江。1937年，他乘船前往香港避难。
自1928年到1937年，蔡元培“滞留”上海长达九年。九年间，信函、政府公文一封接着一封从北平和南京飞来：一边是他的学生、代理北大校长之职的蒋梦麟屡屡催他北上主持校务;一边是南京方面频频请他出面“扑火”，先是党派纷争，后是一股接着一股汹涌而来的学潮。
他最疼爱的长女、画家蔡威廉画下了这一阶段的父亲。画中的蔡元培双手相合，略低头，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画面笼罩着一种沉重、微妙而复杂的情绪。
此前的1916年12月，也是在这里，从巴黎留学归来的蔡元培出发北上，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此后由他催发、护持的一场激进狂飙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改变了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走向。蔡元培和他所代表的北大精神，也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教育领域至今仍难以企及的精神范本。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对胡适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1927年4月18日，前排左二起：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等在南京政府成立典礼上
催发者：新文化运动与百家争鸣
“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1916年底，京城的报界作了这样的报道。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正式向一千多名学生做就职演说，提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勉励“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如何把清朝留下的学生以入仕为目的的“京师大学堂”，转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新式高等学府？
一周后，在上海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如约而来，成为蔡氏撬动这座传统学堂的关键一子。在汤尔和和沈尹默的提议下，蔡元培决心聘请这位以激进姿态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界猛将来担任北大文科系长。当时陈独秀正好来京办事，蔡元培三顾茅庐，终以诚意打动他，并说服他把《新青年》杂志迁至北京。
这一年8月，26岁的胡适在纽约参加完博士论文考试一周后，就匆匆告别导师杜威，坐上回国的轮船。在他眼里，来自北大的一纸聘书要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帽更有分量。
胡适是陈独秀着重推荐给蔡元培的。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是《新青年》的投稿人。当蔡元培得知新近一期杂志将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且此文极有可能在中国知识界引发大震荡，他立刻给远在纽约的胡适发去聘书。
初入北大，胡适担任三门课，每周12课时，任职第二个月起月薪增至280元，是北大教授里薪水最高的，超过众多比他更有资历的学者，足见蔡元培对他的器重。胡适没有让蔡元培失望，很快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成为北大的一块招牌。
晚年，胡适多次说起：如果没有蔡先生当年的着意提携，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到任后，《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至京城西侧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的陈家。从此，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聚拢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等一干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胡适后来颇为自负地说：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是靠“三只兔子”支撑起来的——因为蔡、陈、胡三人生肖恰巧都属兔，彼此之间各差12岁。
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的催发和护持下，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百家争鸣”拉开序幕。
除了领时代风气之先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还有拖着辫子的前清遗老辜鸿铭、因位列“筹安六君子”而声名大坏的国学大师刘师培，以及“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事”的梁漱溟。本来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的钱玄同与黄侃，却分属新旧两派，又同授文字课。讲着讲着，黄侃会大声骂起对面教室里的钱玄同来，钱玄同则每每装作没听见，继续讲自己的课。 当时在北大就读的顾颉刚说：蔡先生聘任教师“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1921年，美国檀香山，蔡元培（中）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时与代表团成员合影
胡适刚到北大就开讲中国哲学史，一开头就直接从先秦诸子讲起。这让一些学生很不信服，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轰走。
就读哲学系的顾颉刚拉同寝室的傅斯年去旁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在北大有“国学小专家”之称，旧学功底深厚，很被黄侃器重。旁听几次后，他对几个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年纪轻轻的胡适逐渐在北大站稳脚跟。后来，傅斯年和顾颉刚都投到他的门下。
在蔡元培的推动、鼓励和资助下，北大的各种思想刊物、研究学会、社会团体迭出。风头最劲的，当属《新青年》和一班鼓吹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教授。他们倡导白话文，采用新标点，创作新诗;介绍西方最新学说，主张个性解放;对儒家传统、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攻击。
视中华文化为最高价值的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国学大师“慨然于国学沦夷”，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也吸引了一些热心国学的教师和学生。
梁漱溟则既对新思潮有抵触，也不满意《国故月刊》，他自己在北大召集一批研究东方学的同道，组成“孔子哲学研究会”，系统研读儒家学说，与新派人物的批孔对立。
在教授们的示范和带动下，学生们也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社团和刊物。
学生刊物中的佼佼者，当为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人创办的《新潮》杂志，由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编辑部设在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为印刷经费。
《新潮》杂志以“文艺复兴”为号召，聚集了俞平伯、顾颉刚、成舍我、杨振声等一批有才华的北大学生，以诗歌、小说、评论的方式，提倡白话文和学术思想解放，主张“伦理革命”，反抗传统礼教。
对于“中西、新旧”的激辩，蔡元培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申明自己的立场：大学乃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而学术研究“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借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儒家古训，说明各家学说争鸣之于大学的意义。北大师生们由此笑称他们的校长是一位“古今中外派”。
对于后人津津乐道的“兼容并包”，梁漱溟曾从蔡元培的个性来理解。梁漱溟认为：蔡先生除了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自然性情，他天性就具有极广博的兴趣、多方面的爱好，否则，即使“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包容得了”。
新思潮的兴起和蔓延，也令保守派人士和北洋政府感到不安。
1919年，曾以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西洋文学名著扬名一时的林纾在报刊上发表影射小说，攻击蔡元培和北大兴起的白话运动;接着又发公开信致蔡元培，抨击北大是“覆孔孟，铲伦常”。
大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蔡元培等学界人士，过问“新旧两派冲突”之事。正得势的安福系政客们游说权力高层，要求撤去蔡元培校长之职，整顿北大。他们还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名教员——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
这些针对北大的攻击，都被蔡元培以温和、有礼的方式顶了回去。
1920年，应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之邀，蔡元培以一篇短文阐释了自己对新思潮的立场和态度。他借用了孟子批判危险思想学说用的“甚于洪水猛兽”之说，把新思想比作“洪水”，把军阀政治比成“猛兽”：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转载了蔡元培这篇文章的原稿。胡适特别写了一个编者按：“我们因为这篇文章是现在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
蔡元培说这一番话时，是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后一年。他已充分体尝过洪水决堤那一刻的焦灼而苦痛的心情。
领袖群伦：“一生为人所包围”
蔡元培聚拢起来的这一批知识精英们大多自负清高，自尊心极为敏感。即使是一直鼓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在自家日记里记下不少对北大同仁、校内人事问题的牢骚与抱怨。
11月底的上海阴雨连绵。撑着雨伞，一路摸进老上海租界的华山路303号。一连串的箭头指示把来客辗转带至一幢精致的三层小洋楼前，门上挂着一块匾——“蔡元培故居陈列馆”。
一进门，几个年轻的志愿者争先恐后地给我讲解馆内陈列的种种和蔡元培的生平，听着像是事先背熟的台词。一问，他们是附近东华大学的大一新生。
“这朋友圈，才叫真牛掰！”误闯进来参观的一位中年男子辨认出墙上照片中一连串人物脸谱后，发出一连串啧啧声。“那蔡先生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啊？”
刚才还滔滔不绝的高个子男生一下子卡在那里。我悄悄在一旁补上答案。
“姐姐，你是蔡先生的崇拜者么？”左脸颊上长着几颗青春痘的女孩跟上来问道。她告诉我：来故居参观的，不少是从台湾、香港和海外特意寻来，“都是仰慕蔡先生的人，他们历史懂得特别多，我特别怕自己说错话。”
这幢小洋楼并非蔡家产业。1937年，蔡元培和家人只在此短暂租住数月。蔡元培一生都未买房置地，而是随着事业轨迹，带着家人在北京、绍兴、杭州、南京、莱比锡、巴黎等地辗转租住。
1936年，各界名流为他的70岁大寿举办祝寿宴时，由胡适、蒋梦麟等提议，数百人响应，商量共同集资为他营造一处房屋作为寿礼，使他有个颐养、著书的所在，可以把散落在各地的书籍聚拢起来。朋友和学生们的一番美意还没来得及张罗，炮火已经落到黄浦江。1937年，他乘船前往香港避难。
自1928年到1937年，蔡元培“滞留”上海长达九年。九年间，信函、政府公文一封接着一封从北平和南京飞来：一边是他的学生、代理北大校长之职的蒋梦麟屡屡催他北上主持校务;一边是南京方面频频请他出面“扑火”，先是党派纷争，后是一股接着一股汹涌而来的学潮。
他最疼爱的长女、画家蔡威廉画下了这一阶段的父亲。画中的蔡元培双手相合，略低头，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画面笼罩着一种沉重、微妙而复杂的情绪。
此前的1916年12月，也是在这里，从巴黎留学归来的蔡元培出发北上，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此后由他催发、护持的一场激进狂飙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改变了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走向。蔡元培和他所代表的北大精神，也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教育领域至今仍难以企及的精神范本。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对胡适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催发者：新文化运动与百家争鸣
“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1916年底，京城的报界作了这样的报道。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正式向一千多名学生做就职演说，提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勉励“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如何把清朝留下的学生以入仕为目的的“京师大学堂”，转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新式高等学府？
一周后，在上海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如约而来，成为蔡氏撬动这座传统学堂的关键一子。在汤尔和和沈尹默的提议下，蔡元培决心聘请这位以激进姿态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界猛将来担任北大文科系长。当时陈独秀正好来京办事，蔡元培三顾茅庐，终以诚意打动他，并说服他把《新青年》杂志迁至北京。
这一年8月，26岁的胡适在纽约参加完博士论文考试一周后，就匆匆告别导师杜威，坐上回国的轮船。在他眼里，来自北大的一纸聘书要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帽更有分量。
胡适是陈独秀着重推荐给蔡元培的。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是《新青年》的投稿人。当蔡元培得知新近一期杂志将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且此文极有可能在中国知识界引发大震荡，他立刻给远在纽约的胡适发去聘书。
初入北大，胡适担任三门课，每周12课时，任职第二个月起月薪增至280元，是北大教授里薪水最高的，超过众多比他更有资历的学者，足见蔡元培对他的器重。胡适没有让蔡元培失望，很快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成为北大的一块招牌。
晚年，胡适多次说起：如果没有蔡先生当年的着意提携，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到任后，《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至京城西侧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的陈家。从此，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聚拢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等一干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胡适后来颇为自负地说：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是靠“三只兔子”支撑起来的——因为蔡、陈、胡三人生肖恰巧都属兔，彼此之间各差12岁。
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的催发和护持下，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百家争鸣”拉开序幕。
除了领时代风气之先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还有拖着辫子的前清遗老辜鸿铭、因位列“筹安六君子”而声名大坏的国学大师刘师培，以及“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事”的梁漱溟。本来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的钱玄同与黄侃，却分属新旧两派，又同授文字课。讲着讲着，黄侃会大声骂起对面教室里的钱玄同来，钱玄同则每每装作没听见，继续讲自己的课。 当时在北大就读的顾颉刚说：蔡先生聘任教师“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胡适刚到北大就开讲中国哲学史，一开头就直接从先秦诸子讲起。这让一些学生很不信服，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轰走。
就读哲学系的顾颉刚拉同寝室的傅斯年去旁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在北大有“国学小专家”之称，旧学功底深厚，很被黄侃器重。旁听几次后，他对几个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年纪轻轻的胡适逐渐在北大站稳脚跟。后来，傅斯年和顾颉刚都投到他的门下。
在蔡元培的推动、鼓励和资助下，北大的各种思想刊物、研究学会、社会团体迭出。风头最劲的，当属《新青年》和一班鼓吹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教授。他们倡导白话文，采用新标点，创作新诗;介绍西方最新学说，主张个性解放;对儒家传统、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攻击。
视中华文化为最高价值的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国学大师“慨然于国学沦夷”，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也吸引了一些热心国学的教师和学生。
梁漱溟则既对新思潮有抵触，也不满意《国故月刊》，他自己在北大召集一批研究东方学的同道，组成“孔子哲学研究会”，系统研读儒家学说，与新派人物的批孔对立。
在教授们的示范和带动下，学生们也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社团和刊物。
学生刊物中的佼佼者，当为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人创办的《新潮》杂志，由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编辑部设在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为印刷经费。
《新潮》杂志以“文艺复兴”为号召，聚集了俞平伯、顾颉刚、成舍我、杨振声等一批有才华的北大学生，以诗歌、小说、评论的方式，提倡白话文和学术思想解放，主张“伦理革命”，反抗传统礼教。
对于“中西、新旧”的激辩，蔡元培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申明自己的立场：大学乃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而学术研究“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借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儒家古训，说明各家学说争鸣之于大学的意义。北大师生们由此笑称他们的校长是一位“古今中外派”。
对于后人津津乐道的“兼容并包”，梁漱溟曾从蔡元培的个性来理解。梁漱溟认为：蔡先生除了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自然性情，他天性就具有极广博的兴趣、多方面的爱好，否则，即使“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包容得了”。
新思潮的兴起和蔓延，也令保守派人士和北洋政府感到不安。
1919年，曾以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西洋文学名著扬名一时的林纾在报刊上发表影射小说，攻击蔡元培和北大兴起的白话运动;接着又发公开信致蔡元培，抨击北大是“覆孔孟，铲伦常”。
大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蔡元培等学界人士，过问“新旧两派冲突”之事。正得势的安福系政客们游说权力高层，要求撤去蔡元培校长之职，整顿北大。他们还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名教员——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
这些针对北大的攻击，都被蔡元培以温和、有礼的方式顶了回去。
1920年，应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之邀，蔡元培以一篇短文阐释了自己对新思潮的立场和态度。他借用了孟子批判危险思想学说用的“甚于洪水猛兽”之说，把新思想比作“洪水”，把军阀政治比成“猛兽”：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转载了蔡元培这篇文章的原稿。胡适特别写了一个编者按：“我们因为这篇文章是现在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
蔡元培说这一番话时，是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后一年。他已充分体尝过洪水决堤那一刻的焦灼而苦痛的心情。
领袖群伦：“一生为人所包围”
蔡元培聚拢起来的这一批知识精英们大多自负清高，自尊心极为敏感。即使是一直鼓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在自家日记里记下不少对北大同仁、校内人事问题的牢骚与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