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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上旬在德国汉堡G20峰会期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相互之间都举行了双边会晤。对于东北亚局势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日本与韩国的对华外交都在“谋变”。日本的安倍政府，近来频频对中国释放改善双边关系的善意。韩国的“政权更迭”，客观上为改善因萨德问题而恶化的韩中关系创造了条件。面对日韩出现的变化，中国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积极、正面的回应。
但日韩“谋变”的动机何在，是否意味着东京和首尔对华外交将出现积极调整，则需要深究细探，不能盲目乐观。7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朝核问题上“中国责任论”时说，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关各方“当‘甩手掌柜’不行，‘过河拆桥’不行，‘背后捅刀’更不行”。中方这一表态意味深长，针对的是美日韩领导人在汉堡G20峰会期间，在三边会晤后发表的带有施压中国内容的联合声明。
今年是中韩建交25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在这些时间节点上，中日韩三国都有改善彼此关系的意愿。在某些学者看来，中日韩三国的双边关系，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但目前的情况是，朝鲜核导问题与美国因素，在其中起着微妙且直接的作用。一方面，这些因素构成日韩调整对华外交的动力，另一方面，它们也对调整幅度和力度形成掣肘。
暖风未到
当地时间7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与文在寅首次会晤。根据中方发布的首脑会晤通稿，习近平说：“我们愿利用中韩建交25周年这一契机，同韩方认真回顾总结建交以来的经验教训，不忘初心、携手共进，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他还说，希望韩方重视中方正当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中韩关系改善和发展扫除障碍。
据韩国媒体报道，文在寅表示，韩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我充分理解中方的有关关切，愿同中方进入深入沟通”。这里的“关切”，显然指的是萨德问题。文在寅随后在德国智库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透露，双方“未能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解决萨德问题或将需要更为紧密的磋商”。也就是说，在影响中韩关系的萨德问题上，文在寅政府目前还停留在“理解”层面，尚未拿出实际行动打消中方的疑虑。
从韩国国内情况来看，朝鲜的核导开发活动，正通过萨德问题，转化成了中韩关系转暖的主要障碍。韩国智库峨山政策研究所今年6月所做的民调显示，支持与反对部署萨德的比例分别为55%和37%。在支持部署萨德的受访者中，70%的人把朝鲜核导威胁视为主要原因。这样的民意现实，使文在寅政府很难在萨德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做出重大政策调整的空间就更小了。
7月7日美日韩在汉堡举行了三边首脑会晤，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关系，敦促与朝鲜接壤的国家积极努力劝说朝鲜立即采取无核化措施，停止弹道导弹活动”。由此可见，韩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日保持着高调的一致。不仅如此，韩国外长康京和7月10日还表示，韩国正在就针对与朝鲜贸易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进行“次级制裁”一事与美方协商。如果韩国步美国后尘制裁中国企业，必将成为中韩矛盾的新引爆点。
美国因素也通过萨德问题，传导到了中韩关系里面。中韩的综合实力与地缘战略诉求，都不在一个数量级。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韩国从朝鲜核导威胁角度看待的萨德问题，客观上成了中美战略竞争的问题。6月初，美国参议员迪克·德宾访韩时说：“我已转告文在寅总统，韩国如果不想要萨德的话，美方可以将用于萨德的9.23亿美元预算用到其他地方。”
7月7日，德国汉堡G20峰会前夕，安倍晋三与文在寅会面。
文在寅的顾问文正仁曾表示，事实上文在寅的半岛政策与中方很相似，都是希望通过“双暂停”（美韩暂停军演，朝鲜暂停核导试验）来缓解紧张局势。但美国因素让文在寅政府目前追求“獨立外交”几无可能。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学者斯科特·斯奈德认为，对于文在寅来说，挑战在于韩国外交长期存在的追求独立的意愿，与以韩美同盟确保安全之间的矛盾。“但朝鲜威胁以及周边大国的紧张关系，使韩国不会拿自身的安全冒险，去追求独立外交或抛弃韩美同盟。”
在政治理念上，文在寅与金大中、卢武铉同属韩国进步势力阵营。这派政治势力的传统观念是，解决朝核问题绕不开北京。而李明博、朴槿惠所属的保守阵营，在朝鲜问题上则突出韩美同盟的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首尔与华盛顿虽然“异梦”，但不得不选择“同床”。在斯奈德看来，文在寅政府还面临着同时出现、相互矛盾的担忧：既担心特朗普政府放弃韩国，又担心美国把韩国拉入华盛顿与北京的对抗中。
云遮雾罩
当地时间7月8日，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德国汉堡的双边会谈中，都提到了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双方都从最高领导层面，表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但习近平也强调，希望日方把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更多体现在政策和行动当中。他还提到了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称“在这些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
与文在寅对中国的关切仅表示“理解”不同，安倍在对华释放善意上显得更具体一些。他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明确表示日方愿与中方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这被外界解读为安倍政府明显的政策调整，因为此类合作此前从未纳入其政策考量中。变化出现在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期间，日本派出了安倍的政治亲信、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首相秘书官今井尚哉与会，并携带了安倍给习近平的亲笔信。
5月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东京，与安倍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会晤。据日媒报道，杨洁篪与谷内正太郎的会晤持续了5个小时，双方很可能就中日领导人在明年互访进行了磋商。6月5日，安倍在东京出席一次国际会议时，首次对“一带一路”做出了积极表态，称其是促进发展与合作的“里程碑”。不过，安倍的表态也有所保留，提出日本的参与要以“公平与透明”为前提。 在某些分析人士看来，安倍突然转向对华释放善意，除了改善日中關系的主观意愿，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外部客观因素。作为未与日本建交、仍处于敌对关系的邻国，朝鲜的核导对日本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据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反导上的投入已达140亿美元，国内还举行过相关的民防演习。美国笹川和平基金会学者丹尼尔·鲍勃认为，虽然中日看待朝鲜问题有差异，但双方都不愿看到朝鲜发展核导，随着平壤正接近那个目标，北京与东京在遏阻朝鲜的步伐上利益正在趋同。
更突出的因素还在于美国。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从今年2月初安倍面见特朗普，直到4月6日习近平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晤，这段时间内安倍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华示好的明显迹象。习近平4月访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但在安倍看来，这却增加了日本外交的不确定性。日媒报道称，安倍身边人士表示，特朗普最为信赖的外国首脑之一就是安倍，但特朗普外交方针难以预测，是日本政府内的共识。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安倍政府以对抗为底色的对华战略将出现根本性改变。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佐桥亮认为，无论日中关系如何变化，日本维持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决心都不会改变，日中关系在未来数月或数年是否会改善还不好说。而且，他还表示，目前判断安倍对华行为改变，根源是否在于对特朗普外交的担忧，还为时尚早。在佐桥亮看来，日本也可能只是着眼于短期安全问题考虑，比如寻求北京在朝鲜核导问题上的合作。
联动三角
据日本共同社6月14日报道，日本就今年7月下旬在东京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询问了中韩，韩方较为积极，中方当时未做出答复。至于中方对三国首脑会晤的保留态度，日媒称是因为中韩间的萨德问题。不过韩国一位外交人士对媒体表示：“日方说是因为萨德问题，但就我的理解，不太好的中日关系也是原因之一。”无论怎样，这都说明中日韩三国的双边关系，与三方合作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
日本是今年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的主席国。共同社称，对日本而言，筹备该会谈还意在为安倍争取的明年上半年访华创造环境。事实上，就中日韩合作，日本态度的积极程度，或许不在韩国之下。
日本所面临的现实是，安全、战略上与美国接近的同时，在经贸领域却在中日韩三边中日渐边缘化。相关统计显示，日本在对华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从1995年的20.4%，下降至2015年的7.2%；日本在韩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同期占比从18.6%降至7.4%；中国在韩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同期占比从6.2%上升至23.6%。从经贸角度而言，日本对中韩的重要性同时都在下降。
7月4日，朝鲜宣布成功试射“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
佐桥亮分析称，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日本的战略设想造成打击；日本对TPP的认知，即以此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已经土崩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政府不得不重估对华政策行为。如果能促成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将为停滞不前的中日韩自贸协议谈判注入新的活力。据报道，日本建议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推迟到今年12月。
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始于2008年，在2013年、2014年与2016年，因为日本的历史问题、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等因素，未能举行。这个合作框架着眼于环保、人文与科技交流等功能性合作。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在于三国没有分歧、能合作的领域，而非解决政治、安全、战略相关的问题。但东北亚目前的现实是，战略格局正经历深刻的变动，中美的战略竞争已成“新常态”。日韩对华外交的变与不变，以及变动的幅度，都离不开这个现实。
但日韩“谋变”的动机何在，是否意味着东京和首尔对华外交将出现积极调整，则需要深究细探，不能盲目乐观。7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朝核问题上“中国责任论”时说，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关各方“当‘甩手掌柜’不行，‘过河拆桥’不行，‘背后捅刀’更不行”。中方这一表态意味深长，针对的是美日韩领导人在汉堡G20峰会期间，在三边会晤后发表的带有施压中国内容的联合声明。
今年是中韩建交25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在这些时间节点上，中日韩三国都有改善彼此关系的意愿。在某些学者看来，中日韩三国的双边关系，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但目前的情况是，朝鲜核导问题与美国因素，在其中起着微妙且直接的作用。一方面，这些因素构成日韩调整对华外交的动力，另一方面，它们也对调整幅度和力度形成掣肘。
暖风未到
当地时间7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与文在寅首次会晤。根据中方发布的首脑会晤通稿，习近平说：“我们愿利用中韩建交25周年这一契机，同韩方认真回顾总结建交以来的经验教训，不忘初心、携手共进，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他还说，希望韩方重视中方正当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中韩关系改善和发展扫除障碍。
据韩国媒体报道，文在寅表示，韩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我充分理解中方的有关关切，愿同中方进入深入沟通”。这里的“关切”，显然指的是萨德问题。文在寅随后在德国智库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透露，双方“未能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解决萨德问题或将需要更为紧密的磋商”。也就是说，在影响中韩关系的萨德问题上，文在寅政府目前还停留在“理解”层面，尚未拿出实际行动打消中方的疑虑。
从韩国国内情况来看，朝鲜的核导开发活动，正通过萨德问题，转化成了中韩关系转暖的主要障碍。韩国智库峨山政策研究所今年6月所做的民调显示，支持与反对部署萨德的比例分别为55%和37%。在支持部署萨德的受访者中，70%的人把朝鲜核导威胁视为主要原因。这样的民意现实，使文在寅政府很难在萨德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做出重大政策调整的空间就更小了。
7月7日美日韩在汉堡举行了三边首脑会晤，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关系，敦促与朝鲜接壤的国家积极努力劝说朝鲜立即采取无核化措施，停止弹道导弹活动”。由此可见，韩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日保持着高调的一致。不仅如此，韩国外长康京和7月10日还表示，韩国正在就针对与朝鲜贸易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进行“次级制裁”一事与美方协商。如果韩国步美国后尘制裁中国企业，必将成为中韩矛盾的新引爆点。
美国因素也通过萨德问题，传导到了中韩关系里面。中韩的综合实力与地缘战略诉求，都不在一个数量级。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韩国从朝鲜核导威胁角度看待的萨德问题，客观上成了中美战略竞争的问题。6月初，美国参议员迪克·德宾访韩时说：“我已转告文在寅总统，韩国如果不想要萨德的话，美方可以将用于萨德的9.23亿美元预算用到其他地方。”
文在寅的顾问文正仁曾表示，事实上文在寅的半岛政策与中方很相似，都是希望通过“双暂停”（美韩暂停军演，朝鲜暂停核导试验）来缓解紧张局势。但美国因素让文在寅政府目前追求“獨立外交”几无可能。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学者斯科特·斯奈德认为，对于文在寅来说，挑战在于韩国外交长期存在的追求独立的意愿，与以韩美同盟确保安全之间的矛盾。“但朝鲜威胁以及周边大国的紧张关系，使韩国不会拿自身的安全冒险，去追求独立外交或抛弃韩美同盟。”
在政治理念上，文在寅与金大中、卢武铉同属韩国进步势力阵营。这派政治势力的传统观念是，解决朝核问题绕不开北京。而李明博、朴槿惠所属的保守阵营，在朝鲜问题上则突出韩美同盟的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首尔与华盛顿虽然“异梦”，但不得不选择“同床”。在斯奈德看来，文在寅政府还面临着同时出现、相互矛盾的担忧：既担心特朗普政府放弃韩国，又担心美国把韩国拉入华盛顿与北京的对抗中。
云遮雾罩
当地时间7月8日，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德国汉堡的双边会谈中，都提到了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双方都从最高领导层面，表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但习近平也强调，希望日方把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更多体现在政策和行动当中。他还提到了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称“在这些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
与文在寅对中国的关切仅表示“理解”不同，安倍在对华释放善意上显得更具体一些。他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明确表示日方愿与中方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这被外界解读为安倍政府明显的政策调整，因为此类合作此前从未纳入其政策考量中。变化出现在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期间，日本派出了安倍的政治亲信、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首相秘书官今井尚哉与会，并携带了安倍给习近平的亲笔信。
5月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东京，与安倍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会晤。据日媒报道，杨洁篪与谷内正太郎的会晤持续了5个小时，双方很可能就中日领导人在明年互访进行了磋商。6月5日，安倍在东京出席一次国际会议时，首次对“一带一路”做出了积极表态，称其是促进发展与合作的“里程碑”。不过，安倍的表态也有所保留，提出日本的参与要以“公平与透明”为前提。 在某些分析人士看来，安倍突然转向对华释放善意，除了改善日中關系的主观意愿，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外部客观因素。作为未与日本建交、仍处于敌对关系的邻国，朝鲜的核导对日本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据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反导上的投入已达140亿美元，国内还举行过相关的民防演习。美国笹川和平基金会学者丹尼尔·鲍勃认为，虽然中日看待朝鲜问题有差异，但双方都不愿看到朝鲜发展核导，随着平壤正接近那个目标，北京与东京在遏阻朝鲜的步伐上利益正在趋同。
更突出的因素还在于美国。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从今年2月初安倍面见特朗普，直到4月6日习近平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晤，这段时间内安倍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华示好的明显迹象。习近平4月访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但在安倍看来，这却增加了日本外交的不确定性。日媒报道称，安倍身边人士表示，特朗普最为信赖的外国首脑之一就是安倍，但特朗普外交方针难以预测，是日本政府内的共识。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安倍政府以对抗为底色的对华战略将出现根本性改变。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佐桥亮认为，无论日中关系如何变化，日本维持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决心都不会改变，日中关系在未来数月或数年是否会改善还不好说。而且，他还表示，目前判断安倍对华行为改变，根源是否在于对特朗普外交的担忧，还为时尚早。在佐桥亮看来，日本也可能只是着眼于短期安全问题考虑，比如寻求北京在朝鲜核导问题上的合作。
联动三角
据日本共同社6月14日报道，日本就今年7月下旬在东京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询问了中韩，韩方较为积极，中方当时未做出答复。至于中方对三国首脑会晤的保留态度，日媒称是因为中韩间的萨德问题。不过韩国一位外交人士对媒体表示：“日方说是因为萨德问题，但就我的理解，不太好的中日关系也是原因之一。”无论怎样，这都说明中日韩三国的双边关系，与三方合作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
日本是今年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的主席国。共同社称，对日本而言，筹备该会谈还意在为安倍争取的明年上半年访华创造环境。事实上，就中日韩合作，日本态度的积极程度，或许不在韩国之下。
日本所面临的现实是，安全、战略上与美国接近的同时，在经贸领域却在中日韩三边中日渐边缘化。相关统计显示，日本在对华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从1995年的20.4%，下降至2015年的7.2%；日本在韩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同期占比从18.6%降至7.4%；中国在韩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同期占比从6.2%上升至23.6%。从经贸角度而言，日本对中韩的重要性同时都在下降。
佐桥亮分析称，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日本的战略设想造成打击；日本对TPP的认知，即以此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已经土崩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政府不得不重估对华政策行为。如果能促成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将为停滞不前的中日韩自贸协议谈判注入新的活力。据报道，日本建议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推迟到今年12月。
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始于2008年，在2013年、2014年与2016年，因为日本的历史问题、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等因素，未能举行。这个合作框架着眼于环保、人文与科技交流等功能性合作。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在于三国没有分歧、能合作的领域，而非解决政治、安全、战略相关的问题。但东北亚目前的现实是，战略格局正经历深刻的变动，中美的战略竞争已成“新常态”。日韩对华外交的变与不变，以及变动的幅度，都离不开这个现实。