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金大中健在,如何应对半岛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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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2月25日,73岁的金大中宣誓就任韩国第15届总统,掀开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新篇章。他在五年总统任期内,带领韩国率先走出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南北领导人会晤,缓和了朝鲜半岛的局面。
  整整20年后,韩国经济发展稳定,朝鲜半岛却一再出现危机,成为中国和世界担心的热点地区,而且迄今没有有效的化解之策。
  遗憾的是,2009年金大中辞世。假如他还健在,如何应对半岛危机?韩国国会议员、金大中之子金弘杰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虽然时代变了,方法上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是他的精神和理念是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在金弘杰看来,他的父亲“是为了和平贡献一生的人”,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就是说,我们可以与持有不同意见或价值观的人和平共存,但是我们不会丧失自己的价值观。”
  舆论认为,目前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與金大中很相似。理解金大中思想,有助于认识目前韩国的对朝政策。
  在半岛问题上,金弘杰显然继承了金大中的思想。他说:“为了真正解决半岛问题,我们不应该大喜大悲,而是更加冷静和慎重地、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去解决。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金大中的精神价值就是“和而不同”
  记者:金大中先生是公认的伟大政治家,被誉为“亚洲的曼德拉”。在你的眼里,你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金弘杰:他是为了和平贡献一生的人。他小时候生活在日本殖民时代,青年时期是战争年代,战争之后又是军事独裁政权,他与军事独裁政权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因为这样的经历,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斗士,其实他是和平主义者。
  他进入政界的主要契机,就是经历了半岛战争(编者注:即朝鲜战争。下同)。他认为这种同胞相残的悲剧不应该再发生,于是决心从政。南北双方在韩半岛(编者注:即朝鲜半岛,下同)和平共存,是他一辈子的目标。他也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
  记者:金大中在总统任期内成功推动南北双边会谈,荣获2000年诺贝尔和平奖。
  金弘杰:2000年进行南北峰会的时候,一些外国记者问他有没有关于韩半岛和平计划的材料,他提供的材料都是30多年以前的。所以说,他的人生哲学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的韩半岛和平的理念是多年一直坚持下来的。他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
  记者:确实,金大中先生很早就对中国展示了善意。
  金弘杰:在上世纪60年代,世界还处在冷战时期,韩国和中国之间没有任何交流,韩国甚至把中国看成潜在的敌人。当时我父亲就说,我们要认清现实,就算两个国家的政治立场不一样,为了韩半岛地区的和平,为了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也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公开发表这个言论比尼克松总统访华还要早几年,比中日关系正常化也要早几年。
  他认为,为了解决韩半岛问题,韩国需要得到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帮助,也应该为了得到这些国家的帮助而去努力。2003年开始的“六方会谈”就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的。
  记者:金大中先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一生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坚定不移,为什么他能够跨越高耸的意识形态壁垒,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交流对话呢?
  金弘杰:因为在他看来,就算人们的政治立场不一样,并不表示不可以拥有友好的关系。对朝鲜是这样,对日本也是如此。众所周知,韩国和日本之间存在严重的历史问题,但是当年他也经常和日本的右翼官员、政治家见面交流。尽管这些右翼人士对过去的历史问题持有强硬态度,但是他们评价说,金大中是有诚意、有实力的政治家。
  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金大中的精神价值就是“和而不同”。它和中国的“求同存异”应该是一个意思吧。就是说,我们可以与持有不同意见或价值观的人和平共存,但是我们不会丧失自己的价值观。
  “市场万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
  记者:在世界范围看,从军事独裁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是非常艰难的,韩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转型案例。在你看来,韩国政治转型的主要成功原因是什么?
  金弘杰:在国际社会看来,韩国确实是实现政治转型的一个比较好的范例,但是韩国的政治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非常激烈的斗争。比如民主化势力和反对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发生了很多流血冲突。
  从根本上来说,韩国政治转型成功是由于国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从半岛战争到军事独裁政权,韩国长期处于高压政治状态,有些外国媒体说,韩国是实现不了民主主义的。但是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上升,民众的民主意识逐渐提高,韩国政治最终完成了从政府主导到国民主导的政治转型。
  记者:对于金大中先生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你怎么评价?
  金弘杰:自从1961年军阀通过颠覆政权上台,军事独裁政治一直延续到1987年,再到1997年金大中先生当选为总统,在30多年里他经历了许多磨难,坐过两次牢,多次到了死亡边缘,但是他坚持为了民主主义而斗争。在这期间,很多人因为害怕军阀政府而不敢出声、不敢说话,而他一直坚定地追求民主主义,愈挫愈奋,百折不挠。
  在政治生涯当中,他并不是一味地坚持主张自己的立场,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通过对话和协商展开政治活动。当选总统之后,他坚持尊重人权的理念,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而施政,建立了许多尊重、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这些都是他为韩国的民主主义发展做出的贡献。
  记者:在金大中先生担任总统期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但是韩国较快地走出了危机,而且实现了经济转型。那么,金大中先生解决经济危机主要的做法是什么?
  金弘杰:除了金大中本人认真学习经济知识以外,当时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他呼吁国民齐心协力,克服危机。他自己总是站在国民的前面,带领大家解决问题;第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在国际上也有很多朋友,他多方奔走,请求国际社会帮助,以自信去说服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记者:那么,在金大中先生的理念里面,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什么关系?
  金弘杰:在“市场万能主义”的一种促使下,韩国才会出现财阀独占、引领经济的现象。金大中并不是一味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人。他一直认为,“市场万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让财阀独占韩国经济的结构一直维持下去,会威胁到韩国的民主主义。在他的理念当中,要通过适当的政策,对在市场上处于弱势的、或者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群体给予保护。
  但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他在韩国政治圈属于少数派,不得不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要求下,实施一些偏向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在他执政期间没有能够完全实施符合自己经济理念的政策。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金大中总统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财阀的问题?
  金弘杰:是的。现在文在寅政府也提倡经济的民主化。与金大中总统当年的情况不同的是,现在韩国国民意识提高了,民众政治势力壮大了,因此有了能够积极果断地推行相关政策的环境。
  在统一问题上,他没有期待过一蹴而就
  记者:在担任总统期间,金大中先生在南北关系上大力推动“阳光政策”,实现了朝韩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谈。那么,当时国际上有什么有利条件呢?
  金弘杰:其实在他刚刚上任的时候,美国和朝鲜因为导弹问题严重对立,整个局势和氛围并不有助于“阳光政策”的实行。所以,他并不是因为外部条件或环境好才实行了“阳光政策”,而是通过努力创造条件。
  有些人说,现在的环境、条件不太好,不能推动南北之间的对话,更解决不了朝核问题。每当听到这种话,我都会把这段历史拿出来讲一遍。
  记者:很显然,金大中先生的价值观和朝鲜是完全不同的。人们有一个疑问,他真的相信朝鲜会放弃家族世袭的统治方式吗?
  金弘杰:他不是这么想的,更没有把事情看得这么容易。朝鲜跟韩国的体制确实不同,他一直非常积极地去做朝鲜的工作,告诉他们:我们只是追求与你们的和平共存,并不是想要瓦解你们的政权,对你们进行吸收式的统一。通过这样不断地说服,才有了后来的南北首脑会谈。
  在付出这些努力的同时,他对周边国家也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中国和美国的配合,这也是实现南北对话非常重要的原因。
  记者:金大中先生有一个解决朝鲜和平“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是实现国家邦联,第二步是建立联邦制国家,第三步是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根据金大中先生的价值观,统一肯定以民主为基础,这必然是和朝鲜体制对立冲突的,这两点怎么能够融合呢?
  金弘杰:在统一问题上,他没有期待过一蹴而就。他觉得,如果南北双方能够和平共存,进行和平交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可以看作是实现了南北的统一,就像中国的“一国两制”。
  他的想法是,通过政策方向和长期磨合,逐渐引出朝鲜的变化。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强制要求对方接受我们的体制。在我们的帮助下,如果朝鲜能够变得稍微开放,实现经济发展,是可以慢慢变好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而是慢慢地往积极的方向去引导。
  记者:“阳光政策”一度获得了成功,但是为什么后来半岛局势又陷入了困境,乃至形成今天这样的困局?在你看来,主要责任在哪一方?
  金弘杰:也不能说是谁的责任。只能说,在距离实现半岛和平一步之遥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克林顿总统在任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访问平壤、签署和平协定的准备,但是布什政府上台后,完全颠覆了前任的政策。
  现在有些人说,面对朝鲜这样的体制,没有办法通过对话和协商实现半岛和平。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一段历史。
  假如金大中健在,如何处理半岛危机?
  记者:现在有很多舆论认为,由于多年的纵容和优柔寡断,朝鲜掌握了核武器,半岛变成了危险之地。今后如果继续对朝鲜实行“绥靖政策”,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你怎么来评价这种观点?
  金弘杰:我完全反对这种观点。所谓“绥靖政策”,就是比较柔和的政策。不是因为我们对朝鲜实行了“绥靖政策”,他们才进行了核武装。在对话协商当中,朝鲜确实有做错的部分,其他国家也有责任。比如美国,由于它没有坚持不断地与朝鲜对话和协商,没有获得朝鲜方面的信任。
  在我们与朝鲜有很好的对话和协商的时候,朝鲜其实放缓了核武器开发的步伐。但是对话和协商一旦决裂,朝鲜就会加快发展核武器。因为这样的行为模式反复不断出现,让朝鲜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不拥有核武器、不进行核武装的话,美国根本不会听我们的话。这就形成了目前的困局。
  记者:在你看来,发展核武器并不是朝鲜一贯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金弘杰:可以这么说,在一开始的时候这可能不是朝鲜一定要达到的目标,而可能只是谈判桌上的一种筹码。但是发展到现在,朝鲜国内已经非常强调核武器存在的重要性,已经把核武器化本身作为目标。如果在金正日时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比现在解决起来要容易一些,付出的代价可能要少一些。到了现在,为了让朝鲜弃核,外部社会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半岛问题上,中国政府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我相信今后中国政府会发挥更多作用。要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还是要在朝鲜和美国之间达成协议。如果美国真的要解决问题,不应该给中国施加压力,而是应该请求中国配合一起来解决。
  记者:假如金大中先生现在还健在的话,是否还会继续坚持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判手段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一贯做法?
  金弘杰:对于金大中先生的“阳光政策”,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韩国作为一个调停者,为了和平解决韩半岛问题,努力去做不同立场和不同诉求的周边国家的说服工作,进而让韩国获得更大的主动权。这才是“阳光政策”的主要目的。所以,虽然时代变了,方法上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是他的精神和理念是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目前半岛存在风险,利用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在朝鲜问题上动用军事手段,肯定会引发战争。如果对朝制裁太严厉的话,会给朝鲜人民带来灾难,也有可能会对朝鲜的体制造成一些混乱,进而影响到韩国和周边国家,危及东亚地区秩序和世界和平。
  记者:对于半岛的未来前景,国际社会弥漫着悲观情绪。可是从你的观点看,你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金弘杰:我也确實存在一些担忧。对朝政策的基调,文在寅政府可能与金大中政府类似,但是文在寅政府的这些政策能否获得成功,我们目前没有办法保证,因为周边环境的因素是很重要。比如说朝鲜、中国、美国等国家的因素都会左右政策的成败。最初朝鲜只是把核武作为谈判筹码,而现在核武对于朝鲜就像宗教一样。
  准确地说,我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即使在去年秋季韩半岛的局势最困难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放弃希望,相信韩半岛肯定会出现缓和的氛围。朝鲜愿意参加即将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就表明朝鲜表现出比较柔和、积极的态度,韩朝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当然,我也不会对短期解决问题抱有幻想。为了真正解决半岛问题,我们不应该大喜大悲,而是更加冷静和慎重地、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去解决。这才是解决半岛问题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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