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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1949年开始执政，此后经历了在外部条件封锁下进行国家建设的计划经济时代(1949年-1978年)以及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国家建设的市场经济时代(1978年至今)。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这对中国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并发表过《世界政党比较研究》、《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政党论》等多部专著。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就中国共产党转型的历程和建设公民社会的目标，对王教授进行了专访。
《今日中国》：政党是连接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起源于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来讲是舶来品。中国共产党有哪些不同于西方政党的地方?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就在于她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
革命党的首要目标是夺权，执政党的目标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得搞发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太巨大也太艰难，并不是1949年掌握了政权就完成了这个转变，这种转变甚至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对这一转变进行了明确表述：“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而且，实现从到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机制全方位的转变，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带来的。
《今日中国》：在“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并提出吸收其优秀分子到党内来。此时，中央提出扩大党员的来源意味着什么?
王长江：提出吸收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的问题，是中央对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状况做出的应对。当时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和常州市等地区的乡镇企业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从集体经济模式向非公有制经济转型。与此相应，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阶层的新的社会阶层大量涌现。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是执政党要思考的很重要的问题。在战争年代，要取得革命胜利，需要依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力量。但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下，各种新的社会阶层都发展起来了，如果仍然局限于过去的眼界，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受到削弱。经过多方面调研、党内充分讨论以及各种观点的交锋，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吸收非公企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问题。
从宏观来讲，这是中国共产党转型的体现，从一个领导老百姓闹革命的党转变为掌握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要推动社会发展，调动全社会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只强调自己的阶级性，还要努力扩大自己的代表性。党的阶级性和代表性实际上并不矛盾，如何把自己的性质和更广泛的代表性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政党始终要思考的问题。当中国共产党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时，就必须在坚持党的性质的同时，扩大自己的代表性。应该说，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扩大自身代表性的一项具体举措。
《今日中国》：10年过去了，新兴社会阶层中的优秀份子入党的积极性似乎并不是很高，原因是什么?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向所有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和先进分子开放之后，的确有不少优秀分子进入到党内，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入党者并不是非常踊跃。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比如政协、民间组织等——来参与政治、发挥作用。这表明党和民众沟通的渠道是多样化的，入党只是多样化的沟通渠道中的一条，这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与当今社会发展的特点有关。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生存所需的一切都要依靠执政党和政府来提供，所以人们入党的动机除了价值追求之外，很重要的还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市场经济以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为原动力，大家自己找饭吃了，有了独立生存的基础，因此对政治组织的依赖性变小。在这种情况下，客观来讲，入党对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的人来说，确实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有吸引力。
此外，中国共产党毕竟是有自己价值追求的组织。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入党后都要按照党纲、党章的要求去做，必须认同这个价值追求。不论是来自哪个阶层的党员，都要作为党员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是代表他所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到党里面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要求，自然也会使想利用入党捞取好处的人望而却步。
《今日中国》：新兴社会阶层进入党内之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兼顾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
王长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种本性，是社会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当时在农村率先实行的个人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提出，农民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就是还人以利益。
既然追求利益是一种合法的、正当的诉求，而人们的利益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一党的领导下，为人们的不同利益诉求提供多元化的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各国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到，如果执政党把自己的代表性限定得过于狭窄，他们的诉求就会溢到体制之外，对体制产生冲击，造成不稳定。
如何用一党执政的形式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渠道?一是党自身要扩大包容性，应该向社会上所有优秀分子开放。另外，也不能光靠党组织一种形式，还要靠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人们自发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形式。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增长迅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民间组织发展问题上的观念也在變化，越来越贴近实际。
此外，在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时应多使用市场的手段、协商的手段、民主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手段。
《今日中国》：面对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应如何转变执政思路?
王长江：计划经济不允许人追求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哪来的利益诉求?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民众诉求对政党产生的约束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往往导致政党的错位，政党会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市场经济则不一样。市场经济的起点是允许人们追求利益。有利益，就有维护利益的意识，就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和做主的意识。这都是公民意识的体现。所以，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促生了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表明人们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表明人们会对政党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把老百姓的这些诉求撇在一边置之不理，老百姓就可能越来越疏远政党。所以，公民社会的诉求是把政党拉回公共利益表达者位置的强大力量。政党必须回应公众的要求，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中国的改革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对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如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等，但重要的是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全面的调整。在许多方面，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只是动了一些小手术。深水区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推进，还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并发表过《世界政党比较研究》、《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政党论》等多部专著。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就中国共产党转型的历程和建设公民社会的目标，对王教授进行了专访。
《今日中国》：政党是连接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起源于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来讲是舶来品。中国共产党有哪些不同于西方政党的地方?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就在于她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
革命党的首要目标是夺权，执政党的目标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得搞发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太巨大也太艰难，并不是1949年掌握了政权就完成了这个转变，这种转变甚至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对这一转变进行了明确表述：“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而且，实现从到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机制全方位的转变，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带来的。
《今日中国》：在“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并提出吸收其优秀分子到党内来。此时，中央提出扩大党员的来源意味着什么?
王长江：提出吸收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的问题，是中央对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状况做出的应对。当时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和常州市等地区的乡镇企业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从集体经济模式向非公有制经济转型。与此相应，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阶层的新的社会阶层大量涌现。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是执政党要思考的很重要的问题。在战争年代，要取得革命胜利，需要依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力量。但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下，各种新的社会阶层都发展起来了，如果仍然局限于过去的眼界，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受到削弱。经过多方面调研、党内充分讨论以及各种观点的交锋，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吸收非公企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问题。
从宏观来讲，这是中国共产党转型的体现，从一个领导老百姓闹革命的党转变为掌握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要推动社会发展，调动全社会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只强调自己的阶级性，还要努力扩大自己的代表性。党的阶级性和代表性实际上并不矛盾，如何把自己的性质和更广泛的代表性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政党始终要思考的问题。当中国共产党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时，就必须在坚持党的性质的同时，扩大自己的代表性。应该说，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扩大自身代表性的一项具体举措。
《今日中国》：10年过去了，新兴社会阶层中的优秀份子入党的积极性似乎并不是很高，原因是什么?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向所有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和先进分子开放之后，的确有不少优秀分子进入到党内，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入党者并不是非常踊跃。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比如政协、民间组织等——来参与政治、发挥作用。这表明党和民众沟通的渠道是多样化的，入党只是多样化的沟通渠道中的一条，这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与当今社会发展的特点有关。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生存所需的一切都要依靠执政党和政府来提供，所以人们入党的动机除了价值追求之外，很重要的还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市场经济以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为原动力，大家自己找饭吃了，有了独立生存的基础，因此对政治组织的依赖性变小。在这种情况下，客观来讲，入党对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的人来说，确实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有吸引力。
此外，中国共产党毕竟是有自己价值追求的组织。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入党后都要按照党纲、党章的要求去做，必须认同这个价值追求。不论是来自哪个阶层的党员，都要作为党员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是代表他所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到党里面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要求，自然也会使想利用入党捞取好处的人望而却步。
《今日中国》：新兴社会阶层进入党内之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兼顾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
王长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种本性，是社会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当时在农村率先实行的个人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提出，农民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就是还人以利益。
既然追求利益是一种合法的、正当的诉求，而人们的利益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一党的领导下，为人们的不同利益诉求提供多元化的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各国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到，如果执政党把自己的代表性限定得过于狭窄，他们的诉求就会溢到体制之外，对体制产生冲击，造成不稳定。
如何用一党执政的形式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渠道?一是党自身要扩大包容性，应该向社会上所有优秀分子开放。另外，也不能光靠党组织一种形式，还要靠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人们自发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形式。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增长迅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民间组织发展问题上的观念也在變化，越来越贴近实际。
此外，在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时应多使用市场的手段、协商的手段、民主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手段。
《今日中国》：面对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应如何转变执政思路?
王长江：计划经济不允许人追求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哪来的利益诉求?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民众诉求对政党产生的约束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往往导致政党的错位，政党会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市场经济则不一样。市场经济的起点是允许人们追求利益。有利益，就有维护利益的意识，就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和做主的意识。这都是公民意识的体现。所以，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促生了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表明人们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表明人们会对政党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把老百姓的这些诉求撇在一边置之不理，老百姓就可能越来越疏远政党。所以，公民社会的诉求是把政党拉回公共利益表达者位置的强大力量。政党必须回应公众的要求，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中国的改革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对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如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等，但重要的是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全面的调整。在许多方面，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只是动了一些小手术。深水区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推进，还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