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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o Fukada
自由摄影师。生于日本，目前常驻东京、纽约。2004年成为新闻摄影记者，为《纽约时报》等媒体供图。曾获EP年度图片奖、普利策奖提名等。2008年她也到过北京长住。成为新闻摄影记者之前她在纽约从事时尚、广告工作。
夜幕降臨。在日本的酒吧、俱乐部、夜总会、歌厅里，流转着一群年轻的女性，顾客花大价钱换得她们相伴，可以调情但并不能有性行为，她们被叫做“女公关”。
日本女摄影师Shiho Fukada留意到了这群人，以及她们做“女公关”背后的种种社会现实。
经过这次拍摄，Shiho对呈现日本男女在就业方面不平等的数字已经很熟悉。她介绍，尽管有1986年的《平等就业机会法》，许多日本女性依然只能从事低报酬、无成长空间的工作，甚至只能是做临时工。就算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日本女性中，也只有65%能找到工作，而且她们的薪酬要比男性少三分之一或更多。
2007年，日本高中或以上教育背景的女性就业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0个国家里只排在倒数第二。
尽管做“女公关”只是青春饭，但许多年轻日本女性认为这是少数的能够获取经济独立和其他机会的工作。如今，这份职业在日本年轻女性当中越来越流行。
Shiho的拍摄对象，24岁的Karen Hanazuka大四的时候，没有像其他同学涌去招聘会。“我不另找工作是因为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工作，比做‘女公关’更值得。”其实Karen是个经济学学士，她最不想在办公室做文秘之类的，“我不擅长盲目地跟从老板的指示，我对那种不用脑子的工作容易感到厌烦”。
日本女性的低就业率“让国家经济失去了一个重大机会”，高盛（日本）的一个总经理Kathy Matsui如是说。
目前，日本大约有70000个场所提供“女公关”服务。之前人们认为“女公关”只是要比妓女好一些，但是现在，“女公关”出现在脱口秀节目和电视剧里，有一些成了模特、演员甚至是创业家。这份职业已经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了。Eriko Fuse是一家歌厅工会的代表，她说“现在许多女生梦想成为‘女公关’，但也有一些女生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才来的”。
就算一个女生很幸运，找到了工作，她的事业也往往不平坦：女性很少能被提拔到高收入的管理职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08年，日本只有9.8%的经理是女性，而这个数字在美国为42.7%。
就业艰难，可也只有少数的女性有勇气自己创业。在日本，八成的创业者是男性，美国有三分之一创业者是女性。但这同样和男女不平等有关。举例来说，经济学教授Mariko Adachi介绍，如果女性没有男性担保人，比如父亲或者丈夫，银行甚至不会给女创业者发贷款。
一个“女公关”的时薪多少要看她能拉到多少客户。这种报酬系统刺激着Karen这种有野心的女孩子，她能一年拿到30万美金，而日本女性做全职工作拿到的平均年薪是3.7万美金而已。
不过这种工作是有代价的。Shiho为这组照片起的标题是“夜里的灰姑娘”，其实很贴切。她们在工作时看上去容光焕发，但当夜幕退去，她们就成了闷闷不乐，甚至因这份工作患病的灰姑娘。
很多“女公关”的肝出了毛病，或者成了酗酒者，因为她们总是熬夜并且不停喝酒。一些“女公关”还会遭遇语言攻击和侮辱，性骚扰也让她们感到焦虑。多数酒吧对业绩的沉迷以及店内的欢迎度排名会让一些“女公关”无法忍受，而顾客的轻蔑和傲慢又伤及自尊。
Shiho的拍摄对象Cocoa对她说，“男人只有在我年轻貌美的时候才珍惜我，等我一过气，男人就会把我当垃圾扔掉。”听到一个充满潜力的年轻女孩说只能靠青春和美貌换取价值，Shiho感到很难过。
Aya今年22岁，她说她想离开这个行业，但已经想不出自己还能做什么工作。父母离异后，她离开了学校，“我不想给家里添负担，对一个16岁的女生来说唯一的工作就是做公关”，Aya说。其实法律规定18岁以上才可以做“女公关”，不过一些酒吧不会检查这些女性的身份证。
当这些女性变老，找个人嫁了做回家庭妇女本是看上去合理的“下一步”。但是现在的日本也不像以前都是终身聘任制，男人们也面临着薪资不涨、只能签临时合同的困境，一些男性甚至没钱结婚。相反，女人们在生完小孩后往往还得重回工作补贴家用，但她们很难找到一份稳定、报酬体面的工作，结果这又加重了男性的压力，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性别歧视让“女公关”盛行
南都周刊：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拍摄的？
Shiho：这个专题其实是我从2009年开始拍摄的“用完即弃的员工”系列（Japan’s disposable workers）的一部分。日本原本是实行终身聘任制，现在不是这样了。为了努力加入到全球竞争，公司可以裁掉他们认为不必要的劳动力。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报道说日本大阪有好几千老无所依的工人，当时我在北京，已经将近10年没在日本生活了，看到后很惊讶，我印象中的日本，应该是繁荣的、在终身制的支持下中产阶级庞大，怎么还会有人挨饿致死。于是我开始做很多功课，尝试了解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也越发觉得只去体现大阪无家可归的老年人不足以体现整个系统的问题，所以发展出了一个系列，这组作品，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你离开日本去美国，部分原因是觉得日本男女地位不平等，女性机会有限，对吗？
Shiho：是的，在日本读完大学后，我获得了在一个大型贸易公司工作的机会。但我发现同批获聘这类职位的那100个毕业生里只有两个女员工，我是其中之一。公司另有聘用50个女性，但她们都是做那种看不到尽头的呆板工作。我觉得在这种有性别歧视的公司工作，之后的发展会很糟，所以拒掉了这个工作，去了纽约。 看到日本女性的现状我觉得很沮丧。我离开日本十年了，这种情况居然都没有改变。而且，女性依然被看作是应该扮可爱、没有能力的性对象。
南都周刊：看得出你获取了这些女生的信任。你是如何做到的？是否有人说你拍摄她们是出于猎奇？
Shiho：取得她们信任不容易，我试了许多家俱乐部，最后才找到少数几家允许我和这些姑娘进行有限的接触。至于有些照片能看清这些女生的脸这个问题，我只拍摄那些愿意露脸的女生，所以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很难。
我之所以选择她们作为拍摄对象，是因为做“女公关”在女生中流行，其实反映出女性在日本社会中的状况。我知道这份职业不是表面看的那么光鲜亮丽，其实挺难对付的，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让人们了解她们，了解她们为何做这一行，日本的性别歧视又是怎样让这个行业兴旺起来的，这很重要。
南都周刊：在拍摄过程中，你和她们的交往是否改变了你的一些想法？
Shiho：我之前对“公关”的工作有了解，但依然惊讶于这些姑娘私下多么沉默寡言。她们在俱乐部里看起来很快乐很风趣，这份工作也要求她们这样。可是下班以后她们就把自己关起来，不出去，也不和人说话。人们总以为做“女公关”很容易，只要打扮一下，喝酒聊天就可以了。但其实这份工作对精神和生理的挑战都很大。尽管在凌晨1点下班，“女公关”Aya常常要早上6点之后才能睡觉，她下班后还和客人外出，以培养熟客。她说最难的还是精神上，“没有安全感，觉得很焦虑沮丧”，她一直担心业绩和受欢迎度排名。
南都周刊：现在一些“女公关”上了电视，有种获得了社会声望的感觉。
Shiho：我觉得她们上电视节目没有什么错。当年轻女性选择做“女公关”，是因为没有其他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或者其他工作无法提供她们足够过上体面生活的工资，这才是问题所在。
南都周刊：在拍摄中，是否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
Shiho：得知最顶级的公关能赚那么多钱我惊讶了。还有，这些女性看上去很现代很先进，但当我问她们梦想是什么的时候，许多人都说是辞职嫁人。可是在如今的日本，做全职主妇已经是有钱人家才能保证的事情了，因为能够赚钱养家的男性数量在下降。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许多公司把生产移到国外，以求更廉价的劳动力。结果，日本的员工的工资也被拉低了。
南都周刊：为何你只拍摄了这几个女生在工作地点、公寓、上班途中的场景？
Shiho：我尝试过去跟拍她们给杂志做模特的情况，但她们没同意。我发现了一个公关的博客，上面记录了她酗酒的情况，以及严重的忧郁情绪，但我没有联系她，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拍摄她的话必须在接触她之前花更多时间和心思。拍摄对象越有价值，我就越谨慎。
南都周刊：你觉得是什么造成了现在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这还引发了其他的社会问题。
Shiho：传统的性别角色还深扎在我们的文化里，但这亟待改变。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是丈夫赚钱养家，妻子是全职主妇。但随着全球化发展和这几十年的经济衰退，男性薪水一路下滑，不再能够撑起一个家。女性就需要去赚钱补贴家用。但是女性的工作机会又和以往一样有限；同时，也没有一个体系能够保障女性在生育后回来继续工作，结果，将近有70%的女性生完小孩后就沒了工作。
而且，社会上没有足够的托儿所，丈夫又不像以前那么有时间帮忙带孩子做家务，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加长了——因为他们很怕失去工作，一旦失去这份全职工作，就很难再找了。一旦他们变成短期工，工资就更少，家庭情况更糟，因为老婆也没法找到好工作。所以男人们承担很大压力，甚至自杀。所以日本的性别歧视和其他社会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努力改变女性不平等现状，这能让男女都能生活在一个更健康、幸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