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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纪录片导演李缨前往日本。90年代初期，李缨开始通过打工等方式自筹资金在日本拍片。李缨于1997年开始拍摄纪录片《靖国神社》，该片于2008年在日本公映前，便遭遇极大波折。
在未有禁映制度的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启动政治压力，阻挠这部“反日”电影与观众见面，迫使许多影院撤消了《靖国神社》的放映预定。这不但在日本电影史上前所未有，并且显然违背了日本宪法。在另一种声音的支持下，该片后来得以继续公映。
李缨为什么要拍摄纪录片《靖国神社》?
世界博览：作为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
李缨：直接原因是感受到中日历史认识的巨大差距及其刺激，深层原因是因为我对文化人类学的长期兴趣。我五部电影可以说都是跟宗教、灵魂问题、生死问题相关的。在去日本之前，我拍过几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西藏成了我一个重要的精神故乡。又比如我在拍《靖国神社》之前，我拍摄的第一部电影《2H》，混合纪实与虚构，记录了一个将近90岁的、独居日本的中国老人如何面对人生的终点，这成了我身边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以此表达了一个世纪老人如何面对死亡的精神世界。《靖国神社》是我的第五部电影，也是要从精神性的角度出发来探询日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精神。
世界博览：《靖国神社》在日本曾经被禁映?
李缨：影片在2008年5月3日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正式公映。禁映的说法不准确，应该说是影院的自我束缚——不敢放映。因为我们在作对媒体的宣传放映后不久就有国会议员提出要特别安排看片，他们动用国政审查权，结果有八十多位议员来提前“审看”这个片子，这是日本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开始发难的议员也曾是小泉原首相和靖国神社的辩护律师。她提出我的电影里面有问题。在日本并没有审片制度，那时片子正在陆续作宣传放映，我们提出他们可以来看，但他们非要搞一个专门放映，就通过日本文化厅给我们施加压力，看完之后又对媒体发表言论，觉得这部片子在倾向性上有问题。
因为这部片子在制作时受到日本文化厅艺术文化振兴基金的资助，所以他们同时也质疑说，怎么能资助这样一部反日的电影?日本政府没有禁止一部电影公映的权力，这是宪法保证的。但是迫于政治压力，尤其一些右翼势力又开始有反应，去骚扰电影院，电影院就害怕了。基于这样的担心，电影院全部撤消了电影的放映。不过片子最后又在其它不怕威胁的影院里实现了放映。当时日本社会围绕这个片子展开了巨大的争论，引发了全社会的“《靖国》骚动”(在日本公映的片名为《靖国》)。这部电影应不应该正常放映?应不应该有思想言论自由的保障?政府相关基金应不应该资助这部挑战禁忌的电影?
世界博览：大部分观众看完之后是什么反应?
李缨：各种反应都有，有些肯定会有情绪上的不愉快，但是因为电影里面记录的都是靖国神社里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平时不了解。所以通过电影，他们看到了一个民众普遍不了解的靖国神社，这使他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战争后遗症的问题。
在日本，实际上很多人平时根本就不去靖国神社，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知道，包括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只是看完电影之后，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参拜神社有这么复杂的情况?他们确实也不清楚，因为他们只是从一种很单纯的祭祀的情感出发来判断靖国神社问题。所以日本发行公司考虑的电影海报广告语就是：谁也不知道的历史，就在这里。
世界博览：反对者从哪些角度认为影片是反日的，是倾向性吗?
李缨：这里面包含两个问题，一是纪录片是否能够完全客观的问题，一是“圣战后遗症”的问题。题材的选择已经代表了某种主观的意念，但我选择的是客观现实中的材料，而且我采用的是一种观察型的记录方式，用8年时间记录了发生在神社里的各种事情，各种不同的反应都在影片里面。
围绕着一个神体，围绕着它的核心，围绕着靖国神社的灵魂，具体的日本社会反应是什么?影片所呈现的并不是某个单一的观点，而是很多让人思考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所以《靖国神社》是一部令人不得不思考的电影。正因为这样，观众的情绪很复杂，看从什么角度来考虑，比如有人说，这是对靖国神社的冒渎，觉得把靖国神社里这么神圣的刀跟杀人联系在一起，把杀人跟天皇联系在一起，就是有政治倾向性的。日本宪法规定，天皇就是日本国家的象征，战后也是如此。天皇跟权力联系在一起，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
所以，许多反对者的思维背景跟那场战争在日本国内的宣传背景是遥相呼应的，他们把那场战争视为神圣的战争，一个神国为了天皇，为了亚洲与西方列强抗争，是正义的战争，这是当时战争动员和思想的主流，也是靖国神社游就馆(战争博物馆)里强调的“历史”。从这个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这是一部“反日电影”。
世界博览：日本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敏感，是不是也因为导演的中国人身份?日本社会对靖国神社的禁忌仅仅因为战争吗?
李缨：当然是这样的，一个连日本人都不敢碰的敏感题材，一个日本社会的禁忌，你一个中国人竟然去碰?禁忌的原因有很多，战争历史问题，天皇问题。怎么看待战争?怎么看待死亡?怎么看待为国牺牲的军人?这里就包括战犯问题，由此就牵扯到战争责任问题，牵扯到有没有犯人的问题。如果由此一直追究下去，天皇有没有责任呢?他是不是战犯呢?这个问题在今天谁还来追究呢?在日本很少有人再谈这个问题，很暧昧。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少触及的问题。
这样深入追究下去，谁能碰得了?比如靖国神社里面的战犯，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英灵，也就是民族英雄，那是一种荣誉啊，荣誉跟犯罪不是矛盾的吗?比如日本当时对“东京审判”就有很多抵触，东京审判本身就判定这些人有犯罪，是战争罪人。但那是国际法的判定，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就会认为：那是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战败了。所以，从日本国内来讲，他们不会认为是犯罪，认为只有战争责任者，没有战争犯罪者，但是后来日本连战争责任者是谁都没搞清楚，更不用谈战争犯罪者了。
虽然战后也有了民主主义的新思维，但也留下了相当大的后遗症，这一后遗症的精神堡垒就是靖国神社。这部电影就是对这一精神堡垒的挑战，动摇了它的神圣性。后来放映的时候警卫守在银幕的两边，观众进电影院还要先安检，因为有人威胁要放炸弹。这些都是日本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所以也成了战后日本电影史上最大的一个文化事件。
世界博览：德国和日本二战后态度差异的根源也许就在于此吧?
李缨：对。就德国来说，希特勒死了。我跟柏林电影节的主席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政治体制更换了，相应的社会体制，文化思维等等都会跟着改变。如果有皇室制度在，首相更换，很多东西还是难 以改变，日本恰好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天皇是国家最高的象征，是陆海军的大元帅，所有的战死者都是为天皇而死，天皇就是战争的象征，但是战争一结束，天皇又从战争的象征变成了和平的象征。同一个昭和天皇，同样是日本国的象征，你动不了。
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政教分离，天皇不做神了，我开始发表人间宣言，我就这样和平过度了，都没有责任了。这样，责任人也搞不清楚了，连对国内的牺牲和灾难，都没有人负责，日本都从未好好清理过，怎么可能真正“心口如一”地对亚洲的其他受害国家来谈战争的罪责问题?
世界博览：战败后天皇第一次发表讲话，对日本国民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话题在日本的电影或文艺中有反映吗?
李缨：巨大的影响当然是形式多种多样的。但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特点是“神性”问题，与宗教密切相关。天皇虽然从政治体制上，他又变成了人，不再有政治权力，但天皇的传统、天皇的来源和传说，本身就是日本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传统源流，在日本神道中，天皇一直就是太阳神的化身，从来没有从神道的祭祀仪式中变为过“人”。日本正规的历史书也就是这样记载的，所以日本的历史与现实都无法跟宗教性割裂开来。
日本人以严谨著称，喜欢考究，但不会去考究这些。《靖国神社》中使用了一些战争历史照片，日军砍人的场景，有些日本右翼学者就去考究，从光影角度及合成技术的角度去研究，怀疑图片的真伪，怀疑是中国人嫁祸日本军队的造假。我质问说，谁有可能和必要去拍摄和合成这种照片?这种砍头照片在明治天皇时代，甚至作为明信片出现过，作为战争宣传和胜利的炫耀。我说你们喜欢考究，为什么不去考究靖国神社的那把刀里怎么可能凝聚246万个亡灵?还有，天皇怎么来的?太阳神和天皇的关系，你们为什么不去用“真实”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去质疑、考究，反而指责我的电影给他们那把神圣的刀造成了污蔑、损害和捏造?
世界博览：战后日本对天皇的态度，在思想和文艺界有截然分歧的态度吗?
李缨：那时候天皇已经没有了政治权力，如果继续质疑，那就是质疑天皇制度的问题了。但其实很多人并不否定天皇制，因为那是—个整套的政治文化传统体系，天皇制有一两千年的历史。
在日本历史上，一直有两个天皇，不穿军服的天皇和穿上军服的天皇。不穿军服的天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穿军服的天皇只有七十七年的历史。很多人要否定，是想否定这七十七年穿军服的天皇，而其一千多年历史的天皇不那么好否定。所以有些人反对天皇，也只是针对二战时期，对昭和天皇的反对。
世界博览：在《靖国神社》拍摄中，你有没有重新研究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源和背景，对此有没有新的认识角度?
李缨：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源，正是由于世界秩序的混乱。中国在近代的失败，正是日本的成功之母，日本走富国强兵的直接教训就来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中国那样一个大国被英国打败，这给日本以极大的震惊。他们由此开始想，为什么西方列强可以那么自如地进入亚洲，奴役亚洲?所以面对这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强自保。林则徐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没有很好地实践，反而在日本很快实现了。
我认为日本这个民族本质并不是扩张性的，从地理、文化人类学方面都可以考究，他只是长期有一种不安全感。如果往更早的历史看，日本人认为，最早侵略日本的是中国历史中的“蒙古”，在元朝的时候。这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由此考察一个国家民族主义意识是怎么诞生的，只有当一个国家面临外来威胁比较大、甚至被侵略侮辱的时候，才会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即使二战结束，日本还在强调他们是自卫战争，认为作为唯一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国家，他们才是世界最大的战争受害者。战后的战争历史教育，也基本都是受害者的教育。
世界博览：也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与近代以来海洋殖民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李缨：对。日本很善于学习，他最初学习中国，后来中国被英国打败，而英国也是由一个岛国变成大英帝国，殖民世界。于是日本开始研究英国的军事，并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研究学习，但还保留着一套自力更生的传统。日本的第一个铁路，就拒绝了英国的技术援助和经济力量，自己派人去学习，然后自己修，这才最后发展出了自己引以为豪的“新干线”。实际上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在“锁国时代”，日本就已经开始研究西方了，那时候兴起“兰学”，从荷兰开始了解并全面研究西方，在锁国时代，对西方的研究就已经相当广泛了。
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情绪化的产物，而是蓄谋已久的。从明治维新以来，一准备就是几十年，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把中国打败，日俄海战中又把俄罗斯打败。日本人发动战争绝对不是冒进，日本的信息情报十分发达，他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判断事情，然后决定自己往哪个方向去走。日本看待与中国的关系，只是作为他与整个世界关系的一部分而已。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
即使在今天，很多日本人也认为自己并不怎么过份。他们会说，大英国博物馆至今还在展览在从全世界掠夺的战利品，你们怎么不去追究?所以，除了从中国的本位出发之外，还有必要从日本的世界观出发，建立对日本的“神道，天皇，战争”整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体系的认识，对这一文化体系有了整体了解，你才能真正地理解日本，理解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而靖国神社就是这么一个浓缩着古代和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象征体系。
在未有禁映制度的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启动政治压力，阻挠这部“反日”电影与观众见面，迫使许多影院撤消了《靖国神社》的放映预定。这不但在日本电影史上前所未有，并且显然违背了日本宪法。在另一种声音的支持下，该片后来得以继续公映。
李缨为什么要拍摄纪录片《靖国神社》?
世界博览：作为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
李缨：直接原因是感受到中日历史认识的巨大差距及其刺激，深层原因是因为我对文化人类学的长期兴趣。我五部电影可以说都是跟宗教、灵魂问题、生死问题相关的。在去日本之前，我拍过几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西藏成了我一个重要的精神故乡。又比如我在拍《靖国神社》之前，我拍摄的第一部电影《2H》，混合纪实与虚构，记录了一个将近90岁的、独居日本的中国老人如何面对人生的终点，这成了我身边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以此表达了一个世纪老人如何面对死亡的精神世界。《靖国神社》是我的第五部电影，也是要从精神性的角度出发来探询日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精神。
世界博览：《靖国神社》在日本曾经被禁映?
李缨：影片在2008年5月3日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正式公映。禁映的说法不准确，应该说是影院的自我束缚——不敢放映。因为我们在作对媒体的宣传放映后不久就有国会议员提出要特别安排看片，他们动用国政审查权，结果有八十多位议员来提前“审看”这个片子，这是日本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开始发难的议员也曾是小泉原首相和靖国神社的辩护律师。她提出我的电影里面有问题。在日本并没有审片制度，那时片子正在陆续作宣传放映，我们提出他们可以来看，但他们非要搞一个专门放映，就通过日本文化厅给我们施加压力，看完之后又对媒体发表言论，觉得这部片子在倾向性上有问题。
因为这部片子在制作时受到日本文化厅艺术文化振兴基金的资助，所以他们同时也质疑说，怎么能资助这样一部反日的电影?日本政府没有禁止一部电影公映的权力，这是宪法保证的。但是迫于政治压力，尤其一些右翼势力又开始有反应，去骚扰电影院，电影院就害怕了。基于这样的担心，电影院全部撤消了电影的放映。不过片子最后又在其它不怕威胁的影院里实现了放映。当时日本社会围绕这个片子展开了巨大的争论，引发了全社会的“《靖国》骚动”(在日本公映的片名为《靖国》)。这部电影应不应该正常放映?应不应该有思想言论自由的保障?政府相关基金应不应该资助这部挑战禁忌的电影?
世界博览：大部分观众看完之后是什么反应?
李缨：各种反应都有，有些肯定会有情绪上的不愉快，但是因为电影里面记录的都是靖国神社里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平时不了解。所以通过电影，他们看到了一个民众普遍不了解的靖国神社，这使他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战争后遗症的问题。
在日本，实际上很多人平时根本就不去靖国神社，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知道，包括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只是看完电影之后，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参拜神社有这么复杂的情况?他们确实也不清楚，因为他们只是从一种很单纯的祭祀的情感出发来判断靖国神社问题。所以日本发行公司考虑的电影海报广告语就是：谁也不知道的历史，就在这里。
世界博览：反对者从哪些角度认为影片是反日的，是倾向性吗?
李缨：这里面包含两个问题，一是纪录片是否能够完全客观的问题，一是“圣战后遗症”的问题。题材的选择已经代表了某种主观的意念，但我选择的是客观现实中的材料，而且我采用的是一种观察型的记录方式，用8年时间记录了发生在神社里的各种事情，各种不同的反应都在影片里面。
围绕着一个神体，围绕着它的核心，围绕着靖国神社的灵魂，具体的日本社会反应是什么?影片所呈现的并不是某个单一的观点，而是很多让人思考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所以《靖国神社》是一部令人不得不思考的电影。正因为这样，观众的情绪很复杂，看从什么角度来考虑，比如有人说，这是对靖国神社的冒渎，觉得把靖国神社里这么神圣的刀跟杀人联系在一起，把杀人跟天皇联系在一起，就是有政治倾向性的。日本宪法规定，天皇就是日本国家的象征，战后也是如此。天皇跟权力联系在一起，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
所以，许多反对者的思维背景跟那场战争在日本国内的宣传背景是遥相呼应的，他们把那场战争视为神圣的战争，一个神国为了天皇，为了亚洲与西方列强抗争，是正义的战争，这是当时战争动员和思想的主流，也是靖国神社游就馆(战争博物馆)里强调的“历史”。从这个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这是一部“反日电影”。
世界博览：日本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敏感，是不是也因为导演的中国人身份?日本社会对靖国神社的禁忌仅仅因为战争吗?
李缨：当然是这样的，一个连日本人都不敢碰的敏感题材，一个日本社会的禁忌，你一个中国人竟然去碰?禁忌的原因有很多，战争历史问题，天皇问题。怎么看待战争?怎么看待死亡?怎么看待为国牺牲的军人?这里就包括战犯问题，由此就牵扯到战争责任问题，牵扯到有没有犯人的问题。如果由此一直追究下去，天皇有没有责任呢?他是不是战犯呢?这个问题在今天谁还来追究呢?在日本很少有人再谈这个问题，很暧昧。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少触及的问题。
这样深入追究下去，谁能碰得了?比如靖国神社里面的战犯，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英灵，也就是民族英雄，那是一种荣誉啊，荣誉跟犯罪不是矛盾的吗?比如日本当时对“东京审判”就有很多抵触，东京审判本身就判定这些人有犯罪，是战争罪人。但那是国际法的判定，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就会认为：那是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战败了。所以，从日本国内来讲，他们不会认为是犯罪，认为只有战争责任者，没有战争犯罪者，但是后来日本连战争责任者是谁都没搞清楚，更不用谈战争犯罪者了。
虽然战后也有了民主主义的新思维，但也留下了相当大的后遗症，这一后遗症的精神堡垒就是靖国神社。这部电影就是对这一精神堡垒的挑战，动摇了它的神圣性。后来放映的时候警卫守在银幕的两边，观众进电影院还要先安检，因为有人威胁要放炸弹。这些都是日本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所以也成了战后日本电影史上最大的一个文化事件。
世界博览：德国和日本二战后态度差异的根源也许就在于此吧?
李缨：对。就德国来说，希特勒死了。我跟柏林电影节的主席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政治体制更换了，相应的社会体制，文化思维等等都会跟着改变。如果有皇室制度在，首相更换，很多东西还是难 以改变，日本恰好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天皇是国家最高的象征，是陆海军的大元帅，所有的战死者都是为天皇而死，天皇就是战争的象征，但是战争一结束，天皇又从战争的象征变成了和平的象征。同一个昭和天皇，同样是日本国的象征，你动不了。
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政教分离，天皇不做神了，我开始发表人间宣言，我就这样和平过度了，都没有责任了。这样，责任人也搞不清楚了，连对国内的牺牲和灾难，都没有人负责，日本都从未好好清理过，怎么可能真正“心口如一”地对亚洲的其他受害国家来谈战争的罪责问题?
世界博览：战败后天皇第一次发表讲话，对日本国民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话题在日本的电影或文艺中有反映吗?
李缨：巨大的影响当然是形式多种多样的。但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特点是“神性”问题，与宗教密切相关。天皇虽然从政治体制上，他又变成了人，不再有政治权力，但天皇的传统、天皇的来源和传说，本身就是日本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传统源流，在日本神道中，天皇一直就是太阳神的化身，从来没有从神道的祭祀仪式中变为过“人”。日本正规的历史书也就是这样记载的，所以日本的历史与现实都无法跟宗教性割裂开来。
日本人以严谨著称，喜欢考究，但不会去考究这些。《靖国神社》中使用了一些战争历史照片，日军砍人的场景，有些日本右翼学者就去考究，从光影角度及合成技术的角度去研究，怀疑图片的真伪，怀疑是中国人嫁祸日本军队的造假。我质问说，谁有可能和必要去拍摄和合成这种照片?这种砍头照片在明治天皇时代，甚至作为明信片出现过，作为战争宣传和胜利的炫耀。我说你们喜欢考究，为什么不去考究靖国神社的那把刀里怎么可能凝聚246万个亡灵?还有，天皇怎么来的?太阳神和天皇的关系，你们为什么不去用“真实”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去质疑、考究，反而指责我的电影给他们那把神圣的刀造成了污蔑、损害和捏造?
世界博览：战后日本对天皇的态度，在思想和文艺界有截然分歧的态度吗?
李缨：那时候天皇已经没有了政治权力，如果继续质疑，那就是质疑天皇制度的问题了。但其实很多人并不否定天皇制，因为那是—个整套的政治文化传统体系，天皇制有一两千年的历史。
在日本历史上，一直有两个天皇，不穿军服的天皇和穿上军服的天皇。不穿军服的天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穿军服的天皇只有七十七年的历史。很多人要否定，是想否定这七十七年穿军服的天皇，而其一千多年历史的天皇不那么好否定。所以有些人反对天皇，也只是针对二战时期，对昭和天皇的反对。
世界博览：在《靖国神社》拍摄中，你有没有重新研究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源和背景，对此有没有新的认识角度?
李缨：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源，正是由于世界秩序的混乱。中国在近代的失败，正是日本的成功之母，日本走富国强兵的直接教训就来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中国那样一个大国被英国打败，这给日本以极大的震惊。他们由此开始想，为什么西方列强可以那么自如地进入亚洲，奴役亚洲?所以面对这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强自保。林则徐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没有很好地实践，反而在日本很快实现了。
我认为日本这个民族本质并不是扩张性的，从地理、文化人类学方面都可以考究，他只是长期有一种不安全感。如果往更早的历史看，日本人认为，最早侵略日本的是中国历史中的“蒙古”，在元朝的时候。这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由此考察一个国家民族主义意识是怎么诞生的，只有当一个国家面临外来威胁比较大、甚至被侵略侮辱的时候，才会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即使二战结束，日本还在强调他们是自卫战争，认为作为唯一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国家，他们才是世界最大的战争受害者。战后的战争历史教育，也基本都是受害者的教育。
世界博览：也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与近代以来海洋殖民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李缨：对。日本很善于学习，他最初学习中国，后来中国被英国打败，而英国也是由一个岛国变成大英帝国，殖民世界。于是日本开始研究英国的军事，并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研究学习，但还保留着一套自力更生的传统。日本的第一个铁路，就拒绝了英国的技术援助和经济力量，自己派人去学习，然后自己修，这才最后发展出了自己引以为豪的“新干线”。实际上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在“锁国时代”，日本就已经开始研究西方了，那时候兴起“兰学”，从荷兰开始了解并全面研究西方，在锁国时代，对西方的研究就已经相当广泛了。
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情绪化的产物，而是蓄谋已久的。从明治维新以来，一准备就是几十年，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把中国打败，日俄海战中又把俄罗斯打败。日本人发动战争绝对不是冒进，日本的信息情报十分发达，他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判断事情，然后决定自己往哪个方向去走。日本看待与中国的关系，只是作为他与整个世界关系的一部分而已。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
即使在今天，很多日本人也认为自己并不怎么过份。他们会说，大英国博物馆至今还在展览在从全世界掠夺的战利品，你们怎么不去追究?所以，除了从中国的本位出发之外，还有必要从日本的世界观出发，建立对日本的“神道，天皇，战争”整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体系的认识，对这一文化体系有了整体了解，你才能真正地理解日本，理解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而靖国神社就是这么一个浓缩着古代和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象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