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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中央在对省级工作做结论时，很少使用“政治生态”一词。因为这个词打击面太大。但人们注意到，中其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山西领导干部大会上指出：“山西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这个结论意味着，山西出现大面积腐败问题，不完全是領导干部个人素质所致，而是当地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都存在病态化倾向，并已形成一种特殊的系统。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山西病了”。
从外地调任主官入晋，塑造全新的省级领导班子形象，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改造官场风气而言，这只是一个开端，后面还有更长、更困难的路要走。
由中央纪委主导的山西反腐，打掉了一批“老虎”。但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山西的官场已经变得比较干净了呢？恐怕不能。众所周知，巨富都是由小老板起步的，“老虎”都是由“苍蝇”起家的。在黑老板和黑官僚的相互提携、共生共荣过程中，他们其实已经污染了周遭的一切。那些尚未成长为老虎的“苍蝇”，虽然因反腐风暴而惶恐不已，但他们仍然是山西官场的“中坚”，他们仍然主导着当地的政治风气，他们也仍然影响着社会风气。人们仍然在看、在观望，不少人甚至在等待山西的一切重新回归旧态。
因此，要想再造山西官场，反腐必须从“打虎”向“拍蝇”不断推进。
新闻曾经披露，在吕梁等地，买官卖官早就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有人花了近千万元，买个县长竟然还没成功，可见乌纱帽的市价已经被推高到何等境地。有山西当地的读者告诉我，如果山西反腐以既定的力度深入下去，“恐怕整个吕梁连普通交警都要进纪委大院”。问题是否果真如此严重，不太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吕梁等重灾区，恐怕还有不少重量级的“苍蝇”还没有落马。有些“苍蝇”虽然级别不高，但聚敛的财富很可能比“老虎”还多。他们富有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说得清。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把这些“苍蝇”拍掉，山西的政治风气恐怕很难好起来。
打老虎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拍苍蝇也一样。老虎毕竟数量有限，总有打完的时候。“苍蝇”更密集也更隐蔽，而且，在污浊尚未清除的时候，它们还在茁壮成长。有不少人对山西的反腐感到悲观，原因就在于，就算省级领导干部全部由外地调任，中下层毕竟还要实行“晋人治晋”。能不能从“苍蝇”堆里找到清廉者，能不能让“苍蝇”腾出位置，恐怕需要非凡的政治谋略，需要铁的手段和水的技巧。想到这里，就觉得王儒林太难了。
更困难的是，如何切断官员与商人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利益关联。在有些地方，商人行贿出于无奈。但在山西，情形似乎有所不同。煤老板为取得某个地区的主导权，为了争夺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为了降低出事的风险，会努力培养自己的“代言人”。站在台上的官员不过是“红手套”，隐在幕后的商人才是真正的老板。到底谁在执政？只有圈里人才明白个中奥秘。剥离这样的政商关系，不仅仅是挑战一个个灰色的利益同盟，甚至要和山西存在已久的“皇商”传统作斗争。不用说，这是一场持久战。
可以预见的是，已经落马的“老虎”和巨富们，还会牵连出一批中下层官员。这些人将被列入王儒林的反腐清单，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外披露。但如何处理庞大的腐败存量，仍然存在路径选择的难题。
一种方法是外科手术，强力推进运动式反腐，由省纪委向地方派出巡视组，发动群众举报，对发现的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一查到底。但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导致大批官员落马，给社会带来持续的震荡。另一种方法是去腐生肌，把短期的、强力的反腐摊平到较长的时间段里，以软着陆的方式缓慢改造官场。这样的做法见效不那么快，民意反应也不会热烈，但相对较为稳健。还有一种可能的做法是理疗，对腐败存量采取政治和司法的双重挤压，迫使其主动退出官场，但对划定红线后仍然“不收手”的腐败官员，则采取严厉的打击。不同路径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当下的政治需要，还取决于新上任主官的个人风格，取决于他对山西官场与社会的深入观察与明晰判断。
请山西的地方干部记住如下忠告：积极表态拥护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虽不能免俗，但用处不大。尽快主动与商业利益做主动而决绝的切割，退掉干股，别当干爹。不要试图纠集其他力量抗拒反腐进程，更别找上层关系，那样只会死得更快。至于已经收的钱该怎么办，做慈善肯定是来不及了，就放在那里、等纪委的点钞机吧。
摘自《北京青年报》
从外地调任主官入晋，塑造全新的省级领导班子形象，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改造官场风气而言，这只是一个开端，后面还有更长、更困难的路要走。
由中央纪委主导的山西反腐，打掉了一批“老虎”。但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山西的官场已经变得比较干净了呢？恐怕不能。众所周知，巨富都是由小老板起步的，“老虎”都是由“苍蝇”起家的。在黑老板和黑官僚的相互提携、共生共荣过程中，他们其实已经污染了周遭的一切。那些尚未成长为老虎的“苍蝇”，虽然因反腐风暴而惶恐不已，但他们仍然是山西官场的“中坚”，他们仍然主导着当地的政治风气，他们也仍然影响着社会风气。人们仍然在看、在观望，不少人甚至在等待山西的一切重新回归旧态。
因此，要想再造山西官场，反腐必须从“打虎”向“拍蝇”不断推进。
新闻曾经披露，在吕梁等地，买官卖官早就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有人花了近千万元，买个县长竟然还没成功，可见乌纱帽的市价已经被推高到何等境地。有山西当地的读者告诉我，如果山西反腐以既定的力度深入下去，“恐怕整个吕梁连普通交警都要进纪委大院”。问题是否果真如此严重，不太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吕梁等重灾区，恐怕还有不少重量级的“苍蝇”还没有落马。有些“苍蝇”虽然级别不高，但聚敛的财富很可能比“老虎”还多。他们富有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说得清。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把这些“苍蝇”拍掉，山西的政治风气恐怕很难好起来。
打老虎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拍苍蝇也一样。老虎毕竟数量有限，总有打完的时候。“苍蝇”更密集也更隐蔽，而且，在污浊尚未清除的时候，它们还在茁壮成长。有不少人对山西的反腐感到悲观，原因就在于，就算省级领导干部全部由外地调任，中下层毕竟还要实行“晋人治晋”。能不能从“苍蝇”堆里找到清廉者，能不能让“苍蝇”腾出位置，恐怕需要非凡的政治谋略，需要铁的手段和水的技巧。想到这里，就觉得王儒林太难了。
更困难的是，如何切断官员与商人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利益关联。在有些地方，商人行贿出于无奈。但在山西，情形似乎有所不同。煤老板为取得某个地区的主导权，为了争夺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为了降低出事的风险，会努力培养自己的“代言人”。站在台上的官员不过是“红手套”，隐在幕后的商人才是真正的老板。到底谁在执政？只有圈里人才明白个中奥秘。剥离这样的政商关系，不仅仅是挑战一个个灰色的利益同盟，甚至要和山西存在已久的“皇商”传统作斗争。不用说，这是一场持久战。
可以预见的是，已经落马的“老虎”和巨富们，还会牵连出一批中下层官员。这些人将被列入王儒林的反腐清单，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外披露。但如何处理庞大的腐败存量，仍然存在路径选择的难题。
一种方法是外科手术，强力推进运动式反腐，由省纪委向地方派出巡视组，发动群众举报，对发现的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一查到底。但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导致大批官员落马，给社会带来持续的震荡。另一种方法是去腐生肌，把短期的、强力的反腐摊平到较长的时间段里，以软着陆的方式缓慢改造官场。这样的做法见效不那么快，民意反应也不会热烈，但相对较为稳健。还有一种可能的做法是理疗，对腐败存量采取政治和司法的双重挤压，迫使其主动退出官场，但对划定红线后仍然“不收手”的腐败官员，则采取严厉的打击。不同路径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当下的政治需要，还取决于新上任主官的个人风格，取决于他对山西官场与社会的深入观察与明晰判断。
请山西的地方干部记住如下忠告：积极表态拥护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虽不能免俗，但用处不大。尽快主动与商业利益做主动而决绝的切割，退掉干股，别当干爹。不要试图纠集其他力量抗拒反腐进程，更别找上层关系，那样只会死得更快。至于已经收的钱该怎么办，做慈善肯定是来不及了，就放在那里、等纪委的点钞机吧。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