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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春秋之际，周朝衰微，礼崩乐坏，社会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会盟”成为了这一时期稳定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但隐公时期，诸侯间的会盟与战争却呈现出正比的状态，换言之，该时期的会盟非但没有促进社会稳定，反而加速了社会的动荡。故本文以隐公时期作为研究对象，探析这一时期诸侯会盟的特点。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隐公时期会盟出现的原因;第二部分分析该时期诸侯会盟的特点;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这一时期诸侯会盟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春秋 隐公时期 会盟
说到“会盟”，即盟誓，是指上古时期人们以订立约定的形式来约束所有参与者“约定将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并且为了确保这个约定的实现，会盟的双方都要“邀唤神灵的名字，祈求神灵的惩罚。”发生纠纷的双方，可通过商议，共同遵守盟约来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
春秋时期，周王衰微，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统治，诸侯国纷纷涌起，会盟在这个时期极为兴盛， 据统计，“盟”字在《左传》中共出现了640次，其中所记载的盟誓活动有200余次。可以说，在春秋的早期，也就是隐公时期，诸侯之间或者诸侯内部甚至单独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凡事均可以通过会盟，定立盟约来解决。但在整个春秋时期，会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渐演变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会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隐公时期的会盟最具特殊性，因为该时期的会盟最为简单，会盟的目的也很明确，即都是为了结交盟友，壮大自身实力，以双方目前的利益为基础，除此之外，不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诸如通过会盟而成为霸主，或者统领其他诸侯国等等之类的目的是没有的。
因此，隐公时期，诸侯间的会盟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一是诸侯双方会盟的目的是结为盟友;二是会盟跨越了诸侯间经济、文化、礼俗之间的界限，而是只关乎地理位置，往往选择距离较近的国家进行结盟，这也不是没有依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俗语：“远亲不如近邻”，诸侯之间就近选择盟友，这对于共同抵御外辱，以及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三是会盟地点必须选定在参谋国某一方的领地之内，一般来说，哪一国作为会盟的主办方，地点也就定在哪一方。
其次，关于春秋时期会盟的社会功能，“史学界几乎拥有一致的认识，及盟誓具有维持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各种关系的实用功能。”然而，梳理隐公时期诸侯之间的会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会盟并没有维持社会稳定，反而是加速了社会的动荡，成了社会陷入危机的催化剂。但是，会盟并非没有自身的优点，它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之，隐公时期的会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也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了解隐公时期的会盟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对于深刻认识春秋初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会盟的社会背景
会盟，也即盟誓，《礼记曲礼》中有：“约信曰誓，莅牲曰盟。”盟誓是指上古时期，人们以订立约定的形式来约束所有参与者“约定将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盟誓也是一种泛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人类发展的特定时期，盟誓曾经被作为调节人际间的相互关系，维持社会持续的手段被使用。
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微，礼崩乐坏，逐渐丧失了统治各诸侯国的地位，诸侯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空前密切， 以约定人们“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会盟”便由此产生了，其根源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若人类还处于蒙昧状态，没有欺骗和作弊的行为，那么人际交往则不需要强调诚实和信任。但随着人类智商的开化，人与人之间便有了欺骗和怀疑。当两人或两种势力需要约定做或者不做某事时，盟誓就成为避免欺骗并相互取信与于对方的手段”。 如《谷梁传·僖公五年》：“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因此，也可以说会盟就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达到对彼此的约束。
整个春秋时期，就是一个盛行会盟的时代，会盟行为不仅发生在各诸侯国之间，集团之间，甚至还波及诸侯内部的各个阶层，从位列上层的周王、诸侯、卿大夫、到下层的国人甚至奴隶，都为互相守约而会盟，此外，这种凡事必盟，人人参盟的历史现象渗透到诸侯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一系列国家重大事件中，当时频繁的盟誓活动被记录在《左传》等史书中，据统计，“盟”字在《左传》中共出现了640次，其中会盟活动就有200余次，所以，也可以说春秋的历史是由“会盟”而展开的。
二.会盟的社会影响
隐公时期，会盟得到了充分发展，前人在概括春秋形势特点时常说：“世道交丧，盟诅滋彰”、诸侯间的会盟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十分深刻，不仅反映了隐公时期社会权利下移，礼崩乐坏的景况，同时，会盟也是调和当時社会矛盾和纠纷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考察隐公时期的会盟，似乎并没有起到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作用，反而是加速了社会的激烈动荡，由上文“隐公时期的会盟与战争表”可窥探出者一时期的诸侯会盟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加速战争爆发
梳理隐公时期的会盟，不难发现会盟与战争呈现出正比的关系，即诸侯间的会盟越多，引发的战争也就越多，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也就更加剧烈，因为相关的参盟国，相互之间不得轻启衅端，一国有寇患，各国在盟主领导下，或会师戍守，或帮助筑城，或共同作战，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战争的次数，也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吕静在其《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一书中就指出：“与其说盟誓维持了社会的安定秩序，不如说盟誓反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使得社会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由于同盟的结缔，原来一国对一国的战争，升格为集团对集团的战争，战争的参加者增加了，战争的规模也扩大了，被害者和被害地区也扩展了，也许本来一次战争就可以结束的事态，由于各自同盟集团的建立，希望再次赢得战争的欲望，使得战事频发，永无休止的一日”。如《左传·隐公四年》：宋国内乱，“公子慿出奔郑。.......，宋、陈、蔡、卫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本来只是宋国和郑国两国之间的战争纠纷，却因为加入了陈、蔡、卫这样的同盟国，使得战争的规模无形中就增加了。受到迫害的百姓也增加了。再如隐公元年，郑国内乱，“郑共叔段之子公孙猾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然而郑卫之间的战争却因为参进了虢国，以及周王的军队，同样增加了战争的规模，《左传·隐公元年》：“卫人伐郑，取癝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
关键词：春秋 隐公时期 会盟
说到“会盟”，即盟誓，是指上古时期人们以订立约定的形式来约束所有参与者“约定将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并且为了确保这个约定的实现，会盟的双方都要“邀唤神灵的名字，祈求神灵的惩罚。”发生纠纷的双方，可通过商议，共同遵守盟约来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
春秋时期，周王衰微，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统治，诸侯国纷纷涌起，会盟在这个时期极为兴盛， 据统计，“盟”字在《左传》中共出现了640次，其中所记载的盟誓活动有200余次。可以说，在春秋的早期，也就是隐公时期，诸侯之间或者诸侯内部甚至单独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凡事均可以通过会盟，定立盟约来解决。但在整个春秋时期，会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渐演变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会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隐公时期的会盟最具特殊性，因为该时期的会盟最为简单，会盟的目的也很明确，即都是为了结交盟友，壮大自身实力，以双方目前的利益为基础，除此之外，不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诸如通过会盟而成为霸主，或者统领其他诸侯国等等之类的目的是没有的。
因此，隐公时期，诸侯间的会盟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一是诸侯双方会盟的目的是结为盟友;二是会盟跨越了诸侯间经济、文化、礼俗之间的界限，而是只关乎地理位置，往往选择距离较近的国家进行结盟，这也不是没有依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俗语：“远亲不如近邻”，诸侯之间就近选择盟友，这对于共同抵御外辱，以及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三是会盟地点必须选定在参谋国某一方的领地之内，一般来说，哪一国作为会盟的主办方，地点也就定在哪一方。
其次，关于春秋时期会盟的社会功能，“史学界几乎拥有一致的认识，及盟誓具有维持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各种关系的实用功能。”然而，梳理隐公时期诸侯之间的会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会盟并没有维持社会稳定，反而是加速了社会的动荡，成了社会陷入危机的催化剂。但是，会盟并非没有自身的优点，它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之，隐公时期的会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也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了解隐公时期的会盟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对于深刻认识春秋初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会盟的社会背景
会盟，也即盟誓，《礼记曲礼》中有：“约信曰誓，莅牲曰盟。”盟誓是指上古时期，人们以订立约定的形式来约束所有参与者“约定将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盟誓也是一种泛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人类发展的特定时期，盟誓曾经被作为调节人际间的相互关系，维持社会持续的手段被使用。
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微，礼崩乐坏，逐渐丧失了统治各诸侯国的地位，诸侯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空前密切， 以约定人们“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会盟”便由此产生了，其根源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若人类还处于蒙昧状态，没有欺骗和作弊的行为，那么人际交往则不需要强调诚实和信任。但随着人类智商的开化，人与人之间便有了欺骗和怀疑。当两人或两种势力需要约定做或者不做某事时，盟誓就成为避免欺骗并相互取信与于对方的手段”。 如《谷梁传·僖公五年》：“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因此，也可以说会盟就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达到对彼此的约束。
整个春秋时期，就是一个盛行会盟的时代，会盟行为不仅发生在各诸侯国之间，集团之间，甚至还波及诸侯内部的各个阶层，从位列上层的周王、诸侯、卿大夫、到下层的国人甚至奴隶，都为互相守约而会盟，此外，这种凡事必盟，人人参盟的历史现象渗透到诸侯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一系列国家重大事件中，当时频繁的盟誓活动被记录在《左传》等史书中，据统计，“盟”字在《左传》中共出现了640次，其中会盟活动就有200余次，所以，也可以说春秋的历史是由“会盟”而展开的。
二.会盟的社会影响
隐公时期，会盟得到了充分发展，前人在概括春秋形势特点时常说：“世道交丧，盟诅滋彰”、诸侯间的会盟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十分深刻，不仅反映了隐公时期社会权利下移，礼崩乐坏的景况，同时，会盟也是调和当時社会矛盾和纠纷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考察隐公时期的会盟，似乎并没有起到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作用，反而是加速了社会的激烈动荡，由上文“隐公时期的会盟与战争表”可窥探出者一时期的诸侯会盟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加速战争爆发
梳理隐公时期的会盟，不难发现会盟与战争呈现出正比的关系，即诸侯间的会盟越多，引发的战争也就越多，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也就更加剧烈，因为相关的参盟国，相互之间不得轻启衅端，一国有寇患，各国在盟主领导下，或会师戍守，或帮助筑城，或共同作战，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战争的次数，也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吕静在其《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一书中就指出：“与其说盟誓维持了社会的安定秩序，不如说盟誓反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使得社会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由于同盟的结缔，原来一国对一国的战争，升格为集团对集团的战争，战争的参加者增加了，战争的规模也扩大了，被害者和被害地区也扩展了，也许本来一次战争就可以结束的事态，由于各自同盟集团的建立，希望再次赢得战争的欲望，使得战事频发，永无休止的一日”。如《左传·隐公四年》：宋国内乱，“公子慿出奔郑。.......，宋、陈、蔡、卫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本来只是宋国和郑国两国之间的战争纠纷，却因为加入了陈、蔡、卫这样的同盟国，使得战争的规模无形中就增加了。受到迫害的百姓也增加了。再如隐公元年，郑国内乱，“郑共叔段之子公孙猾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然而郑卫之间的战争却因为参进了虢国，以及周王的军队，同样增加了战争的规模，《左传·隐公元年》：“卫人伐郑，取癝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