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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冬天，伍淑清在第一次来到内地的火车上听到“改革开放”的讯息。一年后，伍淑清的父亲伍沾德先生拿到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许可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内地的香港企业家，并始终把个人事业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相连。
考察引起反思 差距改变理念
1978年12月10日，伍淑清从香港经深圳罗湖口岸到成都，第一次踏上了内地的土地。12月23日，在从武汉到广州的火车上，她从广播里听到了邓小平的声音。伍淑清回忆说：“我的普通话和四川话都不太好，具体内容记不住了，但关键的话却至今记得很清楚，邓小平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来自北京的这个声音非同一般，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
1979年，伍淑清便带了几个朋友和同事到内地具体考察。那个时候，没有从香港到四川的直达航线，这些“香港同胞”要先从香港坐火车到罗湖，到罗湖后，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再坐飞机经贵阳到成都，辗转几个地方，用了一整天的时间。10多天的考察后，由于内地交通基础设施十分落后，速度很慢，服务水平很低，他们反反复复转火车、换汽车、改乘轮船，多次折腾，最后终于返回香港。从那些天奔波辛劳的切身经历中，伍淑清体会到了内地交通条件和服务真是差到了非彻底改善不可的地步。她到港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父亲伍沾德讲述在内地的亲身感受，认为与当时的香港比较，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就连当时属于豪华交通工具的飞机上为乘客提供区区几种简单的食物都是冰冷的，交通设施、服务理念、技术设备等等都有差距。但同时，她也敏锐地看到内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巨大，一旦发展起来，有着令人向往的潜力。
通过考察，伍淑清对民用航空领域产生了兴趣。早在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就指示民航要用经济观点管理。1980年2月14日，邓小平还指出，“民航一定要企业化”。
经过再三斟酌，最后伍淑清向家人建议，可以考虑到内地投资发展，既可以抓住商机，还可以用自己经商的实践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伍家一直是做食品行业的，考虑到在这个行业比较熟悉，也许可以把美心集团在做香港食品的经验和内地航空服务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和改善内地交通条件结合起来，也就是把香港和国外现代食品业的理念、技术形成的餐厅从地面搬到“空中”。
直航带动需求 谈判终成正果
美心集团是香港最大的饮食集团，由伍淑清的父亲伍沾德先生和伯父伍舜德先生创办于1956年。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香港餐饮业、旅游业名气颇大，经营中菜、西菜、日菜、东南亚菜、快餐、西饼、星巴克咖啡店、东海堂，以及为很多家香港当地的工商、教育等机构及医院提供机构餐饮服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心创办潮江春、北京楼、洞庭楼、锦江春、沪江春一系列外省菜馆，以及弁庆日本料理、桃山日本料理两间高级日本餐馆。
那时正值中美直航准备开通，从北京到旧金山需要长达30小时的飞行时间，现在说起来都不可思议。只要是乘坐过长途飞机旅行的人就会明白，如果中途停航用餐就不是直航了，所以为这条航线乘客提供的服务应该用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航空食品，让乘客也能在空中享受到中国的美食。伍淑清最初的想法就是要为国家做件实事，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和食品标准，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办一家中国人有话语权的企业，同时为国家培养紧缺的食品人才。
1979年6月，当时中国民航局的沈图局长等人开始与伍沾德、伍淑清父女进行协商和谈判，这次谈判持续了长达一年多。
但中美直航迫在眉睫，时任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请伍家的企业做开业前的准备。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在合资航空食品公司具体报批中，国务院甚至连续三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对合同上的21项条款逐一斟酌。有一次，从头天晚上10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6点。
在談判的过程中，沈图把准备和香港一家食品公司合资搞航空食品的事情汇报给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对沈图说：“你要了解—下，你的合作伙伴懂不懂得做面包，做出来的面包掉不掉渣。不懂得做面包，做的面包掉渣，就不要谈了。”
经过数轮洽谈，双方决定合办航空食品公司，总投资约800万人民币。在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后，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编号是“001”，于是，有了中国的“001号”合资企业。
在谈判的同时，伍淑清也没有坐等，而是不按常规出牌，她积极联系国外厂家，进口各种设备，用当时内地的话说，就是“两条腿走路”，不浪费一点时间。当时美国和西欧对中国有严格的制裁。即便你有钱，也很难从西方买进先进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她以香港公司的名义，拿着港币从法国、德国等地定购了面包烤炉、洗碗机等厨房设备，再用中国货轮把设备运回国内。
短短半年时间内，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完成了装修厂房、购买设备、人员培训、制定规则、开拓市场等各项准备工作。在未获审批的情况下，伍淑清和她父亲当机立断决定出资90万美元下了设备订单，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投资，的确有些冒险。等到政府批准时，航空食品的配餐厂房和机器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
1980年4月4日，中外合资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被批准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那时，合资企业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唯一途径。“三资企业”的另外两种形式一一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1986年、1995年以后才出现。
投资双方分别为中国民用航空北京管理局、香港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前者出资300万元人民币，占股51%;后者出资5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288万元），占股49%。5月1日，公司在北京正式挂牌。这个公司的成立和运行，结束了中国民航没有航空配餐企业的历史。
开放扩展眼界 改革催生效率
北京航食刚成立的时候，在首都机场附近，整个公司只有一栋十分简陋的二层小楼。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时创办第一家合资企业就如同那二层小楼，条件艰苦、举步维艰。 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的徐柏龄那时是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他说，1980年北京航食成立之前，国内飞机上的餐食都是由北京管理局之下机场的一个下属配餐间来做。30多名配餐人员，日均配餐600余份，仅供应三家外国航空公司。
徐柏龄回忆道，当年，配餐车间的工人们就骑着自行车，提着食盒，里面装点罐头、面包、苹果之类的。罐头是梅林牌的午餐肉、风尾鱼一类。在一些老式的飞机上，中式炒菜等餐食盛放在一个个铝制的大饭盒里，统一加热后再分给旅客。那种感觉，和普通单位里的大食堂差别不大。为了提升国内航空餐食质量，徐柏龄曾到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过专项考察，也考虑过与境外配餐公司合作。“但合作首先要有钱，要有外汇。而动用外汇，是需要外汇指标的，我们民航那时没有外汇或外汇指标。”徐柏龄说。
当时，美心集团提供的不仅仅是外汇、设备的购买渠道，还有在食品制作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技术。“那个时候，伍家在香港的生意已经很大了，对各方面的行情非常熟悉。而且他们经常到外国旅游和商务考察，考察了国外的好多家公司，最后才决定在哪家买”。徐柏龄坦言，即使当时给中国民航相同的资金去国外买设备，也买不到像北京航食这么好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了解甚少。
时间走过40年，发展至今的北京航食，范围远不止首都机场路上那幢二层小楼。1995年，北京航食在原来的小楼旁边修建了一座3层的配餐楼;2008年，又在顺义区南法信镇建起一座占地面积52791平方米的全新配餐楼。
北京航食创立之初，董事长、总经理由内地人员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由港方人员担任。很多公司事务，实际上都由伍淑清来负责打理。
1988年、2003年，京港双方又分别续签了15年的二期合同、20年的三期合同。从1980年到1987年，从1987年到2003年，再从2003年到2023年，美心和民航局分三个阶段的合作，合作期限和投资规模不断提升，而美心的股份份额却按照一开始的承诺不断减少，做企業和做人一样，讲诚信、讲规则是最起码的职业底线。北京航食副总经理汪峻峰认为，公司始终营利、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分歧，是合资双方持续合作的坚实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8年年底，中国共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19万余家。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合资企业在三资企业中的比例己呈下降趋势。中外双方在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经营管理理念的差异逐渐凸显。但在北京航食，京港双方的合作一直顺畅稳定。
管理全凭制度 发展依赖员工
在内地，伍淑清学了8个字——“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她认为，“无论合资双方还是劳方资方，大家是平等互利的，做所有的事情都是靠这个方法”。合资企业建立后，北京航食引进了所有的管理体制，所有外面的先进经验。所有的工厂要打卡，要有卫生标准和国际的水平，这是内地第一个合资企业，要提高标准，按照国际上的规矩办事。她说：“从1980年我们办企业决不是为了赚国家的钱，而是希望创造一个品牌和高水平。很多来自香港的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梦，不仅仅是赚钱。”
在香港，美心集团拥有一套完善严谨的餐饮管理，由最基本的卫生到品质监控，都做到了一丝不苟，为港岛各处的工商、教育及医疗机构提供专业餐饮管理及到会服务，包括各式派对、酒会、晚宴、周年庆典等。曾担任青马大桥、香港国际机场及多个大型开幕仪式的指定餐饮服务机构。
开业之初，伍淑清是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港方代表和执行董事，按照香港的管理模式推行打卡上班，当时员工很不理解，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和不信任，有的人甚至把这种现代管理的方式上纲上线到“资本主义一套”的层面，经过多番解释、反复做思想工作才得到认可。而要求员工进操作间先洗手、穿制服、戴口罩、卫生帽的规定一直延续至今。
多年来，这家合资企业从未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伍淑清讲道：“与其他商品不同，食品不应该免检，应该按照全球卫生标准随时检查。”据了解，航食的原材料要从国外进口，连洗碗机都要从德国引进最先进的，价格高达80万元一台，以此来保证卫生质量。
伍淑清认为，做好一个企业的关键，是要让员工觉得企业是家，要时常考虑员工的难处、帮员工解决实际困难，只有让员工心中没有更多的杂念，员工才会帮你做好企业，解决所有的需求，做好客户的服务，股东投资也有回报。“任何企业有三个利，股东要有利益，投资者没有利益不能做，不能满足客户也没有利。客户不购买你的产品是不行的。员工不做好企业，你有客户和投资也是没有用的，因此航空食品公司就是从如何解决员工在国内就业的问题着手，让员工感觉到在这家合资企业，他们自身也有事业的发展、有上升的空间”。
除了公司高管，制作餐食的生产部、负责机上配送的航机部以及库房、财务、人事等各部门都有从香港来的专业人员，“基本每个厨房、每种岗位有1-2名”。北京航食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复制香港的管理经验，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伍淑清说：“这40年来，我们不仅仅是做食品，还是在企业的发展中培养人才。没有人才，企业永远做不好，对国家而言也是一样的，没有人才，光是有钱也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有良心的企业，现在内地做企业的水平还不够，不少人都是急功近利，想快一点赚钱，这是最大的问题。”
作为当时国内第一家的航空配餐公司，北京航食成立后迅速占领了航空配餐市场。这家合资企业开业后1年8个月，内地就将300万元投资额全部收回。
除了航空餐食，北京航食的面包、西点曾经几乎都是全北京市场上质量最好的。1982年左右，北京航食还在位于长安街东延线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大楼开了一家西餐厅，每三个月轮换一批外籍厨师和菜式。西餐厅生意很火，有时候都订不上位。没多久，附近的外国使馆、外资公司便慕名而来，希望北京航食为他们的晚宴、酒会提供配餐和服务。
改革开放的40年，伍淑清亲眼目睹了第一家合资企业的点滴成长，也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后，国力迅速增强，发展一日千里，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进步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这让她感到无比自豪。“能够代表航食这第一家合资企业精神的应该是‘敢为天下先’，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正是因为敢为天下先，他们才取得第一家合资企业的资格，才有可能不断地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进步。说老实话，当初决定投资航食，确实风险很大。那是1979年的500万港币，比今天的500万港币值钱。那个时候，没人给提供合同、章程、委托书的范本，连一封信都没有，握握手就一言为定了。没有这种精神，什么事都办不成，更别提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就了”。
伍淑清深情说道，改革开放40年了，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很多金融人才都是透过香港去理解怎么和国际接轨的。现在，内地有很多海归，他们信息很多，一般事情用不着香港。他们需要的是，以香港作为平台，和外国企业进行对接。外国企业有很多尖端的技术，也希望通过香港和内地对接。在内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香港各界依然可以为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为“一代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自己的贡献。
考察引起反思 差距改变理念
1978年12月10日，伍淑清从香港经深圳罗湖口岸到成都，第一次踏上了内地的土地。12月23日，在从武汉到广州的火车上，她从广播里听到了邓小平的声音。伍淑清回忆说：“我的普通话和四川话都不太好，具体内容记不住了，但关键的话却至今记得很清楚，邓小平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来自北京的这个声音非同一般，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
1979年，伍淑清便带了几个朋友和同事到内地具体考察。那个时候，没有从香港到四川的直达航线，这些“香港同胞”要先从香港坐火车到罗湖，到罗湖后，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再坐飞机经贵阳到成都，辗转几个地方，用了一整天的时间。10多天的考察后，由于内地交通基础设施十分落后，速度很慢，服务水平很低，他们反反复复转火车、换汽车、改乘轮船，多次折腾，最后终于返回香港。从那些天奔波辛劳的切身经历中，伍淑清体会到了内地交通条件和服务真是差到了非彻底改善不可的地步。她到港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父亲伍沾德讲述在内地的亲身感受，认为与当时的香港比较，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就连当时属于豪华交通工具的飞机上为乘客提供区区几种简单的食物都是冰冷的，交通设施、服务理念、技术设备等等都有差距。但同时，她也敏锐地看到内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巨大，一旦发展起来，有着令人向往的潜力。
通过考察，伍淑清对民用航空领域产生了兴趣。早在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就指示民航要用经济观点管理。1980年2月14日，邓小平还指出，“民航一定要企业化”。
经过再三斟酌，最后伍淑清向家人建议，可以考虑到内地投资发展，既可以抓住商机，还可以用自己经商的实践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伍家一直是做食品行业的，考虑到在这个行业比较熟悉，也许可以把美心集团在做香港食品的经验和内地航空服务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和改善内地交通条件结合起来，也就是把香港和国外现代食品业的理念、技术形成的餐厅从地面搬到“空中”。
直航带动需求 谈判终成正果
美心集团是香港最大的饮食集团，由伍淑清的父亲伍沾德先生和伯父伍舜德先生创办于1956年。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香港餐饮业、旅游业名气颇大，经营中菜、西菜、日菜、东南亚菜、快餐、西饼、星巴克咖啡店、东海堂，以及为很多家香港当地的工商、教育等机构及医院提供机构餐饮服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心创办潮江春、北京楼、洞庭楼、锦江春、沪江春一系列外省菜馆，以及弁庆日本料理、桃山日本料理两间高级日本餐馆。
那时正值中美直航准备开通，从北京到旧金山需要长达30小时的飞行时间，现在说起来都不可思议。只要是乘坐过长途飞机旅行的人就会明白，如果中途停航用餐就不是直航了，所以为这条航线乘客提供的服务应该用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航空食品，让乘客也能在空中享受到中国的美食。伍淑清最初的想法就是要为国家做件实事，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和食品标准，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办一家中国人有话语权的企业，同时为国家培养紧缺的食品人才。
1979年6月，当时中国民航局的沈图局长等人开始与伍沾德、伍淑清父女进行协商和谈判，这次谈判持续了长达一年多。
但中美直航迫在眉睫，时任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请伍家的企业做开业前的准备。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在合资航空食品公司具体报批中，国务院甚至连续三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对合同上的21项条款逐一斟酌。有一次，从头天晚上10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6点。
在談判的过程中，沈图把准备和香港一家食品公司合资搞航空食品的事情汇报给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对沈图说：“你要了解—下，你的合作伙伴懂不懂得做面包，做出来的面包掉不掉渣。不懂得做面包，做的面包掉渣，就不要谈了。”
经过数轮洽谈，双方决定合办航空食品公司，总投资约800万人民币。在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后，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编号是“001”，于是，有了中国的“001号”合资企业。
在谈判的同时，伍淑清也没有坐等，而是不按常规出牌，她积极联系国外厂家，进口各种设备，用当时内地的话说，就是“两条腿走路”，不浪费一点时间。当时美国和西欧对中国有严格的制裁。即便你有钱，也很难从西方买进先进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她以香港公司的名义，拿着港币从法国、德国等地定购了面包烤炉、洗碗机等厨房设备，再用中国货轮把设备运回国内。
短短半年时间内，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完成了装修厂房、购买设备、人员培训、制定规则、开拓市场等各项准备工作。在未获审批的情况下，伍淑清和她父亲当机立断决定出资90万美元下了设备订单，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投资，的确有些冒险。等到政府批准时，航空食品的配餐厂房和机器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
1980年4月4日，中外合资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被批准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那时，合资企业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唯一途径。“三资企业”的另外两种形式一一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1986年、1995年以后才出现。
投资双方分别为中国民用航空北京管理局、香港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前者出资300万元人民币，占股51%;后者出资5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288万元），占股49%。5月1日，公司在北京正式挂牌。这个公司的成立和运行，结束了中国民航没有航空配餐企业的历史。
开放扩展眼界 改革催生效率
北京航食刚成立的时候，在首都机场附近，整个公司只有一栋十分简陋的二层小楼。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时创办第一家合资企业就如同那二层小楼，条件艰苦、举步维艰。 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的徐柏龄那时是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他说，1980年北京航食成立之前，国内飞机上的餐食都是由北京管理局之下机场的一个下属配餐间来做。30多名配餐人员，日均配餐600余份，仅供应三家外国航空公司。
徐柏龄回忆道，当年，配餐车间的工人们就骑着自行车，提着食盒，里面装点罐头、面包、苹果之类的。罐头是梅林牌的午餐肉、风尾鱼一类。在一些老式的飞机上，中式炒菜等餐食盛放在一个个铝制的大饭盒里，统一加热后再分给旅客。那种感觉，和普通单位里的大食堂差别不大。为了提升国内航空餐食质量，徐柏龄曾到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过专项考察，也考虑过与境外配餐公司合作。“但合作首先要有钱，要有外汇。而动用外汇，是需要外汇指标的，我们民航那时没有外汇或外汇指标。”徐柏龄说。
当时，美心集团提供的不仅仅是外汇、设备的购买渠道，还有在食品制作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技术。“那个时候，伍家在香港的生意已经很大了，对各方面的行情非常熟悉。而且他们经常到外国旅游和商务考察，考察了国外的好多家公司，最后才决定在哪家买”。徐柏龄坦言，即使当时给中国民航相同的资金去国外买设备，也买不到像北京航食这么好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了解甚少。
时间走过40年，发展至今的北京航食，范围远不止首都机场路上那幢二层小楼。1995年，北京航食在原来的小楼旁边修建了一座3层的配餐楼;2008年，又在顺义区南法信镇建起一座占地面积52791平方米的全新配餐楼。
北京航食创立之初，董事长、总经理由内地人员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由港方人员担任。很多公司事务，实际上都由伍淑清来负责打理。
1988年、2003年，京港双方又分别续签了15年的二期合同、20年的三期合同。从1980年到1987年，从1987年到2003年，再从2003年到2023年，美心和民航局分三个阶段的合作，合作期限和投资规模不断提升，而美心的股份份额却按照一开始的承诺不断减少，做企業和做人一样，讲诚信、讲规则是最起码的职业底线。北京航食副总经理汪峻峰认为，公司始终营利、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分歧，是合资双方持续合作的坚实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8年年底，中国共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19万余家。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合资企业在三资企业中的比例己呈下降趋势。中外双方在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经营管理理念的差异逐渐凸显。但在北京航食，京港双方的合作一直顺畅稳定。
管理全凭制度 发展依赖员工
在内地，伍淑清学了8个字——“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她认为，“无论合资双方还是劳方资方，大家是平等互利的，做所有的事情都是靠这个方法”。合资企业建立后，北京航食引进了所有的管理体制，所有外面的先进经验。所有的工厂要打卡，要有卫生标准和国际的水平，这是内地第一个合资企业，要提高标准，按照国际上的规矩办事。她说：“从1980年我们办企业决不是为了赚国家的钱，而是希望创造一个品牌和高水平。很多来自香港的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梦，不仅仅是赚钱。”
在香港，美心集团拥有一套完善严谨的餐饮管理，由最基本的卫生到品质监控，都做到了一丝不苟，为港岛各处的工商、教育及医疗机构提供专业餐饮管理及到会服务，包括各式派对、酒会、晚宴、周年庆典等。曾担任青马大桥、香港国际机场及多个大型开幕仪式的指定餐饮服务机构。
开业之初，伍淑清是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港方代表和执行董事，按照香港的管理模式推行打卡上班，当时员工很不理解，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和不信任，有的人甚至把这种现代管理的方式上纲上线到“资本主义一套”的层面，经过多番解释、反复做思想工作才得到认可。而要求员工进操作间先洗手、穿制服、戴口罩、卫生帽的规定一直延续至今。
多年来，这家合资企业从未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伍淑清讲道：“与其他商品不同，食品不应该免检，应该按照全球卫生标准随时检查。”据了解，航食的原材料要从国外进口，连洗碗机都要从德国引进最先进的，价格高达80万元一台，以此来保证卫生质量。
伍淑清认为，做好一个企业的关键，是要让员工觉得企业是家，要时常考虑员工的难处、帮员工解决实际困难，只有让员工心中没有更多的杂念，员工才会帮你做好企业，解决所有的需求，做好客户的服务，股东投资也有回报。“任何企业有三个利，股东要有利益，投资者没有利益不能做，不能满足客户也没有利。客户不购买你的产品是不行的。员工不做好企业，你有客户和投资也是没有用的，因此航空食品公司就是从如何解决员工在国内就业的问题着手，让员工感觉到在这家合资企业，他们自身也有事业的发展、有上升的空间”。
除了公司高管，制作餐食的生产部、负责机上配送的航机部以及库房、财务、人事等各部门都有从香港来的专业人员，“基本每个厨房、每种岗位有1-2名”。北京航食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复制香港的管理经验，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伍淑清说：“这40年来，我们不仅仅是做食品，还是在企业的发展中培养人才。没有人才，企业永远做不好，对国家而言也是一样的，没有人才，光是有钱也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有良心的企业，现在内地做企业的水平还不够，不少人都是急功近利，想快一点赚钱，这是最大的问题。”
作为当时国内第一家的航空配餐公司，北京航食成立后迅速占领了航空配餐市场。这家合资企业开业后1年8个月，内地就将300万元投资额全部收回。
除了航空餐食，北京航食的面包、西点曾经几乎都是全北京市场上质量最好的。1982年左右，北京航食还在位于长安街东延线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大楼开了一家西餐厅，每三个月轮换一批外籍厨师和菜式。西餐厅生意很火，有时候都订不上位。没多久，附近的外国使馆、外资公司便慕名而来，希望北京航食为他们的晚宴、酒会提供配餐和服务。
改革开放的40年，伍淑清亲眼目睹了第一家合资企业的点滴成长，也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后，国力迅速增强，发展一日千里，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进步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这让她感到无比自豪。“能够代表航食这第一家合资企业精神的应该是‘敢为天下先’，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正是因为敢为天下先，他们才取得第一家合资企业的资格，才有可能不断地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进步。说老实话，当初决定投资航食，确实风险很大。那是1979年的500万港币，比今天的500万港币值钱。那个时候，没人给提供合同、章程、委托书的范本，连一封信都没有，握握手就一言为定了。没有这种精神，什么事都办不成，更别提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就了”。
伍淑清深情说道，改革开放40年了，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很多金融人才都是透过香港去理解怎么和国际接轨的。现在，内地有很多海归，他们信息很多，一般事情用不着香港。他们需要的是，以香港作为平台，和外国企业进行对接。外国企业有很多尖端的技术，也希望通过香港和内地对接。在内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香港各界依然可以为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为“一代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